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老爱幼
合肥人素尊崇孝道，双亲在日，必悉心照顾，俗话称：“活时不侍候，死了祭木头(棺材)，没有用”。除日常关心照顾外，下辈人通常在生日时，向老母敬以美食，俗话称：“儿生日，母苦日”。若家中双亲老迈，生活不便时，儿媳更是相侍左右，不轻易远行；若双亲染病在身，其儿女定想法设法四下求医问药，即便倾家当产，在所不惜；若双亲垂危，其儿女决不轻易远行。即便远行在外，也一定在双亲过咽之时，返回家中，见最后一面，直至送终。
老人对小孩同样关心疼爱。旧时，合肥民间贫穷人家甚多，然虽家徒四壁，决不轻易遗弃亲生骨肉；即便讨饭叫街，跑反躲难，总是将年幼子女携带身边，尤其是做母亲的，更是如此。合肥民间有句俗话：“宁死当官老子，不死讨饭娘”，所言即此。若外遇迷童，定会热心询问，不厌麻烦，设法帮其找到家长或护送至其家中，尊老爱幼之风久盛。
扶危济困
旧时，合肥民间信仰佛教的人甚多，普遍重积善积德，崇奉“不修今生修来生”的人生哲学，故而乐善好施，扶贫济困之风尤盛。平日，邻里熟人间，遇有急难或手头不济，相互之间车募掇借(周转暂借钱款应急)甚为平常。若外遇急难危困之人，多能尽力解囊相助。遇灾荒之年，见有乞讨，多能施以食物或零钱。若施米饭，习从锅内现盛，以示怜爱真情。此足见昔日合肥，民间扶贫济困之风，厚重清纯。
尊师重文
合肥人素尊师重文。旧时，孩童初入学堂，除要向先生鞠躬行礼，尚要朝孔夫子像跪拜。放学之后，路见先生，必立正行礼，甚为恭敬。按合肥人的传统观念认识，先生是引导前程的人，故师大于父。在一般家庭所供“天地牌位”上，常书有师字，将师列为供奉祭拜之列，足见合肥民间尊师之风久盛。当然，民间所尊之师，除学堂先生之外，各行各业带徒传艺的师傅，也在此之列。
合肥素多文人，民国时期，合肥城乡遍布中小学堂，曾被评为教育模范县，兴学重文之风可见一斑。一般家庭，只要有可能，定送子入学，若无条件送子入正规学堂，也尽可能送子入私塾就读。有甚者，在境读完中学后，尚送子他乡于高等学府深造。有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为了能让子女学有所成，步入仕途，日常尽量省吃俭用，勒紧裤带，决不轻废子学。因重文兴学之风极盛，故昔日合肥善诗赋、精著述之人星众，曾出了很多历史名人。如包拯、李鸿章、段祺瑞、刘铭传、卫立煌、倪映典等。
习尚武术
旧时，因时局动荡、世道腐暗，打家劫舍、欺软凌弱之事，频生无减，故权势富豪之家族，常聘请武林高手，为之保镖。民间一些不甘受欺遭辱之门第，亦设法送子习武，以强体护身，免受欺凌。再者，合肥素为战略要地，战火频生，硝烟不断，一些男儿受“志当效命国家”思想影响，甚喜舞刀弄棒。由是，在合肥民间形成一股习尚武术之社风。
合肥民间习尚武术之风由来已久。早在唐朝时期，合肥就开设有武科，专业教习拳械格斗。宋朝时，合肥出现武学，时民间习武练功者已很普遍。到了明、清时期，各种门派的武术，已在城乡广为流传。民国时期，合肥已开设有众多拳场、武馆，入馆拜师习练武功的子弟，盛时达千百众。因尚武之风久盛不衰，故常有武术高手涌现。如民国时期的唐殿卿、马小胜、尚宗达、陆小山等，即为当时合肥远近闻名的拳师。民间传闻，唐殿卿曾于佛照楼喝茶时，徒手窗外，轻捉飞燕。每晨出入户外，均徒身飞越3米多高垣墙而过，从不开门惊动他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重学手艺
旧时，合肥多清贫人家，贫家子弟又多无条件上学就读，仕途不通，故将从师学手艺作为唯一的谋生出路。老人们习以“学会一门手艺，掌握一技之长，靠手艺，凭气力吃饭，这是正道，到哪里都不会挨饿的”话语教导后人。故昔日合肥贫家子弟，往往从十几岁就开始随师学徒，20多岁就能独立门户，自谋生活，各业能工巧匠甚多。如精缝制便装的沈春球，善制食品的张顺兴、刘鸿盛，精织造的洪氏等，皆知名度甚高。
敬医重德
旧时，合肥民间缺医少药，人们对善医者甚为敬重，视其为生命的拯救者、保护神，恭称其为先生。若因病将医生请至家中，定盛情款待。对医生的嘱咐，常常是言听计从。而医者，亦素重医德，不论贫富，均能一视同医。收费则常常是视求医者经济状况，家境条件，适当酌取，决不因缺钱少款而拒诊，更不会趁人之危，勒索钱财。《庐州府治》载：昔“合肥人吴嘉善，通岐黄术，崇祯十三四年大疫，有求医者应以方药，期于病愈而止，不复计酬。”此类事例，旧志所载甚多。有的则当时并不言医费，只是待被医者见效后，任其所给。若需请医上门，一般都能有请必到，不讲价钱、条件。尤其是那些较有名气的医家，既讲究医技，更重视医德，崇奉“无德不医，无德不授，无德不传”的医业信条。故旧时合肥民间虽不乏有名气的医家，但未见因行医而发财致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