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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声乐作品
一、概况 安徽的声乐作品创作始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后重建红二十五军，又重建红二十八军，长期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当时，根据地的政权、文化建设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音乐方面，最主要的形式是革命民歌和工农红军歌曲。这些歌曲已不象过去的民歌那样，仅仅是对苦难生活的痛诉，以及对恋爱自由或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而更多的是反映皖西人民获得了自由解放的幸福新生活。（如：《八月桂花遍地开》、《鄂豫皖赞歌》、《千年铁树开了花》、《苏区四季歌》、《幸福花儿遍地开》、《新年好》等），反映人民对党、对革命、对红军的热爱和歌颂，（如：《党是我的新爹娘》、《送郎当红军》、《工农革命歌》、《苏维埃旗帜飘万代》等）、以及描述当年革命斗争生活，（如，《歌唱英雄周维炯》、《红军打商城》、《革命鲜花用血浇》、《杀得敌人无处逃》、《红军都是英雄汉》等）。这些革命歌曲，绝大多数是皖西苏区军民利用群众所熟悉的民歌曲调来填词的，也有用城市小调、戏曲曲牌来填词的。在填词及流行的过程中，由于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感情、新内容的影响，促使某些歌曲在艺术形式上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素质——革命乐观主义感情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 虽然这些歌曲在艺术形式上还比较简朴，但正是这些歌曲全面生动地概况了当时苏区的战争生活和革命群众的新的精神面貌，确立了革命音乐的优秀传统的正确方向。因此，根据地的革命音乐不仅在当时政治斗争中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并且对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音乐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七·七”芦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绝大多数的音乐工作者在救亡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纷纷投入抗日宣传斗争第一线。民国27年（1938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同年5月，成立了以郭沫若为首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作为国统区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政领导，大力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文艺活动。安徽省于民国27年（1938年）3月在六安成立了“安徽民众总动员会”。共产党员周新民、张劲夫利用合法身份参与领导。短短几个月，安徽也出现了救亡歌咏运动的高潮，抗日音乐工作者队伍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和壮大。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新歌曲，在这些作品内容方面，人们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通过音乐全面反映为民族存亡而斗争这个中心主题，在形式方面，突出现象是民族化、大众化，利用民歌、小调填词的歌曲大量出现。新创作的歌曲在音调上和乐曲结构上也明显地受民间音乐影响；在体裁方面，占主要地位的是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包括少数合唱曲）。歌剧、器乐曲创作数量极少。 在安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作品最多的是群众歌曲，大多数作品从正面概括当时的群众斗争生活和人民群众对这个神圣斗争的坚强决心。如《保卫苏皖边》、《雪枫人马往西开》、冯灿文的《就怕你》、东峰的《我们战斗在大江》、管荫深的《王老头》等。 新四军在皖南时期，许多优秀的卓有才华的音乐工作者汇集于此，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其中代表作有，任光的《别了，皖南》（袁国平词），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陈毅原词、集体改词）与《繁昌之战》，钟袁平的《月夜》（赖少其词）等。作品刻划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武装部队奔赴战场，为人民为国家勇于献身的英雄形象。 管荫深、许平创作的独幕歌剧《银山下》，则讲述了大敌当前，国共两军合作共同抵御外来之敌的故事。 那沙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时创作的《中国进行曲》和《勇敢、勇敢再勇敢》（那沙词曲），一度在山东解放区流传。 在安徽的国统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逐渐加强对群众进步的音乐运动的压制，这给当时的音乐活动带来许多困难。因此，40年代安徽的沦陷区和国统区的音乐创作基本停滞。少数皖藉音乐工作者在重庆等地国统区写了一些作品。如洪波的歌曲集《山居放歌》与《心弦的歌》、混声合唱曲《祖国颂》、独唱曲《理想》等。 皖籍音乐家中最著名的是张曙（1909～1938年），原名张恩袭，安徽歙县人。民国15年先后肆业于上海艺术大学和国立音乐学院。并参加了“南国社”和“左翼剧联”等进步文艺团体。“八·一三”他去武汉开展群众性抗日歌咏活动。民国27年12月24日，在桂林遇日军飞机轰炸，不幸牺牲。张曙是一位高产作曲家，一生共创作200多首歌曲（现仅存70余首）。以《保卫国土》（任钧词）、《丈夫去当兵》（老舍词）、《壮丁上前线》（常任侠词）、《日落西山》（田汉词）、《洪波曲》（田汉词）等最为著名。歌曲内容大多表现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精神，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周恩来曾高度评价为：“张曙先生之可贵在乎和聂耳同为文化战线的两员猛将……，给全民族抗战起了伟大的推动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安徽解放区的群众文娱活动、音乐活动一直十分活跃。围绕着农村剧团，秧歌队的普遍建立，团结了广大群众中爱好文艺与音乐的骨干。组成了另一支强大的文艺宣传大军。 安徽的淮南、淮北等解放区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解放区社会生活的根本变化，在人民自己所创造的革命歌曲中得到了鲜明而生动的反映。这些音乐作品基本上仍是以流行的旧调加以填词的，但是新的革命歌曲充满了明朗乐观的感情和朝气勃勃的风貌，充分体现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素质。如《送郎参军》，《来了解放军》，《拥军支前当模范》等。 部队的音乐工作者继承了老根据地音乐工作的优良传统，他们一面战斗，一面创作，使得部队音乐创作与演出一直成为教育和鼓舞士气的有力武器。如银星的《保卫家乡》、《勇往直前》，冯灿文的《大反攻》等。在淮海战役中，以沈亚威、张锐等人集体创作的《淮海战役组歌》最为突出，《淮海战役组歌》是由7首可以独立演唱的群众歌曲组成，它包括：1、序曲2、乘胜追击3、抢占运河4、捷报！捷报！歼灭了黄伯韬5、挖工事6、狠狠地打7、歌颂淮海胜利。这些作品大多直接产生于这个伟大的战役的各个战场，生动地反映了处在这个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而国民党兵如山倒的形势。整个组歌的音乐，自始至终贯穿着我人民解放军的英雄自豪气慨。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淮海战役组歌》跟着解放大军从农村唱到城市。成为中国大型声乐作品的代表作之一。 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文艺政策和民主的文艺空气，为安徽的音乐创作提供了先决条件，当时音乐发展的显著特点是紧密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进行创作。50年代初，文化部下达了关于文艺专业化的指示。根据精神，全省各地先后成立了专业文工团。由于新文艺工作者队伍的加强，使安徽音乐创作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50年代中期，声乐作品的创作已初具实力。出现了朱予的《运军粮》（廖晓帆词），沙汉琨的《喂好我的大黄牛》，王艮的《领到我的选民证》（王允平词），洪波的《夜星》（海燕词），毛仲玉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廖晓帆词）、陈广岐的《把祖国建设得象花园一样》、王一文的歌剧《春茶记》等。其中，《喂好我的大黄牛》，是50年代流行于全国的一首好歌。《春茶记》（陆洪非编剧），是安徽创作的第一部歌剧，吴成栋的《儿童歌曲集》是建国后安徽第一本歌曲集。 这些作品，由于发挥了新时代音乐创作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由于社会生活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所以，在题材、风格、形式、体裁上较之过去都有了深刻的变化。 1958年，安徽声乐作品创作进入不正常状态。在“浮夸风”的影响下，当时的音乐作品也充斥着“假、大、空”的浮词虚语。“大跃进”的提出的“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的口号，造成了声乐作品创作题材十分狭窄，音乐缺乏真情实感，艺术上粗制滥造，形成了公式化、概念化。歌词中常见这样的句子：“十五年内超英国，一年胜过一百年”，“人民公社了不起、小麦亩产九千七”，“我们公社家家富，食堂吃饭不要钱”等。 另一方面，很多词曲作者仍在继承和发展着我国音乐艺术的优秀传统，仍在按艺术发展规律进行创作，因而在曲折中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主要作品有：杨元其、刘薇作词的《两个小伙一般高》（晨耕曲）、叶志强的民歌合唱《钢铁号子》与《丰收谣》。洪波的合唱《山区人民爱唱歌》，王一文的《山歌联唱》（丹辉、柏木词）和合唱《幸福花开万年长》，李长士的《双条鼓儿敲起来》（竹笛词），韩永昌的声乐套曲《河网赞》（集体词）、朱家红的小合唱《上秤称》、竹笛的《赶集》（白榕词）、安徽师范学院艺术系44班集体创作的《踏上快马再加鞭》（正良词），江潮的《新年之夜圆舞曲》（晨风词）银星、叶志强、朱予、竹笛的《舒茶大合唱》（竹笛、周学易词）等。 “文化大革命”初期，安徽的声乐作品创作受到“左”的影响，产生了象《红卫兵战歌》、《造反歌》等歌曲。另外，还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歌颂领袖的歌曲，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金光照》、《歌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送我上讲台》等。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特定历史下的产物。 1971年，周恩来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以后，鼓励发展新歌曲和歌舞音乐。并于1972年指示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出版了歌曲集《战地新歌》，之后一年一集，共出了5集。安徽也有一批创作的声乐作品被收录到《战地新歌》中。如，马鞍山南山铁矿工人业余创作组的《矿山工人之歌》，胡世信的《钢铁运输工人之歌》（吕福生词），王成瑞的《我是公社气象员》（马贤炯词），廖家骅的《跟着毛主席向前走》（骆佩林词），刘敦南的《女电焊工之歌》（钱锦方词）、张征佑的《歌唱女列车员》（袁明云词）等。 这一时期，安徽还有一些声乐作品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作品有：李长士的《站在田头望北京》（冯光升原词、集体改词），于兵的《茶山新歌》（竹笛词），王成瑞的《毛主席，茶乡人民相信您》（马贤炯词）。沈仁浪编曲的《山南海北都照红》、康正南的《社会主义祖国好》。施文楠的《向阳花》（张永枚词）等。 1977年前后，安徽音乐工作者创作了一些怀念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乐作品。这些作品真挚感人，情浓意遂。有于兵的《颂歌献给敬爱的周总理》（竹笛、秉亚词）、韩永昌的《学习敬爱的周总理》（贾梦雷词），赵永顺的《朱德的扁担光闪闪》（刑行、雨亭词）等。省音协编辑出版了歌曲专辑《歌唱敬爱的周总理》，收录歌曲36首。 1978年9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湖北武汉召开了全国声乐创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对于广大音乐工作者解放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此后，安徽的声乐作品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安徽的声乐作品创作上，首先是题材有了明显的扩展，长期遭到禁锢的爱情歌曲，终于以较新的面貌出现。一些表现人与人之间深沉感情的抒情作品也有所产生。在体裁上这一时期是抒情作品的丰收年份。其特点是开始出现了满足多层次的审美需求的局面，出现了多种感情的多种方式的抒发，冲击了以往“单一化”的局面，走向了多样化。这一时期的作品，在主题的深刻性上，在风格的多样性上、在艺术质量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如：醒声的《报童之歌》（竹笛词），醒声、于兵的《啊，樱花》（金波词），胡震的《山乡小店春来早》（郑更新词），时白林的《落花曲》（赖少其词），王成瑞的《年轻的留学生去远行》（童立奎、邵凯生词），盘石、申成熙的《农村一片艳阳天》（戎林词）、李长士的《金色的太阳照山河》（安文词），于兵的《青春小草》（詹天高词）、廖家骅的《幸福早来到》（付林词）、韩永昌的《八音鸟，你尽情地歌唱》（朱国强词）、庄润深的《红梅颂》（丁海昆词），何合浓的《庐州之歌》（何合民词）等。 进入80年代，由于受到港台歌曲的冲击和我国歌坛刮起的强劲的“西北风”的影响，安徽通俗歌曲的创作也在迅速发展。主要作品有：胡积英的《月亮走，我也走》（瞿琮词）、盘龙的《星月恋》（刘湘如词）、陈敬堂的《歌就是我，我就是歌》（方君默词）等。其中，《月亮走，我也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流行于全国。该曲曾于1987年在中宣部委托广电部、团中央、中国音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歌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征歌中获优秀奖。1988年获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人民日报文艺部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奖’”，1990年获团中央、文化部、广电部、中国音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当年青年喜爱的歌”评选中获三等奖。 《星月恋》是安徽最早在全国产生影响的通俗歌曲。这首作品是1984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选手决赛曲目。也是这届大赛唯一通俗歌曲原创新作，并产生一定影响。 安徽的声乐作品创作于80年代中后期以后，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在内容、形式，体裁也更趋于多样化。许多作品在省内外甚至全国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李长士的《春风吹绿花鼓乡》（竹笛词）、陶思耀的《啊，中国的土地》（孙中明词）、于兵的《凤阳飞出金凤凰》（竹笛词）、盘石的《田野在歌唱》（邵凯生词）、时白林的《安徽，我可爱的家乡》（昌美顺词）、盘龙的《龙的启示》（陈哲词）、郭成志的《山茶花儿开》（峻松词）、曾模的《井架上的杜鹃花》（峻松词）、杨军的《赶集路上》（胡夏生词）、段继抒的《恋情》（晨枫词）、潘金华的《夕阳抒情曲》（王冠林词）、邵凯生的《他有一张大嘴巴》，崔琳的《荡秋千的小姑娘》（阎文斌词）、施文楠的少年合唱《礼物献给科学家》（郑南词）、王成瑞的混声合唱《大别山，英雄的山》（王和泉词）等。 其中，《山茶花儿开》在1986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三届全国青年电视歌手大赛中被选为决赛曲目。《大别山抒怀》曾于1984年拍成电视音乐艺术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套曲之一《再见吧，大别山》以及歌曲《啊，中国的土地》已成为我国男高音歌唱演员最喜爱演唱的曲目之一。 歌剧作品有：谢国华、于兵的《冰湖上的篝火》，于兵的《白玉琵琶》（吴启泰，竹笛编剧），吴葆华、金砂的《云岭翠竹》，朱宝强、汪士淮的《失去的新娘》（董成、崔琳、王汝贵编剧），王怀坚的《迷乱的星空》（黄河编剧）。其中，《冰湖上的篝火》于1984年被邀晋京参加演出，获得好评。 歌舞音乐有：方家连，陈广岐的大型歌舞剧《摸花轿》（王拓明编剧），方家连、贺爱群的大型歌舞剧《玩灯人的婚礼》（李琳编剧），金田丁的《东渡》、谢国华的《女娲》，李长士，盘龙、李光昱、金田丁、陈敬堂的大型歌舞《凤鸣神州》（竹笛、方君默、詹天高、吴英鹏词），李长士的大型歌舞《八百里皖江畅想曲》（竹笛词），谢国华的大型舞剧《冬兰》和《孔雀东南飞》等。其中：《摸花轿》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为电影。金田丁的《东渡》获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音乐创作三等奖（第七名）谢国华的《女娲》获首届全国舞蹈比赛音乐创作三等奖。 二、主要作品选介 〔《八月桂花遍地开》〕 该曲产生于土地革命时期的皖西苏区。运用民歌“八段锦”调填词改编而成。作者不详。据考，由红军宣传队创作，被多数认同。 这首作品反映了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洋溢着饱满的革命热情。全曲为六个乐句的单乐段，第五、六句是第三、四句的重复，第三、五乐句又分为两个短句。音调欢快明朗。此曲已成为我国优秀革命歌曲流传至今而不衰。   〔《别了，皖南》〕 （又名《新四军东进曲》）袁国平词，任光曲。作于1940年。 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中被害。 任光（1900～1942年）浙江嵊县人。《渔光曲》是他的成名作。另有《打回老家去》、《高梁红了》等歌曲。1940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 该曲是新四军皖南部队东进江南的号角，歌曲音调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是新四军告别皖南人民，激励部队士气的慷慨悲歌。   〔《丈夫去当兵》〕 老舍词，张曙曲。作于1938年。 作者采用深情委婉的小调风格的旋律和说唱叙事歌曲的体裁，来谱写具有民间唱词特点的歌词，并将全曲40多句唱词分成五节，以风格统一的旋律作变奏反复；在变奏时又结合板腔体手法，有层次地展开；把一个对丈夫既深情难舍，又毅然相送的妻子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   〔《新四军军歌》〕 陈毅原词，集体改词，何士德曲。作于1939年5月。 该曲首段旋律庄重浑厚，体现了正义之师的泱泱雄风。第二段旋律舒展激情，是对过去艰苦岁月，光荣征战的回顾。进入第三段，旋律变得顿挫有力，并逐句上行模进推向高潮，象征着新四军向着新的胜利挺进。结束段以两个转折性乐句推出点题性的结束句。连续反复三次，一次比一次高昂。陈毅很为赞赏。   〔《喂好我的大黄牛》〕 沙汉琨曲。作于1952年。 作者根据皖北民歌“五更调”改编而成，成为50年代流行最广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这首歌唱出了广大农民土改后的喜悦心情。曲调质朴流畅，歌词自然简练，通过二重唱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两个小伙一般高》〕 杨元其、刘薇词、晨耕曲。作于1958年。 该歌为叙事歌曲，极富部队生活气息，作者通过对两个小伙的生动描写，赞美了年轻军人美好理想和崇高的人生追求，展示了军营火热的生活。此歌当时在部队广为流传。   〔《幸福花开万年长》〕 李国卿词，王一文、毕庶勤、司兆吉曲，作于1960年。 作品吸取了民歌、山歌、秧歌及戏曲音乐的音调和处理手法。并采用以安徽地方音乐为基础并适当揉入了江南一带音乐特点。 这部作品突破大合唱的传统形式，根据民族欣赏习惯，加入了人物、故事情节和表演，演出效果十分生动、感人。是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演优秀节目之一。                 〔《啊，樱花》〕 金波词，醒声、于兵曲。作于1979年。 该曲较好地运用日本民歌特殊的音阶“3＃467”，富有日本民族音乐的特点，曲调流畅、歌词内涵深情、热情地表达了中日人民友谊代代相传的美好愿望。    〔《年轻的留学生去远行》〕 童立奎、邵凯生词，王成瑞曲。作于1981年。 为男声小合唱，歌曲清新、热情、充满了青年人朝气蓬勃的活力。该曲音调没有特定的地域背景。作者在旋律上基本上运用我国民族音调，引入后，用5度和6度跳进再同度进行，表现了青年人特有的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歌曲表达了祖国信任莘莘学子，学子力图报效祖国的心愿。       〔《星月恋》〕 刘湘如词，盘龙曲。作于1984年。 该曲为中央电视台第一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而作，此曲在写法上，受欧美、港台共性流行音乐语言影响，旋律建立在艺术歌曲基础上。歌曲表现母与子的博大的亲情思念。   〔《月亮走，我也走》〕 瞿琮词、胡积英曲，作于1985年。 此歌为带变化再现的单二部曲式。是一首既有浓郁民族风格，又有强烈时代特点的通俗歌曲。作者巧妙地在歌曲中吸收，借鉴并融汇了秦腔音乐中的音调素材（特别是对“苦音”的运用）。 在音调结构和旋法与走向上，对主、属、下属的环绕变形和转位、转向的综合运用较好。细致地润腔、装饰和美化旋律，产生了极佳的艺术效果。生动地表达了“阿妹”送别“阿哥”去当边防军，临别分手时的恋情依依，难舍难分的动人情景和场景。歌曲在全国广为流行、传唱。  安徽省主要声乐作品统计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