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合肥工商业发展缓慢，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属于工商税收性质的虽有盐税和关税，但不在合肥征收。合肥征收的仅有契税、商税、渔课、典税等杂捐杂税。据嘉庆八年(1803)《合肥县志》载：合肥年征赋银定额为71214.11两。而杂捐杂税年征定额分别是：渔课银173两，商税银34.99两，牙税银177.8两，典税银65两(契税无定额)，合计银450.79两，仅占赋银的0.63%。
清王朝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筹措军饷，于咸丰三年(1853)开征厘金。咸丰十一年，合肥设分卡征收百货厘及牙帖等税。光绪十一年(1885)，合肥厘局下设梁园等15卡，年征收比额(核定任务)为制钱1557.9万文，约合白银10300两，至光绪三十二年增为1943.6万文，约合白银12900两。由于厘金征收范围极广，此卡征过，行至彼卡又要征收，故安徽虽明定税率为2%，实际征收达6%至8%，且因各卡均为地方绅董把持，按定额包办，超收归己，故对商人吹毛求疵，肆意勒索已是司空见惯。其额外加征远比法定为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咸丰四年(1854)一月至同治元年(1862)五月，庐州(合肥)在太平天国控制之下，也向合肥人民征收捐税。田赋实行“计亩征粮纳税法”，合理负担；对手工业者颁发执照或店凭时，征收一定数额的捐税；在河港冲要地设卡，征收4‰至30‰。的卡税；对牙行征收牙税和营业捐等。太平天国所征捐税，不仅有统一的税制，由乡官依制征收上缴，而且税额特轻，有的比清朝统治时所收减半，因此受百姓欢迎，乐于缴纳。
光绪二年(1876)，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自此，洋药(进口鸦片)大量进入安徽。光绪四年，庐州府销售洋药720担，占当年芜湖关总销售量的30.12%，为省内各府之首。当年缴纳的洋药税厘银为75000两。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大幅度增税，寓禁于征。但清政府关税不能自主，迟至光绪九年才与英政府商定，洋药每百斤征关税30两，另征税厘80两，合计110两。光绪十八年，庐州设土药税分卡，对土药(国内产鸦片)每担征收厘银30两，落地税银20两，均按7折征收。至宣统二年(1910)，土药和洋药税、厘，分别加至每担230两和250两。此外，合肥还在宣统元年对吸食鸦片者征收吸烟牌照捐。每购烟土一两，征捐钱40文，购烟膏一两，征捐钱60文。民国元年(1912)6月，安徽都督柏文蔚认为禁烟乃为富强要政，不应爱惜税收，听任各烟铺自由营业，通令强制禁卖禁吸。但因局势混乱，未能禁绝。到民国21年5月，省府转发军事委员会电令，皖北所有鸦片捐税征收机关，统被撤销。
北洋政府时期，合肥开征牲畜税、印花税、屠宰税、落地厘金、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特种营业执照税、卷烟营业凭证税、鸡蛋统税以及烟酒公卖、验契纸价注册费等税费。同时整顿了厘金和茶税。由于财政为军阀把持，这一时期的苛杂摊派极为严重。民国17年，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实行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体制，但因县为省财政附属，没有明确收入款项，以致各种附加和杂捐不断出现，造成县财政的混乱。民国20年裁撤厘金，使此项在合肥征收长达70余年的恶税终于结束。裁厘前后，为了抵补厘金收入，合肥开征了棉税和营业税，后又开征了土酒定额税和土烟特税。民国23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确定县为自治单位，将田赋附加及印花税的三成、营业税的三成、房捐和屠宰税及其他许可的税捐等，划为县级财政收入。
抗日战争爆发后，合肥县城于民国27年5月沦陷，县政府迁西乡南分路口鸽子笼镇(今属肥西县)。国家税务机构撤离省境。从民国27年5月至34年8月，合肥日伪政权用税收形式和各种苛杂摊派进行疯狂掠夺，连小独轮车每月也征车捐l元，农民出售鸡、鸭、鹅，每只也要征牲畜营业税24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发动和扩大内战需要，不断增加税种，提高税率，苛杂摊派层出不穷。安徽连续大幅度提高烟酒税率，实行营业税代征50%的保安经费，开征类似厘金的出口粮食自卫特捐。民国37年8月，国民政府竟用预征和摊派的办法全面征收自卫经费，营利事业所得税也改在年度开始时估计预征，营业税则是硬摊任务，其他苛杂更是变本加厉，税收变成赤裸裸的搜刮。据1949年2月23日《江淮日报》载，合肥居民向国民区乡政府及驻军缴纳的费用有门牌费、壮丁费等10余种。一位黄包车工，每月收入不过两石米，而捐费就要出一石多。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2月11日成立合肥市工商管理局，市区设4个稽征所，办理全市工商税收及工商行政管理业务。全年入库税款旧人民币130371万元，折合大米407.8万公斤。
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规定全国征收14种工商税。合肥开征的有10种，即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同年7月，根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调整税收的决定，地产税和房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货物税目由1136个减为358个，并调低部分产品的税率。临时商业税起征点由10万元提高到20万元(旧人民币)。
1952年，市税务部门对2652户有违法行为的私营工商业户进行认真审查。经市节约委员会核准，定为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的有67户，其中8户受到刑事处分。合肥市在1950～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实征税款人民币867万元。其中1951年比1950年增长155.3%，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33.39%。合肥市从1953年1月起按照《中财委税制若干修正的通告》，试行商品流通税，取消棉纱统销税(并入商品流通税)；对应税货物工厂原来缴纳的印花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合并在货物税内征收；将工商企业原来缴纳的营业税附加、印花税，并入营业税内缴纳；凡已纳商品流通税的商品以及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专营批发商批售工业品，均不再缴纳营业税(对私营专营批发商于8月恢复征税)；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将其中电影、戏剧及娱乐部分税目改征文化娱乐税。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合肥市遵照中共中央“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原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坚持“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征收管理上进行了限制与反限制、偷漏与反偷漏的斗争。
从1958年9月起，合肥市执行新的工商统一税(由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简并而成)，工商业税中的所得税成为独立税种。在此前后，合肥税务部门贯彻“三大观点”，做了大量促进生产工作。但“浮夸风”也很严重。1960年5月宣布全市实现“三无”(无差错、无偷漏、无滞欠)，几个月后，即查补偷漏税款27.6万元。1961年7月，市区设4个税务分局及其下属10个所组，人员由75人增至150人，充实了征管力量。同时建立“一定四包”专管员责任制，全面修订“纳税鉴定”，加强纳税辅导和检查，并结合征管，努力促产增收，税收工作局面大有改观。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合肥税务机构撤并，人员下放，正常的征收管理秩序被打乱，税收法纪废弛，偷漏欠税严重。1967年合肥市工商税收比1966年下降31.39%，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2.09%。
1972年全面试行工商税。合肥征收的有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畜交易税等6种。工商统一税只对涉外企业征收。对国营企业只征一种工商税，集体企业也只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严重削减了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
1978年10月，恢复合肥市税务局建制，所属长丰县及各区财税机构亦相继设立，充实了征管力量，加强了业务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合肥市贯彻实施国家关于工商税收制度实行调整和改革的方针，完成了由基本上是单一化税制向复税制的转变，建立涉外税收机构和制度，完成对国营企业利润进行两步“利改税”的改革，税收工作得到全面加强。到1985年，合肥市征收的税种有：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国营企业奖金税、集体企业奖金税、事业单位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建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此外，还负责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6年7月起，还代征教育费附加)。根据纳税单位增多的实际需要，税务机构和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到1985年，市区设7个分局，干部人数由1978年的108人，增至1985年的343人。所属3县到1985年共设28个税务所，实有干部407人。
为堵塞偷漏欠税，1982年9月，全面开展税务登记，并坚持纳税鉴定和纳税辅导，开展纳税检查工作。同时加强发货票管理，整顿个体和集贸税收，使税收征管步入正常化、法制化轨道。在加强稽征管理的同时，各级税务机关及每个专管员根据所管纳税户的不同情况，制订促产规划。对企业生产经营中发生的困难，采取减免税、税前还贷、小额贷款和开展协作等方式给予帮助，既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税收。
从1950年至1985年的36年中，合肥市实收税款34.75亿元。其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7年，即1979～1985年实收税款为18.5亿元，是前29年16.25亿元的1.14倍，占36年总税款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