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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安徽群众文化从民国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90年已走过大半个世纪的历程，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都留下深深的足迹。民国时期分为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文化，和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群众文化。 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主要力量，是民众教育馆。它是政府办的普及民众教育的机关，全省有4个（安庆、芜湖、屯溪、蚌埠）省立馆，58个县馆。民教馆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兼及文娱体育，工作对象多数只囿于城市学生和平民。 “五四”运动前后，安徽知识界进步人士、共产党人利用期刊《新青年》、《阜阳青年》、《白话书信》和上演文明戏，唱进步歌曲等，歌颂北伐战争，宣传科学与民主，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早期新文化活动只限于知识界，但影响深远。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统治的皖西地区，在社会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群众性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十分活跃。上海、北京、广西等省市和安徽知识界爱国人士组织的文化、救亡团体汇集皖西。他们与当地工作团、各抗敌协会携手合作，广泛开展抗日文化宣传活动，唤起民众，进行全面抗战。然而，由于蒋介石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皖西群众文化活动于民国29年（1940年）被迫停止。 在国民党统治区民间自发性的文艺，也有一定的影响。它们的发展道路尽管漫长、曲折，但有些“以艺为乐”而比较健康的民间艺术还是很活跃的，有些地区丰年必兴灯会，春会。据《泗县志》记载：新年春会“张灯结彩，陈百戏，鱼龙漫衍，锣鼓喧阗，火树银花，通宵达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皖西苏区，包括六安、立煌（今金寨县）、霍山、岳西、太湖、宿松、英山（现属湖北）、舒城、霍邱、寿县。皖西苏区与眦邻的湖北东北部、河南东南部的苏区连成一片，统称鄂豫皖苏区。皖西苏区群众文化，是建立在工农兵群众基础之上的。苏区领导亲自抓这项工作，组建文化宣传队、歌咏队，把文化艺术普及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而且身体力行带头参加文艺创作和文化宣传。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政治部主任陈履谦根据自己家乡恶霸陈晓初被红军生擒的事实，构思创作的剧本《土劣自叹》，演出后受到苏区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后来刘举一把它刻印成木刻本，成了唯一流传下来的孤本，现珍藏于安徽省博物馆。苏区群众文化的振兴，主要是工农兵群众的自觉参与。民国17年春天中共霍邱县委，为了提高群众的斗志，灭国民党的威风，决定举行“文字暴动”，全县100多名共产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摸着夜间的黑路，避开国民党的耳目，一夜之间将赶制的标语、传单，张贴到全县从南到北200多里的村口、道旁，“打倒土豪劣绅走狗孙庚山”的标语，也贴到警备司令孙庚山的大门上。潜山城祝小学女青年教师张德华在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下，不怕坐牢杀头，于民国17年春组织少儿团、妇女协会排练小演唱，深入到县城手工作坊和街道居民中进行演唱和讲座，讲“五四”运动的意义，讲革命女杰秋瑾的故事，讲穷人要翻身解放的道理，启发青年和妇女的革命意识。随后张德华又排演了中共地下党员周绍璜创作的黄梅戏《穷人恨》，影响很大。不久，她与周绍璜即遭被捕，关进安庆省第二监狱。国民党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也未让她吐出一句真言。最后反动派将周杀害时，还同时把张德华绑赴刑场进行陪斩，可她仍是宁死不屈。民国23年11月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后，整个鄂豫皖苏区只有中共道委和县委领导的几支游击队，对付国民党10多万正规军和地方民团、铲共团的反动武装。国民党在苏区实行“三光政策”，造成“白天不见人，晚上不见灯”多块无人处。这时拿枪的红军战士，也就是文化宣传队的队员。他们将自编的“只要青山在，处处有红军”的歌谣，写在墙壁上刻在岩石上，以提高工农群众战胜国民党的信心。人民群众也以自己的歌声鼓舞亲人去战斗：“红军兄弟不要急，苏区人民想着你，只要军民心连心，我们一定能胜利”。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文化活动，兴于抗日中期。“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新军部于民国30年1月25日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此时，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日趋扩大与巩固，上海和大后方大批文化知识界人士来到苏皖根据地；专业文艺工作者学习贯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纷纷深入农村，走向部队基层，从事文化艺术的普及工作。民国30年12月，淮南路东农村群众文化已有很大的发展，全区有63个大众俱乐部，38个图书阅览室，300个农村业余剧团。其中嘉山县农村普遍建立了业余剧团，花灯班子、秧歌队、曲艺班；演话剧，扭秧歌，打连厢，玩旱船，出现了乡乡有活动，村村玩花灯的热闹情景。在文化活动普及的基础上，专业文艺工作者与民间艺人、文化积极分子，编戏、改戏，对民间艺术的提高工作，作了有益的尝试，并获得一定的成绩。从事文艺工作的缪文渭于民国31年12月由淮南到天长县高塘乡协助工作，召集民间艺人和文化活动骨干成立“农民剧团”，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将当地的《洪山小调》、《小开口》、《大十字》等曲调填上宣传抗日的新词，以真人真事编写剧目，群众看后反映不错。其中广场剧《李不明藏粮》，叙述富裕中农李不明瞒报产量，少交公粮。戏一结束，李不明即上台检讨，表示要如数交粮，支援抗日。该剧曾轰动一时，并受到中共天长县委的表扬。来安县原民间舞蹈《双轮船灯》，玩法比较简单，只是两人乘一条船在场上走“∞”字形大圆圈，或在原地“晃船”，另一相公在船前船后说快板。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看过演出，即派师部文工团演员马家秀帮助加工。增加了两条小船，叫“一条杆子两条船”，后定名为：“子母灯”。大船为母灯，小船为子灯。意为：子，代表人民子弟兵、新四军；母，代表人民。并编排了“引花路”、“拜四门斗子”、“闯暗礁”、“小过街”、“四瓶花”、“穿十字”、“二龙吐须”、“荷花阵”、“别篱笆”、“大团结”等“十样景”的玩法。其中角色有“大相公”（即掌板人），2名新四军女战士，6名村姑，2副花担子（作为子母灯的航标灯标志），1个“鞑子”。唱词内容是送亲人参军，团结抗日，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乐器，原有3把胡琴，1支竹笛，1套鼓锣，后又加上了当地的锣鼓铳子（快板）。整个节目在保持原舞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表现了船在水中与风浪搏斗的情节，以及军民团结，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和取得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子母灯延续至今已有50余年，传了3代人，多次县办灯会中获奖。 解放区群众文化活动，起步艰难。抗日战争胜利后，安徽境内新四军主力北撤山东，原抗日民主根据地群众文化组织、文艺班社大都解散，其成员有的随军北上，有的转入地下，有的远走他乡。民国36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以后，安徽解放区才有较大的发展，群众文化活动也才逐渐复苏、活跃。发展快的还是皖西地区，民国38年1月22日六安县解放，城乡人民欢欣鼓舞，到处张贴标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25日又与六安军分区所属大别山文工团举行集会，上街游行，打腰鼓，扭秧歌，欢庆翻身解放。 建国后的群众文化活动，在建国初期至1956年是大发展时期。当时，人民翻身解放，安居乐业，尤其是实行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和婚姻法的颁布，工农群众更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一个以歌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为中心的群众性的歌唱运动很快向全省推开。业余文化组织迅速发展，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工厂、街道，普遍建立业余剧团、俱乐部。尽管当时要求演中心、唱中心、写中心，突出强调文艺的教育功能；但从整体来说，安徽群众文化的发展是健康的，出现了象舒城的枫香树，贵池的罗城，肥东的山王等群众性民歌活动的村落，和巢县司集文化之乡。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安徽群众文化开始滑坡。大多数文化馆站关门参加运动；“大跃进”开始后，生产上的浮夸风，“共产风”，又迅速反映到群众文化中来，超越经济办文化，过头的文化宣传，造成生产上的虚假繁荣，也给群众文化自身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公社兴办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工团大都解体。1962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徽文化部门从整顿思想入手，正确评价文化大普及的经验与教训，摆正文化与生产的关系。要求文化馆站联合剧团、书店组织文化服务队上山下乡，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面开展宣传，一面辅导基层文化活动。农村公社群众文化恢复与发展较快，六安专区普遍建立农村文化室，组织群众学习雷锋，开展社史、村史、家史“三史”教育。但在群众文化活动中仍有“左”的现象存在，不少地区提出：大唱红色歌曲，大讲红色故事，大办红色展览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文化当作“四旧”，排在“横扫”之列，连唱民歌的农村妇女也要“查三代”。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组织的大批判小分队，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演样板戏，布置“红海洋”，合肥市主要街道的墙壁，大都刷上红漆。 1972年北京《战地新歌》音乐刊物，率先选登了歌颂毛泽东主席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歌曲《挑担茶叶上北京》。在此影响下，巢县文化馆音乐干部重整旗鼓，在中共巢湖地委与县委支持下，他们深入农村开始搜集、整理民歌，同时辅导农村文化室成立民歌创作组、演唱组。第二年冬天，举办民歌调演，全县7个区80余名歌手，演唱民歌49首，其中《姑娘巧手绣山河》、《书记蹲点来我社》、《看电视》、《看场》等都被公认为优秀新民歌。随后六安、阜阳地区组织专业和业余作者创作歌曲、舞蹈、故事和曲艺，并涌现一批优秀作品。 1974年12月25日，省文化局在肥东召开群众文化工作座谈会，重点研究学习“小靳庄十件新事”的具体做法。六安县双河区600多个文化室，因按照小靳庄的模式开展“评法批儒”。“四人帮”粉碎后，批判“四人帮”利用群众文化活动进行纂党夺权的罪行，文化室也随之解散。 改革开放，促进了安徽群众文化的振兴。1977年安徽就开始试行农业改革，推行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富了，就迫切要求改善文化生活。1978年春节，宣城县电影队到周王公社礼堂放《红楼梦》电影，一个小集镇，3天放了15场，还有很多人在叫没看到，只好把电影机搬到广场上，一直放到天亮，太阳出来了，银幕上的影子看不清了，人们仍然不舍离去。公社领导从这里得到启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要让群众吃好穿好，还要让群众看好电影看好戏。于是把公社、大队的礼堂、会场，改建、翻盖成电影院、影剧院、和演戏、开会多用的礼堂。天长县郑集公社土地承包后，剩余劳力多了，有些青年人闲着没事就赌钱。公社把130个赌钱的人集中起来挑塘泥，塘边上树了一块大牌子，名曰“整纪塘”，以示惩罚；然而整纪塘泥挑完了，有的人回去照样找人赌钱。公社领导也从这里悟出一个道理，变“堵塞”为“疏导”，结果是以开展正当的文化活动，使其自行消失。1979年下半年，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总结推广了天长县郑集文化中心的经验和做法。宣城周王、繁昌三山、东至官港等公社，也开始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建设集镇文化中心。中共中央《关于关心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下达后，进一步明确了群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全省很快出现了公社、企业、街道、机关、学校办文化的新局面。并给群众文化活动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强调文艺宣传教育功能的同时，也注意群众的休闲娱乐。1983年全省已有44％的乡镇改建或新建了影剧院，以及私营的书棚、茶座等娱乐场所。二是引导工农群众向智力文化、高雅文化发展，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艺术素质。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城市少儿、老年书画热，和萧县书画之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