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禁烟毒
民国初年，合肥县政府曾发出通令，严禁种植罂粟。在每年烟苗出土收浆季节，由县禁烟股派员分赴各地勘查，督促铲除罂粟，并重征烟苗税。但此时所谓禁烟，实为搜刮民财，巧取豪夺的手段。民国24年，国民党中央制定了6年禁烟计划。民国27年，安徽省政府设立禁烟处，合肥县设立禁烟股，办理禁政事宜。民国28年省府制定《整顿安徽禁政实施方案》。民国31年底，查缉烟毒工作由县、区、乡(镇)、保、甲各级机构负责兼办。每年春季，出动地方自卫武装，强令民众铲除罂粟，并在收浆季节派遣兵员扼守交通要道，查缉烟毒。民国36年，省禁烟处派专员进驻合肥，督导合肥等17县、市禁政。县政府还设立戒烟所，如东市区一品香烟馆，门口挂着戒烟所牌子，实际上公开吸毒，“挂羊头卖狗肉”，禁烟施戒徒有虚名而已。民国37年8月8日，王子城区署将广种烟苗的任银华、许良志等6人捕获查办，但仍难以禁绝乡村种植罂粟。长期以来，合肥县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据解放初期调查，仅肥东地区就有1700多户农民种植烟苗。
1952年7月10日，合肥市公安局遵照省、市委统一部署，结合镇反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群众性的禁烟肃毒运动。整个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加强领导，调查摸底。1952年7月10日成立合肥市禁毒委员会，黄建中、范涡河、常光华、彭礼祥等10人为禁毒委员会委员，黄建中为主任委员，下设禁毒办公室。这一工作由公安部门为主体，统一行动。市委召开了公安、司法、检察、民政、税务、卫生、邮政等部门的负责干部会议。会后，市公安局抽调38名干警对全市制毒、贩毒、吸毒人员和存毒户进行了调查摸底。全市有烟馆69家、吸食毒品者892人，经铁路贩运到合肥的烟土达6500余两，通过其他渠道贩毒的290人，贩人合肥的烟土达21000余两，吗啡200余两。
1952年8月中旬，全市组织27个行动小组，统一行动，依法逮捕107名烟毒犯。其中贩毒犯69名。烟毒犯中：特务4名，土匪12名，反动党团骨干11名，伪军官9名，反动会道门道首、道徒3名，地主12名。这类人占总数的74％。同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依法判处12名烟毒犯。贩毒惯犯周文祥，曾充任过伪警长，专事贩毒，在市内有20人为他推销毒品，可供300人吸食。解放后，因勾结毒犯宇文山制造吗啡1200两，并订立生死同盟，被公安机关查获后，抗拒交待，被依法判处死刑。贩毒犯刘××等4人也重操旧业。仅一年时间，从蚌埠，肥东购买烟土55000两，贩运至舒城、六安等地推销。并在合肥市西门外开设烟土分销站，后由公开转向秘密，直至被查获归案。
二、宣传教育，开展强大政治攻势。为了推动禁毒运动的深入发展，合肥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回顾座谈烟毒流传合肥造成的祸害，坚决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禁烟禁毒所采取的措施。各条战线组织大批人员上街宣传，并运用墙报、广播喊话、文艺演唱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开展禁毒宣传工作。用大量生动实例宣传毒品的严重危害及禁毒的重大意义，阐明党和政府禁烟禁毒的决心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使禁烟禁毒运动家喻户晓。8月下旬，全市组织629人参加的42个规劝小组，分头清查收缴毒品；组成14个工作队，5辆宣传车上街、上门进行宣传教育；召开毒犯家属会，以及由毒犯现身说法的群众大会。东市区受害人常××控诉说：父母吸大烟，把家中的祖业抽光了，还把我推下火坑当妓女，好不容易逃出妓院结了婚，才知丈夫吸毒把我也染上了烟瘾，结果辛勤操持的店铺被吸掉了，夫妻也离了婚。解放后多亏政府对我的教育、改造，使我在教养院戒了烟，重新建立幸福家庭。
在教养院的档案里，记录着一幅吸毒者毒瘾发作时的“百丑图”：一位脸色灰暗的青年妇女，在经一番翻滚、撞墙、咬牙切齿、捶胸顿足之后，精疲力竭地蜷缩在墙角边，散乱的长发，拖延着一串串鼻涕、口水和眼泪，双手盲目地在身上乱抓着。另一个骨瘦如柴的男青年，无力地匍匐在地，喃喃地哀求着：“我不想活了，让我去死吧!”当管教干部捋起他的衣袖时，只见他胳膊上打吗啡的针眼密密麻麻地象蚂蚁聚集在干枯的树枝上。有位管教干部的日记中写道：毒品吞噬着一个个健康的肌体和灵魂，象魔鬼一样，使活人变成行尸走肉，有许多人经不住毒品诱惑，堕落成为偷、抢、骗无恶不作的地痞恶棍，祸害无穷。
在肃禁运动中，对311名吸毒犯进行了集训，还组织受害人在群众大会上控诉烟毒的祸害和毒犯的罪行。西门有个叫李华荣的“老烟鬼”，原来家里开设杂货铺、糟坊，后因染上烟毒，把家中的店吸垮了，老婆卖了，自己以沿街讨乞、行窃为生。还有一个叫毕立环的，夫妻俩都抽大烟，抽得家里仅剩一间破屋栖身，夫妻两人只有一条裤子换着穿。通过集训教育，出现了妻子检举丈夫，父亲检举儿子，儿子检举父母亲等大义灭亲的动人场面，有137名积极分子受到表彰。
三、断源截流，严肃处理毒犯。在开展禁毒运动中，严格遵照中央关于处理毒犯的方针政策，严厉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反革命犯从严，一般毒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在整个运动中，全市查出烟毒犯466名，存毒户153户。经过审查，依照中央关于处理毒犯的量刑办法(草案)，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名，判处徒刑96名，管制136名，具保登记免予刑事处分的233名。全市查获烟土3540两，吗啡20.5两，缴获毒具473件，以及贩毒所得的黄金5.2两、银元147块。
1963年，全市拘留烟毒犯45人，其中老烟毒分子35人。以江召甫为首的11人吸贩毒集团，先后在合肥购买烟土35两9钱，除14两被这伙人抽掉外，其余倒卖给甘肃省贩毒犯。1969年6月，市公检法军管会查获吸毒犯童曙华。童犯恶习未改，长期吸毒贩毒，先后贩卖鸦片300余两，牟利万余元，在关押期间继续吞服隐藏衣内的鸦片，被依法判处死刑。
自1982年开始，当时市郊和长丰、肥东、肥西县少数农村，出现私种罂粟现象。1983年，省政府发出《关于严禁私种罂粟的通知》后，各级公安机关配合区、乡政府，发动群众进行突击铲除。肥东县铲除罂粟269152棵，肥西县铲除罂粟20800棵。
1992年3月，全市共出动公安干警、民兵和治保人员1700多人次，重点对三县一郊的55个镇、乡、村和农场、苗圃等地进行了检查，全市共铲除私种罂粟22万棵，对165名私种罂粟者予以治安处罚，收缴制毒工具52件。
在深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由于国际贩毒活动猖獗的影响，烟毒之祸再度沉渣泛起。1992年夏，肥东县破获肃毒运动后首起贩毒案件。市、县各级公安机关按照中央禁毒委员会提出的“禁贩、禁种、禁吸”三禁并举，“打击、宣传、防治”多管齐下的方针，坚持不懈地厉行禁政，堵源截流，进行综合治理。
查禁赌博
民国时期，合肥县政府曾三令五申禁赌，然官赌日甚，以致社会上赌博现象普遍。
建国初期，合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明令禁止一切赌博活动。在每年冬、春季节，结合“四防”发动群众查禁赌博，使积弊多年的赌风大有收敛。1957年上半年，全年发生大小赌博百余次，特别是春季赌风盛行，影响春耕生产和社会治安。为此，市人委发出了严禁赌博的布告，广泛深入地开展禁止赌博的宣传教育活动。
1960年，在河滨公园、火车站广场等处，出现了公开以摸红绿白果、红黑弹子、套圈子、掷骰子等10余种变相赌博活动。市公安局发现后，立即予以取缔，并通报全市，遏止了这类形式的赌风。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公安机关瘫痪，社会上的赌博一度无人过问，以致赌风滋长。1978年，郊区抓赌34场，参加赌博的400余人，并出现在赌场抢劫钱物，因赌博斗殴、伤害他人的案件。1980年元月21日，郊区红旗公社召开大会，公开处理聚众赌博，结伙盗窃的20名违法犯罪分子。1981年春节，郊区抓赌40多场，参加赌博的有200多人，没收赌资1800多元，手表29只。治安民警队在郊区杏花公社板桥大队抓了一场赌，没收赌资517元。
1982年，省政府发出《关于严格禁止赌博的布告》，市公安局抽调15名干警，在安纺、安拖和中市地区查获116名赌徒，其中在职职工104人，党、团员和干部占37％。市政府为此发了通报。1983年1月市公安局发了《关于严禁赌博的紧急通告》。
1985年，公安机关抓赌91场，追缴赌资4.81万元，处理了618人次。其中拘留175人次，罚款195人次，收审6人次，批评教育242人次，并进行了登记控制。同时，在2月12、15日，3月7、9日夜，统一组织三县四区集中行动，狠刹赌风，没收赌具810付，缴获赌资3万多元。其中千元以上大赌4场。
1988年以后，赌博活动的形式种类繁多，主要有街赌、官赌、家赌、富人赌四大类。有的单位为打通供销门路，改变送礼、回扣等方式，采取请客后陪同打麻将，进行赌博，故意让客人赢钱，讨得欢心，做成生意。从全市查获的311场赌博分析，赌博活动发生了五个变化，一是时间由夜晚转向白天；二是赌具由多转少，行赌的扑克改为3张，或赌猜人民币号码奇偶数等；三是赌资变大，由现金变贵重物品；四是赌场由派人望风发展到现代化通讯工具，由室内行赌改为在出租汽车、船只上赌；五是由“文赌”转变为吵嘴打架，抢赌场。赌已成了公害，因赌博铤而走险，偷窃、抢窃伤害人命等屡见不鲜。
1990年下半年，合肥市街头、公园出现利用斗蟋蟀聚众赌博和利用车、船作流动赌场等新情况。明光路派出所查获一起33人利用斗蟋蟀聚赌案件，缴获赌资3700多元，以及27盆用作赌具的蟋蟀。治安大队在9月份抓赌36场，其中输赢在千元以上的19场，万元以上2场。从郊区杏花乡赵岗村的赌场，缴获赌资11500元，有位乡镇企业的会计竟带着支票上赌场。
1992年，市公安局开展打击“流动赌场”专项斗争，组织30余名干警跟车执勤，集中打击合肥至屯溪、安庆、南京、芜湖、马鞍山等5条长途客车上的流动赌博。市区组织干警深入街头、公园、车站广场查禁玩花牌、套红蓝铅笔、摆象棋残局等不同形式的赌博活动。郊区推广七里塘组织禁赌协会的经验。该镇成立由镇政府、派出所、群众团体参加的“禁赌协会”。各行政村和较大的企事业单位也相应成立禁赌领导小组。通过发“公开信”、出“安民告示”、开会、家访等各种途径，广泛宣传省市政府的禁赌布告。在发动群众查禁赌博的同时，该镇还开展了群众性的娱乐、科普和普法教育活动，丰富和活跃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使全镇赌博活动比上年减少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