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登礼的是潜山县的天柱山
司马迁《史记》的《孝武本纪》、《封禅书》，与班固《汉书》的《郊祀志》，三处都用同样的文字，记述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武帝“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事，文曰：
“其明年(即元封五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琊，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下称此文为《史纪文》)这段文字，除“上巡南郡”一语外，其余都不见政治色彩，似乎说汉武自“江陵而东”之后，纯粹为“号南岳”和“修封”而行。囿于这一认识，东汉末的应劭便据《尔雅·释山》“霍山为南岳”说，认为汉武号曰的南岳仍是“霍山”，坐落潜县；乃作解注曰：“潜县属庐江。南岳，霍山也。”到了晋代，郭璞注《尔雅》时，又说“霍山”即“天柱山”。由此，便使后来的许多人都误认为汉武“号曰南岳”的天柱山，原本就是今霍山县(汉潜县)境内的“小南岳”山。尽管代代有人驳斥，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认识。所以，不久前《天柱山志(稿)》评议会上，还有人说：汉武巡南郡之后，是过江夏郡，翻大别山，登礼了汉潜县的天柱山，再南下寻阳浮江的。
现截取《汉书·武帝纪》所记的此前的大时代背景和关于汉武这次南巡的本来文句加以辩析。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秋，遣各路将军分别“出桂阳，下湟水”，“出豫章，下浈水”，“出零陵，下离水”，“下苍梧”，“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发夜郎兵，下柯江”，“咸会番禺”以击之。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
元鼎七年(公元前110年)，“春，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随又令发兵“征西南夷，平之”。
同年秋，“东越王余善反，攻杀汉将吏”。又遣将“出会稽”，“出豫章”，击之。后，“东越杀王余善降”，诏“迁其民于江淮间”。
同年冬十月，更年号为元封，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元鼎六年后，西羌、九原等地先后都有兵事发生。乃生巡边、帅师、改年之念。——下称此文为《元封诏》。)尔后，先“出长城”，“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使“匈奴折焉”。再“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亲登嵩高”，“禁无伐其草木”。继则“东巡海上”，“登封泰山”，“行所巡至”，免“民田租逋赋贷”，“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县无出今年算。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又“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二年(公元前109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三年—前108年)，幸缑氏，遂至东莱”，“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赦所过徒，赐孤独高年米，人四石”。此间，“朝鲜王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四年(前107年)，“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春(五年—公元前106年)三月，祠后土”，诏“赦汾阳、夏阳、中都死罪以下，赐三县及杨氏皆无出今年租赋”。
在时历四载，行巡了东、西、北三边之后，乃转辙南巡，班固记之曰：“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琊，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春(六年—公元前105年)三月，还至泰山，增封。……夏四月，诏曰：‘朕巡荆扬，辑江淮物，会大海气，以合泰山。……其赦天下，所幸县毋出今年租赋，赐鳏寡孤独，贫穷者粟，。’……”(下称此文为《汉书文》)
综观上述资料，则知：(一)截止元封之前，汉室“四边”甫定。(二)边定之后，汉武即按《元封诏》精神，亲帅师，择兵振旅(或“旌旗千里”，或“舳舻千里”)，躬秉武节(或“获”，或“亲射蛟江中”)，巡边垂，以扬君威，以稳民情。行巡中辅以两种措施，一则，遇名山大川必予祭祀，借神权思想加强其统治；二则，对鳏独孤寡或特贫地方给予有限度的赐予或减免，以安抚手段巩固其政权。总之，每次行巡都是以扩大政治影响为前提，这次“行南巡狩”岂能例外。《汉书文》则记叙了此次南巡过程的全部。
无须赘述逐年前因，即就《汉书文》本身研究，汉武此行不可能翻山越岭去今霍山“号岳”。
先从“望祀虞舜于九嶷”的“盛唐”说起。后人说它在宜城，或在宜城附近的盛唐湾等等。皆不可信，应以三国吴史官韦昭“在南郡”说为是。因为这次南巡，只有南郡离九嶷最近。《史记文》说“至江陵而东”，此文说“至于盛唐”，必是其时的江陵某地叫过盛唐，而且此盛唐即临江港口为汉武登舟之地。出枞阳后，所作的歌名，即含自盛唐登舟，到枞阳弃舟之义。再说“舳舻千里”，无论解作船头接船尾地“行了千里”，或“排了千里”，止于“枞阳”，也必得起于南郡的盛唐。寻阳也好，宜城也好，到枞阳能说“千里”么?
汉武在结束此行的“诏文”中，自谓这次是“巡荆扬，辑江淮物”。汉十三部的荆州南境抵两广沿海，扬州南境抵福建沿海，汉武怎能不走偏南的水道，而行偏北的旱道至潜县登礼“小天柱”呢?所谓“自寻阳浮江”者，是指汉武立船头射蛟是自寻阳开始，而非自寻阳始登舟。《史记文》曰“过彭蠡，礼其名山川”，更是明言过了鄱阳湖口才开始“登礼”沿途“名山”的。截止枞阳为止，这沿途只有潜山的天柱山才够格“号曰南岳”。这天柱山下的潜水，清顺治军入境时，尚有“战舰逶迤十余里”，汉武由江道乘舟逆流而上之，那是很方便的事。
以上，是就《史记文》与《汉书·武帝纪》等，论析汉武“登礼、号岳”的不是潜县的小天柱，而是潜山中的天柱山。
还有与此“时近”、“地近”的几则史料，可各从另一侧面证明这一论点。
一、后于汉武逝世14年(前73年)登位的汉宣帝，于神爵元年(前61年)诏祠五岳为“常礼”时，直书“南岳潜山”，朝野翕然(见《汉书·郊祀志》)。这可证明：汉武号曰南岳的天柱山又名潜山，不名霍山。
二、《后汉书》载，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有名李广者，“以言惑众，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见《马援传》)。此事距汉宣帝诏祠“南岳潜山”时才102年，完全可以证明：其时的潜山就在皖县。不然，李广的“南岳大师”义自何生。应劭以“潜”为县名，确实是个讹误。
三、成书早于《后汉书》的《三国志》在《张辽传》中记张辽督师讨陈兰、梅成事说：“成……转入潜山，潜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余里，道险阻，步径才通”。这一则说明天柱山就在潜山中，同时，文中描绘的山势高险，也唯今潜山县的天柱山毕具之。
乔公不是乔玄
顺治《县志》曰：“桥(乔的古写)公名玄。汉末避地于潜之北三里，名彰法山。今改为广教寺，其墓亦在寺后。寺前有井，相传二女梳妆堕粉其中。至今汲之有脂粉色。”后来诸志，对“乔公”是否即乔玄，辨辨写写，暧昧不清。
今查《后汉书·乔玄传》：乔玄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光和元年(178年)，以疾罢太尉而就医乡里，卒于光和六年(183年)。传文中未见说他曾“避地于潜”。
又查《三国志·魏武帝纪》：曹操于建安七年(202年)屯次乡里(安徽亳县)时，曾遣使北去睢阳以“太牢”祀乔玄陵墓。则知，乔玄墓是在睢阳，不在潜山。
再看《三国演义》中二乔之父的“乔公”，建安十四年(209年)，尚为“刘备招亲”事斡旋于吴宫内外，此时，距“汉太尉乔玄”逝世已26年了。
由此可知，“乔公”确非乔玄，乔公墓亦非乔玄墓。
辨识宋安庆府的两则史误
明至民国的省、府、县志，有两则共同的史误：一、都说宋时的舒州改称过德庆军、安庆军，然后才升安庆军为安庆府；二、都说宋嘉定十年，黄干修的安庆城就是今天的宜城。
辨识宋代地理沿革，第一手资料只能是《宋史》，或在它成书以前的地理专著。
《宋史·地理志》(以下简称《地理志》)：“安庆府。本舒州同安郡，德庆军节度。本团练州，建隆元年升为防御。政和五年赐军额。建炎间，置舒、蕲镇抚使。绍兴三年，舒、黄、蕲三州，仍听江南西路安抚使节制。十七年，改安庆军。庆元元年，以宁宗潜邸，升为府。端平三年，移治罗刹洲，又移杨槎洲。景定元年，改筑宜城。”
据此，先辨第一则之误。
《地理志》中的“德庆军节度”和“改安庆军”，本是说：“原来的舒州(或称同安郡)受德庆军节度使的节度，文中“建炎间，置舒(州)、蕲(州)镇抚使。绍兴三年，舒、黄、蕲三州……”都还保留着舒州原称；“十七年，改安庆军”，是指改其时节度舒州的德庆军为安庆军；庆元元年“升为府”，是将先后受德庆军和安庆军节度的舒州升为安庆府。这般解释可从“政和五年(1115年)赐(德庆)军额”，直到“庆元元年(1195年)，以宁宗潜邸，升为府”的80年里，《宋史·帝纪》仍用“舒州”为此地政区之名的记述中获得证明
《高宗纪》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李成入舒州。”
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乙亥，吕颐浩遣将李铸复舒州。”
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辛卯，李通余党围舒州。”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三月癸卯……岳飞发舒州……辛亥还屯舒州。”
《孝宗纪》
乾道六年(1170年)，“二月丁亥，复置舒州同安监。”
淳熙十年(1183年)，“五月，废舒州宿松监。”
《宁宗纪》
庆元元年(1195年)，“冬十月乙丑，升秀州为嘉兴府，舒州为安庆府……”
这只是间隔着举几处为例，还有很多处用清一色的“舒州”名称呼今天的安庆市政区，最后的庆元元年，更明明白白地写着：“升舒州为安庆府”。升为“安庆府”后，《帝纪》中就不再见用“舒州”之名了。
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王象之(曾在南京附近任过知县)撰著的“南宋地理名著”《舆地纪胜》写道：“安庆府……赐德庆军〔《国朝会要》在政和五年〕，中兴以来，改安庆军〔《国朝会要》在绍兴十七年〕，又以宁宗潜邸，升舒州为安庆府〔升安庆府额《省札》在庆元元年〕)。”(方括号中是原文夹注。)
本地还有属于旧志称此地为“安庆军”时期的文物——三祖塔顶大覆钵，上有铭文，曰：“大宋乾道八年(1172年)，舒州怀宁县太平里陶定保女弟子黄氏三娘，并子胡仲文舍二百文……”这更是当时当地群众说此地是“舒州”，不是“安庆军”的“铁证”。
“升安庆军为安庆府”的误说，沿袭了几百年，现已到了应该纠正的时候。
再辨第二则之误。
《地理志》本已明言：“景定元年(1260年)，改筑宜城。”但因《宋史·黄干传》中有嘉定十年“城安庆”的记载，后来又在今宜城地下挖出当年黄干筑安庆城的记名记事碑刻，有人便据此怀疑《地理志》的记载，把建筑宜城的时间提前了43年。
认识这个问题，应先从第一个安庆城在哪里说起。庆元元年(1195年)升舒州为安庆府时，府治仍在原州治怀宁城，即今潜山城。黄干任安庆知府“城安庆”时，府治仍未迁走。《黄干传》说：“(黄干)知安庆府，至则金人破光山(今潢川之地)，而沿边多警。安庆去光山不远，民情震恐，乃请于朝，城安庆以备战守。不俟报，即日兴工……城成……是岁大旱，干祈辄雨，或未出，晨兴登郡阁，望潜山再拜，雨即至……继而霖潦月余，巨浸暴至，城屹然无虞”。这里面找不到半句将安庆城从今潜山迁走重建的含义，只是在老府治加筑城池“以备战守”而已。所以，黄干能“不俟报，即日兴工”。“城成”后，“登郡阁”可“望潜山再拜”，今宜城不能有此，“巨浸暴至”，今宜城也不会有此。
嘉定十年(1217年)金兵犯光州，据《宋史》记述，仅是一则局部性偶发兵事，为时不过半月，以金兵大败而告终。此前，金宋修好多年。“民情震恐”，是久未经战的原因。无论此前此后，都没有迁城的必要。
景定二年(1261年)沿江制置使兼任安庆知府马光祖主修《景定建康志》载：“景定元年(1260年)筑宜城为新安庆府。”这是马光祖写自己经办的事，应该确信无疑。
建造新城，在《帝纪》和《地理志》中必有记载，此乃史家通例。景定之年马光祖改筑宜城(建今新安庆城)，《纪》、《志》皆书，黄干“城安庆”只载本传，不再见于他处，这也可以说明他建的不是今宜城，而是今潜山县城。
分怀宁立潜山县后，“明崇祯八年(1635年)六月十九日，洪水冲崩县北门坝，露出旧城石闸。闸上有‘绍定辛卯(1231年)，石匠吴通造’数字；砖上有‘绍定壬辰(1232年)，知府赵希衮监造’数字。(首见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纂成的《潜山县志》。)石闸上的文字，证明黄干在今潜山筑安庆城40多年后，后任知府赵希衮还在其基础上加筑安庆府砖城。解放后拆今安庆(宜城)城墙，发现许多印有“绍定壬辰”、“彰法新窑”字样的古城砖；不难推想，是马光祖于景定间从今潜山城拆运去的。那时，潜河水深，筏运非常方便。
大批的城砖可以运走，小小的一块黄干建城碑运去作个纪念，更不是难事。这就是今日安庆宜城为何挖出此碑的缘故。
三祖山石牛洞，至今还有两幅搬不动的绍定、端平时的安庆知府崖刻，可以证明当时的安庆府还在今潜山：
①“绍定改元(1228年)，重阳秋闱撤棘。翌日，郡守大名聂洙圣从，偕贰车建康秦滋德之……至此”。
②“止泓赵希衮治郡终，更蒙恩予节。以端平改元(1234年)正月辛丑，来别山谷。从游者……子兴详侍”。
果如诸旧志所说，嘉定间府治已迁建今安庆宜城(怀宁县治也已随府治迁走)，聂知府能在“秋闱撤棘”之“翌日”即到达远离安庆近百华里的山谷吗?赵知府“治郡终”，又何必到这荒凉地方辞行呢?
把大水冲出的城下石闸和此两石刻联系起来，可以肯定，《地理志》端平三年(1236年)移府治，景定元年(1260年)改筑宜城的记述，是绝对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