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安庆研究周易的主要学者和著述，明代有颜素《易研》，任之琼《增订易研》，马遇《大易讲义》、《大易图说》，刘余清《易问》；清代有鲁晋《周易微言》，徐世锦《大易括言》，容若春《令易图学心法释义》，汪德钺《周易义撰》、《周易杂卦反对互图》，李川衡《易象谛释》，马征麟《读易纲领》、《大衍筮法直解》、《易音》、《周易起蒙》，陈世《读易杂说》、《易学支流》、《周易廓》，舒卓元《说易》，朱开《周易显晦》，程容光《周易议平》，杨家洙《西楼易说》；民国时期有邓绳侯《周易正蒙》，胡远氵睿《易述》、《周易正蒙》、《劳谦室读易随笔》、《劳谦室易说四种》。此外，对诸子百家和程朱理学的研究中也夹杂着大量的哲学著述，其中明清有涂荣台《性理集成》，钱选《理学心源》，刘余清《太极说》；民国时期有胡远氵睿《庄子诠诂》、《老子述义》，陈撄宁《老子第五十章研究》，王星拱《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等。
解放后，哲学研究出现多层次的格局，专家学者专攻与大众普及相结合。1958年全民学哲学，市委讲师团编写哲学通俗讲稿。1978和1979年，全市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85年，配合干部学习哲学，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开展教学辅导与研究活动，编写哲学原理广播讲话在市电台播出。1983—1988年，市委党校教师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哲学论文6篇，如朱洪《〈老子〉与〈易经〉本体思想比较》(合作，载1986年《安庆师院学报》)、《哲学与人格刍议》(载1988年安徽省《社联通讯》)等。安庆师范学院教师张洪波撰《进化论是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主线》一文1986被评为全国中青年哲学最新成果之一，该文章在《江淮论坛》刊载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复印，《学术卡片》和《新华文摘》摘要刊登。《安庆师院学报》辟有“哲学研究”专栏。
【政治学】
明清之际，安庆政治学术研究基本上属于封建君权思想范畴。鸦片战争后，西方政治学术思想传入，研究活动渐趋活跃，著述成果异常丰富，学术思想多种交杂，但主要有两大系统，一种属封建的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思想，一种属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
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学研究主要是经书注疏、释义和考据。据不完全统计，安庆籍学者在这方面的著述约有70多部，均为长篇或短篇结集专著。
安庆是全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研究和传播较早的城市之一。清光绪年间，陈独秀等提出启发民智、鼓动民众、集合群力以图存的政治思想。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独秀撰写《扬子江形势论略》长文。二十八年春，陈独秀与何春台、潘赞化、葛温仲、张伯寅等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二十九年四月，陈独秀与葛温仲、潘赞化、张伯寅等在藏书楼再次发起爱国演说。藏书楼演说宣传的政治主张主要有：(1)主张建立革命团体，“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其先是仿效留日学生组织的励志社，创立安徽最早的爱国民主团体——青年励志学社，交流探讨救国思想并进行兵式操练；以后成立安徽爱国会，开展拒俄运动。(2)主张兴体育会，锻炼体魄，振兴尚武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今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以立国。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辈恐有不足为牛马奴隶之一日。”他认为，若“我全国之人皆奄奄无生气”，即使从事农、工、商、矿等实业，也难以胜任，“况欲执干戈卫社稷乎!”(3)主张启发民智，力戒“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的国民劣根性，“辟平日跑反之狂言，当尽死守土地之责任；除平日为己之私见，当守合群爱国之目的；改平日骂官之浅见，以振独立尚任之精神。”陈独秀在以“皖城爱国会同人”名义发布的《安徽爱国会知启》上呼吁：“国与人民，利害相共，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时至今日，若仍袖手旁观，听天待毙，则性命身家，演己身目前之惨，奴隶牛马，贻子孙万代之羞，神州大陆，忍令坐沉，家国兴亡，在此一举。”陈独秀列举出“漠视国事”的人，要求大家勇于担当起救国的责任。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复会首领徐锡麟在安庆提出反对君主立宪、排满和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主张。他在起义失败被捕后写道：“满人虏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天下之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权势。然实满人之妄想，以为一立宪即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我汉人越死得快。我只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我自知即死，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
民国9年(1920)，陈独秀参与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的校对工作。同年，安庆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恽代英来安庆讲学。10年，蔡晓舟开办文化书店，并借此经常召开会议，座谈共产主义，宣传马列主义。12年，共青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马氏(马克思)研究会。14年，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组建中山学说讨论会。在此期间，安庆陆续创办一些进步报刊。陈独秀、房秩五、吴守一等在安庆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是安徽第一张宣传民主思想的新报。韩衍等创办的《安徽船》主张共和，抨击妥协，在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预言:“辛亥革命为议和所误，留下帝王余毒，必为后患。”并公开不承认袁世凯总统职位，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韩衍还参与组建青年军，自编《青年军讲义》(又名《孤云冷语》)。
解放后，政治学研究活动为政治宣传、政治学习所取代。围绕政治运动，采取培训班、日常理论学习等形式。1979年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政治学研究活动逐渐活跃，涉及的主要方面有：党政关系、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1986年，市青年联合会举办“思想者”沙龙，公开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出现了“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能力”、“企业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交汇点”、“思想工作应区别于政治工作”等新观点，吸引了不少青年参与，引起了全国青联和省读书自学活动指导委员会的关注。同年，市政协与市委统战部召开统战理论讨论会，并将论文结集印行《统战理论研究》一书。1987年，全省纺织系统第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机构——安徽省纺织系统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安庆研究所在安庆纺织厂成立。1987年底至1988年初，市委专门成立政治体制改革调研小组，提出精简机构、消除机关“倦怠感”、企业党组织改属所在地区委管理等主张，并起草了《安庆市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政治学研究著述成果长篇专著很少，短篇论文较多。仅市委党校教师在省级以上报刊、电台发表的论文就达8篇，如朱洪《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无法比拟的》(载1982年安徽省《社联通讯》)、曹国华《“统一战线”一词初考》(载1986年《统一战线园地》)等。获奖论文有：陈凤谷的《研究用人之道，选拔重用人才》获省农经会优秀成果奖，贾子华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新发展》获省社科四等奖等。
【经济学】
鸦片战争前，经济学学术成果多夹杂在其他各类著述中，较多涉及经济学内容的有明代汪延侃的《经济汇书》等。地方志书中所载的实业、食货等仅限于记述。鸦片战争后，出现近代经济思想。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石达开在安庆易制，取消贡献制，代之以田赋制，并对工商业者实行开关征税制。光绪三十年(1904)，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论文《论安徽的矿务》和《安徽的煤矿》。宣统元年(1909)，《安徽实业报》在安庆创办。该报报道各地经济新闻，介绍实业知识，宣传“实业救国”思想。其后，一些经济类学校和报刊相继创办。此外，一些工商业者在产品质量、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技术和人才引进、资源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形成独到见解，并付诸实施。只是这些成果多停留在实践经验上，尚未理论化、系统化。
解放后，经济学研究注入新的内容和方法，研究领域得到扩展。人们广泛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农轻重比例、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重大经济建设问题常为人们所反复讨论和研究，其成果多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总结工作经验教训式的文章来表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空前的活跃。1979年，全市各行各业在广开就业门路、发展新型集体企业和利用社会财力、聚资联营办工业等方面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和实践。继后，市委结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组织全市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课题，对集体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前途开展理论探讨。1980年，市委第二书记苏桦在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题为《谈谈发展集体经济问题》的讲话，提出许多鲜明的观点。第一，对“社会主义”要反思。社会主义不只是一个模式，“社会主义在实践，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拿这个观点来衡量我们许多问题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包括现实生活的一些政策问题，一些习惯上的观点。有些习惯上的观点，是很有问题的，需要从理论上把它搞清楚”。第二，要重新认识集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不存在高级与低级、先进与落后的区别，而是各有长短，应互相补充，竞相发展。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取得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能实现象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共同占有的所有制。那么，就出现两种所有制：一种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的国营工业、国营企业的国家所有制；一种是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小农、小商、小贩、手工业组织起来的集体所有制。既然存在两种所有制，在经济关系上必然还有商品、货币，还有价值关系。这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的，不是哪个人，也不是哪个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向社会占有制过渡。“国营企业不是全民所有，也不是生产者直接占有，集体企业只是一部分生产者直接占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占有。要共同向社会占有过渡，要共同发展生产力。不能采取小集体——大集体——国营的办法搞升级过渡。国营企业要尽量地限制间接占有对直接生产者、直接经营者权力的影响，除掉官僚主义、不民主、吃大锅饭、平均主义，集体所有制要把小生产思想和习惯搞掉，向大生产方向发展，同样可以向机械化、自动化发展，可以容纳这种生产力，可以办规模大现代化的企业。”第四，现代化建设要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经济建设，要找出一条中国式的路子。要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存在，不能搞单一。单一不适合我国的状况。要发挥各种优势，允许差别，允许发挥优势带来相当长时间内的差别存在以及它带来的不平衡。不承认差别，不承认不平衡，就不能发展优势。就会使发展受限制，使国家经济搞不起来。”同年，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其创办的《社联通讯》上开设企业经济、农村经济、改革论坛、调查报告、企业家论坛等经济或较多涉及经济的栏目。市工业经济学会创办《工业通讯》。1983年，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来安庆作题为《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问题》的学术报告。同年，安庆师范学院政教系设经济学教学研究室。1984年，市集体经济学会创办《集体经济研究》刊物。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加入长江港口经济讨论会学术团体。1985年，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顾问咨询团顾问、卫生工程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预防研究所副所长杨铭鼎教授一行来安庆，传授国内外有关职业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验。同年，市物资经济学会创办《物资经济研究通讯》刊物。市委党校设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室。该校教师杨森、方晓悟、朱洪等为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理论与实践》节目编写《政治经济学》讲座。1986年，市政协邀请安徽大学经济系教授滕茂桐来安庆作《外向型经济》的学术报告。省新型经济组织研讨会在安庆召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等13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在安庆举行中国基本建设经济学科建设委员会首次会议。1987年，由中国合作经济协会、全国劳动服务公司指导中心、省合作经济学会筹备组、市人大常委会等联合召开的全国城镇新型集体经济研讨会在安庆举行。市集体经济学会创办《集体经济之友》刊物。市农业经济学会和郊区技术培训中心召开完善乡镇企业经营机制研讨会，商讨如何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提高乡镇企业经济效益的问题。在此期间，还先后提出“孙超现象”和“窗口经济”的命题，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同年10月，市委政研室与安庆造纸厂联合发起召开国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研讨会，就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义、作用、内容、方法和存在问题展开讨论，特别是在如何合理确定承包基数、如何对待经营者收入高于职工的2～3倍、如何看待承包主体、如何实行配套改革等方面进行多方面探讨，会后将部分论文汇编印成论文集。1988年，北京大学50余名师生来安庆调查研究新型集体经济。温元凯到安庆向近2000名干部和企业负责人作题为《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和加快改革开放的政策》学术报告。此外，1980年后，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先后牵头召开增强企业活力、横向经济联合等专题研讨会，一些学会和单位有针对性地召开城市集体经济、物资流通体制改革、厂长代表谁、社会主义企业竞争等专题研讨会。获奖的经济学论文主要有：李道隆撰《综合性情报所的优化途径》和教材《技术引进业务知识》获省三等奖，邢长松撰《论信贷行为的约束机制》获省工商银行优秀奖，孙本录撰《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获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成果奖，杨后羽撰《方针目标管理》和《信贷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获中纺协优秀奖，查名璋撰《开发山水与资金问题》、《开放、开拓，银行活力和动力所在》分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四等奖和省农经会优秀成果奖，赵国才撰《利改税办法好》、《谈横向经济联合》分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省物经会优秀奖。市委党校教师在省级以上报刊、电台发表经济学论文25篇，如丁虹《关于建立开放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载1982年《安徽财贸学院学报》)、方晓悟《为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载1986年《安徽党校通讯》)等。
【史志学】
市境解放前长期不是独立行政区划，历史上未单独有过志书，但涉及安庆或以安庆为主的志书较多。元代以前有《舒州图经》、《同安志》、《续同安志》、《同安后志》和《怀宁图经》。明代有天顺六年(1462)周翔、张等修纂《直隶安庆郡志》；正德十六年(1521)胡缵宗等仿《史记》、《汉书》体例，采用纪、表、志、传4种体裁，修纂《安庆府志》；嘉靖三十年(1551)，李逊等循此模式，再次修纂《安庆府志》。明代其他史志著述主要有郝继堡的《地理指南》、杨吉庆的《纲鉴总论》等。
清代涉及安庆的志书计修纂14次，其中六修县志，四修府志，四修省志。此外一修风景名胜志。顺治八年(1651)，贾壮、吴邦柱等修纂《怀宁县志》。十四年(1657)，李士祯等修纂《安庆府志》。康熙十二年(1673)，段鼎臣、吴邦柱等修纂《怀宁县志》。该志每卷之首均以无题前言提纲挈领，卷下类目也均以简短结语与无题前言相照应，对重要史料均注明出处，并突破生不立传的原则。同年，姚琅、陈焯等修纂《安庆府志》。二十二年，刘枟等续修十二年的《安庆府志》。二十五和四十九年，裴国熙、张懋诚等分别续修十二年的《怀宁县志》。五十八至六十年，张楷等修纂《安庆府志》。该志博取以前府志之长，补漏正讹，修纂者以凡事不惮躬亲采核的治学态度，翔实收录，细心考证，志和目下均有无题前言。道光元年(1821)，朱云锦等纂辑《皖省志略》。五年(1825)，王毓芳、赵梅、江尔维等修纂《怀宁县志》。该志记繁志寡，卷首载图10幅，仿《禹贡》体例，被当代方志学家黎锦熙称之为记山川之创体。五至九年，陶澍、张师诚、邓廷桢、李振庸、韩玫等首次修纂《安徽通志》。同治八年至光绪四年(1869—1878)，沈葆桢、何绍基、杨沂孙等修纂《(重修)安徽通志》。同治九年马征麟等纂《怀宁县志》，未果。光绪二十四年(1898)，李应珏在其旧著《一统便览》安徽部分基础上，参照光绪四年的《安徽通志》，纂辑《皖志便览》。宣统三年(1911)，李国模等编纂《大观亭志》。该志为风景名胜志，以余阙殉职事迹和大观亭形胜为主线，以多样化体裁，广纳历代评说、考辨、诗词歌赋等。上述各志，均成书于安庆。
安庆籍人在外参与修纂的志书约有16部。任塾参与修纂山东《磁州志》。劳世源参与修纂四川《荥经县志》。鲁琢参与修纂安徽凤阳《定晋书院志》。江浚源参与修纂云南《临安府志》。汪篪参与修纂安徽《蒙城县志》。姜篪参与修纂河南《郏县志》。王熙别参与修纂湖北《英山县志》。徐淦参与修纂湖南《醴陵县志》。查子庚参与修纂湖北《枝江县志》。姜大定参与修纂湖南《安福县志》。葛振元参与修纂陕西《沔阳州志》。金台参与修纂贵州《广顺州志》。丁黻参与修纂《三治志》。刘庆远参与修纂四川《帛系竹县志》。余鹏羽中参与编纂《大清一统志》等。
清代及以前，安庆其他主要史志著述有30多部。吴邦柱、阮自华、程之鲁、蒋延、白之瑜等编纂《明神宗实录》。吴邦柱、阮自华、蒋延、白之瑜、刘若宰等编纂《明光宗实录》、《明熹宗实录》和《明怀宗实录》。龙汝言撰《纲鉴便读》。程师恭撰《近朝史断》。钱选撰《陟园考订资治通鉴纲目》和《读纲目九法》。李时溥撰《春秋地理考实》、《国朝地理考实》和《天文图考》。叶坤厚撰《守城日记》。马守愚撰《忠义小传》和《风节井遗骸考》。郝至麒撰《雪洋外史》。王培撰《纲目便览》。丁黻撰《多忠勇公平逆纪略》、《衿仕录》和《英烈传》。丁燮撰《史钞》。马征麟参酌史书之遗缺，继钱选撰、沈镐同修《明史》336卷后，撰巨著《溯史》，同时撰《官制沿革表》、《选举沿革表》、《近代地理沿革图》、《长江图说》、《长江津要》、《周官考》和《周官联事谱》。陈际唐撰《续增河东盐法图览》。余鹏羽中撰《韩文公集编年考》和《丧大礼考》。任埙撰《地理奥首》。陈独秀撰《中国近代的大事》。
民国期间，境内3次修志。民国4年(1915)，朱之英、舒景蘅等修纂《怀宁县志》。该志博采以前诸县志所长，广征史料，后于7年增补一卷(1983年台湾重印该志，分3册出版)。23年，安徽通志馆修纂《安徽通志稿》。该志以“考”代“志”，在分类上体现了当时社会行业分工的特色。25年，孙霈方等修纂《怀宁县志略》。该志在条目设置、语言文字等方面富有时代和地方特色，同时注重与省内它县资料的横向排比。其他史志著述和译著主要有：蒋元卿编纂的《安徽著述人物志》，安徽省政府编纂的《安徽概览》，俞子箴编纂的《安徽体育概况》，程演生编纂的《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圆明园考》、《明武宗外记》、《清代文字狱备录》、《安徽艺术志补》和《中国清代外交史料丛书》，程滨遗编纂的《中国田赋史》和《中国法制史》，李光涛参与编纂的《明清史料编》、《明清史论集》和《明清档案存真》，陈独秀翻译的《现代文明史》，丁柱中翻译的《马斯德传》等。
1950年，程滨遗编撰《安庆旧影》。该书约10万字，采用方志编纂体例，横排门类，纵陈古今，设360多个编写条目，有建制、建城、地名、名胜、古迹、学宫、书院、社学、义学、学校、寺观、庙宇、会馆、慈善机构和团体、职业团体、工业、商业、生活方式、礼教仪式、节令习尚等方面内容。1962年，市政协建立机构，征集文史资料。1969年，乌以凤编纂完成《天柱山志》。1979年，市委办公室组织编写《安庆解放三十年》，记述安庆市解放30年的变化，并对全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绩和失误作出一些评述，是安庆解放后第一本有关市情的专著。同年，市政协恢复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并于当年与市图书馆共同编纂《安庆史话》。1980年，蒋元卿编纂的《解放前的安徽省立图书馆》在安徽《图书馆工作》上发表。1981年3月，市委建立机构，开始进行中共党史资料的征集和《安庆市志》的编纂工作。8月，由市编史修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编史修志通讯》创刊(到1984年9月共出刊16期，并增刊2期)。同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市委编史修志工作委员会、档案局联合创办《安庆文史资料》，为不定期刊物。市博物馆在慈云阁举办“近代史陈列”。《安徽旅游知识》以特刊形式出版张轼《九华山简史》(约8万字)。1982年，蒋元卿发表《安徽地方志概述》和《中国谱牒概述》。《中国谱牒概述》一文后获省图书馆学会二等奖和省社会科学成果四等奖。1983年，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布置有关部门收集资料，撰写专题。1984年，市政府办公室、经济研究室、市档案馆联合编辑《安庆经济发展概况(1949—1983)》。1985年，由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安庆史志》创刊(至1988年共出刊16期，总字数约80多万)。安徽省委第四次党史工作会议在安庆召开，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副主任马石江到会并讲话。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派员出席安徽省“淮上军”专题史料第二次协作会议。墨西哥亚非研究中心研究员约翰·佩奇来安庆考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蒋放特意搜集、整理出有关冯梦龙《喻世明言》中“汪革”的资料。《安庆新闻报》图片社摄制出版《安庆》画册。1986年，安徽省城市志研讨会在安庆召开。1988年，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辑出版《安徽六二运动史料选编》和《安庆三二三事变资料选编》，为中共党史正本提供资料。截至当年，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共征集史料1435篇543万字，与其他单位合编《安庆文史资料》9辑，印数2．7万册；自编8辑，印数3．7万册。市地名办公室编辑出版《安庆市地名录》。该书收录城乡行政区划、居民地、专业部门、企事业单位、建筑、纪念地、名胜古迹等条目3000余条，约30万字。蒋元卿在《安徽著述人物志》的基础上撰《皖人书录》一书(1989年黄山书社出版，1992年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三等奖)。该书以建置县为单元，摘录安徽文、史、哲、科等著述人物6700余人，著作17000多部，共约147万字。其《辛亥革命安徽史料选》亦已脱稿(1990年黄山书社出版)。张轼撰《九华山史话》计15．2万字(198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此外，安庆师范学院教师撰写学术专著4部，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200多篇，有9人分别担任全国和省级历史学会理事。
【文艺学】
明清之际，安庆曾出现一些含有文艺评论内容的著述，如鲁琢的《如圃诗话》，马征麟的《诗经七声四音谱》、《诗例》、《毛诗序谊心蒙》、《毛诗多识篇》、《毛诗郑谱疏证》、《四诗世次通谱》，陈世的《诗说》，梁世祥的《毛诗辑韵》、《楚辞辑韵》等。同时，出现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著述，如鲁琢的《古文楷法》，曹心泉的《丝竹锣鼓十番谱》、《琵琶谱录》、《清宫秘谱零忆》、《昆曲务头二十诀释》、《曲谱拾零》等。
民国年间，邓绳侯撰《离骚解》和《全诗讲义》，陈独秀撰《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和《文学革命论》，程滨遗撰《文学源流》，程演生撰《国剧概论》、《皖优谱》、《续曲苑》、《皖人选曲小记》。《皖优谱》辑录清乾隆以降皖籍昆曲徽调(乱弹)和皮簧(京剧)艺人资料，介绍徽调、皮簧和黄梅戏的发展历史。23年(1934)安庆成立国剧研究院，从事京剧研究，成果后多散失。
解放后，文艺学研究活跃，领域逐渐扩展，著述成果丰富，其中突出表现是关于黄梅戏剧及其音乐的研究。1950年，王兆乾在《新戏曲》上发表论文《黄梅调》，他撰写的《黄梅戏音乐》计30万字，先后2次印刷，为黄梅戏第一部音乐专著，被中央音乐学院选作戏曲音乐教材之一。该书共9章，系统探讨黄梅戏的形成与发展，以谱例对比，指出黄梅戏与湖北采茶戏、东路花鼓(楚剧)、江西代宁采茶戏、南昌采茶戏、浙江睦剧、皖南花鼓戏等具有的密切亲缘关系，以及在安庆一带受民歌、说唱和老戏曲的影响所产生的演变与发展，着重分析黄梅戏正本戏诸腔的板式结构和转接规律，对黄梅戏用板腔变化手法和转调刻划人物有较大篇幅的论述。该书记谱范围广泛，囊括黄梅戏自30年代至解放期间的唱腔，如实记录各地具有代表性的老艺人的大量唱段。王兆乾发表的主要论文还有：《谈傩戏》(载1953年《文艺月刊》)，《〈岳西高腔〉片断》、《笔谈戏曲语言》(载1959年《安徽戏剧》)，《“赛琵琶”和“双插柳”——读〈花部丛谈〉杂感》(载1959年《安徽文化报》)，《论传统剧目的精华所在》(载1960年《戏报》)，《池州傩戏与宋代瓦会伎艺》(载1983年《戏曲艺术》)，《青阳腔对黄梅戏及其亲缘剧种的影响》(载1983年《高腔学术讨论文集》)，《戏曲活化石——贵池傩戏》(载1983年《安徽日报》)，《谈谈我对传统戏的一些看法》(载1985年《江东谈艺录》)，《浅说黄梅戏板腔的发展》(载1986年《黄梅戏艺术》)，《董永传说演变史考》(载1986年《民间艺术论坛》)，《关索和关索戏》(载1987年《艺谭》)，《池州戏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化)——兼论肉傀儡》(载1988年《中华戏曲》)。
1958年，凌祖培《黄梅戏曲调》一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全书12万字，分黄梅戏简单介绍、黄梅戏曲调的基本结构、唱腔、唱片选辑4部分。该书唱腔部分是根据当时经常上演的舞台演出本，由著名演员演唱的实况记录整理而成，共收有彩腔、平词2大类，计80多种曲调，并附有经唱片选制的精彩唱腔18首。
1960年，班友书《黄梅戏语言音韵问题初探》一书联系黄梅戏音乐，对语言、音韵作有规律性探讨，并从安庆地方语言入手，结合戏曲曲调，对语言、音韵分别进行论述。语言部分是全书的重点，分析唱词的结构变化和韵辙，联系舞台实际，指出它和说唱文学及青阳腔的传承关系，并就安庆地方语言、词汇对形成黄梅戏唱腔及舞台语言的地方特色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作了说明。在音韵部分，强调黄梅戏音韵的地方特色，如面上不分、固求相移、入声代平声等，并结合注音编写出黄梅戏13辙。该书后成为黄梅戏编剧者必备的工具书。班友书发表的主要论文还有：《评〈天仙配〉的演出》(载1955年《安徽日报》)，《谈“夸张”》(载1958年《安徽文化报》)，《评〈大别山上红旗飘〉》(载1958年《安徽戏剧报》)，《评京剧〈刘介梅〉》(载1959年《戏剧报》)，《〈牛郎织女笑开颜〉的问题在哪里》(载1959年《戏剧报》)，《从传统唱腔的发展看黄梅戏音乐工作的几个问题》(载1960年《安徽戏剧》)，《嘲弄》(载1979年《安徽戏剧》)，《试谈戏曲的唱词与道白》(载1980年《艺谭》)，《从青阳遗响谈岳西高腔》(载1983年《戏曲艺术》)，《神魔人》(载1983年《戏剧界》)，《从岳西高腔看明代青阳滚调的发现》(载1983年《高腔学术讨论文集》)，《董永遇仙故事的演变》(载1985年《黄梅戏艺术》)，《戏曲祖师二郎神考》(载1986年《中华戏曲》)，《明代青阳腔剧目刍议》(载1988年《戏曲研究》)，《从〈高文举〉戏文谈皖南抄本〈水云亭〉的发现》(载1988年《南戏论集》)。
1981年，省黄梅戏学校与市文化局创作室联合创办黄梅戏综合理论刊物《黄梅戏艺术》。同年班友书的《黄梅戏语言音韵问题初探》在该刊连载。蒋元卿在《江淮评论》上发表《记安徽的两部法帖》，介绍戏鸿堂和小倦游阁两部法帖。
1985年，王寿之《元杂剧喜剧艺术》一书出版。全书10万多字，于版本、校勘、疏注、戏曲史等范畴之外，探索元代杂剧作品中的喜剧艺术经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陈白尘教授读后评价说：“虽是对元杂剧的论述，而对于我国戏曲中的喜剧创作也是有现实意义。”该书后获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王寿之发表的主要论文还有：《不要把戏剧冲突与生活矛盾混淆起来》(载1960年《戏剧报》，《从戏剧冲突谈喜剧》(载1961年《文汇报》)，《科诨与喜剧——元杂剧喜剧艺术杂论之一》(载1963年《文汇报》)，《铺衬——戏曲剧的基本结构技巧》(载1963年《光明日报》)，《讽刺、戏弄、幽默——元杂剧喜剧表现手法》(载1980年《艺谭》)，《试论元杂剧正面喜剧形象》(载1981年《文艺论丛》)，《元杂剧喜剧艺术技巧》(载1982年《戏曲研究》)，《谈交底——戏曲文径寻幽录》(载1982年《黑龙江戏剧》)。
1986年，由《中国法制文学》、《剑与盾》、《啄木鸟》、《蓝盾》、《法制文学选刊》和法律出版社法制艺术编纂室联合召开的全国法制文学研讨会在安庆举行。安庆市黄梅戏剧院赴香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黄梅戏示范讲座，介绍黄梅戏的源流、发展和特色。1987年，王兆乾与来访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和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诹访春雄合作研究中国的祭祀戏。同年，古展生《论城市电影市场三要素》收入省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编印的论文集。1988年，王兆乾应邀赴联邦德国哥廷根大学讲学。进入80年代后，文学评论亦渐趋活跃，石钟杨、余昌谷、汪槐曼、沈天鸿、刘心爽等都有一些著述。
【教育学】
明代以后，教育学逐渐形成一门独立学科。清光绪年间，求是学堂设置教育学课程。当时安庆为全省各类教育中心，一些著名学者纷纷应邀来此执教。这一时期，教育学研究活动主要是结合办学实践进行，著述成果绝大部分未摆脱儒家纲常伦理，属于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思想。专著主要有清代黄崇兰《明贡举考略》、《清贡举考略》、《历科典试题名录》、《考试官题名录》，马守愚《义学规条》，马征麟《教学法程》等。
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反对尊孔读经，提倡民主科学。陈独秀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孔教本失灵之偶象，过去之化石，其实质是“三纲五常”，不适合民国教育精神。孔子讲的“忠孝节义”乃是“奴隶道德”的学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与现代生活完全不相容。他号召青年觉醒，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由自主之人格，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解放。他认为，民主与科学“若舟车之有两轮”，应该并重，而中国旧教育的最大缺点就是不科学、不民主，其结果是使青年学生变成“能言的鹦鹉”，或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陈独秀提倡新的教育方针，主张教育必须改革。陈独秀认为教育有广狭二义，自狭义言之，乃学校师弟子所接受；自广义言之，凡伟人大哲之所遗传，书籍报章之所论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皆为教育。对教育的作用，陈独秀作出十分肯定的回答，认为人之善恶智愚，生来本性的力量诚然不小，后来教育的力量也有很大的效果，所以教育是必须的。如果教育得法，终有救国救民之一日。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教育家之整理教育，其术至广，而大别有三：一曰教育对象，二曰教育方针，三曰教育方法。教育家注重教育对象，就要抓住受教育者的生理心理特点；教育家注重教育方法，就要研究采取何种教授陶冶以实施教育；教育家要特别注重教育方针，因为教育方针如矢之的，如舟之舵，至关重要。陈独秀就如何确定教育方针提出：“应采近世各国教育之所长”，“补偏救弊”，“外览列强之大势，内鉴国势之要求”。在他看来，教学者的目标，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他说：“若能准此以定今日之教育方针，教于斯，学于斯”，则“吾国应有越死回生之望。”关于“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提出要贯穿四大主义：一是现实主义，即用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教育取代复古迷信的“理想主义”教育；二是惟民主义，即用民主主义的教育取代封建主义的专制教育；三是职业主义，即用职业教育取代空洞的伦理说教的传统教育；四是兽性主义，即用注重体魄和意志锻炼的强身教育取代忽视体育的弱民教育。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主张按照社会主义方向改革旧教育。指出：“中国人民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还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人的道路。”陈独秀提倡以新教育造就人才。提出，做教育工作的思想归结为：教育要趋重社会；要注重启发；要注重实际应用。他认为，一有新方法、新精神，就一定可以得到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陈独秀关于教育思想研究的著述主要有：《国语教育》、《东海兵魂录》、《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中国兵魂录》、《西洋各国小学堂的情形(一)俄国》、《英文教科书》、《今日之教育方针》、《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再论孔教问题》、《答常乃悬》、《近代西洋教育》、《模范英文教本》、《新教育的精神》、《教育缺点》、《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教育是什么》、《在广东第五次教育大会上的演词》、《社会主义对于教育和妇女二方面的关系》、《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收回教育权》等。
民国7年(1918)5月，陶行知来安庆，应邀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讲演，题为《师范生应有之观念》。这篇讲演词由省立第一师范学校6位学生笔记整理，并经陶行知审阅后铅印成文，但没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全文3000多字，分6个问题：第一、教育是最有效力的事业；第二、教育是一种快乐的事业；第三、各种教育之职业皆须视为平等；第四、教育为给儿童需要的事业；第五、教育为制造社会需要的事业；第六、教育为师范生终身的事业。讲演词说：“鄙人谓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觉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造一件，得一件，造十件，得十件，以至千百万件，莫不皆然。贫者可以造富，弱者可以造强。若云救国，则如补东扯西，医疮剜肉，暂虽得策，终非至计；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12年，陶行知再次来安庆，宣传平民教育思想，倡导成立平民教育组织，并在省及安庆各界1．7万人参加的安徽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
民国16年(1927)，俞子箴来安庆执教，同时开始他小学体育教育改革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俞子箴在全省乃至在全国率先将王怀其创立的“三段教材”实施到小学体育教学中，在目标、教材、教法、课外活动、运动成绩考查、行政管理规程等方面创设出一套较完善的小学体育工作制度。这套制度于21年被学校批准正式实施。俞子箴体育教育不同于实用主义教育学所倡导的“放羊式”，也不是机械刻板地套用“三段教材”，他注重师生双边活动，注重将课内所授运动转变为课外习惯游戏，做到教师和学生、课内和课外两个一体。俞子箴体育研究著述主要有《小学体育教材教法》、《小学体育游戏》、《小学团体操》、《小学各项运动的练法》、《怎样做一个小学体育教师》、《小学体育教师手册》、《小橡皮球是适应我国国情的运动》、《小学体育》、《小学垒球训练法》、《小学团体游戏教材》、《中小学球类游戏教材》、《非常时期小学游戏教材》、《乡村小学体育教材与设备》、《小学体育教学值得注意的四点》、《小学体育实施方案》、《小学体育行政与管理》、《小学运动会团体运动比赛教材》、《怎样做体育督学》、《小学课外活动指导法》、《中国童子军教程》等。其中《小学体育》为一部比较完整的小学体育教育专著。该书分体育行政和教学方法2部分，共计19章，包括教材的目的、教学内容、学时安排、分组方法、场地布置、考试项目、评分标准、教材的适用年级、游戏规则、评价方法、有关学生体质生理机能指标统计表等。
解放后，教研活动集中在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改进教材教法上，逐步形成专职研究机构和团体与各校教学兼研究的学科组织相结合的格局。1950年，全市首次开展小学观摩视导活动。1951年，抽调机关干部和有教学经验教师赴各小学观摩视导。1955年后，教育研究机构建立并逐步完善。1956年，市中小学教学研究室教研员到各校听课，推广先进教学法。1959年，新宜路小学等8所小学为全省小学教学观摩现场会作示范教学。1961年后，教学研究以如何改革各学科教学法、实施教改试点为课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政治教育代替文化教育，强调学生学军、学工、学农，教学研究活动停止。1977年恢复教学研究活动。1979年后，先后在全市小学开展语文、数学教学讨论会，在中学组织300名数学教师开展数学教学改革实验，探索、总结初中各年级教学规律。并自编《初一数学衔接教材》，推广“数学观摩开放日”活动。在全市分片成立教学研究组织，开展集体备课活动。先后在8所学校开办教学改革实验班。全市中小学举办为期一周的实验公开汇报课，探讨优化课堂结构，完善中小学教学常规和中小学起始年级教学改革，对中小学实行跟踪调查试验，解决中学生衔接、分化、合格等问题。1979—1985年，中小学共开展全市性教学研究活动1321次。此后，教学研究活动围绕教学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进行。1986年，美国伊斯曼化学公司高级研究员、美籍华人王煦先博士应安庆师范学院邀请，向院教研人员介绍美国科技、高教管理和教学情况。1987年，上海育才中学名誉校长段力佩应市政府和民进安庆市支部邀请，来安庆讲学。在此期间，市委党校教师在省级报刊发表教育学论文5篇，如王树勋《怎样向高中学生宣讲好十二大文件》(载1982年《安徽教育》)、曹国华《中共党史课教学改革初探》(载1986年《安徽学校通讯》)等。安庆师范学院《教研报》设教学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等教育和教学等栏目，《安庆师院学报》辟“中学文科教学研究”专栏。至1988年，该院师生在《安庆师院学报》上发表中学文科教学研究等论文500余篇，在《教研报》上发表中等教育和教学等论文260余篇。该院教师还编写8部自用或全国通用高校教材及《实用语文教育学》一书。
【图书目录学】
清代，图书目录学研究著述主要有任之琼《松庵藏书录》，丁昌遂《典引辑要》，潘才《皖典类编》，马征麟《仙源书院书目初编》、《素行居藏书目录补编》、《思古堂杂著目录》、《思古堂撰述叙目》等。其中丁昌遂《典引辑要》入录四库全书。
民国年间，程演生编纂《安徽丛书目录提要》，陈撄宁编纂《道藏分类目录提要并索引》。蒋元卿在参与安徽省立图书馆图书目录研究活动的同时，于民国21—23年(1932—1934)，在省图书馆馆刊《学风》上先后发表论文《图书馆报纸整理的我见》、《分析目录编制法》和《安徽省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与霍怀恕合撰)。23年，蒋元卿《校雠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系统记叙校雠学发展历史的专著(1985年12月黄山书社改排出版，附《后记》)。24年，应商务印书馆约，蒋元卿与吴保障合编《教育杂志索引》和《东方杂志最近十年论文索引》。25年，蒋元卿在《学风》上连载论文《中国图书制度之变演》。26年，蒋元卿的《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被列为大学图书专业参考用书。
解放后，市级和高等院校图书馆普遍开展图书目录学研究活动。蒋元卿先后发表的主要著述有《中国古籍装订术的发展》、《徽州雕版印刷术的发展》、《馆藏古籍书目》、《馆藏农业技术书目》、《皖南古籍善本过眼录》、《古籍分类法》、《古籍著录条例》、《图书馆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整理出版古籍刍议》、《古籍的整理与保管》、《馆藏本省史志资料目录》、《彻底整理古籍，努力为科研服务》等。蒋元卿还编写讲义并讲授“中图法”和“中文工具书使用法”。市委党校教师刘心爽编纂《吴敬梓〈儒林外史〉研究论文索引(1905—1984)》(载1984年南京大学《文教资料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