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派，又称桐城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桐城人，故世人将他们和追随他们的作家群称为桐城派。桐城派秉承程、朱道统，宗崇秦汉及唐宋八家散文，别立门户，自成体系。它崛起于清康熙年间，衰亡于民国初年，前后绵延200余年，先后麇集散文作家1200余人，创立了系统、丰富的散文理论，留下了2000余种传世之作。
一、桐城派源流
桐城派从产生到终结，大体经历了初创、兴盛、末流三个时期。
初创时期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统治之所系也”。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给宣扬儒家道统的文学带来了发展良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方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在此书“序例”中，他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统一的问题，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古文约选》当即“刊授成均诸生”。乾隆之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写倡导“义法”的“序例”，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自此，“义法”之说，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
方苞授徒数十年，弟子甚众，他们在道学、经学、义理等方面各有侧重，后多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县人叶酉、张莘农，宁化雷铉，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鉴等。县人刘大櫆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服，方亦对他的散文极推重。
刘大櫆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在刘大櫆诸弟子中，姚鼐学宗方、刘，由欧王入左史，其文纡徐卓荦，风格雅洁醇正，为桐城古文正传。钱鲁斯、王灼又以师说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遂弃考据、骈俪之学，从事古文写作与研究。恽文廉悍，张文渊雅。其徒有阳湖陆补孙、陆邵人、董估成、董思诚、张琦，武进董士锡、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王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体系，世系“阳湖派”。其所传均方、刘家法，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兴盛时期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以及姚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姚鼐初受业于古文家、伯父姚范，继师事刘大櫆，充《四库全书》馆编修官。中年称疾归里，先后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姚鼐为文修洁雅醇，气质较方苞恣肆，较刘大櫆严谨，涉猎汉、宋诸学，兼及考据、训诂。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门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他们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方东树在文坛上成就卓著，其弟子有桐城戴存庄、苏惇元、方宗诚、陈澹然等；姚莹长于经济，其弟子有武进卜起元，合肥徐子岑等；陈用光弟子有青阳祁春浦；姚椿弟子有平湖顾之誉和吴江沈日富、陈寿熊等。此外，宜兴吴德旋既师事姚鼐，又师承张惠言，得桐城、阳湖两家之法，为文清曲澹雅，其弟子永福吕同沧秉承师学，晚年回归乡里，倡导后进，开粤西古文之学，为世人所重，此为桐城派又一别支。
姚鼐卒后，其弟子梅宗亮声誉最高，有继主文坛之势。他主讲京师，高徒云集：有广西临桂朱琦、龙启瑞，平南彭昱尧；江西新城陈学受、陈溥，南丰吴嘉宾，湖南新化邓显鹤，武陵汤彝珍，湘阳郭嵩焘，善化孙鼎臣，湘潭欧阳勋，淑浦舒寿，江苏金匮张端甫，无锡秦澹如，山阳鲁一同；浙江仁和邵懿辰，瑞安孙衣言，诸暨金坤；山西代州冯志沂，平定张穆等。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末流时期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桐城派的威望和影响虽不及乾、嘉时期，但流行区域广，人数多。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家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
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文章与世变相同”。遵循封建道统、文统的桐城派，面临着“世变”的挑战。梅宗亮、方东树固守阵地，不遗余力，但桐城派的壁垒仍然开始动摇。此时，湘乡曾国藩出来重振桐城派旗鼓，以其政治上的实力和才干，网罗了一批桐城派文人，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将古文运动继续推向前进。曾氏自称私淑姚鼐，论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强调“经济致用”，文体为之一变，以刚毅雄辩见长，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
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名重一时，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师事张氏的主要有荣城孙葆田，南通张謇等，师事吴氏的主要有冀州赵衡，南宫李刚元等.同时师事张，吴二氏的有武强张涛，通州范当世，新城王晋卿，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等。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于桐城派的有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但此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坚持程、朱道统的桐城派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残守缺，以为格律，有悖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致于逐渐消沉衰亡。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时期，大多数桐城派作家却能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中都有所反映。方东树的《病榻罪言》、梅宗亮的《与陆立夫书》、王拯的《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以及姚莹，张裕钊、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发了爱国情怀，或表现了悲壮之志。姚莹还身体力行，在台湾兵备道任上坚持抗英，且屡战屡胜。他有关记载战事的散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创建新学，林纾、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求社会改良，也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桐城派主要作家师承、膺服关系表

二、桐城派文论
桐城派散文理论，早期受影响于方以智、钱澄之，滥觞于戴名世，：正式提出的则是方苞，后经刘大櫆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形成。
“义法”说方苞专治古文，首倡“义法”说，主张“言有物”、“言有序”。其关于“义法”的完整议论见于《又书货殖传后》：“《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方苞借谈《史记》论“义法”，涵义明确。“义”即思想内容，指宋儒义理，也就是纲常之理。“言有物”即要求文章有充实的、可以致用的理学内容；“法”指文章的艺术形式，即文章的作法。“言有序”即要求文章剪裁得体，结构严谨，语言雅洁，趋于规范化。方苞根据“义法”剖析具体散文作品时多次指出：“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而学习“左”、“史”的“义法”，必须研读唐宋八家之文，从中揣摩体会。这使习古文者有轨迹可循，易于成就。
“义法”说，仅限于经传义理，篇章法度、详略、虚实、措注、排纂等，但对于文采、形象、风格、境界等有关散文艺术美方面均未涉及。
“神气”说刘大櫆在接受“义法”说的基础上，突破了“因文以见道”的框框，而在并不完全依附于道的散文艺术方面，发挥了自己的见解。他在《论文偶记》中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传，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神”即精神，是作者心胸气质在文章中的表现。“义”偏于思想，“神”偏于感情，更富于个性；“气”指洋溢于文章中的气势，“气”决定于“神”，“神”“气”统一，形成文章的艺术境界，或雄伟、或飘逸、或静穆、或深沉。并提出了神气见于音节，音节见于字句，或字句见于音节，进而求神气的途径。他在《论文偶记》中还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者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刘大櫆关于神气与语言关系论述，具体切实，提供了一个散文创作、学习、欣赏的门径，有其独到之处。但把字句、音节、神气的关系归结为一个凝固不变的公式，不免拘泥和片面。
“义理、考据、辞章”说乾、嘉时期，汉学大盛，宋、汉两派门户对立日益尖锐。而清政府在继续张扬理学的同时，看到汉学可以吸引大量知识分子“皓首穷经”，有利于政治上的的安定，同时，宋学的明理和汉学的通经，就其内容实质也并不矛盾，因而采取了调和宋、汉两派的策略。姚鼐正是在此情况下坚持“义法”说基本观点，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和“以能兼长者为贵”的主张。他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
姚鼐认为：“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复汪进士辉祖书》)其意与方苞“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相同。但在“义法”之外加上考证，则可以更好地防止空言义理，使理有所凭，文章内容更加坚实，可收“即物以明理”之功。故姚氏认为：“以考证助文章之境，正在佳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主张，对当时宋儒、汉学两派的对立有所缓和，有利于扩大古文家的门户，对桐城派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作家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
“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与“阳刚、阴柔”说姚鼐对“义法”与“神气”说的重要发展，表现在他注意并阐发了古文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一方面，他融合方苞“义法”说与刘大*的“神气”说，提出了“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观点。他在《古文辞类纂序》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而遗其粗者。”
上述“理”，与方苞所谓“义”同；“神”、“气”与刘大櫆的“神”、“气”相近；“味”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格”、“律’’为作品的格式与法度，近于方苞的“法”；“声”即刘大櫆所谓“音节”；“色”为辞采。神、理、气、味作为“文之精”，包括了散文的思想、形象、境界；格、律、声、色作为“文之粗”包括了散文的格式、法度和语言音韵词采的艺术美。精寓于粗，二者融合而成文。如此论文比“义法”、“神气”论文都较完整而丰富，这对古典散文艺术是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对古文的创作、学习、欣赏亦具有启发性。另一方面，姚鼐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比较充分地论述了“文章之美”。这是方苞、刘大櫆未能触及的。在《复鲁非书》中，姚鼐具体阐述了“阳刚”和“阴柔”各种风格美。认为阳刚、阴柔不可“一有一绝无”，应是主刚而含柔，主柔而含刚，阴阳相生，刚柔相济，才能达到美的境界。“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忘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文者矣”(《海愚诗钞序》)，肯定了散文风格的多样性和作家艺术风格的美学价值。至此，桐城派的文论，大体臻于完备。
三、桐城派散文创作
桐城派散文作品浩繁，以文从字顺，清通驯整，精严雅洁为特色。清代以来，编辑出版的桐城派桐城籍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刘大櫆的《刘海峰诗文集》22卷，姚鼐的《惜抱轩全集》85卷，方东树的《仪卫轩文集》12卷，方宗诚的《方柏堂文集》92卷，刘开的《刘孟涂文集》44卷，姚莹的《中复堂全集》98卷，戴钧衡的《味经山馆诗文钞》10卷，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全书》19卷，马其昶的《抱润轩文集》22卷等。1984年由北京师范学院王凯符、漆绪邦选编的《桐城派文选》一书，收入上列作家散文作品93篇，集中代表了桐城派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文选表明，桐城派得以绵延久远，成为一代文章正宗，其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不容忽视。其论说之文，虽乏宏博，但辞句精炼，逻辑性强，间有卓识；游记之文，写景状物，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且能寄寓对世情之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记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明晰。总之，桐城派散文大都平易近人，清新可读，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流派特色，并在艺术风格方面又具有各自的个性特征。戴名世主张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寓雄奇犀利于简洁朴实之中，长于史传，杂文、游记亦颇具特色。方苞“以义法为宗”，为文静重博厚，出语朴重，其代表作《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等，剪裁精当，笔墨简洁，绘形传神，真切生动，被后世一直列为古典文学教材。刘大櫆“以品藻音节为宗，虽尝受法子望溪，而能变化以自成一体”。其文气肆才雄，恢宏壮阔，所作《答吴殿麟书》，气充势足，挥洒自如，辞采华富，表现了刘文“洋洋乎才力之纵恣，无所不及”的特点。姚鼐的散文艺术成就较高的是写景文，他“以神韵为宗”，为文“纾徐卓荦，撙节粱括，托于笔墨者，净洁而精微。”(以上均引自戴钧衡与方宗诚合编的《桐城文录》)。所作《登泰山记》等游记，观察敏锐，描摹维肖，色彩鲜明。姚鼐以后一些作家的散文，诸如姚莹“雄奇真切”，刘开“纵横晓畅”，方东树“沉雄坚实”，吴汝纶“恣肆老练”，马其昶“思深辞婉”，均具有各自艺术风格。
此外，桐城派非桐城籍作家的散文创作同样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文章风格在大体上继承了桐城派的庄重典雅的同时，又各具特色。如薛福成的从容而稍带刚气，林纾的婉曲而偏于柔弱等。
(附)桐城派学术研究
清代至民国初年，桐城派居于中国文坛的霸主地位，对其评价，一般是肯定多于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桐城派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被人斥为“桐城谬种”。其后，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桐城派的产生和发展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古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也有一部分人仍对桐城派的历史作用持否定态度。建国后，国内外学者对桐城派的研究时断时续，褒贬不一，间有研究文章见渚报端或结集出版。1957至1962年，《江淮学刊》、《天津日报》、《安徽历史学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一批关于桐城派的研究讨论文章，大都收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桐城派研究论文集》。“文化大革命”中，桐城派除被作为“革命大批判”的“靶子”外，很少有比较严肃认真的研究。1979年12月《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发表了马茂元《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评述》，1980年舒芜在《江淮学刊》上发表《曾国藩与桐城派》，桐城派学术研究再度兴起，并逐渐趋于客观和公正。1981年10月，全国文联主席周扬来安徽，指示要对桐城派理论开展研究。翌年《江淮论坛》从第一期起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展开了对桐城派的全面研究和讨论。1985年11月，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桐城派学术讨论会”在桐城召开，刘季高、吴孟复、王气中、钱仲联、王树民、舒芜、魏季昌，以及日本、香港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交流学术论文71篇，从文论、哲学、史学、美学、经济学等方面，对桐城派作了比较深入地探讨和公允的评价。其后，“黄山书社”选辑出版了《桐城派研究论文选》，对桐城派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清末以来全国主要报刊、出版社发表的有关桐城派的研究书文目录如表（不含对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的研究文章。）
桐城派研究部分论文（著）目录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