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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活动是民俗文化的集中和具体表现的社会形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经常。它既反映了以农民、手工业工人、市民为主体的广大城乡群众的生产、生活动态,又具体而细微地反映了城乡群众的文化层次、机智和心态;从社会的一个侧面,也就是民俗中看出不同时期社会变动的某些迹象。它是广大城乡群众(特别农村群众)自己创造的并为他们自己服务的文化。
从自然地理环境说,安徽地区位于华东的西北部,兼跨长江、淮河流域,平原、丘陵、山地俱全,河流、湖泊交错其中。全省共分淮北平原、江淮丘陵、大别山山地、皖中平原、皖南低山丘陵五大自然区。在这些自然区中,城乡群众的生产、生活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其中差别最大的,则是淮北与皖中、皖南等地。就自然地理说,淮北一带,千里平川,一望无际,多为旱地,盛产小麦、杂粮;皖西、皖中、皖南一带,地形复杂,有丘陵、平原、山地、河湖,多水田,以产水稻为主。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和物产的差别,给当地民俗产生一定的影响。从人文地理方面说,安徽地区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淮北、淮南等地属楚文化流行范围,皖南等地属吴文化范围,这些也给当时当地的民俗以影响,这些民俗也成为楚、吴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今安徽地区的民俗活动某些方面还保留了楚、吴文化(民俗)的遗风,如尚红色、崇鬼、拜虎以及少数男性的纹身(在手臂及胸部刺彩色龙形及字迹)等。
由于安徽地跨长江和淮河,地区的差异和交通状况的不同,所以南北民俗丰富多彩,各有特色。
淮北多为中原官话;口味咸中带辣,汤汁口重色浓,惯用香菜佐味和配色;“席上无酒不进餐”,喝酒猜拳行令,择筷打杠习以成风。因地近黄淮,灾害频繁,住居简朴,衣着朴素(老人爱穿黑、白、蓝三色),民风剽悍,“即使走险,也群起响应”,因而多出英雄人物,诚如梁启超所说:“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而江淮地区,多为江淮官话;传统膳用沿江菜系(扬州菜),口味偏甜主鲜;但自清末“两湖”等移民的到来,既形成许多“方言岛”,又造成辣味东移现象,未冲击地区仍然是“晨行茶肆,食喜鲜甜”(如天长等地);民风淳厚,言必包公余公(宋包拯、元余阙);逢年过节,生老嫁娶,待客择居,更是古今参半,各取所需。
处于万山丛中的皖南山区,交通不便,方言支派较多,仅徽州一地而言,虽多说徽州话,但“同山不同音,问路带翻译”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些村落仍然保存唐、宋古音古俗,有“中国古音活化石”之称。宗族深薮,崇尚儒风,“养子不读书,似如养圈猪”,已成为家规族训,所以千百年来,“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他们所走之路是:学—官—商,或学—商—官。所以自宋以后,有“天下文人半徽州”之说。由于商业的繁荣,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这里又创造了以烹制山珍海味而著称的徽菜,闻名遐迩的徽剧,精美绝伦的徽州“三雕”(砖、石、木)艺术等成就,所以民俗尚文。
对民俗活动影响深远的社会因素,主要是经济水平。在解放以前的长期过程中,安徽地区的农村,小农经济处于统治地位,中小城镇工业落后,大都为消费城镇。在农业生产方面,技术落后,思想偏向保守,无论平地、耕田(地)、播种、施肥、收割庄稼等生产劳动,其生产技术和生产习惯往往是长期因袭,代代相传。反映在种种生产民俗上,也充满保守的倾向,严守“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规矩”;并含有种种神秘的意味,把庄稼的丰歉归之于“田公”、“田母”、“土地爷”、“龙王爷”等神的意志;当自然灾害降临时,生产民俗中有种种祈神的法术,但缺乏防治灾害的有效方法,说明了传统生产民俗缺乏科学性和抵抗自然灾害的力量。由于小农经济基础异常薄弱,群众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十分珍惜物力,鄙弃奢侈,重视节约。如城乡群众吃饭时,不准小孩掉饭菜,如掉了,大人就要捡起吃下去。否则,便认为要受到神的惩罚,要“折寿”(短命)。这个食俗带有迷信的色彩,系受佛教的思想影响。服饰民俗同样重视节约,各地农村群众对服装极其珍惜,穿旧的衣服,甚至破衣服,也不肯轻易抛弃,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成衣后剩下的碎布片,也要搜集起来用做“百衲衣”,“百衲衣”是给孩子穿的吉祥服,也是一种节约服,就是这种服饰民俗的产物。
政治制度是影响民俗的另一重要社会因素。解放以前,安徽地区长期处于封建制度及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强化家长制,要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家长,视家庭为立国之本,所谓“家齐而后国治”国与家不可分。皖南的许多宗族祠堂就是这些宗法制的象征。从政治上说,国家要求建立严格的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秩序。反映在民俗活动上,就是家长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如传统婚俗中的“父母之命”,在决定儿女婚姻大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即为明显的例子。
社会意识对社会民俗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民俗的构成本质来说,各种民俗活动大都是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某种心态的表现。而这种心态有的是群众自己的意识形态,有的是由接受外来意识的影响,其中各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尤其给群众以直接的作用。在外来的思想中,还有宗教思想、原始拜物思想以及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儒家思想等等。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原始拜物的万物有灵思想,几乎成为传统民俗活动指导思想的核心。传统民俗中所信奉的民间诸神,可以说是原始拜物思想长期传播过程中的产物。比如淮河沿岸敬奉水神和治水的大禹,皖南敬奉五猖神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俗的思想和文化内容不断科学化和健康文明;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政治运动,民俗活动趋向统一化,特色民俗活动减少。改革开放后,特色性民俗活动重新恢复和增多。
安徽地区的民俗文化,约而言之,可分为:物质生产民俗,包括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商业等;物质生活民俗,包括饮食、服饰、居住、行业、器用等;人生礼仪民俗,包括婚姻、生育、寿庆、丧葬、家庭教养等;精神生活民俗,包括民间文艺、民间游戏、民间体育竞技等;岁时节令民俗,包括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冬至等传统节日以及纪念节日;社会集团民俗,包括家庭、宗族、亲戚、邻里、同乡、国家等;道德民俗,包括敬长、爱幼、关心公益等;语言民俗,包括行业用语、喜庆用语、哀伤用语、一般交往用语等;美育民俗,包括环境美化、个人装饰、美术爱好等;心理民俗,包括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等;保健民俗,包括日常保健、疾病治疗等;社会陋俗,包括流传下来的种种不健康的习俗;迷信民俗,其中包括巫术民俗。
在这些民俗活动中,物质生产民俗,关系到每个家庭的丰衣足食,很容易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视。在民俗中有关这方面的表现,主要是:祈祷丰收,预测丰歉,传授与交流生产劳动的技法。这些技法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技术,而是带有仪式的性质,也是表现群众心态的。商业民俗属于流通领域的民俗,与物质生产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物质生活民俗与城乡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居住、服饰、饮食、行业、器用等方面,为了渴求人生中的舒适、美满,产生了一系列的民俗。这些习俗体现了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丰富经验,他们视之为不可逾越的生活经典,而要当成传家宝似地传下去;另外,他们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和良好的前途,往往要寄希望于超人的力量(神)和不寻常的机遇(碰运气)。这就是说,生活民俗既是实际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传承,又集中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望。
人生礼仪民俗是有关整个人生历程的民俗。人的一生,自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至老年,其中诞生、成年、结婚、生儿育女、寿庆以至去世,都是重要的环节。这些环节都各有其纷繁而独特的民俗活动。而诞生、结婚以及婚后的生儿育女,更是一般人生过程中的重大喜庆事件,要有系列的花团锦簇般地民俗活动。这些民俗,突出地表达了人生的欢乐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这些民俗安徽各地大体相同。
精神生活民俗是体现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俗,由于建国以前城乡经济基础薄弱,群众文化层次低,文化设施落后的精神文化生活受到了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群众在繁重体力劳动之余,也需要精神文化;同时先辈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成果,又不断地传承下来,这样,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依然比较活跃,在春节等传统节日中,更加活跃。
岁时节令民俗是与农事活动、崇拜祖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安徽地区来说,地无分东西南北、山区平原,岁时节令的民俗活动,也是大同小异,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基本规范化了。中国春节、端午、中秋被称为“三大节”,其民俗各具特色,各有侧重。春节是欢庆一年丰收的节日,是家族团聚的节日,也是改善物质生活与活跃精神文化生活的节日。春节期间,食品丰富,气氛热烈,城乡群众沉浸在欢乐的民俗活动之中。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别有一番历史情趣。中秋吃月饼,赏月色,陶醉于自然风光,又是一番生活乐趣。清明、中元、冬至三节,是以祖先崇拜为中心内容的节日;而清明临近春播,中元已届秋收,冬至已是秋粮入库的冬藏时节,又与农事活动息息相关。
社会集团民俗是表现人群横的关系民俗,万千群众处于社会之中,通过种种横的关系的建立,他们便联成为松散的整体。从而,产生了家庭、宗族、亲戚等系列的社会集团民俗。在此民俗当中,国家民俗不突出,但在实质上起着制约的作用。在社会关系民俗中,经常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家庭、宗族,其次为亲戚与邻里。
道德民俗是指城乡人民群众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经过共同反复实践,而逐渐形成的种种道德习俗。其中包括长幼之间、老少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等等的关系。
语言民俗不是指人际的一般对话,而是指的人们在特殊场合(如喜庆、哀伤)、特殊时间(如春节)、特殊行业等等方面的语言习俗。
美育民俗是有关群众爱美的生活民俗,群众不仅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爱美,在物质文化生活上也是美的爱好者;他们不只是美的观赏者,也是美的创造者。
心理民俗是表现群众心态的民俗。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有关对历史人物(多是神化了的人物)、民间神和自然现象等方面的崇拜,以及种种心理方面的禁忌。
保健民俗是历代传承下来的民间医疗保健技术和方法,其中不乏可贵的医疗保健经验,但也含有不少迷信的消极因素,这些偏于使患者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与平衡。实质上只是起麻醉精神的消极作用。
社会陋俗是传承下来的种种不好民俗。其中大部以至全部民俗,都是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予以摒弃和改造。
迷信民俗,包括巫术在内,基本内容都属于迷信范畴,但长期传播,已成为一种特殊内容的民俗。人们之所以不自觉地用之于生活中,特别是处于困境时,人们往往借此求得心理上的安慰。
综观上述情况,不难了解,民俗文化是最能贴近农村群众等实际生活和反映群众心理状态的文化,也是最广泛地涉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文化,其群众性很强,也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谓复杂性,就是在传统的民俗里,健康的与愚昧落后的两种内容交织在一起。如何去芜存菁,即在“尊重健康民俗”的原则下,凡是符合下列要求的传统民俗活动,都可以予以肯定、保留和发扬:一是能增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如清明节的扫墓,是怀念乡土、祖先的仪式,含有爱祖国、爱民族的意义;二是能促进人民群众之间的友好团结,如春节期间的拜年,及亲戚邻里友好之间,互相往来祝贺,加深了彼此间的感情;三是有益于身体健康,如元宵节灯会的舞龙、舞狮,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既是文化娱乐,又是体育锻炼;四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情绪愉快,精神舒畅,能增强生活乐趣,如中秋节的赏月,重阳节的登高,人群徜徉于月色山光之间,富有诗情画意,足以陶情冶性;五是有益于改善群众生活,适当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如生日、节日的加餐,特别是春节、端午、中秋和国庆、“五一”劳动节等节日,城乡群众大多数人家都要举行家宴,有酒有肴,共同享用。妇女儿童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其他人也要穿上节日服装。节日衣食民俗已成为群众生活改善的一种标志。六是有助于搞好环境卫生,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如春节期间的家庭大扫尘,端午节的插菖蒲艾叶、搽饮雄黄酒等,都具有改善家庭卫生的作用。七是增强人际间的文明礼貌,促进社会风尚的好转。如城乡群众在相互交往中,在言行方面,种种礼貌,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人际间的和谐气氛。八是有利于发展民间业余文艺活动,在一些喜庆日子和生产季节中,群众为了欢庆生活幸福和预祝丰收,往往要情不自禁地讴歌,以抒发自己的愉快心情,如皖中、皖西一带农村耘草唱山歌,插秧时的秧歌,皖南、皖西的采茶歌这种活动对鼓舞生产情绪,很有作用。九是有助于劳动技术经验的传播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手工业、商业等行业师傅收徒的习俗,虽有行会的局限性,但通过他们授徒的传统习俗,使这些行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得以传播下来。十是能表达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希望和信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积极乐观态度,如在一些节日及生活民俗中,劳动人民很注意预兆,特别是所谓“吉祥之兆”,像饮茶时,发现茶杯中的茶叶杆子浮立茶中,即认定有客人到来的预兆,反映了群众的好客心理,亦即生活的乐趣。
不言而喻,民俗文化一方面有其保守性,另一面还有其变异性。建国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政治变革、经济基础变化以及思想领域的革命,无不给民俗以巨大的影响。安徽的民俗文化内容也有了很多变化,其显著的表现:第一是传统民俗方面,在婚、丧等民俗中,封建迷信的杂质减少了,健康的内容增多了;第二是反映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初级阶段的新民俗,逐步出现;第三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外经济文化的输入,国外民俗也随之传入安徽地区的中小城市和邻近城市的郊区农村,其中突出的是服饰和饮食民俗。在90年代前存在的多种民俗活动中,传统民俗仍居绝对优势;在从国外输入的民俗中,也含有糟粕的杂质,因此去芜存菁,移风易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应成为民俗活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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