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枞阳县的封建制度和习俗朱伯健
一、封建世家
枞阳县过去是桐城县的东南乡和北乡的一部分。解放初期，称桐庐县，继改为湖东县，最后定名枞阳。在枞阳县境内，所谓封建世家，当首推桂林方氏，麻溪吴氏，青山何氏，宕山钱氏，鹞石周氏。分述如下：
1、方氏因方懋有5子，皆贤，都谏王瑞题其门曰：“桂林”，遂称桂林方氏(方氏得名为此，其余各族姓，均以始祖所住之地称之)。至方学渐，明经不仕，里居讲学，当时顾泾阳、高景逸极推重之。卒后，门人私谥为明善先生。子大镇以进士官大理寺少卿，大铉以进士官户部主事；孙孔炤以进士官湖广巡抚；曾孙以智以进士官检讨。以智更是学识渊博，为明末“四公子”之一，著有《通雅》及《物理小识》，近人评论为古代科学知识分子，治学原则和态度有异于寻常学者。继以智而起者为方苞，字灵皋，由进士官礼部侍郎，以治古文义法为世人所宗，凡言桐城文学者，以必首推方苞。方观承之子维甸，以进士官兵部尚书、闽浙总督，卒后，谥“勤襄”。观承之侄受畴，以贡生官至直隶总督。方氏之后，文儒仕宦不绝，恕不尽述。
2、吴氏，其始祖原住麻溪河滨，遂称麻溪吴氏。吴一介以进士官河南布政使，曾与里人盛汝谦，倡议建桐城县城，县人立祠祀之。一介之子应宾，以进士官编修，曾著《宗一圣论》10篇，为世所重视，卒后，门人遂私谥：“宗一先生”。吴应宾之子道凝，以进士官奉化令。吴道新，一介之孙，应宾之侄，以举人官工部主事；吴用先以进士官兵部尚书，蓟辽总督，告归后，置义田，以济族人之贫苦者；吴应琦，以进士官大理寺卿；吴叔度以进士官黄州知府。因此，张文端公英序《吴氏宗谱》云：“麻溪吴氏迁桐城后，支派蕃衍，分东西两股，东股则有方伯公、宫谕公、司马公；西股则有廷尉公、黄州公、蝉联而起，代有伟人。”
3、何氏，祖居在青山附近，遂称青山何氏。何思鳌以贡生廷试第一，官栖霞县，有惠政。其子如申，以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子如宠，以进士官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卒后，谥文端。何如申之子应珏，以贡生官至黄州知府；如宠之子应璜，官赣州知府。孙何亮功，以举人官古田县知县；何应奋以进士官吏部郎中，乡人咸颂何氏人文极盛。
4、钱氏，祖先聚住白荡湖边的宕山，故称为宕山钱氏。钱鸾以进士官至云南道监察御史。子如京，以进士官刑部尚书，父子2人，在安庆城内，各建石坊1座，称曰“钱家牌楼”(即今钱牌楼街)。如京弟如畿，以进士官至政司都事，曾于枞阳县王家渡，建桥以济行人，人们称曰钱家桥，后成小集镇。解放后，因防水患，将集镇北移，仍称钱家桥新街。钱秉镫，又名澄之，明末，以诸生擢礼部主事，后又以特试，擢翰林院庶吉士，同陈卧子、夏彝仲及同里方以智最友善。时“几社”、“复社”始兴，秉镫与陈夏辈，结成“云龙社”以应之。秉镫兄秉镡，既有文名，又有诗才，时称“江左二钱”。钱氏是本县滨江大族，子孙蕃衍，不能详述。
5、周氏，祖先聚居鹞石山边，故称之为鹞石周氏。周氏迁桐甚早，约在宋代，丁口之众，为桐、枞两县各姓之冠。文学之士，多有盛名。周歧以贡生官河南推官，曾参加史可法幕，人比之陈琳、阮瑀。周大璋，以进士官湖南龙阳县县令，被聘修《江南通志》，又主讲紫阳书院，著述丰富，宣扬一时。周芬斗，以举人官叙州知州。周卜政以进士主讲永平书院，卓著盛名。所以，县称巨族者，必及周氏。
方、吴、何、钱、周5族之外，还有高甸吴氏，查林齐氏，连城张氏，陈家洲刘氏，横埠河左氏，亦称大家族，分述如下：1、高甸吴氏，以祖先聚居高甸，故称高甸吴氏。吴承恩、承颜，系同族兄弟，学行和政声，有名于时。承恩以选贡官潞南通判；承颜以贡生官监察御史，謇谔敢言，声震一时。与吴承恩同时，还有吴时逢，又名天启，以诸生通任侠，结识很多豪俊之客，名贤亦推许之。吴直以举人力攻古文，与同里方灵皋(望溪)友善，刘大櫆乃其弟子，著述极富。吴汝纶(挚甫)以进士官冀州知府，同武昌张裕钊为至友，精攻古文，当时有“吴桐城”、“张武昌”之称。吴汝纶不仅学识渊博，志在维新，原欲为国抡才不得，乃施之乡邦，建立桐城学堂。2、查林齐氏，自齐之鸾以进士官给事中时，力白王守仁之被诬，为世所重，官至河南按察使。齐杰以进士知赣州，齐遇以进士官广州按察佥事，齐琦若以进士官绍兴知府。齐心孝以进士官翰林院编修，齐维蕃以举人官台州知府，科第蝉联，里人称为大族。3、陈家洲刘氏，人口多聚集在陈家洲，故名。刘大櫆博学多文，师事方苞，苞为国士，而姚鼐又出其门，因此世人称桐城文学者，必以方、刘、姚并称，刘之文学价值，可以想见。大櫆之兄大宾，以举人官县令，有贤能评语；刘宅俊以进士官县令，能诗文。刘氏丁口之多，与里居钱周两家，称为鼎足。4、连城张氏，有张瑚、张尹兄弟，同举进士，政声文学，有名于时。张敏求以举人官奉贤县令，师事刘大櫆，工诗古文，诗更为时人所重。丁口之多，可比高甸吴氏、查林齐氏。5、横埠河左氏，左忠毅公光斗，以进士官左佥都御史，虽被阉宦陷害，而直声震动当时。其弟光先，以举人官监察御史，巡按两浙，不畏权贵，有光斗謇谔之风，同为时人所重。光斗子国柱，官武康县令；子国林，以举人官南雄司理，后又充广东乡试校官。左文言，以廪贡官潞安知府；文言之弟文高，以廪贡官钱江县令；文高弟文略，以举人官钱阳县令。文言子世寿，以保举官怀远县令。左德修、左元烺，均以进士有声于时。左氏丁口蕃衍，人文蔚起，应称大族。
牌楼章氏，项镇陶氏，小岭徐氏，豸岭吴氏，炭埠王氏，古塘王氏，黄华方氏(方又称许)，破罡胡氏等姓，亦称人口众多的大族，在历史文化关系上，不同方、吴、周、刘等族，故不详述。
桐城、枞阳，原是一县，世家大族，不是此疆彼界、绝对聚族而居、毫无分散情事。说明如下： 1、麻溪姚氏，自浙江迁入桐城，落籍麻溪。自姚旭以进士官参政，子孙移住桐城县治。其后人文蔚起，皆在县治，不在枞阳境内，故不详述。2、桂林方氏，宗祠在桐城城内，然族众百分之八十在枞阳境，而发迹者，又多在枞阳境内，故首述之。3、旧时桐城人的口号：“张、姚、马、左、方”，是桐城五大族。除上述方、姚、左之外，还有云田坂张氏。张文端公英，张文和公廷玉，父子宰相，宗祠在城内。马氏宗祠，亦在城内，其实桐城世家大族，亦不止5姓(从略)。
二、封建制度
在家族内外，人民倍遭封建势力的凌辱，兹分述如下：
(一)大族人口多，做官的多，遇事总是站在上风，藐视小族，凡有争端，更要大显威风，教人害怕。例如，麻溪吴氏，有祖坟在枞阳钱家桥镇附近，墓地名曰老人膀。吴氏自称坟山来脉10余里。这10余里的山背上，任何人不能动1担土，挖1块菜地，更不能在山背中架屋，任意伐树等。禁令张挂后，指定户丁查看。违者小则罚以祭坟、办酒席赔礼，凭地方士绅申禁；大则要演戏申禁，否则就强迫犯禁人移居。据里人传说：吴氏老人膀墓后10余里，若断若续山径上，不曾发生掘土开地的事件。由于吴氏人口众多，又有显贵者，迷信老人膀坟山发吉，特挂严禁招牌，附近小户人家，被大户权贵吓倒。仅就吴氏一家坟山一件事如此，他如，周、钱、刘、张等大族，对待附近各小户，也是以强凌弱，以众欺寡，这都是旧社会中的封建恶势力的表现。
(二)封建特权，表现在如下方面：
1、户长的权威：每一族，皆称一户。相传于明代，其原因是明代征兵，以户为单位，应征之兵，皆责令户照办。又当时各族，多是外迁入境，人口不多，故称一户。族既称户，每户必推举一人，主持全族事务，称为户长，也有称为族长的。如果人口多，支派繁，或在户长下，推举股长、房长，助理户事。他们享有十足的封建特权。族中如有不法分子，经亲属禀请户长者，则宗祠俨如官府，户长批捕到祠，按各族的条规处理，犯者俯首或跪下受罚。户长不仅有权处理户内违法者，全族一切事务，如对内经济的处理，对外交涉的事项，都决定于户长。大户如此，小户更是如法泡制。2、族规的重视：凡在枞阳县境，大族小族均有族规，载在宗谱上。《族规》的条文精神，不外是敬宗收族，尊亲忠孝，勤耕苦读，用意是告诫子孙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下，做一个忠孝人物，以光大其户族。桂林方氏，是枞阳县大户，兹特举方氏族规，以类其余。方氏不称族规，名曰《家政》，总的精神，不外对子孙“勉”“戒”二字，例如：“孝父母，友兄弟，和妯娌，训子孙，厚亲戚，礼贤士，慎闺门，勤职业，崇俭约，戢僮仆，此10者所当勉也。毋忤逆，毋以贷财离至亲，毋以妾加妻，毋纳娼妇，毋姑息子孙，毋侈舆马服饰，毋滥交游，毋怠惰不勤，毋博奕酗酒，毋为奴隶优伶，此10者所当戒也”。余如婚嫁，丧葬，差役，纳粮等都言之至详，并载其先世《方灵皋家训》，为族规准则。方氏族规，比较详备，其他各族，亦备类似的规约。总之，旧社会中，一脉相传的封建唯心的办法，用以维持社会统治者。实践这些规约，就是各族的权威者。3、族姓公祠(称祠户)，多由户长、股长等所占用。祠户来自祖遗、丁费或富户捐助等，名义上推举公正人员管理，实际上是由户长、房长或股长等指定的人员，掌管出入帐目，户长等授意管理人唯命是听。经费使用方面，主要用于春秋祭祀、修理祠宇、接济极苦穷丁等，有时补给苦读优秀青年部分学费。各项费用数目，先得户长、股长等同意，而后施行。在这些用项里，是否有浮报，有滥费，非外人所得知。较大的费用开销，先户长、股长等同意。4、修宗谱是户长等代表人物的光荣工作。旧社会中，葬祖坟，修宗谱，被认为是“大事”。葬祖坟，为上并为下，修宗谱，也是这样目的。古称30年为1世。30年修一次谱，是一般规律；也有因其他事故，延迟到40年以上的。修谱办公地点，订在族祠内；具体工作人员，有督修，是由全族各股各房各支代表，在祠堂开大会，推举通过的户长兼任，又推举协督二三人，修谱的一切，听督修作指示。动工日期，各股负责草稿人员，清稿人员，在督修下管理修谱的进出帐目，名曰钱总。钱总之下，有庶务、会计各1人，大抵是督修(户长)指定的。修谱时间，大约2～3年。新谱完成后，族中在谱馆(祠堂)开庆祝大会，督修人招呼用红纸把新谱包好，捧送会上，交各股长、房长等代表保存。这时，大家鼓掌相庆。在谱馆散会后，赴祠馆前戏场，督修人(户长)上戏台，向群众略谈修谱大事告成，让大家谨记这件大事，随即鼓掌告别，让群众看戏。30年一届的大事，至此结束。
以上所述4点，说明旧社会中，宗族头面人物进行工作时，总是独揽人事和经济大权，横行无忌。
三、风俗习惯
(一)学拳术：清之中叶后，桐城县东乡(今枞阳东部)，以周家潭为中心，附近50里的居民，历有学习拳术的风气。l、学习情形：初春和冬季，是农闲之际，桐东周家潭镇附近地区，两个村庄就有一个学拳的小组。一组约有青年20人以上，先学徒手，后学武器(刀、棍、铁尺、鞭，耙等)，订40日为1学期。前30日学技术，后10日练习比武、实习所学，一般的是学满3个学期，称为拳师，可以开门授徒。教学有成绩，可称老拳师。2、拳的名称：就可忆及者，有长拳、猴拳、破四门、地八仙、太极拳等。3、拳的姿式，主要的有高盘的少林式，飞脚能跳墙；有低盘的武当式，缩身扫地桩。在比武实习时，相互使用所学，以加强警惕防御的技术。4、学拳风气，由桐城东乡(现在枞阳县周潭、白云、汤沟、老洲、横埠等地区)，推行到县境以外。当时，桐城人的口号，“文不过南乡，武不过东乡”，是指桐城东乡人，学习拳术的风气，较为旺盛的意思。就桐城东乡言之，以周潭附近的周、章两家，为当时的代表。周家的人口多，会拳的人多，章家人口较少，会拳的比周家少，而拳术有特长处，武力威名，不相上下。清代时，负盛名的拳师章官鳌、章官毅者，善用半耙武器的扫桩战术，可以结束以寡敌众的武斗，乡人传颂至今。此外，当时拳术学习中，有些封建自私的意识，例如，章家半耙的武术，不肯完全流传至周家，甚至师徒之间，也要留一手，防止“教会徒弟打师父”。
(二)唱戏：有大戏小戏之别。
(甲)大戏：一般指京剧，演唱时台大，完全平板铺成，称平台戏。有时在台柱上贴红花，台顶上挂红灯，又称花台戏，这样戏花费多，不经常演出。(乙)小戏：以板和门板凑成，称门板戏。小戏来自北方，先名祷吃，后改称祷戏。祷戏在乡村中，普遍演出。此外，还有黄梅戏。大戏戏班约有50人，主持人称班头；小戏戏班约20多个演员。唱戏形式上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目的是为了求神谢神，请愿还愿。例如，祈神求雨，得雨后唱戏谢神。也有世家大族修宗谱，谱成唱戏，以光宗耀祖。
(三)灯会：1、灯的名称有龙灯、狮子灯、花船、花挑等。旧社会的乡村中，旧历元月中上旬，是灯会歌唱的时间。2、组织：(甲)狮子灯：约有青壮年20多人组成，穿狮子皮起舞者2人，持明球引灯行动者1人，司锣鼓助兴者3人。灯后，衣服齐整的青年手持红灯，入室歌唱队约10人。(乙)龙灯，长约4丈余，8～9人提起龙灯，在室内或大门外盘旋起舞，约半小时，有锣鼓助威。3、灯会的意义：除节日及时行乐外，实际上是求神降灭灾祸。为什么只舞龙灯和狮子灯呢?俗称“神龙雄狮”，龙在室内盘旋起伏，福从天降；雄狮入室起舞，妖怪吓得远走了。故古代官服，文官服上绣龙，武官服上绣狮。乡村人见到灯来，就鸣鞭炮、烧黄笺迎送，并要厚酬玩灯人。旧历元月十五日，称元宵佳节，乡村中的龙灯、狮子灯，齐集附近市镇，编排次序，沿街大舞，名“闹元宵”，此后，乡村暂停舞灯。
(四)集会求神：1、遍地建神庙：例如，我的老家枞阳(原属桐城东乡)，旧时称石山保。保的地盘，约等于两个公社。境内寺庙林立，规模大的寺庙，菩萨很多，有城隍庙(古代阴安县城所在)，梅树庵(太平军曾宿食庵内)，椒窳庙3个；较小寺庙有观音庵2个，娘娘庙2个，五猖庙1个，土地庙4个，关帝庙1个。在纵横8～10里的面积上，就有许多寺庙。2、聚众求神：除私人自由烧香求神外，还邀集10人左右，成立长期的求神组织，名之曰“会”，定期烧香，轮流牵头。例如，正月十三和八月十三日是文人的“文昌会”；农民的二月二日和八月二日的“土地会”；妇女的二月十九和九月十九的“观音会”；青壮年的四月八日的“五猖会”；妇女的腊月八日的“娘娘会”；老年文人的五月二十八日的“关帝会”，以上是例会。还有不定期的，临时聚集数十人，掮旗鸣锣，一次走拜若干寺庙的神像，名之曰“朝山进香”。还有一家庭单独举行的，在七月十四日晚，十月十四日晚，摆酒食，焚香纸，在门前路旁，全家老幼男女磕头，名曰“送孤鬼”；有时延羽客(道士)诵经文，祝孤魂远走。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把全家男女老幼名字，写在黄笺上，晚间在灶前焚烧，名曰“送灶神”。年三十晚，又烧黄笺，名曰“接灶神”，并歌颂灶神“上天奏善事，下地保平安”。
(五)求“地仙”：乡人常谈：某家人口多，某家子弟好，都是某祖坟出的。只要有龙脉，好方向，葬了好坟，就一定有好子孙，延请“地仙”葬好坟，是人生根本大事。为了要葬好坟，农村中曾发生许多武斗、流血、诉讼事件。
(六)请巫婆：是在乡村中，利用迷信骗人的。巫婆自称能“过阴”了解情况的“仙姑”，能解决生人和死鬼的纠纷。乡村中缺乏科学常识的妇女，家庭遇有不幸事件，就延请巫婆，畅谈他的内心，祈求她来劝和，巫婆听后心里有数了，就睡在床上，佯装“过阴”，20分钟后，就大谈一起：什么“人”身寒、望你送衣；什么“人”缺钱，要你送元宝；什么“人”身后无人，要你儿子承祧等。1小时后，巫婆假醒坐起说：“口喉都干了”，先吃汤，继而吃饭，并受酬资，离去。生人照巫婆所谈，一一照办。
(本文原载1985年《安庆文史资料》第十一辑，作者见《人物》章)
《盛唐枞阳之歌》钩沉
俞德荣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汉武帝“行南巡狩，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事载《史记》、《汉书》。历代纂修的安庆府、县志，也据之作大事记载，然均未记载歌辞内容。按常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南巡，，并亲自作歌，随行文学家、史家不可疏漏不记，为什么见诸史籍，这首歌词仅有目无文呢?着实教人困惑。
笔者近读孙楷第先生《沧州后集》，其中引文“谓本纪所书元封五年作《盛唐枞阳之歌》，即《郊祀歌》之《赤蛟》”。语虽旁及，亦无详证，却使笔者茅塞顿开。思之甚有道理，因此推而论之，兹录《赤蛟》原文：
“赤蛟绥，黄华盖，露夜零，昼晻
百君礼，六龙位，勺椒浆，灵已醉。
灵既享，锡吉祥，芒芒极，降嘉觞。
灵殷殷，烂扬光，延寿命，永未央。
杳冥冥，塞六合，泽汪，辑万国。
灵禗禗，象舆，票然逝，旗逶蛇。
礼乐成，灵将归，诧玄德，长无衰。”蛟，古传说中的动物，能发洪水，唐代颜师古注：“许慎云：蛟，龙属也。郭璞说，其状似蛇而四脚细颈，颈有白婴。大者数围，卵生。子如一二斛瓮。能吞人也”。今人考证就是扬子鳄。灵，指神。《楚辞·九歌·湘夫人》：“灵之来兮如云。”歌辞曲奥，奇丽殊雅。鲁迅先生说：“武帝词华，实力独绝”。大抵是神的威力慑服了赤蛟，不敢再兴风作浪，危害百姓了。射蛟，史有实事。今枞阳县汉武射蛟台遗址尚存，辞意迎送神灵而祭祀，汉武帝即兴作歌，应在理中。
汉武帝时，祭礼用乐有郊乐和宗庙乐，均属宫廷雅乐。据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郊乐者，《易》所谓‘先生以乐崇德，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
《盛唐枞阳之歌》当属郊祀雅乐。汉武帝曾“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互郊互奏之。”汉郊祀迎送神歌，“三言四句一转韵”。《赤蛟篇》是十九章中唯一符合针对其事的歌辞，大概是武帝南巡回宫后，召集文人学者再度斟字酌句，修定易名传世，而后人误以为失传。至于南巡奏乐歌舞班子主要成员，当是汉武帝“命杜夔创定雅乐，时有邓静、尹商，善训雅歌，歌师尹胡能习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领之”的一班人。笔者上述，旨在提供历史线索，探求答案，仰望专家学者指教。
(本文原载1995年11月27日《安庆日报》)
也谈“盛唐枞阳之歌”
汪祚民
《安庆日报》11月25日“读书”版发表了俞德荣先生的《盛唐枞阳之歌钩沉》。该文引起了我继续研究的兴趣，同时文中一处明显的史实错误须加订正。
“盛唐枞阳之歌”，首先见载于《汉书·武帝纪》。原文为：“(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自浔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盛唐一地，《汉书·地理志》未载，到东汉末年文颖作注时已不确知，“疑当在庐江左右，县名也。”三国吴韦昭则曰：“在南郡”。唐颜师古注肯定韦昭之说，认为盛唐在南郡。而今人马厚文先后在其《盛唐山得名考》一文中也写道：“综观诸说，汉武南巡至于盛唐，当以韦昭之说为是，其地自在南郡(今湖北江陵县)。后世因汉武作盛唐、枞阳之歌而得名之盛唐山，则在今安庆市南门内。”枞阳，汉属庐江郡。盛唐、枞阳两地相距较远，汉武在两地的行事各异，故《汉书》原文中的“盛唐枞阳之歌”应理解为两首歌，即《盛唐之歌》与《枞阳之歌》。我们可拿《汉书》同篇的另一处文字来印证：“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其行文方式正与“作盛唐枞阳之歌”一段文字相同。“宝鼎天马之歌”，无论从《史》、《汉》本身的记载，还是从中华书局的标点断句，皆证实应为《宝鼎》、《天马》之歌，共两首。“盛唐枞阳之歌”也应如此作两首歌看待。
《盛唐》、《枞阳》之歌的内容，史缺不载，然就《汉书·武帝纪》记叙两歌创作原委看，汉武帝在盛唐“望祀虞舜”，在枞阳亲射蛟而获之，故《盛唐歌》的内容最有可能是向虞舜致意，祈求福佑，《枞阳歌》的内容则表达喜获祥瑞，答谢神灵之情。
《枞阳歌》的内容与获蛟有关，是不是就是《十九章之歌》中的《赤蛟》呢?并不如此。将《史》、《汉》所载汉武所作歌如《瓠子歌》、《秋风辞》、《天马歌》等与作品原文内容相对照，可以见出，歌题是沿用《诗经》中的古老形式，即取诗歌句中的现存字词。《枞阳之歌》的歌题，说明其诗歌原文中有枞阳之名。《十九章之歌》中《赤蛟》的原文没有“枞阳”字样，且《十九章之歌》史载为司马相如等作，可见二者并不等同。要说《赤蛟》与《枞阳之歌》有联系的话，那只能说两者同是歌赞获蛟这一瑞应之事，或说前者参照了后者。
俞文中的明显错误出现在如下一段文字中：“至于南巡奏乐歌舞班子主要成员，当是汉武帝‘命杜夔创定雅乐，时有邓静、尹商，善训雅歌，歌师尹胡能习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领之’的一班人”。考《三国志·魏志·方伎传》载：杜夔为河南人，“太祖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并言邓静、尹商、尹胡、冯肃、服养皆精能雅乐歌舞，共同参与杜夔总领的创制雅乐的工作。太祖即曹操。既然杜夔诸人为曹操手下的乐师，比汉武帝晚近三百年，汉武帝怎么命令他们“创定雅乐”，并让他们随其“南巡奏乐歌舞”呢!显然俞先生一时疏忽，以致张冠李戴了。
(本文原载1995年12月30日《安庆日报》)
阴安县考略
疏获
一、阴安县的设置
据《汉书·王子侯表》载：“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封不害(济北贞王之子)为阴安康侯”。又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阴安，汉县，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封卫不疑(卫青之子)为汉邑”。由此可知：阴安，先为侯国，后为县邑，系汉朝所设。
古代的阴安县在哪里呢?《汉书·地理志》载：魏郡十八县，中有阴安。《唐书·地理志》告诉我们；阴安本邑在今河南省清丰县，晋武帝时属顿丘郡。
二、阴安县的的侨立
《宋书·州郡志略》载：晋安帝(公元397——418年)分庐江郡，建立晋熙郡，领县五：怀宁、新冶、阴安、南楼、太湖左县。又《一统志》记：“阴安县，宋侨置。”由此可知：阴安县的侨立，大约在东晋末刘宋初。
当时，为什么要侨置阴安县呢?据史书记载，自东汉末年起，中原战火纷飞，北人大量南迁，东晋南朝政府为了管理北方侨民，并显示其为正统政权，就在淮南、江南陆续设立了许多侨置县、州、郡，以寄存名号。似同部队调防，防区虽移，但其番号不变。故阴安县南迁而寄居于现在枞阳县境内。
三、阴安县的废除
阴安县晋、宋侨置之后，萧齐时代仍属晋熙郡。到了萧梁时期，复置枞阳县，又立枞阳郡，阴安为其属邑。陈宣帝陈顼太建五年(573年)，阴安、枞阳二县又属晋熙郡。
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年(581年)，改晋熙郡为熙州，改太湖为晋熙县，同时废除了阴安县。于是阴安县名在历史上不再出现。
四、阴安故城遗址
《安徽通志》：“阴安废县在桐城县东南八十里。”《太平环宇记》则谓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笔者认为，前者是指故城所在，后者指县境极远之地而言，因此不能认为二者有矛盾(当然《太平环宇记》的准确性较差)。然而阴安故城究竟在哪里呢?笔者通过长期访问和多次实地考察，它的遗址应在今天的枞阳县白云区的西境，白石乡与白柳乡的交界处，即山河和石溪两村相连的区域，面积约为两平方公里。其地距桐城县治80里，与《安徽通志》所载相吻合。故城遗址依山傍水，前有麻溪河(即钱桥河)、石溪河，后有大小柳峰山，对岸则是美丽的浮山，地势十分优胜，是一座理想的县城。我想县城离浮山如此之近，怪不得浮山早在梁朝就建立了寺庙，成为佛教胜地了。
山河村有一城隍庙街，解放前此处有一城隍庙，庙内有一尊高大的城隍菩萨，香火十分兴旺。据当地老人讲，过去白石、白柳民间大事，士绅、保长多在此决断。其原因主要是借助城隍菩萨的“神威”。为什么此处无城倒有城隍庙呢?清乾隆二年(1737年)，王豫重修城隍庙碑记：“炭埠(即今山河、石溪两村交界处)之有城隍庙自刘宋始，刘宋时何以立庙，阴安邑治也。”由此可证明阴安县故城在其周围。
由城隍庙东行里许，名黑洼里，当地人称东门口。门口附近有东门小街，居大小柳峰之间，中有小涧，流水潺潺，涧南无空地，居民俱在北，因此此处又叫半边街。由黑洼里南行2里许，有一村庄，名叫南门口。此处就是阴安县城南门遗址。出南门口，就是通向汤沟方向的人行大道。由南门口向西行里许，有一山岗，现名西门山岗。岗西一村名叫小街嘴，古人传为西门小街。笔者揣度西门山岗即为阴安县城西门之所在，前临石溪河，大概是个水码头，上可至罗河，下可达长江，西渡可往桐舒。西门附近有王家章庄、鲁庄和皇家冲等村，古传民谣说：“章家府、鲁庄县；皇家冲，金銮殿”。笔者意此当年大概是府衙、县衙和某王府之所在吧?值得提及的是前几年王家章庄有人在田里挖出了两口古井，石井框上俱刻了“章”字，可见此庄原住着“章”姓，后因王姓迁来，因此“章”字前面加了一个“王”字，直到如今庄上都住着王姓。
由西门山岗至城隍庙约3里，中有岗，名馆街岗，相传为当时酒楼茶馆所在地，想当年一定是个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场所。阴安故城东、西、南3门具有其称，然无北门之号，想必城隍庙就是北门之所在。庙东北数十步有“龟墩”，名杀人场，即当时行刑之地。相传石溪镇清朝名医邓石廉，夜间曾在此捕获了“血结”(人血聚化之物)，医治了许多疑难病症。古人以北门属阴，阴有严酷、肃煞气象，故古人行刑都于北门，由此可证明阴安县治之北门在此无疑。出北门可通往庐江。
综上所述，阴安故城，始于南朝宋，废于隋初，距今1500余年，但访古寻踪，仍可辨认。今撰此文，一为考古者荐引，以期进一步考察发掘祖国的文化遗产；二为地方志提供一点历史资料，以便后人对阴安县及其故城有所了解，从而热爱我们的家乡。
(本文原载《安徽地名》第一期，现略加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