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元月，国民经济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工商企业精简职工，国家机关精简人员，城镇压缩人口。至1963年7月，合肥共减少职工128490人。是年9月，市成立安置城市精简人员办公室，赵凯(市长)、林德、潘毅(副市长)先后兼主任。各区设精简下放办公室，居委会成立安置小组，负责动员组织下列人员下乡插队落户：被精减职工及其家属，自愿下乡的职工，街道闲散劳动力，1958年后来自农村的居民，无固定职业可全家下乡的居民，以及不能升学的青年，凡自愿参加农业生产的，由各区安置办公室派人到落户地区社队联系安排住房，划拨自留地，筹措生产生活用具。下乡人员的住房，由地方按照自力更生、群众互助、政府支持的原则，采取租、借、让、修、建等办法解决。办理户口粮油关系转移手续的，按每人每月30斤定量发3个月粮票(以后的口粮、油由生产队统一安排)。被精简职工的安家费按人均80元，家属及闲散劳动力65元的标准发放。此款40％给本人，60％由落户生产队掌握使用。至1966年5月，合肥市共有8709户、30848人下乡插队落户或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
1968年10月，毛泽东主席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合肥市革委会成立支援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办公室，开始组织大批干部、城市居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翌年元月，市革委会规定：下放职工，其家属无固定工作者，随同职工下乡；职工留在城镇，其家属有劳动能力，可动员家属下乡落户；合同工无论期满与否，工作不需要即行辞退，辞退后动员下乡；小摊贩、社会青年、1966～1968年三届毕业生及其他无户口人员一并动员下乡。这一时期，《新合肥报》、市有线广播站大量报道下放人员到淮北去建设新农村的消息。各工宣队、军宣队划片包干，落实到户，反复动员上述对象下乡。不愿走的，开会批斗或停止粮油供应。派出所、粮站通宵办理户粮迁移手续，每办一户即敲锣鼓、放鞭炮。各商店设专柜，供应下放人员日用品。市、区派员至下放人员落户地点，为他们安排住房、用具和自留地，并按每人180元下放费(内建房费70元、生产用具费30元、生活费80元)拨给当地人民公社。10月18日上午，长江路上有10万人夹道欢送6049名(含省直机关2236名)干部、职工、居民、知青下乡。西起三孝口，东至胜利桥、环城路北，沿途彩旗招展，锣鼓、鞭炮声响成一片，500余辆送行汽车顺序通过设在四牌楼的欢送大会主席台。这一天合肥市区下乡居民共计218户876人，其中西市区到凤台县的107户432人，中市区到利辛县的61户207人，东市区到颍上县的50户237人。下放人员落户后，公社粮站按每人月供应成品粮30斤、食油半斤，至接新粮止。
是年冬季，合肥市允许下放居民投亲、靠友、回原籍，不再大造声势搞集中送行。下放户分布于省内54个县、邻省17个县。
居民下放以后，各区均适时派人巡视，还召开下放人员座谈和积极分子代表会；逢春节组织慰问团携礼品深入到户探望，并对缺少衣被者酌情救济。下放人员若治疗疾病，可凭发票由县补助60％医疗费，个别困难户按实报销。社、队在分工分业时，尽可能发挥下放人员特长。
1977年2月，合肥市倒流回城的下放居民计有27户108人。他们中有的无住房，有的生活不能自给，有的下放时即是老弱残者，有的妇女甚至被拐骗、奸污、逼婚。3月22～24日，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后决定：严惩煽动下放居民回流闹事放居民、拐骗奸污下放人员家属者；对少数危害治安的下放户，亦依法处理。是年，有13户确系老弱残者被收回复户。
1978年8月，市革委会主任办公会议决定：将下放居民孙经兰等9户16人收回复户。1980年6月，市长办公会议决定，将下放的老弱残居民陈江汉等56户175人收回复户。此后，合肥市遵照上级规定，将1968年后下放的老弱残人员中在农村无依靠而城镇有亲属赡养的，夫妻一方在城镇工作、另一方带子女下放后死亡而子(女)未婚的，下放后父母双亡而城镇有亲属愿意抚养的，受“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株连下放已平反改正的，经本人申请、社队审查、市居民下放办公室复核、市人民政府批准收回复户。至1985年10月，下放居民中先后有10余批共441户1402人回城复户。这些人员回城后，各区街道优先安排他们至区(街)厂、店工作，或调配做临时工、合同工。其中生活困难者，民政部门还给予定期或临时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