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合肥县财政由户曹掌管，财政收入以田赋、丁赋为主。据清嘉庆八年(1803)《合肥县志》记载：合肥正常年景各项收入计库平银80245两，其中田赋、丁赋(包括学租银和收租正脚银)共计79794两，而渔课、商税、牙税、典税等项年征银仅451两。每年上解布政司、粮道及给运丁银60860两，留用银19385两。县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驿站、官役、俸工、廪粮等项；对于地方建设和公益事业，官府一律不予开支，只靠地方公款、公产收入和地方人士捐资兴办。
民国初年，倡行财政自治，并制定法案，划分了国家和地方收支，但由于政局不稳，内战频繁，所订法案未能认真贯彻实行。当时所谓“地方财政”仅指省一级。县地方财政则附庸于省。民国24年，国民政府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明确中央、省、县(市)三级财政体制。合肥县从这一年开始建立县一级预算。财政预算由合肥县政府财政科管理。是年，全县预算收入经核定为法币22.82万元，其中田赋、契税、牙税、牲屠税等各项附加为18.81万元，县有款产收入2.83万元，杂收入和杂项捐款1.18万元。
民国27年5月，合肥县城被日本侵略军侵占，县政府有效统治面积大幅度减少，县各项收入均比抗日战争前降低，县预算入不敷出，须靠省财政给予补助。民国29年后，由于战争军备供应，加之县乡自治经费支出膨胀，导致县财政赤字不断增加。为了平衡预算，便强行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加重人民群众负担，以致百姓痛苦不堪。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借抗战之名，以“军事需要”为借口，滥发纸币，使得物价飞涨，尤其是粮价上涨更猛。
民国32年下半年，合肥县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整理自治财政纲要》规定，对法定税捐及公有款产进行整理，绝对不许招商承包，并要求剔除中饱私囊及一切积弊，但效果甚微。
随着逐年通货膨胀，合肥县财政预算数字不断增加，民国33年比民国28年增加68倍左右；民国35年又比民国33年猛增46倍左右。
民国34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倾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动内战。为了支付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一方面滥发纸币，另一方面命令地方财政负担巨额军事开支，引起全国物价狂涨，恶性通货膨胀。《民国37年上半年合肥县岁入、岁出总预算书》有关经常、临时两栏预算总计金额达181.41亿元，作为一个县级财政，堪称天文数字。合肥县的财政和国民政府的财政同样山穷水尽，面临崩溃的绝境。
1949年合肥解放初期，合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财经部，负责经费、粮、草供应，实行供给制。同年5月，成立合肥市人民政府财务局，市财政收入全部上缴皖北行政公署财政处，市直单位的支出由该处下拨，收入和支出不挂钩。
1953年，合肥市开始建立市一级财政。当年全市财政收入322万元(人民币)，财政支出441万元，预算收支差额由省补助。当年省补助市里152.29万元，直到1957年，合肥市级财政才不要省补助。
1958～1961年，受高指标、浮夸风的影响，市财政收入搞“放卫星”，以致出现“虚收实支”、“一平二调”的错误。直到1963年后，该错误才得到纠正。
在“文化大革命”中，合肥市财政工作受到极大冲击，正常工作不能开展，后来又撤并机构，下放人员。当时在合肥市生产指挥组财贸小组下设财政业务组，负责全市财政工作，工作人员仅有5人。人员少，任务重，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市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1967年财政收入4452万元，比1966年下降38.47%，其中企事业收入只有371万元，比1966年下降74.62%。1968年财政收入又进一步下降到3757万元，比1966年下降48%，企业不但没有利润，反而出现亏损49万元。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与财政收入进入发展阶段。至1985年，市财政收入已接近5亿元，年均有较多的结余，为经济建设积蓄了一定的机动财力。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合肥市的财政收支规模也不断扩大。市级财政收入，以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为基数，至1985年，增长达146倍以上；同期的财政支出也增长近28倍。财政的收入来源，从解放初期主要取之于农业，逐步转变为主要取之于社会主义工商企业。至1985年，农业税占全额预算收入的比重下降到O.23%，而来自社会主义全民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商税收入的比重上升至88.O7%。解放以来，市财政支出用于基本建设、支援农业、企业挖潜改造以及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等方面的资金，占总支出70%以上。
解放30余年，市财政在合理安排积累与消费，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
1949年后，合肥的财政体制，与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由“统收统支，高度集中”和多种形式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发展过程，但始终贯彻人民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
1953～1985年合肥市财政收入统计表
单位：万元

1953～1985年合肥市财政支出统计表单位：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