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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安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学术繁荣，古代出版事业十分发达。 安徽的古代出版业，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远古至先秦时期的原始书籍阶段，为安徽古代出版业萌芽时期；二是秦汉至唐代中叶书籍制作流通阶段，为安徽古代出版业发展时期；三是唐代晚期至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即印刷术发明后，由雕版到活字印刷阶段，为安徽古代出版业繁荣时期。 安徽地区萌芽时期的古代出版情况，就现有的发掘史料，主要有反映自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汉初阜阳汝阴侯墓出土的竹简木牍和少量的唐写经、唐石经及以后的摩崖石刻碑帖类的石书等实物证据。 20世纪30年代初，在安徽地区陆续出土大批铸有铭文的青铜器，为迄今发现的安徽地区最早的原始的书。就目前所掌握的安徽地区出土青铜器铭文按时间排列有商代、西周至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这1500年（前16世纪至前211年）间“青铜的书”。 1971年11月，在颍上县赵集王拐村淮河堤出土了一只有金扳下腹部有“酉”字的商代青铜酒器爵，为酉族的遗物。酉族[酉族：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说：酉族“应是居于殷墟的商人或夏的遗民。”]是殷墟的商人或夏的遗民，从而为探讨淮人与商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证据。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出土青铜器铭文更多。主要有20世纪80年代初，从屯溪西周至春秋前期的古墓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1980年在舒城九里墩的春秋古墓里出土170余件青铜器中，文字最多的1座青铜鼓座，上圈铭文98字，下圈铭文52字，记载了春秋时期舒、徐、吴、楚、蔡等国间的战事；1962年在宿县许村芦古城孜发现春秋时期许国的铜军乐器铜錞于和  君钲，上铸有“??其万年用享用祈眉寿，子子永宝用之”8行33字铭文。战国时期，安徽地区是吴、越、楚3国北上以及东渐的主要战场，楚迁都寿春后，安徽成为楚文化的中心，故反映吴、越、楚文化的青铜器铭文很多，其中又以反映楚文化为最。 民国22年（1933年）春，朱家集楚王墓出土文物4000余件，其中30余件青铜器有铭①酉族：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说：酉族“应是居于殷墟的商人或夏的遗民。”文。1957年4月在寿县邱家花园出土4枚金节，1960年又在当地征集到1枚，共5枚有错金铭文的金节。其中，舟节2枚，各有内容相同的铭文165字；车节3枚，各有内容相同的铭文150字。经考证为楚怀王六年（前323年）赐给封于鄂地的贵族启的商业免税通行证，故名鄂君启节。按照鄂君启节列举的地名，大体可获知鄂君启的通商路线：水路从鄂城出发，西可过洞庭，溯汉水，达涓水流域；东过长江，至赣之彭蠡、皖之枞阳；向南入湘水，达资、沅流域；溯江西上，可径往江陵，至郢都。舟节规定以150只船为限，车节规定以50辆车为限。 这些初级档案式的原始书籍记载着古代安徽地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成为古史研究中的宝贵实物资料。 秦汉的竹书以阜阳汉初汝阴侯墓出土的竹简木牍书籍为代表，它是安徽古代出版的滥觞。 1977年7月，在阜阳市城西南郊机场跑道两侧双古堆发掘了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出土了9000多片珍贵的竹简和3块木牍。经过多年的整理研究，已整理出《苍颉篇》、《诗经》、《年表》、《万物》、《作务员程》、《算经》、《行气》、《相狗经》、《楚辞》、《周易》、《日书》、《刑德》等12种古籍及《孔子家语》、《说苑》、《新序》、《庄子》、《国语》等残篇断句。这次出土的全部简木牍已由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协作整理，准备出版。 自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经验，创制蔡侯纸后，自汉至唐在我国历史上有长达5个世纪的纸抄书极盛时期。皖籍学者桓谭（今淮北市相山人）在《新论》中说，梁子初、杨林毕生著书，至白首时达万卷。桓谭藏书楼旧址就位于今淮北市相山区相山之麓。今阜阳地区博物馆珍藏的晚唐写经残卷折光地反映了汉唐时期安徽地区纸抄书业的发达情况。 1974年4月，在阜阳市西郊的水利工地上发掘的1座晚唐船形砖墓里出土了1只银镯，阜阳地区博物馆发现有2张叠在一起微黄的桑皮纸上分别为唐代书写的和印刷的陀罗尼经咒。其中，唐写经为圆形，直径为27厘米的汉字音译陀罗尼经咒。书写形式为由外沿顺时针方向向内旋转式，中部有1彩绘佛像。因银镯有1小裂缝，受水浸，只剩下一半残页。写经字体清隽，图文十分精美。这种手抄纸书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是一种重要的出版形式。 安徽地区古代印刷出版兴起于中唐，至五代时期有所发展。早期的印刷物主要为字书、日历、佛道经卷、诗文集、占卜迷信之类。据有关文献记载，安徽地区流通私刻印行的历书至迟在唐大和九年（835年）前［参见《概述》（一）］，诗文集则在长庆四年（824年）前。 据阜阳地区博物馆藏的半张唐代雕印经卷，说明在唐代安徽地区就有刻印的释道经卷。原经卷为方形，边长26厘米，外沿四周刻印净瓶、绶带、莲花、火焰等8宝图案，内刻印度悉昙体凡林文陀罗尼经感叹调。该经卷采用对角旋转向内刻印，经文中间有佛像。是晚唐流行的刻经，字体清晰，图文精美。它是我国国内屈指可数的唐代经中的1种。 安徽地区有确切的刻书记载是在五代十国时期。《旧五代史·晋书·高祖本纪第五》载，亳州太清宫（即道德中宫）道士张荐明受石敬瑭之命，“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这是安徽地区载之正史的第一部刻印书。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保大五年（947年）寿春（今寿县）刻《金刚经》一卷。这是安徽古代书目中第一部有印制年代的刻印书。 宋元时期，安徽地区官刻和家刻业日益发展，所刻书部头大，印制精，多名版。宋代皖版书都具有校勘精审，刻印精美的特点，字体多仿唐代欧、颜、褚、柳四大书法名家的字体；版式前期多白口，四周双边，后期多白口，左右双边，上下单边，版心上鱼尾上方刻字数，上下鱼尾之间镌刻书名、卷次、页码，下鱼尾下方刻刻工姓名或印书机构，卷末多为校勘人衔名及家刻题记；前期多蝴蝶装，后期辅以合页装。有少数写刻本，字大疏朗，纸墨均佳，为皖版宋刻的地方风格。现存的宋代皖版书均为国家级善本书。有不少版本历代作为翻刻影印的祖本。 元代皖版刻书以各路儒学刻书为精。这种儒学本充分发挥儒学的人力、物力优势，勤于校雠，不惜工本，印制精湛。 今据现存宋元时期皖版书实物和有关文献资料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刻书160余起，140多种。按刻资渠道统计，官刻的比重大，卷帙多，部头多，版本精。按地区统计，歙州（北宋末改名徽州）、徽州路刻书最多，为明清时期安徽地区刻书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明代安徽地区的官刻主要以府、州、县署及各级学校（儒学、郡学、郡斋、书院）为主体，刻书内容以官修方志、印刷供呈缴的户口黄册、鱼鳞图册类政书、正经、正史、教科书及先贤名宦著作为主。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安徽地区的官修方志和官刻著述类书籍总数超过300种。 明代安徽地区的私刻更盛于历代。据不完全统计，安徽地区私刻（家刻、坊刻）总数500余家，包括丛书子目在内，明代安徽地区刻书总数超过2000种，总卷帙有2万卷。其中，仅徽州府私刻就有近400家，刻书近2000种，总卷数超过1．5万卷。 在改进雕版印刷术方面，安徽地区的出版家、刻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明万历年间，徽版图书出现了版面插图，以及采用套印术印制的彩色插图，如《程氏墨苑》、《方氏墨谱》，推动了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明末休宁籍出版艺术家胡正言在南京的十竹斋大胆采用??版、拱花印刷术印刷的彩色画册《十竹斋笺谱》和《十竹斋画谱》，为我国古代印刷出版史上的代表作品。 清前、中期（1644～1840年）安徽地区的刻书业虽受到文字狱的影响，但整体而言仍承明代之盛，徽州府仍保持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的地位。江南地区的宁国府、太平府等地家刻仍旧兴旺发达。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建省后，随着政治中心在安庆的确定，安庆府桐城文派家刻日益发达，形成安徽江北的家刻中心。此时，安徽地区的出版业仍为官刻、家刻、坊刻3种出版形式。官修方志，刊行各类政书仍为各级官方出版的重点出版物。此外，各级政府还以衙署、府、州、县学、书院名义刊行了一批本地历史名人著述及经、史、子、集、教科书类书籍。 清代，安徽地区出版业另一个值得书籍史家关注的倾向是活字印刷日益普遍，活字印本书籍越来越多。家谱、方志、著述类都有一批名版活字本问世。徽州府休宁县和安庆府怀宁县不仅是全国闻名的修谱、印谱中心，还是安徽地区木活字印刷中心。 总之，安徽地区古代出版印刷界的前辈们为祖国灿烂的文化和对推进世界文明史的建设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最辉煌灿烂的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