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
包拯(999～1062)，字希仁，宋代庐州合肥县东乡(今肥东县解集乡)包村人。其祖父包士通，耕读传家。其父包令仪，字肃之，中过进士，曾任惠安(今福建惠安)县令、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等，晚年移家至合肥城内居住。包拯之母为张氏。兄弟3人，兄包莹、包颖，拯居三。
包拯幼入村塾读书，青少年时随父迁居合肥城内投师深造。宋天圣五年(1027)包拯28岁时考中进士，被任为大理评事、建昌县(今江西省永修县)县令。因父母年岁已大，包拯不忍远离，辞不就职。朝廷改任包拯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税监，离包拯家较近一些。包拯考虑：两兄皆去世，只剩自己侍奉父母，应以尽孝为先，故又辞官，居家尽孝。双亲去世，包拯亲葬父母到合肥东门外八里螺丝岗。又在墓旁搭棚守墓3年。时人称其为“孝子”。
景祐四年(1037)，包拯39岁，始出任天长(今安徽天长县)县令。包拯离家时作诗言志云：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练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包拯在天长任上，曾智断“割牛舌案”。有一农民来告自家的牛舌被人偷割，包拯命其回家悄悄把牛杀掉并到市场卖肉。不久忽有一人来向包拯揭发有人私杀耕牛。包公严厉斥责道：“为何偷割人家的牛舌，又来告发人家私杀耕牛?”那人大惊，只得伏罪。人称包拯“料事如神”。
康定元年(1040)，包拯升任殿中丞衔调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州。端州特产名砚，称为“端砚”，历来为贡品，过去来此做官者皆多方搜求名砚，而包拯为官3年却“不持一砚归”。时人称道，呼为“清官”。端州偏远，包拯为振兴教育，创办“星岩书院”。还建驿站以通声气，建仓库储粮备荒，挖水井以便民用。后来，居民称包拯挖的井为“包公井”，并建“二先生祠”以纪念(另一先生为周元)。
庆历三年(1043)，包拯上调中央御史台任监察御史。包拯支持“庆历新政”，对用人取士、审理刑狱等方面提出很多改革意见。还奏请不修上清宫等，以节省财赋。包拯多次上奏请求赈济陈州及江淮一带灾荒，并揭发赈灾官员作弊害民，后世因有《陈州放粮》戏剧歌颂包拯。包拯曾果断弹劾贪官酷吏张可久、魏兼、任弁、王逵等人以及激发保州兵变的韦贵、石待举、蒋堂等官吏，即使是皇帝已赦免者也坚决要求依法严惩。包拯还曾出使辽国，谏议妥善处理宋朝与西夏、辽国关系，缓解西南民族纠纷，加强边防。
庆历六年，包拯由监察御史兼户部判官首次出任大区行政长官——京东路转运使。他努力安抚百姓、惩办盗贼、整顿吏治，奏请朝廷免除治铁户和农民确实因贫困而拖欠的税款。庆历七年，包拯调任陕西路转运使。他在任内储粮备荒，改革冶铁户管理及盐政，还将陕西百姓除正赋外负担作了调查，并奏请朝廷免除不堪重负的造船木材税等项苛捐杂税。包拯体察民情，敢于为民请命，深受百姓感戴。
庆历八年五月，包拯再次奉调入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包拯首先对历代户口变动和宋朝户口详情进行研究，提出“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等措施，继而又设法解决河北紧粮供应难题，整顿陕西官盐经营办法，并对宋朝北方边境防守驻兵等战略部署提出谏议。
皇祐二年(1050)初，包拯升任天章阁侍制、兵部员外郎、知谏院，担任直接向皇帝谏诤得失、参与朝政的重任。包拯首先选拔人才，要求把耿直无私、敢于大胆建言的孙甫、张环等人调来任谏议大夫。又保举品质纯正的韩贽、孙抗、阎询等人回到御史台。这些措施提高了台谏官员的素质。包拯自己忠于职守、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包拯六弹权贵张尧佐(宋仁宗宠妃张贵妃之父)，请罢平庸的宰相宋庠。此外还弹劾了郭承佑、王逵、李淑、李昭亮、阎土良等外戚大臣和宦官等。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包拯还多次上书宋仁宗，要求他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作一个能够听取和采纳尖锐批评意见的皇帝，对于谏官的激切言论给予理解。因为“言不激动，则不足以开宸虑而补圣政。”包拯的奏章使宋仁宗保持了清醒的政治头脑。包拯还对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如前淮南转运使、蔡州节度使并管理陈州粮科张可久等)提出很多意见。皇祐三年，包拯考察江浙淮南荆湖等地灾情，上奏皇帝批准免除当地百姓积欠赋税一千多万贯钱。包拯还对革除驿站迎送陋规、随意赏罚、煞住奢侈颓风等方面提出很多谏议。在知谏院任内的2年1个月中，包拯写的奏议计有70篇，显示出刚直不阿、尽忠为国、无私无畏的坚贞品格。
皇祐四年二月，包拯升为龙图阁直学士，调任河北路都指挥使。包拯采取“保国息民”政策，减轻民众负担，紧缩财政开支，减少境内驻军，裁减冗官，使河北路地方经济恢复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皇祐四年七月，包拯调任高阳关路都部署兼安抚使知瀛州，统帅边关8万驻军兼管地方11个州军政务。包拯立即着手整顿军队尤其是情报机构，禁止以官经商。当其发现广信军通判张田广有谋略，写出7篇研究边防的论文《边说》，立即向朝廷推荐。朝廷接到论文及推荐奏章后十分重视，给予通报表扬，后来并重用张田。
皇祐五年，包拯因独子病故，请求朝廷照顾到离故里较近的地方任职，以便处理家事。朝廷调其任扬州知州，不久又破例调其家乡庐州知州。包拯深深感谢朝廷信任，一边处理家事、祭奠父母，一边公正无私地处理政务。其舅仗势欺人违法，包拯将舅父传到公堂，公开审讯，为受害人主持公道，并按律处罚舅舅。庐州旱荒，粮价腾贵，包拯设法吸引余粮区商人运粮来庐州，平抑粮价。由于包拯执法如山、勤政爱民，此时被朝廷由兵部员外郎晋升为刑部郎中。诏令赞扬包拯：“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但不久，包拯于至和二年(1055)十二月因保举过的凤阳盐税卢士安失职而受举人不当处分，被革去刚刚晋升的刑部郎中衔，降为兵部员外郎，调任池州知州。包拯虽受处分而贬官，但仍认真办理公事。上任之初，即昭雪一件冤案，把因发善心掩埋无名尸体而被错判重刑的和尚提出重新审理，终使真相大白。此时，仁宗皇帝忽得精神病。包拯担心朝中动乱，特意采集池州名贵中药石昌蒲，派专人送往京城给仁宗治病，受到朝廷褒奖。包拯曾游池州名胜齐山，并题字留念，后人刻于山石，至今留存。包拯在池州衙门外曾设法凿一深井，名四眼井，可供4人同时汲水。居民称便，呼为“包公井”，并建亭纪念。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由于欧阳修、文彦博等大臣的请求，朝廷下诏恢复包拯刑部郎中衔，调任江宁府(今南京市)，作为重新选调入京的过渡。
嘉祐元年十二月，调任江宁府仅4个月的包拯被第三次选调入京，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事，次年三月又晋升为右司郎中衔，执掌京师政务及司法。包拯首先整顿吏治、简化公事手续，把不称职的属吏解除职务，严禁属吏和衙役利用办公事之机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包拯撤销门牌司这个原来专管收转状纸的机构，允许百姓直接进入大堂面诉冤情，为百姓审清很多冤案，或为百姓讨回公道。某权贵欠平民钱物长期不还，平民不敢索要，听说包拯不畏权势，平民乃状告至包拯，终讨回公道。穿过开封的惠民河洪水暴涨，淹很多民房。包拯视察灾情，发现许多达官贵人在河边建造花园亭阁，使河道变窄，导致水流不畅，泛滥成灾。包拯要求他们拆除阻水建筑。这些官宦人家借口有地契不拆。包拯经核查发现他们的地契全是弄虚作假，欺骗官府，不但要立即拆除，而且把他们的名单一一上报朝廷，追究其罪或撤销其官职。包拯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态度严肃，不苛言笑，人们以包拯笑比“黄河清”。儿童妇女亦知其姓名，呼曰“包侍制”。京师流传说“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
嘉祐三年五月，包拯升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掌管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为时9个月，尽心尽责。当时仁宗皇帝年近半百，无子可立太子。包拯从稳定政局考虑，极力建议仁宗从宗室中选立太子。后来得到仁宗采纳，立赵曙为太子。不久仁宗去世，政权平稳过渡，避免了政局动乱。此外，包拯还提出很多有益建议，如改进官员休假制度；抑制宦官权力；制止宫廷奢侈之风；政令划一、国有常规，政令不宜多变；加强对宗室的管理和教育；允许御史台提点刑狱荐选属官；荐举御史、谏官应不分京官、地方官；右正言吴及立身有守，遇事敢言，请令依旧供职；这些建议大多被仁宗采纳。包拯还兼任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考课院的官职，考察全国各大行政区长官的政绩优劣，督促他们勤政廉政。包拯还曾谏劾两位高级官员：张方平任三司使乘势贱买民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宋祁“在益都多游宴，且其兄(宋)庠方执政，不可任三司。”
嘉祐四年三月，包拯由御史中丞提升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包拯不片面追求增加收入，而严格要求官员处处关心百姓疾苦，解除不合理负担，以刺激生产和经营，增加整个社会财富，从而带动财政收入增长。他一一审定征收项目，除少数合理的予以保留外，其余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无名收入都一概免除。包拯又对所有支出项目逐项分析研究，合理裁定。首先对皇宫和皇族的庞大开支进行审核，按照仁宗刚即位时的标准，超过的全部削减。其次对官府行政性开支审核削减，从而节省大量开支，使国家财政扭转了支出大于收入的不良状态。包拯要求地方官对拖欠税款或杂费的案件进行一次全面审理，该免则免，该减则减，不该减免的应分期还清。严禁把无力交付税费的贫民捆绑、拘押。这些措施，安定了民心，使大多数欠税者如期交清欠款。包拯还通过考核，整顿了三司财政官员队伍。淘汰了一些冗官、庸材，选拔重用了一批精明贤能人才，其中有著名的度支判官王安石、司马光等。
唐州知州赵尚宽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奖励生产，用3年时间将原来人烟稀少的穷州变成经济繁荣人口激增3万余户的富庶地区。包拯大力宣扬赵尚宽的业绩，并在其任满依例调动时积极向朝廷荐举赵继续留任，以便让他把唐州治理得更好。善于理财、改革解州盐法的范祥病故，包拯奏请朝廷善待其子孙，以褒扬有功于国的官员。冀州南宫县令刘挚，发现本县和冀州六县百姓交税时，每匹绢折五百钱、绵二两折三十钱，比别的郡低得多，百姓苦不堪言。包拯上报转运使，要求按平常价折算。转运使大怒，要撒刘官职。刘挚不服，上书朝廷。朝廷将刘挚上书批转包拯。包拯支持刘挚意见，同意把每匹绢折为一千三百钱，绵二两折七十六钱，刘挚和冀州百姓感激称颂。嘉祐四年九月，宋仁宗举行祭祖大礼，赏赐遍及全国大小官员和士兵，花费巨大。包拯千方百计筹措经费，保证宋仁宗的赏赐如期颁发。宋仁宗授予包拯上轻车都尉的勋位，作为奖励。仁宗时，天下新垦土地比真宗时多41万7千余顷，而国家征收粮食反少71万8千余石，概因负担不均。朝廷命包拯领头同右谏议大夫吕夷简、三司户部副使吴中复等人着手解决全国均税问题。他们创制分等丈田、合理负担、奖罚分明的新法，在全国推行。但在施行中受阻，加之包拯不久调离三司，而告停顿。
嘉祐六年三月，包拯进为给事中、三司使。20天后，又拜为枢密副使，参与最高决策。不久加礼部侍郎衔，包拯坚辞不受。夫人董氏由仁寿郡君加封永康君夫人。12月，包拯61岁寿辰，宋仁宗赐礼颁诏，表示祝贺。诏书说他“抱清竣之节，济沈远之谋。”包拯在枢密副使内，参与两件大事：一是制定对宦官升迁的新规定，抑制宦官伸手要官，滥居高位。二是编审宋朝前期军事档案汇编(机要文字)，全书1161册，历时4年，包拯参与了最后阶段的审定工作。
嘉祐七年五月四月，任枢密院副使一年零一个月的包拯在处理公务时突然发病，卧床不起。五月二十四日夜晚，包拯因病多方医治无效逝世。临终前写下“家训”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
宋仁宗闻知包拯逝世，震惊不已，罢朝一日，亲往吊唁，赐钱物葬仪，并授包拯幼子包绶太常寺太祝官衔。颁赐包拯谥号为“孝肃”，加封为东海郡开国候，赠礼部尚书。朝廷还任命包拯女婿、国子监主簿文效作为朝廷特使，护送灵柩返合肥，葬于城东15里公城乡东村(今大兴集)。1987年10月，合肥市人民政府重建包公墓园于城南包河岸边。
包拯为官清正廉明，刚直不阿，执法如山，勤政爱民，为官20多年，生活俭仆一如布衣之时，成为“清官”楷模。百姓称颂，呼为“包公”、“包青天”，广建祠庙，敬奉如神。合肥城南护城河香花墩，旧因包拯曾在此读书，故将河名为“包河”。墩上建“包孝肃公祠”以祀之。包拯遗著有《包孝肃公奏议》(170多篇)刊刻传世。
包拯有二子二女，子包繶荫补潭州通判，青年早逝。子包绶先后任濠州(今凤阳县)团练判官，宣义郎少府监丞，瀛州通判，汝州通判，监进奏院，正六品朝奉郎，实任潭州(今长沙市)通判等。其于赴任途中在黄州因病去世，死时身无余钱，清贫廉洁一如其父。
陆遐龄
陆遐龄，又名陆遐林(1803～1853)，祖居定远县荒沛桥(今长丰县沛河乡)旗杆村。父陆怀珠系武秀才，有地1200亩，庄园数处，为当地富豪。陆遐龄年轻习武，为人耿直义气，乐于助人。当地群众说：“穷人找他借钱，连口袋底子都翻给你。”炉桥镇乡绅方浚颐(道光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看准荒沛桥前郢村盛姓住宅是“风水宝地”，请陆帮忙谋取做祖坟。陆慨然将自己一所庄园换取盛姓住宅，无代价地送给方家。
清咸丰元年(1851)，陆家与荒沛桥东北三里瓦屋刁村的一土豪刁宗葛为一块石板相争，发生械斗，互有伤亡，当事人被一起关进省监狱。咸丰三年(1853)正月十七日太平军攻克安庆，陆、刁等人同时获释。陆遐龄接受太平军使命回乡，于正月二十七日发动起义。当时家乡百姓生活很苦，饿死的人很多，当地民谣曰：“咸丰坐了殿，不淹就是旱，活着串庄狗，苦了庄稼汉”。地不收，官税重，百姓走投无路。陆遐龄振臂一呼，一夜之间他的庄园就住满了聚义平民。“旬日之间，有众万人”，最多起义人数达两万多人。为了解决起义人员的吃饭问题，他派人到炉桥镇向方浚颐筹借，方不许。陆闻言拍案大骂方某负义，当即将方家粮仓抢了，并掘开在盛姓宅基地上的方家祖坟，树起“随天大王”旗，首打清军坐探刁宗葛的瓦屋刁村，一举成功。定远知县郭师泰得报后率兵前来围捕，三战三败。接着，陆遐龄率义军围攻军事要地炉桥镇。这时驻军宿州的兵部侍郎周天爵派兵镇压，初次交锋，周天爵中伏溃败。后周天爵慌忙调遣投降的捻军，会同寿州知州金光筋集结大队人马，把陆遐龄的起义军团团围住。起义军坚守了三个月，最终因弹尽粮绝，突围败走。三月五日，陆遐龄父子率精锐千余，转战到庄墓桥，仍坚持圩寨战术，不料中敌奸计，于三月九日深夜被诱捕。三月十二日，陆遐龄及长子聚奎等40余人，在炉桥温家土地庙前被杀害。
刘铭传
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清代合肥西乡刘老圩(今属肥西县)人。清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1836)生。少年时从族侄刘盛藻读过几年私塾。11岁时，父病故，因家贫停学。成年后，因贩私盐，曾受官府追捕。
咸丰四年(1854)，刘铭传18岁，其母周氏被一富豪欺侮，他追数里找那富豪评理。富豪持刀威胁，被铭传夺刀将其劈下马背。铭传自知闯祸，遂召集无业乡民，揭竿而起，在大潜山北建立旱圩，筑堡扎寨。咸丰六年(1856)夏大旱，庄稼无收，农民断粮，邻近的金桥集上有富户囤粮不卖，激起民愤，粮被哄抢。官府追查时，有人说是刘铭传领头干的。官府派人追到刘家，未找到刘铭传，便放火烧毁刘家房屋，刘母惊吓而死。刘铭传自此以寨为家，训练团练，商议参加太平军。传说祭旗时大风吹折旗杆，在寨参赞军务的塾师刘盛藻扬言这是“上天不助”，遂罢。后接受六安州官邹笥劝告，改听官府调遣，对抗太平军。曾随清军攻六安，援寿州，被授千总、都司衔。同治元年(1862)，随李鸿章到上海攻击太平军，以所部号铭字营编入淮军，与太平军在上海外围屡战，升副将。次年升记名提督。同治三年春，攻陷常州。获虢季子白盘(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
同治四年(1865)，刘任直隶提督，先后随曾国藩、李鸿章在湖北、山东等地镇压捻军。同治六年(1867)春，刘在湖北尹隆河被捻军包围，大败。部将唐殿魁战死，刘铭传亦坐地待毙。湘军鲍超率军赶到，向捻军发起攻击，刘铭传才得突围。是年秋，刘铭传以伤病请假，回乡休养。
同治七年(1868)春，张宗禹率西捻军进攻河北，突袭北京。清廷下急诏令刘铭传出山，及至东昌，会诸军进攻盐山、沧州、德平，仍用筑长城之策，将捻军围困到运河之东，纵横合击，捻军损失惨重，张宗禹在山东荏平战死。同治八年(1869)春，刘铭传再次以伤病辞职回乡。次年，天津教案发生，英、美、法七国军舰集结天津炮台，清廷命刘铭传赶赴天津。教案平息后，又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率军镇压回民起义。清廷命刘铭传监督、密报左宗棠的军事行动，引起左宗棠怨恨。刘铭传又称病辞职回家。
乡居期间，刘铭传把早年镇压太平军、捻军时的文书一把火烧掉，埋头博览群书，尤其注重阅读有关西方科技文化的书籍，对世界形势及国家局势十分关怀，常说；“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且不可为矣!”光绪六年(1880)，因沙俄侵占新疆伊犁，刘铭传奉诏进京议事备战，他极力主战，并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陈述欧、美、沙俄及日本修造铁路的情况，以及中国修造铁路以利军事、经济、民政的迫切性，并提出初步规划。但却遭到朝廷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刘铭传气愤之下又一次辞职还乡。
光绪十年(1884)，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在台抗击法军8个月。同年授福建巡抚，但仍驻台湾。
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台湾建省，刘铭传任台湾巡抚。他在任职期间，首先推行“办防、清赋、抚番”几项“急务”。同时还开办铁路，修建公路，购置轮船，敷设海底电缆，创办邮政，开采煤矿、石油，购进新式机器制糖、制茶，开垦荒地，并注意培养人才，狠抓教育。
光绪十六年(1890)，刘铭传加兵部尚书衔，帮办海军事务。十月，清廷以“动辄议立章程”罪名，给刘铭传“革职留任”处分。刘铭传因此称病辞职，于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离开台湾，返回故乡。他到麻埠九官山(今金寨县境)建一别墅，名刘大圩，常住此地。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后，刘铭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一月十二日病逝。清廷谥“壮肃”，加太子太保衔。归葬肥西金桥吴家小院墙。刘铭传能文善诗，著有《刘壮肃公奏议》10卷、《大潜山房诗抄》1卷、《盘亭小录》1卷，另有遗诗数百首未及印行而散失。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清安徽合肥(今属肥东县)人。祖上原姓许，因舅家李姓无嗣，鸿章先世遂兼祧许、李二姓。鸿章有兄弟六人，姊妹二人，鸿章居二。
鸿章自幼聪慧，弱冠，曾作《二十自述》：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
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
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祗一区。
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鸿章离开家乡，立志求取功名。曾作《入都》诗一首：
频年伏枥向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藉此可求文益友，胡为抑郁老吾身?
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1853)李随侍郎吕贤基回原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咸丰八年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咸丰十一年李在庐州(今合肥)以团练为基础编练淮军七千人。次年率部将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吴长庆等去上海，在英、法、美的支持下与太平军作战，升任江苏巡抚，扼杀太平天国革命。同治三年(1864)李协助湘军攻陷天京后，被封为一等肃毅伯。同治四年，李署两江总督，调淮军六万人对捻军作战。次年，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各路“剿捻”事务。同治六年李受任湖广总督。同治八年兼湖北巡抚。同治九年又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同治十二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次年调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逐渐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他先后开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和军舰，扩充淮军势力，建立北洋海军。他在对外交涉中，代表清廷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如：光绪二年(1876)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光绪十一年，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光绪二十年，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二年在莫斯科签订《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等。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次年他以全权大臣的名义，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政府与美、英、俄等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李病故于北京。谥“文忠”。灵柩暂停北京贤良寺。后在合肥县城东门外大兴集建墓安葬，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正式下葬，今尚存享堂一所。著作有《李文忠公全集》等。
倪映典
倪映典(1885～1910)，名端，字炳章，清末合肥北乡(今长丰县)人。其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自幼随父亲学医，光绪三十年(1904)考入安徽武备练兵学堂，并加入革命团体“岳王会”，于光绪三十二年以马术科优异成绩毕业，后入江南陆师学堂炮兵科兼习马术，毕业后任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此间，倪与吴旸谷、赵声、柏文蔚等经常在南京鸡鸣寺秘密活动，并加入同盟会。是年冬，爆发“萍、浏、醴”起义，清廷调新军第九镇前往萍乡镇压，倪与赵声等密谋响应起义，未果。光绪三十三年，倪映典回皖任第三十一混成协炮兵营管带(一说骑兵营管带)，他与熊成基、冷遹、薛哲、范传甲、吴性元、方楚乔、其兄映书等联系，共谋于次年春发动起义。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倪与方楚乔、魏义成等赴粤，经赵声介绍，与当地革命党人朱执信等人相识。不久，改名倪端，加入广州新军，初任炮队见习排长，继改任炮兵排长。此间，倪利用学科讲授机会，对部属宣传革命思想。宣统元年(1909)春，广东新军步、炮、工、辎各营次第建立。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决计以运动军队为第一步，在广州发动起义。倪映典在天宫里寄园巷五号设立机关，专门联络新军弁目，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军中同盟会员迅速增加。同年十月，倪映典赴香港向同盟会南方支部报告运动军队情况，南方支部决定次年发动起义，倪映典负责新军起义的准备工作。不久，起义时间定为清宣统二年正月十五日(1910年2月24日)元宵节。由于广州形势变化，起义时间改为正月初三。这天上午，倪映典来到燕塘炮一营，时清军将领齐汝汉正集合士兵训话，倪开枪将齐击倒，号召士兵起义。步、炮、工、辎各营响应，推倪为总司令。倪分兵三路，自率中路，直捣东门。下午，倪与清兵统领吴宗禹部相遇，吴部在牛王庙一带布防；倪手持红旗，驰驱指挥新军进入阵地。时清水师提督李准派其巡防营管带童长标(倪旧部，同乡)、李景濂(同盟会员)至军前，诈称调停，诱使倪上前会面。倪晓以大义说：“你不是某某介绍加入我党的吗?今义旗已举，何不响应?”童等诡称此事须请示统领，即驰回阵地下令开枪。倪在巡视战场时受伤堕马，被清兵抢去，壮烈牺牲。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深为痛惜，称倪为广州革命主干人物。为纪念倪映典，合肥曾命名有映典小学。
吴旸谷
吴旸谷(1883～1911)，原名吴春阳，合肥北乡双墩集(今属长丰县)人，中国同盟会创建人之一。吴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18岁时创办“自强会”，从此致力于革命活动。光绪三十年，吴去上海，与蔡元培等创办青年学社，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并参办《警钟日报》，揭露帝俄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是年冬，清朝卖国官吏王之春潜入上海，吴旸谷、万福华等组织“拒俄会”，密谋刺杀王之春，事败后，万福华被捕入狱。翌年春，吴旸谷留学日本。光绪三十一年七八月间，吴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筹备和成立大会，并任江淮支部主盟。光绪三十二年春，他从日本回国到南京，联合赵声、柏文蔚、倪映典等，经常在南京鸡鸣寺秘密集会，发展同盟会的组织。以后，他在安徽新军中，以及在芜湖、合肥等地发展同盟会的组织，并在合肥以办学堂为掩护。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吴旸谷已先期至皖，与王天培等密谋响应。他带病去湖北，与鄂军都督黎元洪联系。当时黄兴亦在鄂任总司令，他们共推吴旸谷为长江七省经略。10月28日，吴旸谷回到安庆，召集革命党人议事，议定次日夜十时起义。由于安庆城内江防军守备很严，起义计划无法实现，吴旸谷决定去湖北求援。11月8日安徽宣布独立，吴旸谷回到安庆时，革命党人王天培已被推为都督，王天培欲以相让，吴旸谷以南京未下，大江中梗，将率师会攻，无暇坐镇，坚辞不就，于是他领兵去南京。此时芜湖虽然光复，但驻芜湖巡防营统领李宝蛉仍进行反抗。吴旸谷又领兵去芜湖，芜湖事件平定后，这时九江黄焕章部到达安庆，“以索饷不遂，纵兵大掠”。吴旸谷闻讯后大怒，急忙返回安庆。他面斥黄焕章，促他即日离开安徽。黄焕章于11月18日夜间向吴旸谷连开7枪。吴旸谷惨遭杀害，遗体安葬在故乡双墩乡黑树棵。民国成立后，追赠吴为陆军上将。
范鸿仙
范鸿仙(1882～1914)，名光启，别号孤鸿，合肥人。自幼家贫，少时喜读书。28岁去上海，结识于右任、章炳麟、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并加入同盟会。先后参加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三种报纸的编辑工作。他从作校对工作开始，经过努力成为当时著名报刊评论作家。
宣统元年(1909)五月，《民呼日报》在上海创刊，于右任自任社长，范鸿仙、戴天仇等任主笔。不久，于右任被捕入狱，《民呼日报》遭查封。范鸿仙以文章为武器，竭力营救于右任，此事使范鸿仙名声大振。宣统元年(1909)十月，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吁日报》，范鸿仙任社长。《民吁日报》创刊不久，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野心和种种侵略活动，作了一连串的揭露和谴责。《民吁日报》出版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被查封，社长范鸿仙受到拘讯。宣统二年十月《民立报》创刊，于右任自任社长，宋教仁、范鸿仙等先后任主笔。宣统三年七月三十一日，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活动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于右任、宋教仁、陈其美、范鸿仙等参加了总会的活动，范鸿仙被推为该会安徽工作的主持人。辛亥革命爆发后，范鸿仙与林达庆、陈其美、柏文蔚等参与南京光复活动。不久，他回到安徽募集壮士五千人，号“铁血军”，自任司令，讨伐袁世凯。“南北议和”使范鸿仙伤心之至，他把军队交给龚振鹏，退居上海。后来，安徽人多次请他回皖任职，袁世凯也许他高官厚禄，他都称疾不起。民国2年(1913)3月，袁世凯暗中派人到上海刺杀了宋教仁，一时舆论哗然，讨袁义师再举。范鸿仙也到芜湖兴兵讨袁，义兵连战不利，后协同柏文蔚进屯安庆。义兵失败后，袁世凯下令追捕他，范鸿仙被迫逃亡日本。不久，范基于民族大义，接孙中山先生命令立即返回上海。他与陈其美密谋举兵攻打郑汝成盘踞的上海制造局，当时制造局戒备森严，一时难以进行。范的同乡陈元辅曾执役制造局，他联络了一些人秘密活动，事泄，陈元辅被杀害。不久，范的行踪为袁世凯的刺客所侦知，民国4年9月20日，范鸿仙在上海戈登路被刺身亡。民国16年国民政府追赠范鸿仙为陆军上将。为纪念范鸿仙，合肥曾办有鸿仙小学。
王正藩
王正藩(1884～1914)，号剑平，光绪十年(1884)生于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罗家疃村的“书香门第”家庭。少入私塾，勤奋好学，17岁在庐州府考中头名秀才，有“小神童”之称。家乡父老都夸他是“庐东小才子”。
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投身新军，三十二年考入“安徽陆军弁目学堂”学习，后又入“保定陆军师范学堂”，毕业后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任教官，参加武装起义。宣统三年(1911)底返回家乡，组织武装力量，开展革命宣传，并参加由吴旸谷领导的光复安庆等活动。
民国元年(1912)王在范鸿仙组织的“铁血军”任参谋，并随军进驻南京。同年底受命重回安徽组织革命队伍，发展地方武装力量。王返皖后即在合肥组织“庐州五属(舒城、庐江、无为、巢县、合肥)团防局”，王被任命为团长。王在任团长后，一面加紧对士兵的军事训练，一面以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富国强兵”的思想教育士兵，其部纪律严明。
民国2年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王正藩转入地下活动。民国3年1月25日，王单身由肥东赵家巷的一户亲戚家回到自己家中时，被早已潜伏在村内的密探探知。王被捕后，军阀倪嗣冲部旅长夏永伦曾审讯、诱导他说：“你不过是范鸿仙铁血军龚振鹏旅的一个参谋，后当团长地盘也不大，如和我们合作，为袁大帅(袁世凯)效劳，他定会赏识你的才华，我的旅长让你干，并为你请功，共享富贵如何?”王正潘慷慨陈词，大声宣传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革命道理，列举文天祥、史可法的爱国精神，指责夏永伦的变节行为。夏永伦劝降不成，电告袁世凯，袁复电以王正藩“乱党”暴动罪就地枪决。是年2月1日夏永伦将王押解至合肥城内洗马塘畔枪杀。王就义时，年仅30岁。民国15年、民国17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曾两次追认王为烈士。
李经羲
李经羲(1859～1925)，字虑生，一字仲轩(仙)，号悔庵，晚号蜕叟，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乡)人。李鸿章之侄，李鹤章之子。光绪五年(1879)科优贡。任四川永宁道、湖南盐粮道、按察使、福建布政使、云南布政使等职。光绪二十七年(1901)升广西巡抚，曾筹办皖北赈灾事宜，总理安徽铁路矿务，旋调云南巡抚。宣统元年(1909)任云贵总督。辛亥革命时避居上海。民国2年(1913)被袁世凯任为政治会议议长。民国3年(1914)5月改参政院参政，10月任审计院院长。袁世凯称帝后，他与徐世昌、赵尔巽、张謇被封为“嵩山四友”。民国6年5月，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曾参与张勋复辟。7月被免去国务总理。后寓居津沪。李善诗文，长于公牍，著作有奏稿、诗集等，卒于民国14年8月，棺柩运回原籍安葬。
段芝贵
段芝贵(?～1925)，字香岩，合肥人。初为李鸿章的侍童，清光绪十二年(1886)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往日本充东文学生。光绪十八年冬回国，在军械局任职。光绪二十三年投效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充督操营务处提调兼讲武堂教习，后历任管带和邦统。光绪二十七年后，因参加镇压义和团被保升为道员。光绪三十一年调任陆军第三镇统制。同年调任督练处总参议兼督办天津巡警工程捐务事宜，后署理黑龙江巡抚。不久，被御史赵启霖弹劾而去职。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段被袁世凯委为武卫右军右翼翼长，护理湖广总督。次年被任为驻京总司令官，统制陆军和武卫右军，继任拱卫军总司令、察哈尔都统。民国2年(1913)秋授陆军上将，任陆军第一军军长。民国3年改任湖北都督，授彰武上将军和镇安上将军，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按使。次年9月，段联合14个省督军密请袁世凯“速正大位”，拥护帝制，得封“一等公爵”。民国6年张勋复辟，段转而跟随段祺瑞讨伐张勋，后被任命为辅威上将军和京畿警备总司令。是年11月，段祺瑞辞职，代理总统冯国璋起用王士珍组阁，段芝贵任陆军总长。不久，徐世昌组阁，段改任京师卫戍总司令。民国9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段任第一路军总司令。皖军战败后，段居天津，于民国14年病死。
徐百川
徐百川(1901～1931)，原名张开泰，又名张泉，革命烈士，安徽合肥北乡(现属长丰县吴店)人。出身贫苦，曾在罗集叶氏私塾读过几年书。民国12年(1923)到合肥正谊中学(今合肥三中)就读。民国14年，徐只身离开家乡去广州。民国15年，徐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投身北伐战争。民国16年，徐参加南昌起义、海陆丰起义、广州起义。同年冬返乡。民国17年，徐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合肥特别区委军事委员，领导扒粮、抗捐、抗暴斗争。民国18年冬，受党的委托，徐化名徐百川，到六安、霍山地区，着手创建红军。民国19年1月20日，六安三区、六区及霍山、诸佛庵等地游击队在流波疃胜利会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徐百川任师长，这是皖西第一支工农武装。三十三师建立后，出兵解放麻埠，收复独山革命根据地。独山收复后，红三十三师和红三十二师的两个团联合组成前敌指挥部，由周维炯、徐百川分别任正副指挥。徐百川领导部队开展武装斗争，开辟了皖西革命根据地，并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民国19年3月，中国共产党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并建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同年6月中旬，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豪猪岭会议上，将分散的农民武装全部组织起来，与改组留下的一部分红军合并，组成工农红军独立一师，徐百川任师长，王文生(原名王仲明)任政委。民国20年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鄂豫皖边区，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诬指徐百川是“改组派”，并于民国20年深秋将徐百川杀害于湖北省红安县的檀树岗。
崔筱斋
崔筱斋(1896～1932)，原名崔兴忠，合肥北乡人(今长丰县造甲乡崔小圩人)。是合肥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创建人。
崔筱斋自幼天资聪慧，善交朋友，颇受同龄人的仰慕。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民国10年(1921)，崔筱斋到合肥补习功课，参加了学联组织的反对安徽军阀倪道烺和马联甲的斗争。
民国13年，崔筱斋在芜湖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5年2月，党组织派崔筱斋赴广州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民国15年9月，党组织派崔返回合肥故乡开展农运，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是月下旬，崔和一同从广州讲习所归来的曹广化、胡济两人，在合肥北乡崔小圩成立中共合肥北乡支部，这是合肥地区建立最早的中共党组织。为加强与党中央的联系，崔每半月便以密写方式将安徽农运情况向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一次；中央也及时指令崔如何开展工作。1926年冬，按照中央指示，崔又策划组织，秘密成立了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属中央直接领导，筱斋担任主任委员。
在发展农民运动中，崔自编《小放牛歌》、《帮工歌》、《妇女解放歌》等，歌词表达的尽是农民的伤心事。每唱一遍，农民们都泪流不绝。在崔筱斋的努力下，1926年冬，合肥、寿县、定远三县的边界地区(今天的长丰境内)，先后成立了双河集、造甲店、陈刘集等4个农民协会。是合肥地区建立最早的农运组织。
民国16年1月，北伐军进抵安庆，各地农会由秘密活动转入公开活动。秘密设在双河的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随之撤销。但崔筱斋仍留在双河一带坚持党的工作，开展农运，接应北伐军进驻合肥。
民国18年1月，筱斋受党的派遣，到六安、霍山一带指导农民运动，为“六霍起义”做宣传、鼓动工作，并参加了“六霍起义”。起义胜利后，他在徐百川领导下，做宣传工作。
民国19年2月，筱斋返回双河，任合肥中心县委委员兼肥北区委书记。1930年秋，崔组建肥北农民协会、北区共青团组织和双河妇女协会。这些组织在崔筱斋领导下，开展了抗捐、抗税、罢佃和扒粮一系列斗争。
在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中，崔筱斋根据党的指示，多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亲自收编土匪许金贵、崔贤明、崔贤亮的武装，使之成为革命力量。
民国20年4月，崔筱斋等人的努力下，在合肥北乡造甲的双河集，举行了合肥地区革命斗争史上有名的双河集农民暴动。
民国20年5月，合肥县16联保主任巧立名目，向农民征集耕牛税。当时正是青黄不接，农民既无米下锅，更无钱缴税。崔筱斋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农会负责人商讨对策，作了周密部署，迫使联保主任不敢到双河集征收耕牛税。
当年，双河集一带的地主，对长工剥削非常残酷，崔筱斋和中共双河集区委根据群众要求，发动长工罢工。民国20年6月初，双河集、造甲店、肖凤集、青龙厂等地长工数百人举行罢工。当时正是农忙季节，地主不得不派出代表向农会求情。在罢工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崔筱斋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民国20年秋，崔彼斋在崔大圩秘密建立造枪所。在半年时间里，造枪二、三十支。加上在扒粮斗争中夺取地主武装的四十支枪支，共有长短枪一百多支。此外，崔派一批党员，打入地主控制的红枪会，争取红枪会会员暴动。
民国21年4月7日，在崔筱斋领导下，二百多名赤卫队员、五百多名红枪会会员和一千多名农会会员，统一行动，举行暴动。暴动的队伍手持步枪、红樱枪和大刀、长矛，首先包围了双河集敌联保办事处和团防局，缴枪十二支。接着，开展打土豪、分粮食斗争。在赤卫队、红枪会武装的保护下，扒粮斗争持续三天三夜，震撼了整个北乡。
双河暴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异常恐慌，急从合肥、寿县派来大批正规军，又纠集四个地方民团，一齐向双河集围剿，崔筱斋等同志指挥赤卫队和游击队奋勇抵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歼灭下塘团防局叶奋九民团数十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筱斋率领部队转移到肥东边缘。后来，赤卫队转战多日，伤亡较大，在敌人四面围攻下，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6月16日，崔筱斋在山家岗被叶奋九民团逮捕，叶奋九先是施用刑具，妄图迫使崔筱斋供出革命同志的下落，遭到严辞拒绝。继又以死来威胁。崔筱斋大义凛然地回答：“革命终究是要实现的!我此时生死已置之度外。”
民国21年农历六月十八日晨，崔筱斋被数十名荷枪实弹的敌人押赴刑场，路过街道时，崔吟诗一首：“天上小星簇大星，筱斋死了为革命。死了筱斋容小可，革命自有后来人”。一路上他还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在场的群众纷纷流下了热泪，崔筱斋在下塘集英勇就义，年仅36岁。
蔡炳炎
蔡炳炎(1902～1932)，又名善举，字孑遗，亦字懋宜，合肥人。7岁启蒙读私塾。民国5年(1916)去三河从读于孙秀才。民国8年回乡当塾师。民国12年去上海。民国13年5月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0月参加黄埔学生军镇压广州反革命商团叛乱的战斗。11月结业，编入黄埔教导二团任排长。民国14年2～11月，参加第一和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民国15年6月至民国17年底，参加第一和第二次北伐，因功擢升连长、副营长、营长、军士教导大队上校主任、团长等职。民国18年调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民国19年初，蔡与卫立煌同时受调到江淮地区招募新兵，先后任卫立煌第三纵队指挥部少将参议、第一团团长。同年8月，任四十五师一三五旅二六八团团长，不久兼徐州警备司令。民国20年初，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四十五师番号改为第十师，奉调江西参加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蔡复回陆大继续学习，年底毕业。民国21年2月蔡任胡宗南第一师参谋长兼开封警备司令，6月回南京任军政部总务厅上校参议，旋调十八军军部任参谋兼干训处副主任，不久任安徽警备第二旅旅长，9月任安徽保安处少将参谋长，翌年3月升任中将保安处长，民国24年4月调任中央陆军整理处军官大队上校大队长。8月去武昌南湖训练班受训，次年初，调任十八军六十七师二○一旅旅长，5月晋升陆军步兵少将。民国26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蔡奉调庐山受训一个月，8月中旬回武汉，率所部沿江而下，22日晚进入沪郊，参加“淞沪抗战”罗店保卫战，固守罗店以西前沿阵地，初战告捷。24日，日军大批援军赶至，蔡率5000士兵与敌血战一昼夜，26日上午，敌二次援兵又到，蔡亲率特务排和四○一团三营冲向敌阵，中弹阵亡，时年36岁。
1985年8月14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蔡炳炎为革命烈士。1986年9月，经合肥市人民政府批准，其原厝于大兴镇双圩村的楠木灵柩被迁葬于蜀山烈士陵园。
蔡晓舟
蔡晓舟(1885～1933)，名辅，自号九瓜病僧，革命烈士，合肥人。蔡晓舟自幼勤奋好学，喜爱语言文学，关心国家大事。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参加了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起义失败后，蔡回到合肥，力倡开办学堂。民国初期，蔡在甘肃工作多年，任过盐运官。后到北京，先在北京大学总务处工作，后经友人推荐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蔡晓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民国8年(1919)5月4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蔡晓舟积极投入斗争。此间，他曾撰写过《白话文研究法》一书，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四”运动后，蔡晓舟回到安徽进行革命活动。6月后，他在安庆和王步文等人主办《黎明周报》、《安庆学生》和《洪水》等进步刊物，并相继创办了“工读夜校”、“工商夜校”和义务小学，以报刊、学校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民国10年初，蔡晓舟联络各校的学联负责人，在怀宁县学宫义务小学内召开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会议。后在安庆高井头开办文化书店，并经常召开“共产主义座谈会”，宣传马克思主义。4月，蔡在安庆菱湖公园与王步文、周新民、舒传贤、许继慎等主持召开的有四、五十人参加的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蔡以教师职业作掩护，广泛开展革命活动。
6月，安庆省立一师、一中学生千余人结队前往省议会抗议军阀倪道娘、马联甲削减教育经费，遭镇压，制造了血腥的“六·二”惨案。在“六·二”惨案的斗争中，蔡晓舟不仅是积极的参加者，而且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8月，安徽军阀以40万元的代价贿赂北洋政府，调倪道烺的老师李兆珍来安庆任安徽省省长。对此安庆青年学生掀起了一场驱逐李兆珍的斗争，蔡晓舟仍是这场斗争的参加者和领导者。这一年，他还主办了《新安徽》旬刊，对军阀官僚政治进行了猛烈抨击。
民国11年“五一”劳动节，蔡晓舟在安庆《评议报》上发表了《我对于今年劳动节的感想》一文，指出劳动者要排除寄生虫的侵害，只有团结起来战斗才有力量。同时还发表了由他执笔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敬告工人》的文章，阐述了劳动者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意义。
民国12年，“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反动军阀镇压)发生后，安庆“学联”联合教职员联合会、报馆、商会、工会等，组成安庆“二七”惨案后援会，由蔡晓舟任负责人。蔡晓舟主持召开有数千名学生参加的声援“二七”惨案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组织募捐。为了扩大宣传，蔡晓舟还主编了《“二七”惨案特刊》揭露事实真相，号召社会各界声援。
蔡晓舟十分热心教育事业，曾刀断左手中指，血书“誓死争取筹建安徽大学”。他先后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游说，向皖籍教授、专家和知名人士等筹措经费，并被推选为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委。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安徽大学终于民国17年建立。
民国12年，他以安徽大学筹备主委的身份，联络各界人士成立“安徽省国民救国大会”，致通电、发宣言、散传单，提出“驱逐杀人放火的马联甲”的口号。10月，他和王步文等人领导学生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斗争，并在安庆捣毁了国会议员何雯、张伯衍的住宅。由于他多次组织和领导有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北洋军阀反动政府下令封闭了他和王步文创办的进步刊物《黎明周报》，并明令通缉蔡晓舟、王步文等36人。面对险境，有人劝说晓舟马上离皖，他却镇定自若地说：“晓舟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却能以大仁大义为武器，以千万同情心为甲胄，不畏强暴已不是一天了，请诸君不必挂念”，表现了一位革命志士的英勇气概。
民国13年，蔡晓舟到了上海，尽管身无分文，处于困境，但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革命事业的重任。他向友人借来一点钱，在亚尔培路附近的一个弄堂里办起了工人业余夜校，一方面教工人群众识字，另一方面向工人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同时和王步文在上海重新出版了《黎明周报》，揭露安徽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罪行，团结安徽在上海的青年学生继续开展反对安徽军阀的斗争。这一年，经过党组织考验，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民国15年11月，为迎接北伐军入皖，蔡晓舟从上海秘密返回安徽合肥，同共产党员李云鹤(原名郑鼎)及进步人士许习庸等人在合肥北乡组织了300余人的地方武装，于11日在吴山庙小营盘成立“安徽讨贼军第四路军司令部”，蔡晓舟任司令员，李云鹤任指导员。11月23日，在蔡晓舟等人的率领下，起义军向合肥城进发。军阀陈调元闻讯后，调集了3个团1个炮兵连及1个机枪连的兵力前来围剿。在蔡晓舟的指挥下，起义军在合肥北乡的四十埠与敌军短兵相接。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被迫撤退到古渡岗。敌人又调集寿县、定远、凤阳、合肥等地的地方反动武装及北洋军阀的军队前来围剿起义军。为保存武装力量，蔡晓舟、李云鹤等起义军领导人决定：部队分散隐蔽，伺机再起。吴山庙起义失败后，蔡晓舟离开合肥到外地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20年，蔡晓舟应马云亭的邀请，回到安徽任区长、训练所所长。不久，他辞职赴北京，从事著述工作。民国22年春，他在北京任“安徽中学”校长时，因为继续从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惹怒当局。8月，他在离校返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蔡的遗体葬于北京白纸坊安徽“义园”。
颜礼国颜礼坤
颜礼国(1909～1934)、颜礼坤(1910～1935)为同胞兄弟，革命烈士，出生在今长丰县杨庙乡小王郢的一个贫农家庭。由于家境贫寒，颜礼国自小帮地主家放牛，后又给地主打长工。民国18年(1929)前后，共产党员方和平等到皖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礼国和礼坤在方和平的教育下，于民国19年参加了革命，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安徽在国民党军阀陈调元的统治下，暗五天日，民不聊生。杨庙的大地主张焕亭，也乘机同吴山庙、李山庙等地的地主相勾结，组成“联庄会”，肆无忌惮地欺压农民群众。加之，皖北大旱，颗粒无收，各地地主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搜刮民财。农民借贷无门，几乎家家缺粮断炊，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颜礼国、颜礼坤面对不平世事，十分气愤，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与当地农民群众一起，开展扒粮斗争，一连扒了当地十几家地主的几百石粮食。这样，使群众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而纷纷参加农会。农会组织的建立和壮大，给土豪劣绅以很大的威胁。一天夜里，颜礼坤带人割了国民党联保主任颜汉三田里的庄稼。颜汉三扬言要追根查究，当他得知是颜礼坤带人割的，吓得缄口不言，不敢再追。
民国20年春，皖北又出现严重的春荒，广大群众饥寒交迫，生活无着，纷纷要到地主家“吃大户”。中共寿县中心县委根据当时形势和群众的情绪，于3月23日组织发动了瓦埠暴动。在暴动中，颜礼国、颜礼坤所在的游击队先后逮捕了周围十几个豪绅地主，打开了地主方小楼粮仓。消息传开后，方圆几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参加扒粮。一路上车推肩背，经夜不息，暴动持续了3天。地主武装很快组织反扑，致使游击队遭到地主武装的包围。颜礼国、颜礼坤和其他游击队员，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游击队又缺乏战斗经验，终使轰轰烈烈的瓦埠暴动失败。
瓦埠暴动失败后，礼国、礼坤两人回到杨庙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杨庙地区组织起游击小组，继续与敌人进行斗争。他们四处秘密张贴标语，不仅在周围村镇贴，还经常往返100多里到合肥城内张贴，以宣传群众，打击敌人。同时，他们还利用有利时机，带领群众扒地主家的粮食，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
民国21年春，颜礼国、颜礼坤带领十几个游击队员，悄悄摸到众兴集，闯进国民党团防局，分别用手枪(有些是假的)顶住敌人脑袋。正在熟睡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得魂不附体，乖乖地把枪交了出来。第二天团防局局长从地上拾到一支假手枪，才知道上了当，这次智取众兴集，共缴获敌人长短枪十几支，增强了游击小组的战斗力。
从民国21年春到民国22年春，颜礼国、颜礼坤领导的游击小组，战斗几十次，先后参加了惩办叛徒董曙东、国民党军官姚蔼卿、区长路汉奎、“剿共司令”毕少山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寿县地区的反动势力。
民国23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派大批军队来寿县，疯狂地向游击小组反扑。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寿县中心县委迅速成立游击武装，创建新苏区，支援老苏区。中心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各个游击小组统一篇为皖北红军游击大队，颜礼国、颜礼坤分别任中队长。
同年6月，游击大队政委张如屏带领颜礼国、颜礼坤及二、三十名战士智取吕小圩，解除了地主武装。此时，国民党有一个营的军队驻在距吕小圩只有一里路的李山庙，他们听到枪声后，立即向吕小圩进发，周围的地主武装也闻声赶来，将皖北游击大队围得水泄不通。战士们沉着应战，击退敌人的几次进攻。天黑下来，张如屏同礼国、礼坤等人决定突围，并指定颜礼国带领几名身强力壮的游击战士在前冲锋，为队伍突围开道。礼国和6名战士，从圩沟潜泅到对岸，选择有利地形和敌薄弱点发起猛攻，冲进地主联庄会的阵地。敌见游击队冲到面前，因不明人数多少，吓得仓惶撤退，在圩里的战士也乘机冲出重围，甩掉包围之敌。
接着，游击大队又决定袭击国民党双门铺团防局，颜礼国主动请缨，要求带队执行任务。他同几名战士化装成老百姓到双门铺赶集。他们走到团防局门口时，礼国乘敌不备，拔出驳壳枪击中岗哨后，迅速带领战士们冲了进去。一阵猛烈射击，民团团丁死的死、逃的逃，游击队带着缴获的武器胜利归队。
民国23年下半年，国民党纠集大批武装围剿皖北游击大队，并将瓦埠、正阳、寿县城关等地的党组织破坏殆尽，并杀害了共产党员赵策、方孰善等十几位同志，形势极端险恶。为此，中共寿县中心县委决定将游击大队转移到合肥，并同合肥游击队合并为皖西北游击大队，在合肥西乡一带山区活动。
同年农历九月九日，皖西北游击大队来到舒城县春秋山。由于坏人告密，游击大队在舒城春秋山遭到来自合肥、六安、舒城等地的国民党保安队和部分正规军的包围。敌人将游击大队100多名战士包围在白花岭上。在机枪的掩护下，敌人从四面八方蜂涌而上。游击队战士利用仓促构成的简易工事组织反击，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浴血奋战，敌人死伤惨重，游击队也有很大伤亡，大队长曹广海壮烈牺牲。游击队子弹打完了，敌人便缩小包围圈，向游击队合拢，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颜礼国分队长站起来高喊，“同志们，用石头砸!”一阵乱石猛砸，硬是将敌人又压了下去。当礼国又抱起一块大石头时，突然腹部中弹倒下，战士们要把他抬下去，他却说：“情况紧急，你们赶快突围，敌人来了，我还有一颗手榴弹，就和他们同归于尽!”由于他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在战场上，时年25岁。
春秋山战斗后，礼坤奉命率领十几个战士到合肥西乡焦婆店、缺牙山、大烟墩一带进行工作。他一面着手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群组织，一面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扒粮斗争。颜礼坤战斗在合肥西乡一带，非常艰苦，队伍给养困难。一次，他们向当地群众买了一点秫秫面，做成一锅菜糊，每人只能分一小碗，颜礼坤已一天多没吃饭了，仍把自己的一小碗菜糊让给了生病的战士曹云传。
民国24年上半年的一天，礼坤在合肥西乡焦婆店、防虎山、聚星街一带活动。晚上住宿在一个村子，被敌人发觉。敌调集兵力在天明之前包围了这个村子，礼坤只得带队突围。当他们刚冲出门100多米远时，一颗子弹击中了颜礼坤的腰部，他倒下了，战士董谈龙连忙拉他起来，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我不行了，你们赶快冲出去，不要为我遭受更大的损失”，说罢将驳壳枪递给董谈龙，催促他快走，董含泪冲了出去。颜礼坤壮烈牺牲时，年仅25岁。李经方
李经方(1855～1934)，字伯行，号端甫，合肥人，李昭庆子，李鸿章嗣子。李经方早年曾游历欧洲，光绪十六至十八年(1890～1892)任驻日公使，后长期跟随李鸿章，实任秘书与翻译。光绪二十一年三月由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荐派为赴日议和使团参议。19日抵达马关。24日，李鸿章被刺，他出任钦差全权大臣，负责中日具体谈判事宜。5月受任商办割让台湾事件特派全权委员，与美国人科士达同往台湾办理割台手续。慑于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不敢登陆，6月2日匆忙在基隆口外的日舰上画押交割。光绪三十一年任清廷商约大臣。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1907～1910)出使英国。宣统三年(1911)以邮传部侍郎首任邮政总局局长。晚年转向实业。著有《安徽全省铁路图说》一卷。
段祺瑞
段祺瑞(1865～1936)，原名启端，字芝泉，合肥县城西桥乡大陶岗村(今属肥西县)人。自幼随祖父在江苏宿迁读书。光绪五年(1879)段祖父去世，段祺瑞返回家乡读私塾。光绪八年(1882)，段祺瑞投靠族叔段从德去山东威海卫当兵。光绪十年(1884)段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学习4年，后又考取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光绪十六年，段回国后，任山东威海武备学堂教员。光绪二十二年段被袁世凯调至天津小站，协助训练“新建陆军”，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光绪二十五年段随袁至山东镇压义和团。光绪二十一年袁任直隶总督，段又随之往保定编练北洋军。不久升为补用道员，曾带兵到广宗(今属河北)镇压景廷宾领导的农民起义。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清廷设立练兵处，段任军令司正使，并加副都统衔。光绪三十一年段调任第四镇统制。光绪三十二年补授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在北洋军，充保定军官学堂总办。宣统元年(1909)段改任第六镇统制，宣统二年任江北提督。次年武昌起义爆发，段任第二军军统往湖北镇压革命，旋授湖广总督。南北和议时段奉袁世凯意旨领衔北洋将领四十六人通电，迫清帝退位。袁任总统后，他充陆军总长。民国2年(1913)段代理国务总理，镇压“二次革命”，旋又署理湖北都督兼湖南都督。民国5年3月，段出任参谋总长。是年4月，代徐世昌任国务卿。6月，袁世凯死后，段以国务总理控制北洋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力主对法宣战，企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组织所谓“参战军”，扩大自己的武力，为总统黎元洪及依附其他派系之国会议员所反对，遂发生“府院之争”。他组织督军团，威胁国会，被黎免职，走居天津。张勋由徐州带兵人京“调解”冲突，乘机拥废帝宣统复辟。段在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后以“再造共和”自居，继续掌握政权，召集所谓新国会(即“安福国会”)。曾以“对德宣战”名义向日本大量借款，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即有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民国9年直皖战争爆发，段被曹锟、吴佩孚击败下台。民国13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失败，段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等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次年召集“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又召开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关税会议”，破坏人民要求关税自主的斗争。民国15年，段纵任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造成“三·一八惨案”，旋被冯玉祥赶下台。民国22年段移居上海。民国24年段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未就职。民国25年11月，段病死于上海宏恩医院。12月，段家将其灵柩运至北京，暂厝于西山卧佛寺，后于民国25年秋葬于香山万安公墓。
王亚樵
王亚樵(1889～1936)，字擎宇，别字九光，又名玉清、玉鼎，合肥人。8岁读私塾，16岁赴庐州书院参加府考未中，后在家设馆教书。
辛亥革命后，王与友人在大兴集李文忠公祠自立庐州军政分府，任副司令。后遭革命党委派的庐州军政分府司令孙品骖通缉，王逃到南京，加入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民国元年(1912)底，王改名“九光”，回皖发展社会党员。次年10月，倪嗣冲督皖，宣布社会党为“乱党”，王被迫于民国3年挈妻逃亡上海，与同乡陈邦仙、席文汉等抢银行、劫钱庄。年底，加入“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民国4年8月，王退出“安那其主义”研究小组，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民国5年，王在沪组织“公平通讯社”，宣传讨袁护法。民国8年，王与韩恢等人策划反对江苏军阀李纯。结果，韩被李杀害，王则逃回合肥。民国9年，王在安庆组织“安徽民权协进会”，反对安徽督军张文生，被张通缉，再次逃沪。王在上海继续反对张文生，并以维护在沪皖籍工人权益为号召，组织了“安徽劳工总会”。
民国10年，王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同年底，王亚樵派王铁民、邓洪铬、郭恒昌、黄道隆等组织“小斧头队”，与当时上海的恶势力相抗衡。民国12年11月10日，王被浙江督军卢永祥收买，刺杀了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民国19年7月，王暗杀了招商局督办赵铁桥。民国20年7月24日，王在上海北火车站行刺宋子文未遂，击毙宋的秘书唐腴胪。民国24年11月1日，王派孙凤鸣在南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刺伤行政院长汪精卫。还曾数次在上海、南京、庐山等地谋刺蒋介石，未果。
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王在上海积极募捐，支援抗战，并组织义勇军参战，后因谋刺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一事(未实施)，被悬赏通缉，逃亡香港。民国22年11月，王由香港到福州，参加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又回到香港。民国25年初，王因刺汪精卫案发，逃到广西梧州避难。是年10月20日晚，在其梧州寓所被军统特务暗杀。
张子开
张子开(1863～1938)，字文运，合肥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任桐城县教谕，后因咯血病请免，归故里养病。张在受名誉堂长李经方之聘，出任庐州中学堂学监，代李主持教务两年间，成绩昭著，蜚声遐迩，后因病引退。光绪三十四年，张设馆于德胜门大街本宅，授徒讲学，一时桃李盈门，为庐州各方人士所称道。地方县府官员，亦皆仰其名望，尊而敬之。而张平生素不喜入官府，有请通关节者，皆婉辞谢绝。张为合肥最有名的藏书家，善本、名贴、不下数千卷。惜在日军侵占合肥县城时，被盗遭毁，荡然无存。
张子开的书法，名重一时，他师承沈用熙。沈为合肥著名书法家，得包世臣(今泾县人)之真传，又再传张子开。张功力甚深，尤得力于《安吴四种》。他每晨正襟危坐一小时，目半开，以手书空，练习字体，兼试腕力。晚年，身体转健，海内求书者不绝。得其一纸一扇，皆视为墨宝。他书写时，运笔神速，自成一家，于是习张体字者，颇不乏人。张亲笔所作的手迹，以其晚年入室弟子陈少谦、谭炯之收集为多。迭经离乱，现已散佚殆尽。
张子开讲学于家塾，每逢星期六上午开讲，厢正屋五间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张对唐宋八大家，特别推崇欧阳修与“三苏”；他反对作文冗长，说：“出力而不能讨好，意不新颖故也。”张所见，与桐城派方望溪“义法”之说，正是同调。张认为：“学习文章，必须吃透词、语涵意，分清段落，才能掌握一篇大意(即主题思想)”。张又说：中等资质，只要按部就班奋力不懈，亦必能有成。张开馆教学数十年，门生达一千数百人，多为一时硕彦，名重乡里。
民国27年，日军入侵，南京、芜湖相继沦陷，合肥连遭敌机轰炸。家人拥张避难于三河镇。5月，合肥沦陷，三河人心惶惶，仓促间，张随众迁至附近的胡家湾。日军曾有小股窜扰。因三河三面环水，易攻难守，日军不得不退走。此时，张子开在胡家湾遭盗劫，正进退维谷之际，幸遇张夫人的堂弟及侄辈，乃迎张夫妇至许贵村，供养衣食颇为优渥。张因遭此颠沛，终日抑郁不乐。一日，召村中诸父老曰：“吾辈乃轩辕之族裔，不能忍受异族之凌辱，然吾老矣!又不能裹尸沙场。诗云：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我不能有亏大节苟安于乱世”。自此不进饮食，越三日，溘然长逝!
张敬文
张敬文(1869～1938)，字琴襄，合肥人。张自幼好学，酷爱书法，与合肥著名书法家张子开交谊颇深。早年张父从军在外，其兄张之仁(乐山)爱好围棋，长年在外弈棋，不问家事，家里一应大小事体，均有敬文照应。
张年轻时得到沈用熙先生指导，学习包(包世臣)、邓(邓石如)书法。包、邓书法在晚清享有盛名，其中邓之楷、隶、篆，更是远近驰名，而包则在行、草方面大放异彩。张得沈师传授，加上自己刻苦练习，书法日有长进，以后终于走入包世臣先生楷、行、草之路，深得沈先生嘉许。
张敬文早年参加科考，虽诗文书法均有很深造诣，但考场上却屡屡受挫。有一次，张应优贡考试未中，自思与同乡应试考中者相比较，决不在他们之下，对自己落第感到难解和不服。当时的藩台沈曾植在检阅试卷时，发现张的试卷文章既佳，而字也写得好，具有包、邓之风，感到很惊奇。因为包、邓字在当时很有名气，且又难学，沈过去也学过包、邓宇，但尚未入门。所以，他在接见及第者时，见到合肥考生李世璜(谓川)，即询问是否认识张敬文。李答是熟友。沈即嘱李回去后转告张来省城见他。沈见张后，经交谈，方知张乃学习包、邓字者，大喜，乃以实话告张。谓张实是考中第5名，因合肥此次考中者有五六名之多，而首邑怀宁则一人未取，该地知府感到难堪，禀准抚台，由合肥考取名额内抽出2名同怀宁未考中者对调。张敬文恰是合肥被抽之一，因而落第。沈嘱张在藩台署内学习，同时辅导自己学习包、邓字，下次再考。张得藩台如此重视，声名大振。此间，张为沈书“重建天柱阁记”碑文，此乃张的主要作品之一。几年后，优贡试期又到，一班人皆以为张敬文必中无疑。不料政局突变，因派系关系，沈曾植下台，张因沈派色彩太浓而遭歧视，结果仅中个候补第一，直到民国前夕才补上优贡衔。
张敬文考场坎坷，官场也同样不顺利。宣统三年(1911)，张曾受任为安徽省庐江县知事。当时地方不靖，强人出没，合肥驻军夏旅长建议派军队护送张接任。张不愿为个人而兴师动众，仅带20余卫兵上任。果然，到庐江后，原知县拒不交卸。张怕引起冲突，殃及无辜，乃辞职而返。县长未当成，随去的20余卫兵的服装、伙食、饷银、旅费等皆由张解囊。为此，张变卖了不少家产。
民国3年，张敬文接任合肥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在此任内，他聘请名师，锐意办学，先后培养出如杨武之(杨振宁之父)、杨亮功、戴允荪、胡哲夫等著名学者。民国4年，甘肃将军兼巡按使张广建邀张前往甘肃任职，张乃向皖省教育厅辞职，省厅一再挽留，直到张三次坚辞，始获批准。
民国4年，张敬文受张广建之邀赴任甘肃省官银号(相当今省银行)总办，在财政上有很大权力。民国7年离任后任甘肃省署咨议，安徽省署高等顾问等职。此间，张曾有长函致张广建，提出该省应兴应革之事。
民国7年，张敬文由甘肃返皖后不久，甘肃省按惯例向北洋政府进行一次特保人才案，保荐5人，张敬文名居首位。此5人如被选中，可得简任职。但张生性孤傲，不愿去北京拉关系，送人情，以致首名落选，名列后者反获选中。民国11年，张因在省立第二中学校长任内颇有建树，被推举主持合肥县立女子中学筹备工作。学校建成后，张因不能久留合肥，即担任名誉校长，由蔡亚卿主持校务。
民国12年春，张当选为国会议员。
民国12年10月，曹锟为当选总统，公开贿赂国会议员，张敬文毅然拒绝，并改名换姓，悄悄离京南下，和褚辅成等号召南下议员在上海发表拒绝贿选之严正声明。张到上海后，生活无着落，即以卖字为生，生活相当困窘，合肥女中负责人蔡亚卿得悉情况，曾建议由女中开支1000元作为张几年来担任名誉校长的车马费，但张以自己未曾到校视事，不可无功受禄，婉谢了蔡的好意。
民国13年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因张兄(之仁)过去常陪段下棋，颇有交情，于是段对张也有几分敬重。所以，曾示意张可在全国范围内任选一县当县长。但此时张对政界已经厌倦，不愿屈膝奉迎，加之时局混乱，便放弃了当县长的打算，仍在京、津、沪、石家庄等地卖字为生，所书寿匾、寿序、中堂、条幅、对联等，流传甚广。
张敬文一生在政治仕途上，屡遭坎坷，以致最后对仕途兴致索然。但在书法上，却师承包、邓，多有创新，自成一体。加之常年在京、津、沪等地鬻字为生，其书法在这些地区颇著声名，人皆以获得张一纸墨宝为快，从其习字者也很多。如北京的龚理哲、上海的刘璧城、合肥的陈芷卿、沈竹群等。其中学有所成的有合肥陈国璋(璞琬)和杨克喧(午樵)两人。李鸿章后代李国芝和天津原卢永祥部师长之子陈某某也聘请张为专任教师，教习文学和书法。张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认为学书法首先要从用笔开始，即所谓“八法”是基础，有了此基础，才能谈到“体”。“体”能基本形成并相当熟练，最后才能逐渐谈到“意境”。每一阶段，均需苦练、领悟，“意境”能达到外婉而内有劲气，舒展豪放，则更非易事。
张敬文一生处于贫困之中，但对纸墨笔砚，却从不吝啬，常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惜花重金购置。他对毛笔更是十分讲究，都是请专人来家由自己亲自监制，所以他的笔都是特制的珍品。
民国26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合肥受敌机轰炸，居民纷纷逃难，张也随家人避难于肥西山南馆徐家。当时安徽省政府正向六安方面撤退，在兵荒马乱之际，张曾以数千言长函致当时代省长兼保安处长张义纯，陈述抗敌安民的意见。民国27年5月合肥沦陷，大汉奸王揖唐曾托人捎信给张，谓毋虑荣禄富贵，言下之意是要张替日本人做事，遭到张的严词拒绝。此时，张目睹国破家亡，乃写好遗嘱，要家人速逃，为抗日效力，自己则含恨投井自尽，时年69岁。
民国28年冬，在重庆的几位安徽籍参政员徐炎东、许世英等人，将张敬文自尽全节事迹呈明国民党中央政府，得到明令褒奖，并给予1000元抚恤金。
张敬文平生笔不离手，留下的遗墨甚丰，但经八年抗战和十年“文革”动乱，大都散失。
吴润章
吴润章(1884～1938)，字玉山，合肥人。出身于瓦工家庭，幼时就读于邻家沈举人。稍长，从师学中医，出师后谋生于六安等地，后得友人资助在肥南义兴集开业行医。多年中，他对富人分文不让，对穷人则不计报酬，尽心医治，大家都说：“吴大先生真好。”
民国27年5月15日，日军占领合肥，到处抢掠，屠杀无辜百姓。7月1日，日军到义兴集，出南闸，在乡村奸淫一个年仅五岁幼女时，群众忍无可忍，奋起杀死两个日军，将日军头颅砍下，悬挂在义兴集两头闸门上示众。7月4日，日军出动大队人马，欲把城郭南门外二十里内，杀光烧光。拂晓，群众闻枪声杀声，纷纷向南边巢湖附近逃避，在大花园地方，没逃掉的群众被日军围上逮住，有多人被刺杀，惨不忍睹。此外，日军还逼迫剩下的百姓放火烧村。吴润章目睹日军暴行，义愤填膺，毅然出来救火，不幸被日军捉住。日军叫他带路去追赶正在南逃的群众。为了保护众乡亲安全南逃，他把日本兵一直带到四面无路，又无村舍的许小河地方。日本看着自己被小河套圈着，进入绝境，知道上当，遂枪杀了吴润章。吴润章壮烈牺牲的噩耗传来，逃难的乡邻亲友非常悲痛，大家感概地说：“要不是吴大先生这样带路，今天真不知道要多死多少人!”。
陆孝杰
陆孝杰(1918～1941)，生于肥东梁园大陆岗村一个贫农家庭，初在皖南宣城当织布工人，抗日战争开始后回家种田。当时地方上兵匪横行，民不聊生。为了维护地方治安，陆孝杰带领一班青年组织“红枪会”，把周围十几个村庄500多人组织起来，自己任会长。他们除自制大刀、红缨枪外，还有二、三十支土枪、洋枪。有一次，从梁园镇来了一股土匪约200多人，为首的一个叫张大鼻子，一个叫蒋四腿，到大、小陆岗后，抢钱抢粮，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陆孝杰等十几个人分头去各村发动红枪会会员，联合开了“齐心会”，立誓消灭土匪。他们利用梁园逢大集的机会，分散在土匪驻地周围，当陆孝杰等发出暗号后，大家一齐动手，向土匪发起猛攻，两个匪首被当场打死，几十名匪徒被打伤，余匪被赶跑，被抢劫的粮食亦全部夺回来，分还给各村群众。从此，土匪不敢轻易进犯大、小陆岗和周围村庄。
民国27年，新四军4支队东进肥东梁园一带，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建立共产党地下组织。8团民运股长周利人带领工作队住在大陆岗村，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这时陆孝元任大陆岗保长，陆孝杰任保干事，他们利用这个职务为新四军筹集粮草，带头参加农民抗敌协会，接受新四军交给的任务，跑交通、传递情报、散发传单、发展农抗、动员参军。民国28年3月，经过斗争考验的陆孝杰等10多个积极分子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中共大陆岗支部成立。支部的活动，在中共肥东工委领导下，搞得轰轰烈烈。
民国30年3月，陆孝元参加了新四军，在定远藕塘一带活动，陆孝杰接任大陆岗村保长后，被抽调到抗日军政大学集训了一段时间。回来后，他得知组织委员陆友明被捕的情况，便训斥通风报信的反动分子陆小眼。陆小眼怀恨在心，便勾结国民党挺进大队大队长庞子威派部队包围大陆岗，逮捕了陆孝杰和72岁的老人陆孝虔等4人，将他们插上“私通新四军”的牌子，拉到梁园镇上游街，然后又将他们带到梁园镇北头蔡高房进行严刑审讯。陆孝杰被头朝下吊起来。敌人对他用皮鞭打、香火烧、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踩红烙铁，使尽各种酷刑，但孝杰始终没有屈服，他的眼被打瞎一只，脸也被打肿了，腿被打得不能站立。夜里他慢慢地爬到关在一起的陆孝虔老人身边说：“二哥，看来敌人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你能活着回去，要向上级报告情况，我为革命虽死无憾。”第2天是端午节，年仅24岁的陆孝杰，英勇不屈，慷慨就义。
童汉璋
童汉璋(1897～1943)，生于合肥东乡童小郢。自幼受父教，文、史基础较深。民国7年童就读于安庆法政专门学堂，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熏陶。民国8年，“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安庆，童起而响应，鼓动并组织全校同学投入爱国运动，并始终站在斗争前列。民国9年5月，童被选为安徽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不久，他作为组织者之一，领导了安徽著名的“六·二”学潮。在多次斗争中，显示了他的革命精神和组织才能，成为安徽青年运动的著名人物。为寻求救国救民之真谛，民国13年，童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民国15年5月回国，先在芜湖第二职业学校短期任教，与中共早期地下党员高语罕一起开展革命活动。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童旋即奔赴武汉，参加北伐，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暂设武汉，童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安徽临时党部总干事。为迎接北伐军入皖，童根据临时省党部指示，于民国16年2月先期返皖，迎接北伐军。民国16年3月蒋介石到安庆参加安徽省临时党部举行的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开幕式，童汉璋冲上主席台，当面递给蒋介石一份传单，反对杨虎为省政府委员。8月，童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并被革命委员会委任为宣传委员，随革命军队一直到达广东海陆丰地区，后因战斗失败，乘帆船去香港。
民国16年，童由香港潜回上海，经上海党组织派遣，回到故乡合肥，以在第六师范教书为掩护，积极筹建合肥党组织。在许继慎帮助下，于民国16年9月下旬建立了合肥城内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并任组长。先后发展了20多名党员。从年底到次年春，中共合肥党的组织由党小组相继发展到特别支部、特别区委，童汉璋先后任特支书记、特区书记。与此同时，童还在省立六中创办了工人业余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积极分子，扩大党的影响，并先后将城内理发业、糕点业、木匠业、碾米业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
正当合肥党组织逐步壮大，党的活动日益发展的时候，童汉璋的身份暴露，童被迫于民国17年夏离开合肥去上海、北京等地，因而一度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民国21年，童重返安徽，隐名埋姓，失业在家，有人劝他到国民党政府中谋取官职，他断然拒绝，发誓“宁可饿死，也不做国民党的官”。后经友人介绍，在贵池乡村师范、凤阳乡村师范教书，始终保持革命气节。“七·七”抗战爆发后，他任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总务部副部长，民国28年奔赴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次年，任合肥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和淮南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等职。民国3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2年正整装待发去延安学习考察时，不幸染病，于8月8日逝世。陈毅在他逝世后，深表悲痛，撰写哀辞，赞其一生“毅然唯真理正义是从”，“可谓不朽!”
邓楚卿
邓楚卿(1895～1945)，别号邓六，合肥人(今合肥市郊区常青乡朝阳村)，牛贩出身。民国29年，邓氏一家投靠日军，邓楚卿当上了伪西平乡乡长，不久又因其老婆与日酋关系暧昧而升为伪大队长直至伪自卫团团长。他的哥哥邓禹珍(邓四)升为日伪区长，弟弟邓藏香(邓八)升为5乡大队长，另一弟弟也由屠夫而任伪保长；其长子邓兆升拜日军头目为干父并升为大队副，小儿邓兆同为中队长，侄子邓建侯为七里塘乡乡长。当时，合肥西乡一带几乎成了邓氏天下，人称“邓半天”。
邓家依仗日本侵略军势力，设置营寨，经常把无辜群众打入自己私设的水牢。一次，邓楚卿强行叫农民余友章给两支枪钱，余给不起，就把他关牢、上刑，直至逼死为止。大井村的李延标，被邓楚卿抓起来，硬说他通“广西蛮”，叫手下人当场枪杀了他。一天晚上，邓家派出一班人，借“巡逻放哨”为名，到荷叶地抢农民朱训荣家东西，烧朱训荣老婆。匪徒走后，朱训荣由外面回家，见状大呼“救命”。邓家丁听到呼喊后，从炮楼上虚放几枪，把抢去的贵重东西留下，再派匪徒把不值钱的东西挑回朱家，说：“土匪来抢你家，我们把他们打跑了。我们打掉几条火(子弹)，你家要给钱，兄弟们为你家跑路要给一笔草鞋费。”结果，朱家的人被烧伤，值钱的东西被抢光，还被敲诈一大笔钱。一次，邓家有个警卫排长与西平乡乡长手下收捐的乡丁因口角交锋被打死，邓楚卿即带人包围了三里庵，把村里胡思元、蔡庆元、蔡继发、李世清等13人抓起来，第二天又带着日本人来到三里庵，把老百姓集合在一起，拷打被抓的13个人，并扬言要杀掉几个给“六爷下下火”。邓楚卿收税，估田亩时，总是将一亩田加大到两亩，谁若不服就打、抓、关，还多次要不服从者当场吃屎。邓家强迫老百姓出钱、出工、出料，在邓八家盖一座五马转心楼，并霸占民田，挖沟筑寨，修建大庄园。同时还在五里洼、二里街、三孝口和坝上街等处霸占或强购大量房屋地产。在民国34年(1945)日军投降时，邓楚卿就占有田亩32石(一石为五亩)，在合肥城三孝口有房屋25间，德胜门内还有房屋1处。
据不完全统计，被邓家无辜打死的有21人。另外，邓氏兄弟对绅商士民或过往行人，稍有不顺眼就以“通匪”、“密探”等罪名捕送日军，邀功请赏，被捕者九死一生。邓八听说张老岗余华青新娶的妻子很漂亮，即以破坏日军电话线为由将余枪杀，将余新婚之妻占为已有。邓家一手下人余华银，外号“小洋鬼子”，强占民妻民女多人，经常拦路强奸。董铺一妇女在路上被余华银拦至伪乡长王孝儒家更楼上强奸，三里庵蔡大郢一年轻女子走亲戚时被余华银看见，即令其卫兵将该女拖至三里庵王某家奸污多日才放走。一祝姓妇女，由合肥到六安，行至七里塘被邓家卫兵拽到圩里强奸后仍不放行，强留给卫兵吴某做老婆，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被原夫领回家。当时合肥西南郊一带的年轻妇女，平时不敢露面，白天不敢走路，晚上更是心惊肉跳。
民国34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邓楚卿、邓禹珍以汉奸罪被处决，抛尸刑场，群众争相击尸。邓藏香在日伪时期被其卫士和小老婆相勾结所击毙。邓兆升、邓兆同畏罪潜逃，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捉拿归案，邓兆升被枪决，邓兆同被判刑，邓建侯也被判刑后死在狱中。
夏绩三
夏绩三(1917～1950)，原名夏家勋，今合肥市郊区大兴镇庞寨村人。其父夏子丰，以开设赌场和鸦片烟馆为生。夏绩三18岁跑到福建，在其家族夏德桂部下当了一年多兵。民国25年夏，回到合肥，在合肥警备部队里担任排长，翌年任合肥地区第一纵队第二大队长。民国27年，日军侵占合肥后，夏绩三趁机组织一支土匪武装，占据合肥东南乡，并杀了一些无辜群众，把人头献给日军头目，谎称是“八路”，受到赏识，因此被委任为伪合肥县保卫团第一大队长兼合肥县第三区区长职务。在日本侵略军的支持和庇护下，夏绩三与周围的大、小汉奸串通一气，严密控制合肥周围的11个乡镇和16个交通据点，使合肥东南一带成为夏家天下。
夏绩三为了供自己和爱妾徐丽华享受，从11个乡镇摊派500多名民工，在大兴集和李鸿章享堂之间(即今合钢二厂处)替自己建造一座新寨。新寨占地约80余亩，寨墙高约2米。周围筑有暗堡，寨沟宽10米，只有一座浮桥供行人出入，晚则浮桥高吊，戒备森严。寨中央建一幢小楼，内设会客室、吸烟室及娱乐室等。
据有关档案记载，夏绩三投敌担任伪职后，被夏绩三杀害的贫民百姓、中共外围工作人员，及夏的党羽达50多人。
合肥南乡前份吴村(今骆岗机场南侧)，是一个交通要点，周围群众大部分姓吴。夏绩三为了控制这个据点，把自己心腹“小五拐”派去任分队长。“小五拐”是土匪出身，到任后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小五拐”的警卫员崔家邦出于为民除害的正义感，将“小五拐”打死在洗澡盆里。夏绩三趁机率100多名伪兵，把吴姓三村包围起来，掳掠一空，最后把吴姓户长、士绅等10余人抓去，准备全部枪毙，后来不少姓吴的村民倾家荡产，保释了几个人，但仍有吴宏福等5人被夏绩三拖到酸腿岗(今骆岗轮窑厂旁边)枪杀了。夏永生、夏永道、夏家桢、夏家英等叔侄兄弟四人和夏绩三是近房的叔侄，由于家仇私报，夏绩三将他们四人骗到刘小郢(今合肥化工厂附近)，被预先埋伏的凶手杀害。夏绩三的同伙傅友明，有文化，曾受过专门军事训练。夏绩三担心他与自己争权夺势，借口傅与夏家权之妻通奸，指使夏家权将傅友明打死在室内。为了杀人灭口，又将夏家权之妻枪杀。民国29年，夏绩三从合肥东门外将一韩姓女儿抢来为妾。该女与一个勤务兵说笑话，夏绩三怀疑他俩有私情，不问青红皂白，便把两人打死。王大郢的王友福、马岗的王宏春，均因反对夏绩三的暴行，受到夏绩三的通缉，被迫跑到定远等地，找到新四军的外围组织。后来他俩秘密回到合肥，宣传共产党抗日除奸政策。夏绩三得知消息后悬重赏捉拿。结果王友福在其磨店姐姐家被捕遭杀，王宏春在撮镇附近被匪兵捕送给夏绩三，夏将王宏春绑在椿树上，用刺刀刺了5个多小时致死。
民国32年春，滁县一位姓陶的妇女带女儿逃荒来到大兴集。夏绩三看中其女姿色，便抢回新寨奸淫。夏强迫她烧鸦片，不慎鸦片溶化了，夏绩三即叫夏家权把她拖到老庙旁边枪杀。民国33年秋，夏绩三从部下林旭初家喝酒后回来，路过沈塘拐村发现沈某的女儿在门外晒衣服，即上前猥亵该女，该女惊呼救人，邻居沈正林、赵世民闻声赶来，夏绩三恼羞成怒，当场打死沈、赵两人，随后强奸了沈女。夏绩三走后，该女投河自尽。
抗日战争胜利后，夏绩三因贿赂合肥县长，未得到应有的惩处。民国37年秋后，国民党政府在安徽成立三八四三部队，夏绩三又当上了该部的少校营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后，夏绩三眼看大势已去，妄想逃往台湾未遂，窜至江南后改名“周祥云”。后在芜湖二街福寿里三号被人民政府捕获，解回原籍依法审讯后以汉奸罪枪决。
王竹轩
王竹轩(1912～1953)，又名王益、王竹清、王文林，今合肥市郊区义城镇塘西村人。在家排行老四，自称“四爷”。
王竹轩从小放鸭，后来搞船。在巢湖与士匪夏登池结为把兄弟，积极扩充势力。民国27年(1938)，王在塘西组织武装“自卫队”，自任队长。次年投靠日军，任义城伪军大队长，有300多人，编成3个中队，分别驻义城、塘西。有枪300多支，其中驳壳枪50支，机枪2挺；家中配有卫兵40余名，马4匹，小轿1顶和专用电话机1部。他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名，抓民夫、筑碉堡、建码头、残害群众和抗日军民。日军投降后，王竹轩又投靠国民党军队，任第二挺进旅第三支队长。民国37年9月任义城地方自卫大队长兼义兴、晓星及义城联保主任。
日伪时期，塘西王家正(外号四木匠)有长短枪10余支。王竹轩怕他另立一帮，以请客为名，把王等骗到家中，当场打死王家正、王文银，其余人被缴械，夺枪10多支。北徐村徐树林带50余人驻守四十井龙王庙，曾攻打过王竹轩，被王视为眼中钉。一天，王带领100多人和30多名日军攻打龙王庙，施放毒气后进行枪杀，徐树林等48人被打死，仅1人幸存，缴枪50余支。在义城集方圆十几里内，王竹轩设有义城、塘西、韦小集等3道关口，来往群众要检查，过往客商要纳税，遇见大商就抢劫，四方农民每年还要向他交纳鸦片税。民国32年，王竹轩在义城地区开办银行，用油印机私印钞票，并在塘西徐家祠堂开设香烟公司，强迫80多人为其生产“大金鼎”牌香烟，每包售价5升米。
民国31年，一位以皮匠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巢北新四军地下工作者，到塘西准备开展工作，被王竹轩发现后，送交日本宪兵队残杀。民国33年夏，巢南新四军为动员一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派李子芳(与王竹轩同乡)去说服王竹轩投降。李带两份公函(一封介绍信，一封任命王竹轩为巢南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的任命书)到义城执行任务，被王竹轩带到塘西东头巢湖滩上枪杀。随后，王竹轩又杀害了新四军战士王章汉、徐家余、徐家所和无辜百姓许家业、徐家锁等人，并放火烧毁民房40多间，打死3名救火村民。
1949年，王竹轩焚香刺面，变成麻脸，与童选金伪造肥东县长临区人民政府公章及区长签章的通行证，潜逃长江一带，撑船游荡于九江与汉口之间，后由其外甥检举揭发，被人民政府巢湖区治安科捉拿归案，1953年春被判处死刑，在骆岗乡前份吴村枪决。
郑抱真
郑抱真(1897～1954)，号益坚，出生于今长丰县吴山镇一个贫民家庭。未满10岁，父母双亡，跟随兄长生活。民国3年(1914)，进吴山庙学堂读书，后随长兄郑少臣外出谋生。
民国13年，郑抱真随余亚农、李雨村、郑少臣组成“淮上国民自卫军第一路军”。郑抱真在起义军中任军需。起义军失败后，郑抱真随兄率部退入河南，投入庞炳勋部。郑少臣任团长，郑抱真任少尉副官。不久，郑抱真退出军界，在河南彰德纱厂当交际员。
民国18年春，郑抱真因其兄郑少臣受庞炳勋的猜忌，乃一起离职赴上海追随王亚樵。民国20年9月下旬，王亚樵派王铁明、郑宏铭等人组成铁血锄奸团，郑抱真成为锄奸团的中坚，先后参与并执行了许多重大行动。
“一·二八”事变后，郑抱真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组成的“救国决死军”，并任少校军需，同上海人民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同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的消息传出后，郑抱真义愤填膺，决心杀蒋。但当时因刺宋子文案追查很紧，郑被迫随王亚樵流亡香港等地。民国22年2月，蒋介石悬赏50万大洋缉拿郑抱真。民国24年11月1日，郑抱真、孙凤鸣等想趁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刺杀蒋介石，结果刺蒋未成，刺伤了汪精卫。民国25年10月，王亚樵在梧州被刺，郑抱真返回家乡。
民国27年，日军攻占蚌埠交通线后，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在安徽组织了6路抗日人民自卫军。皖西为第1路，编7个支队，此时已返故乡的郑抱真应邀担任第1路军第2支队司令。郑抱真任职后与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他任命中共党员方和平为第1大队长，李伯祥为第3大队长。支队司令部宣传队交由共产党人马曙、孙祝华两人负责，并与中共寿县县委书记董吉贤保持着联系。此间，中共安徽工委书记曹云露，曾专程到第2支队司令部，向郑抱真宣传中共的抗日纲领，使郑抱真坚定了抗日救国的思想。
郑抱真率部在合肥北乡发动群众清查汉奸，堵截下乡掠夺人民财产的日伪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郑抱真的行动引起了顽固派的忌恨。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决定改编“自卫军”，强令人民自卫军解散。民国27年底，第1路自卫军被迫解散时，郑抱真召开了支队负责人会议，共产党人董吉贤、方和平应邀参加。会上郑抱真在分析了形势后当即宣布：支队驻地移防，向新四军靠拢。会议之后，第2支队司令部由吴山庙移往柘塘街，以便与藕塘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进行联络。不久，新四军4支队接受了郑的要求，改编了这支部队，并任命郑抱真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
郑抱真参加新四军后，于民国30年2月任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在抗日中，他服从组织分配，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最前线。民国31年冬，郑抱真率路西联防司令部部分人员，越过淮南路，深入到敌占区义井岗一带。有一天，他率部夜宿倪大郢子，被国民党广西军的一个团包围。郑抱真沉着地指挥部队突围，经一天多的激战，终于冲出敌人的包围。
民国32年2月，郑抱真调任津浦路西专员公署专员，根据中共中央“劳力与武力相结合”、“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在战争频繁的环境里，他领导和组织了津浦路西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津浦路西人民战胜了由于敌伪顽严密封锁造成根据地物资困难的境况，逐步走上了自给自足的道路。
郑抱真在任专员期间不徇私情、赏罚分明，郑侠是郑抱真的亲属，在他任津浦路西专署宣传科文书时，工作失职，经教育仍不悔改，民国34年6月4日郑抱真签署通令：“兹决定撤销郑侠职务，准予在根据地内为民，特此通令，仰各知照。”
民国36年秋，国民党军向胶东进攻，组织上分配郑抱真负责将后勤人员及干部家属向北方转移。在转移中，他一心为大家，无暇顾及自己家属，致使自己最疼爱的幼女冻饿而死。他的公而忘私的高尚品格深深感染了群众，圆满地完成了北撤任务。
1949年1月，郑抱真和黄岩等奉江淮军区司令部的命令，负责接管合肥城。当郑抱真和黄岩乘坐的汽车经过定远严家桥时，不幸翻车。随行人员见郑抱真多处受伤，都劝他养好伤再去工作。但他一心想着工作，一心想着合肥全城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便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带伤奔赴合肥。合肥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郑抱真任第一任市长。在任市长期间，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一面整顿社会治安，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一面发放救济粮，领导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同时，以很大的精力组织民工支援大军渡江。1949年4月，皖北行署成立，他调任行署副主任。1952年4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他又任省政府秘书长。1954年5月2日，郑改任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郑抱真由于长期呕心沥血地工作，终于积劳成疾，于1954年12月12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7岁。
吴墨林
吴墨林(1897～1956)，安徽省长丰县三和乡人。父名吴昌基，清末甘肃即补知县。吴墨林天资聪颖，自幼刻苦读书，酷爱书法。因家贫纸笔难得，就在盘上放满芝麻，刮平后用芦棒当笔反复练字。后又改用草纸涂墨，干后用毛笔沾水反复书写。久之掌握书法要领，成绩显著。其握笔，虎口鹅眼状，笔杆垂直，利于逆入平出，回锋转向。吴大量临摹名家碑贴，特别在柳体上下功夫，因而书法大进，自成一体。观其书法真迹，字字宽绰雄厚，笔力挺拔韧劲，刚柔咸宜，提按有致。尤工行书、草书，用笔清劲，点划多姿，体态妍美，内涵骨力，自成瘦挺清劲的风格。他在清未书法考试中被评为全国第四支笔(第四名)，荣获“一片灵机，江淮第一”评语，并赐“监生”荣号。
此后，吴墨林名声越来越大，登门求字者络绎不绝，达官权贵附庸风雅亦多停骖茅庐。但他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便随柏文蔚部属沈湘洲隐居于大别山龙涧冲，后复以老病还乡，1956年没于故里。
刘文典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聪，合肥人。幼年在教会学校读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进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赴日本留学，在东京他和中国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民国元年(1912)，刘回到上海，在《民主报》任翻译，并用笔名“刘天明”、“天明”发表过一些宣传民主思想的文章。民国2年，“二次革命”失败，刘文典再次赴日。民国3年，刘参加中华革命党。民国5年从日本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开始了著书立说和教学的生涯。他从事我国古籍校勘，经数年勤奋钻研，于民国12年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之后，他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还写了《三余札记》。在北大10年，刘文典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担任英文编辑，释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学术著作，民国16年9月，刘文典等人应聘为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并任文学院筹备主任。民国17年安徽大学正式成立。刘文典为文学院主任兼法学院及预科主任。是年，蒋介石到安庆，亲自召见刘文典。刘不卑不亢，并当面顶撞了几句，蒋大为震怒，以致互相拍桌对骂。对此，章太炎作对联相赠，对刘文典先生气节十分敬佩。鲁迅在《二心集》“知难行难”一文中曾有记述。民国17年底，刘文典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民国18年到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民国18年至民国26年间，刘文典除主持系务外，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还继续校勘古籍，完成了《庄子补正》等书。民国27年，刘文典离开北平，辗转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民国32年到磨里中学(即普洱中学)任校长。不久，到云南大学任教。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仍留在云大。解放前夕，胡适为他办好了去美国的手续，刘文典断然拒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解放后，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195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说苑补》。刘文典的治学态度严谨，得到学术界的好评。胡适在《淮南鸿烈集解》序中，称赞他“最精严有法”，对他的“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十分称道。陈寅恪在《庄子补正》序中也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并认为“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医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刘文典于1958年7月15日病逝，他的夫人张秋华按其遗愿将家中珍藏的一些文物于1959年全部赠给安徽省博物馆，作为对家乡的贡献。
万晏南
万晏南(1893～1958)，合肥人。童年随父母旅居北京。12岁时，其父母相继去世，万随乡亲返肥，依叔祖母生活。其母饱读诗书，生前对万管教严格，从不因独子而稍露溺爱，这对万的童年性格有较深厚的影响。
宣统三年(1911)万在合肥庐州中学读书，曾担任学生队队长，率领同学参加辛亥革命活动。民国4年(1915)万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肄业，后又在南京政治学堂深造。其旅游北京后，经举荐，被当时权贵同乡段祺瑞聘为家庭教师，在段家“坐馆”，一时被视为攀附良机。但万却视为敝屣，决意弃馆回肥为乡梓教育作贡献。
20年代初中期，万先后在合肥县立小学、安徽第六师范、私立正谊中学、省立第二中学、寿县初级中学、省立第六中学、省立第一临时中学当教师。民国16年3月，万任国民党合肥县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期间，皖中部分中学西迁湘西后，组成国立第八中学。万随校西迁，并在八中初四分校任教务主任，兼教数学，持续8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万回乡在安徽省立合肥中学、巢县黄麓师范当教师，省立合肥女中任教导主任。
1949年合肥解放后至1955年6月，万晏南任合肥市立女中、二中副校长、合肥三中、一初中校长。1955年7月任合肥市文教局副局长。万曾被选为安徽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合肥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合肥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万在教学岗位上培养了一批一批青少年人才。他所上的每堂课，总留有5～10分钟时间让学生练习巩固，提高课后运用能力。在执教过程中，万从未声严色厉地对待学生，但学生自觉地遵从教导，从无拖拉作业，考试作弊等现象，连作业卷面的字迹行款，都养成整洁有条理的良好习惯，师表的潜移默化作用确实是深远的。万晏南于1958年在合肥逝世，终年66岁。
吴忠信
吴忠信(1884～1959)，字礼卿，别号守坚，合肥北乡(今属长丰)人。幼读私塾。光绪二十六年(1900)到南京入江南武备学堂，学习5年毕业被破格任命为陆军第九镇三十五标三营管带。光绪三十二年加入同盟会，秘密从事革命工作。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后，吴力赞徐绍祯响应会攻南京。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任命吴为首都警察总监。南北议和，吴改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不久，又改任《民主报》经理。二次革命失败后，吴流亡日本。民国8年，吴任粤军第二军总指挥，后改任第七独立旅旅长。民国10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吴任北伐军攻桂林总指挥。10月，光复广西后，吴被任命为桂林卫戍司令。次年因陈炯明事件，吴托病退隐苏州，直到民国15年9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吴应蒋介石之邀出任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后改任淞沪警察厅长，兼办上海市政事宜，参与了“四·一二”政变。民国18年，吴遍游菲、日、英、法、德、意、挪威、瑞士、埃及、美国。此后历任导淮委员会委员、监察院委员、安徽省主席、贵州省主席、新疆省主席，并曾长期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民国29年，吴代表中央政府主持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民国37年就任“总统府”秘书长。民国38年去台湾。1959年12月在台北病逝。
余亚农
余亚农(1887～1959)，名振枢，寿县下塘(今属长丰县)人。13岁时入安庆陆军小学学军事。宣统元年(1909)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并加入同盟会。
宣统三年十月武昌起义，余闻讯立即请假返乡，参加淮上军光复寿州起义。淮上军编入革命第一军第四师，余任训练处长。南北议和，余一度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民国2年余离校参加讨袁，失败后出走上海，曾在日租界秘密制造炸弹，因试制失事，身负重伤，前额上一直留下一块伤疤。民国6年护法运动，余在广州任讨贼军营长。民国13年安徽全省声讨北洋军阀罪恶统治，余回到家乡发动武装起义，成立“淮上国民自治军第一路”军，与吴山郑绍臣、李雨村等起义军会合，向西进攻六安、霍山，曾一度攻克霍山县城。兵败后，余率部入河南固始，接受国民党改编，任邓宝珊部独立营营长。民国15年4月，余转入方振武国民军任团长，后升旅长。民国17年，二次北伐，余任方部八十九师师长，驻守济南。5月3日，日军斋腾十一旅团，大举进攻济南，余不顾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率部奋起还击，虽蒙受重大的伤亡(即“五三”惨案)，但却表现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坚贞气慨。民国18年，余的八十九师改编为一三三旅仍隶方振武(时任安徽省主席)部，驻防安庆。方在南京被囚，余不受令，毅然逮捕蒋嫡系军六师师长方策，举行著名的武装反蒋起义。
起义失败后，余先由上海转道北上，参加阎、冯反蒋的中原大战，任豫皖区第一路司令。民国22年，余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方振武部军长。在收复多伦之战中，击溃伪军李守信，深得国人赞许。抗日同盟军失败，余又南下参加李济深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任政府委员兼二十九军总指挥。民国25年春，余代表李济深去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民国27年初，余出任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指挥官，率部转战于太和、亳县、临泉之间，并与新四军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将军配合默契，共同抗日，曾公开提出“一切向新四军学习”的口号。是年冬，余从省府立煌县(今金寨)述职返防，行抵颍上县三河尖，遭桂系军队伏击被扣押，后经多方营救获释。从此，余奔走于苏、鲁、豫、皖之间。民国35年，余在鲁南与陈毅司令员会晤，并受命做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民国38年，余与朱子帆策动安东舰起义，支援解放军渡江。
解放后，余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安徽省主任委员，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10月16日，余病逝于合肥。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余生前的愿望，批准其为中共正式党员。
卫立煌
卫立煌(1897～1960)，今合肥市郊区义兴乡卫乡村人。民国3年(1914)初，卫立煌只身去武汉，报名进入学兵营。民国5年结束学兵营训练后，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翌年9月任孙中山卫队队员。民国10年，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讨贼(陈炯明)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团长。民国15年北伐战争中，卫任北伐军第十四师副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后为第九军副军长兼14师师长。民国16年进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皖北警备司令，不久组成新编四十五师。民国19年4月军阀混战期间，卫立煌执行津浦路南段和南京、中山陵保卫任务。民国20年，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五师编为第十四军，卫立煌首任军长。民国21年5月，蒋介石在武汉筹组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部下分为左、中、右三路，卫任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这期间，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民国24年11月，卫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翌年6月兼任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民国26年春，卫任第五路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卫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积极进行抗日活动。翌年2月，卫曾与中共武装力量领导人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会晤。同年4月17日，卫立煌赴延安访问。民国28年1月，卫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同年10月，其夫人朱韵珩病逝。民国31年12月，卫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副总司令。民国34年6月16日卫与韩权华女士结婚。民国35年11月，卫与夫人韩权华及两名秘书赴美考察，于次年10月回国。民国37年11月，卫被蒋介石以“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等罪名软禁南京，撤职查办。此后，卫秘赴香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从香港返回祖国，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回国后，先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和宴请，并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0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余心清
余心清(1898～1966)，合肥人。17岁时考入金陵神学院。民国11年(1922)夏，余担任冯玉祥的“随军牧师”，有“红色牧师”之名。民国12年至民国15年，余任冯玉祥创办的军官子弟学校(又名育德中学)校长。此后，一度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任冯玉祥开办的开封训政学院院长，后调任山西汾阳铬义中学校长。民国20年日军入侵东北，余多方奔走，呼吁共同抗日。民国22年，余任抗日同盟军总务处长，兼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后受到蒋介石通缉，去日本避难。民国24年夏，余回国，继续从事反蒋活动。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余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其时任山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部政训处中将处长兼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民国28年，余到重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国33年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民国35年10月，余到北平任河北省政府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北平为基地，展开民主活动，争取省政府主席孙连仲起义。民国36年9月，党的秘密电台被侦破，余心清被捕。民国37年底获释出狱。解放后，余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于1966年9月4日逝世。著作有《在蒋牢中》。
蔡永祥
蔡永祥(1948～1966)，肥东县湖滨乡大蔡村人。出生贫苦农民家庭。8岁入小学读书后，经常提前到校，打扫校园和教室卫生，学习用功。青少年时经常帮助邻居五保户扫地、挑水，种自留地，经常得到乡亲们的赞扬。16岁时，蔡担任基干民兵班长。1966年2月，蔡永祥应征入伍，在浙江省军区驻杭州某部任战士。
蔡永祥所在的连队担负着守卫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岗楼就在钱塘江大桥边上，蔡经常在休息时间内，为行人挑担、推车过大桥。一天，蔡从医院治脚伤归部队，在公共汽车站得知一位老大娘忘记带钱，就用自己仅有的2角钱，替这位老大娘买了车票，而他却步行十几华里回连队。当蔡听说战友吴小春家遭了火灾，就把自己积攒下来的津贴全部交给党支部，转寄到小吴家中。
1966年10月10日凌晨，蔡永祥上岗后，警惕地注视着桥上一切动静。2时24分，从南昌开来的764次列车，装满了“串联”的学生，在列车灯光的照射下，蔡永祥突然发现在前方40米左右的铁轨上，横置着一根木头，如不排除，会立即引起翻车、桥毁、人员伤亡。蔡永祥当即毫不犹豫地冲向前去，奋力扛起木头，向右侧跃去。障碍排除了，列车安全驶过了，而蔡永祥由于自身腾挪不及，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南京部队党委决定，给蔡永祥追记一等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中共安徽省委号召全省人民向他学习。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向毛主席的好战士蔡永祥同志学习》的通知。1966年10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到杭州，曾写了《水调歌头·蔡永祥》词一首，赞颂蔡永祥的英勇献身精神。
程明远
程明远(1900～1969)，原名程道富，化名程道福，合肥西乡(今属肥西县)人。曾做过木匠，高小文化，民国15年(1926)参加革命，民国1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0年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职工部长，随后任二区区委书记、合肥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皖西北中心县委书记兼鄂豫皖交通站长等职。
民国21年4月，程明远在任合肥中心县委书记时，根据中央指示，发动农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和周绍章、张志一等中心县委主要领导人讨论决定，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组织农民抗捐抗税和扒粮斗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先后组织西乡、南乡、北乡等地数千名群众开展扒粮斗争，给地主阶级反动势力沉重打击。同年9月，合肥中心县委遭破坏，程明远和组织部长周绍章等23人被捕，解到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关押，后被判刑5年。程明远在狱中，和周绍章、张志一等，先后于民国21年冬和民国23年冬，组织两次绝食斗争，提出不许打骂犯人，派医生给病人治病、改善监狱伙食，每天放风30分钟等条件，迫使狱方一一答应，取得斗争的胜利。
程明远坐牢3年，与党中断联系。后又在国民党安徽省“反省院”坐牢一年，于民国25年2月28日被释放。民国26年1月，程到延安抗大14队学习，重新加入共产党。在中央党校13班任队长。“七七”事变后，程明远奉党指示，返回合肥西乡开展抗日活动，和桂俊亭一起，在肥西烧脉岗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直属大队，有队员近百人，在肥西严店附近与地主武装王庚年部激战后撤离肥西。
民国27年5月后，程先后在六安、定凤、合巢庐、合巢等县委和中心县委任书记，兼游击大队长、挺进团主任、支队政委等职。民国35年1月北撤清江，任汇通经理。民国36年2月，任华东局国区部交通科长。同年8月南下巢县，任江淮五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
1949年后，程先后任皖北行署农林处处长、华东农业部林业总局局长、安徽省林业厅厅长等职。1969年夏去世。
龚澎
龚澎(1914～1970)，原名龚维航，今合肥市郊区大杨店乡谢岗行政村人。其父龚镇洲、母亲徐文均是同盟会会员。“一二·九”运动期间，龚澎和姐姐龚普生同在燕京大学读书，龚澎是学校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财务部长。那时，燕京大学的外国人很多，她们利用这个特殊条件，加强对外联络工作，并主持召开了外国记者招待会，披露“一二·九”运动真情，从此开始了外交生涯。
民国25年(1936)，龚澎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龚同北平的进步青年一道奔赴延安，先进马列学院学习，后由中共党组织派往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民国29年，龚随同周恩来到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工作，并担任周恩来的翻译兼秘书，同时又是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民国30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龚澎等人冲破新闻封锁，分别访问了其认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阴谋，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民国31年，龚澎同当时担任中共新闻记者的乔冠华结婚。民国35年，龚澎随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不久又先期到达上海，在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出版英文版《新华周刊》。民国35年12月31日，龚澎化名“钟威洛”，主编英文刊物《国文摘》，并在香港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龚澎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不久升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并担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五六十年代，龚随同周恩来总理访问了欧、亚、非许多国家，并出席国际会议。1961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而蜚声国际讲坛。1970年9月20日，龚因脑溢血逝世。
金容甫
金容甫(1903～1970)，字开裕、号赋修，祖籍皖南休宁县，生于合肥市南园官盐巷。金容甫禀赋聪慧，自幼好学，7岁入塾，14岁边读书边随父习医，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三年就能应诊。
宣统二年(1910)，合肥地区瘟疫流行，金容甫时年16岁，随父走乡串户诊视。某妇患疫10余日，神昏谵语，角弓反张，气急脉微，危在旦夕，延请群医聚诊，服药无效。又多次邀请金容甫的父亲诊治。一次适遇金少卿出诊未归，病家迫于眉睫，遂请容甫为父代诊。他接受所请，随即赶到病家，在座的几位医生，大为不悦，议论纷纷：“治病非同儿戏，怎能把小孩请来。”当容甫详为诊断后，力排众议，写好脉案，开完处方，群医争相阅视，交口称赞：“容甫年少有为，讲病准确；用药精当，不愧为儒医之后。”患者经三诊而告痊愈。病家四处对人说：“秤砣虽小，能压千斤。”容甫从此誉满街里。
容甫18岁，父亲谢世，其便独立行医，未越数载，百十里外，疑难杂症患者登门求治，络绎不绝。金继承父业，精益求精，治愈很多病人，造福乡里。
民国17年，正当某些人士提出所谓“中医不科学，腐朽落后”，公开主张取消中医之际，金容甫与儒医袁绍珊等组织合肥国医公会，号召全县(包括今肥东，肥西和长丰一部)中医界团结起来，争取生存，挽救危机，努力发掘祖国医学遗产，为振兴中医而奋斗。他们还通电支持全国中医界向南京政府请愿，从而受到中医界的崇敬，金容甫被选为合肥县国医公会常务理事，同年秋被聘为合肥红万字会医务主任，义务施诊多年。
民国27年，日军入侵合肥，金容甫携带家眷近20口，背井离乡，东奔西走。他每流亡一处，白天行医，晚上看书，穷究医籍。有时晚间过于困倦，就将煤油灯捻小，闭目小休后，展卷再读。鸡叫头遍，他即起床捧卷诵读，凡经阅过的医籍，都可见到金在字里行间划有圈圈点点的记号或眉批；有的眉批被多次删改或增补订正，道出自己的见解。他读书很讲究方法和效果，其经验：一是有计划有系统地读书，把历代中医名著如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等和后世名家的注释有系统地归纳起来，以充实自己的学识；二是针对临床疑难病症，参阅名家论述，学以致用；三是对于四时瘟疫都在季节到来之前认真阅读有关著作。他常言：一个良医，要温故而知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取名家之长，以获教益，才能提高临床疗效。抗战八年，他阅读医籍达百部之多。
在抗日战争漫长的艰苦岁月里，金容甫经济上处于困境。合肥沦陷后，时日伪县长、维持会长曾多次派人或致函劝金回肥行医，诱以“虽不高官厚禄，亦有珍肴裘葛终身。”均被他拒绝，并告知亲属：“金某虽流亡在外，身受颠沛流离之苦，但炎黄子孙，应以民族气节为重。”抗战胜利后，他迁回合肥，继续行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知金医术高明，曾许他高级医官职务，均被婉言谢绝。后来李的心腹韩云烈告诫他，这样有失抬举。金则认为医生给人治病是天赋之职，当不能辞，但誓不为官，何况中医界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绝境，如自贱求荣，岂不为后人唾骂?
新中国成立后，金容甫于1950年8月，接受中共皖北区党委的聘请，任皖北区行政公署医事人员甄审委员会委员，积极组织中医进修班，亲自任教，密切配合党和政府为扶持中医做了一系列工作。1952年他又与杨新吾、黄养田、梅德盈、田理全等人组织合肥中医联合诊所，三年后集体转入合肥市人民医院。他参加医院工作后，精神更加振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经常带病坚持上班，在医疗中认真钻研业务，讲究疗效，不仅以中医辨证论治，而且结合西医化验检查，对症治疗，认真探索中西医学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中西医结合研创许多有效方剂。此外，金还肩负着中医带徒和院内外的教学任务，经常参加医学讲座和学术报告，编写了几十篇医学讲稿。
50年代初期，安徽“暑瘟”(乙性脑炎)流行，由于当时医学不发达，技术条件差，死亡者甚多，党和政府举行多次学术讲座和讨论会，金容甫以中医的理论和临床的经验，介绍治疗方法，并愉快地接受派赴“暑瘟”流行较严重的巢湖等地区一面进行讲学，一面给病人治病。他顶烈日，冒炎暑，深入病区，大力宣传，精心诊治，深受群众欢迎。
1966～1976年“文革”期间，他虽被错误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但仍坚持上班。1967年正值梅雨季节时，医院一片混乱。他目睹仓库里堆放的中药回潮受湿，很快就要霉烂变质而又无人过问的情况，便挺身而出，带领本院药工翻仓库，费了不少时日把中药全部晒干，使数以万计的人民财产免遭损失。武斗期间，医院几乎处于停诊，他的身体状况很坏，经常吐血，仍坚持上班。一次在上班路上突然从人民医院方向传来枪声，他转身回到家中，硬要儿子陪他同去医院。家人一再劝阻，他还是坚持上班，由于经常为一些所谓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治病，造反派公开扬言要把他们都关进“牛棚”，可他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持救死扶伤，为患者治病。
千百年来，一些著名的老中医，总是只把技术传之后代，而很少收带门徒。金容甫原也不愿收徒传技。1957年冬，合肥市人民医院举行了隆重的拜师收徒大会，金容甫破例收了两个年轻的徒弟。当时金想：时代不同了，党和政府对中医的重视，使得每况愈下的祖国医学事业枯木逢春。他暗下决心，要把技术全部传授给徒弟。
金容甫收带徒弟后，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因为医书都是文言文，金几经琢磨，把医学上的术语、药性用绘图或采用比喻的办法来开导徒弟。
金带徒很重视临床实践。在临床治疗时，金总是把徒弟带在身边，反复口授，随时教导。他给病人切脉，叫病人伸出两只手，师徒各按一只手，互相调换，联系实际给徒弟讲切脉的理论知识。给病人开处方，他叫徒弟认真记住，等病人走后，便详细讲解。
金在传授医学时，还经常教导学生和徒弟：“祖国医学丰富多彩，各家各派学说很多，我们不能有门户之见。”因此他总是认真研究和吸收各家各派之精华，取长补短，进行传教。金说：“我之所以苦心孤诣讲授多家注释，就在避免徒弟们有门户之见，在治病中少走弯路啊!”由于金容甫言传身教，诲人不倦，徒弟们三年时间就能深得其传，独立工作了。
金虽出自中医世家，但他并不拘于世传，他积极主张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在临床实践中，他总是以科学的态度和坚韧的精神，不断探索前进，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成为省市名医。
1955年冬，由于气候反常，导致合肥地区冬季白喉流行，死亡率很高，严重威胁儿童的生命和健康。安徽省卫生厅和市卫生局研究决定，由合肥人民医院把名中医金容甫派往市传染病医院，主治此病。他感到责任重大，深知该症毒性最大，阳性最强，治愈率很低。于是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博览历代中医儿科名著，学习西医儿科著述，向西医儿科专家请教，多次临床观察病情变化。他很快就能用中西医结合以西医检查为主的科学诊断方法，确诊患者所患的白喉类型，对症下药。他在总结治例中写道：“喉白喉的主要症状，喉中痰如拽锯，嗽如犬吠或声音嘶哑，言语难出，喘促气急，此即郑海润(清著名喉科中医)所说之音哑气急，即属不治。亦如耐修子所列的音哑鼻塞、痰壅塞清窍之故，实属至急至危之症。此时宜用‘皂荚苦酒煎’(注：此是金在治疗白喉病时，独创的有效方剂)涌吐法，以开其闭，吐后继用‘麻杏石甘汤’内服，待其气息平静而假膜尚存者，需用养阴清肺汤加银花、连翘正治法，以善其后(此方用以代替气管切除术)”。他把治疗白喉归结为：涌吐—清肺—养阴清肺—痊愈。由于他的刻苦钻研，努力探索，精心诊治，这次经他收治的白喉患者40例，均属喉白喉和咽白喉，治疗结果无一例死亡，治愈率为百分之百。
金容甫虽以儿科著称，然对伤寒、瘟病也很有深究，内妇疑难杂症，亦为擅长，临床50余年，医疗儿科约占二分之一。其论文及临床治验有《芥牛杏郁合剂》、《急慢性肾炎治疗经验》、《十枣散治疗“悬饮”、“支饮”疗效观察》等20余篇，均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中医刊物上发表，其中《急慢性肾炎治疗经验》曾被译为外文。还著有《金容甫医案医话选》20余万言。
金反对滥用补药，主张：“当补则补，当泻则泻。”乱投补药，造成“实实”之弊，贻害非浅。他还主张：“四诊应以问诊为主，多得病情，反对专以切脉故弄玄虚。认为“病程长短，病情演变，体素强弱，年龄差异，方土、嗜好、生活习性等异同，均不能疏忽。”他更重视“四诊”参合，知变而应变。
金容甫历任合肥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中医科主任，曾被选为合肥中医学会副理事长，省中医学会理事，一至六届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安徽省第一届政协委员。荣获安徽省人民政府授予的“人民的好医生”光荣称号。晚年卧病在床，仍坚持给人看病和编著临床治验，终因积劳成疾，于1978年12月在合肥病逝，享年75岁。他的医学成就，已收入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丛书。
龚衡军
龚衡军(1902～1971)，原名理钧，生于合肥北乡双墩王小郢一农民家庭。少年家贫，中学毕业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合肥城北小学教员、县督学、城西小学校长等职。从民国21年(1932)起，龚先后在合肥北乡、西乡任区长。合肥沦陷后在肥西五星庙办学，收留和培养了不少战时流亡学生。民国35年春，国民党当局成立合肥参议会，委任龚衡军为议长。他在职三个月后便不辞而别，回到五星庙学校，临行时在《合肥日报》上刊载一则启事，揭露国民党“侈谈民主，风气败坏，事不可为。”这则启事被当时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民盟盟员郭崇毅看到。4月，郭即与龚衡军联系，并带去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让他看，使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中国唯一出路。
民国36年初，经郭崇毅介绍，龚衡军加入民盟地下组织，协同郭崇毅等人打通舒、六、合、庐一带区乡关系，组织肥西南游击大队(郭曾变卖家产购买枪支组织武装)，并通过郭与六合边区工委书记宣育华(解放后曾任市总工会主席)、肥西民主县长周心抚(解放后曾任省文史馆馆长)、皖西军区四分区地委书记唐晓光取得联系。民国37年春，唐晓光指示龚衡军打入国民党军政部门，掌握武装准备起义。龚即谋得国民党合肥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职务，后为合肥联防区主任，配合和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一次国民党在合肥召开“剿共”会议，准备兵分八路四乡清剿，龚衡军负责其中一路。会议正在召开时，一位女地下工作者找到龚衡军，对上暗号，龚即交给她一份清剿计划，使党组织和游击队及时转移，避免了损失。他还为解放区多次购买枪支弹药。民国37年秋购买最后一批枪支，用卡车运到解放区。这时国民党当局已有所察觉，派特务跟踪，情势紧张。皖西军区指示龚衡军撤出合肥，立即起义。城内工作交龚兆庆代替。待城内工作安排就绪后，龚衡军指挥参加起义的武装向官亭集结，宣布正式起义。参加起义的武装后改编为皖西军区合肥支队，龚衡军为合肥支队长，皖西军区三分区政委唐晓光兼支队政委。
民国37年冬，淮海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南迁安庆。刘汝明兵团在宿县地区被击溃，残部退驻合肥，大肆抓兵囤粮，扬言要在合肥顽抗到底。为配合城内斗争，龚衡军常与城内联系，担任交通员的有陈永年、孙祥治等，龚衡军二弟龚镜仁也时而帮助送信。那时刘汝明常派兵出城抓丁抢粮，龚衡军即根据城内情报，派合肥支队设法打击敌人，迫使刘部龟缩城内，不敢深入四乡骚扰。合肥解放前夕，他还派部队逮捕了国民党中统特务队队长周丙章，缴获了几部电台及一个特务中队的手枪。
民国38年1月21日凌晨，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先头部队由肥东磨店方向挺进合肥，刘汝明部虚晃一枪便从南门向芜湖方向逃窜。中午时分解放军开到大东门下，县长龚兆庆大开城门，率县政府有关人员迎接大军，合肥和平解放。当晚解放军先遣纵队谭启龙、宋日昌等首长也赶到合肥。第二天龚衡军随同皖西三分区政治部联络科长郭崇毅、合肥支队政委马力率部队由肥西官亭来合肥迎接先遣纵队，为合肥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杨武之
杨武之(1896～1973)，原名克武，合肥人。曾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二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合肥省立第二中学、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教书。后考取官费留学美国，于民国16年(1927)获数学博士学位。翌年回国，执教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民国22年(1933)赴德国进修一年，再获博士学位，重返清华，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昆明师院、大同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有多种论著问世。其子杨振宁为世界著名科学家，和李政道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晚年患严重糖尿病，卧床10余年，1973年5月去世。
杨武之是国内著名数学教授之一，一生培养出不少人才。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他首先发现，并由他推荐给数学家熊庆来。华罗庚曾在给杨武之信中说：“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乃杨师也”。
许习庸
许习庸(1888～1976)，谱名国顺，号慎三，晚年自号浪花。生于合肥县东南乡七里井村。光绪二十一年(1895)，许习庸8岁，祖母送他进附近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4岁那年，许离家至店埠对河张，拜秀才张世籁为师，在此与王亚樵同窗共读数年，结下深厚友谊。
许在私塾读书直到18岁，进入合肥城北高等小学堂，学习“西学”，又读了许多革命民主派的新书刊，接触了章炳麟、严复、林琴南等人的著译，受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
光绪三十二年，许投笔从戎，只身往湖北武昌参加新军，入伍后被选进湖北陆军学堂。许进军校的消息传到新疆后，其父在伊犁来电报令其立即退学。许不敢违抗父命，只好从军校退学到南京，考进江南上江公学。
光绪三十四年，许以优异成绩从上江公学毕业，同时以优等生资格选入南洋高等专门学堂本科。许因旧学根底较好，学习勤奋，深受中国文学教授凌蕉庵先生赏识，于宣统元年(1909)经凌先生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后，许习庸和他的好同学童蔚及其他同盟会员一道，立即组织了“南高学生队”，把校内用于学生军训的“马里夏”式步枪二百余支集中起来作为学生队武器。于10月中旬，趁革命军徐绍桢部队攻打雨花台之际，率领学生队勇士二百余人，冲向南京大南门(今中华门)，砸开铁锁，打开城门，准备迎接徐绍桢部队进城。守城的清军部队是张勋部下的精兵，用大刀同学生队展开肉搏战。学生队亦前仆后继，奋勇拼杀，终因众寡悬殊，最后失败。是役学生队牺牲四十余人，许与部分同学在败退中躲于周处台大石佛背后，幸免于难。下旬，许返回合肥与王亚樵、唐幼文、朱瘦梅、洪耀斗等在东乡榆梓坎家宅内密商光复合肥，旋即在大兴集李文忠公祠成立庐州军政分府。李元甫任司令，王亚樵任副司令。革命党人孙品骖亦于此时奉命在合肥城内成立庐州军政分府，形成两府对峙局面。斗争结果，李元甫被杀，王亚樵败走南京，许去安庆。民国元年(1912)年初，许在安徽都督府内任职。
辛亥革命后，许从安庆返合肥，在城郊撮镇夏家祠堂建立了中国社会党安徽支部，又先后与全椒人刘大魁、巢县人丁鹤龄、怀宁人蒋非我、芜湖人杨柳堤、合肥人唐幼文、朱瘦梅、洪耀斗等人建立了全椒、巢县、怀宁、芜湖、合肥几个县支部，发展党员数万人。
民国2年，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军阀倪嗣冲当即将安徽的社会党省、县支部全部封闭。王亚樵被通缉，亡命上海。许习庸回东乡二十埠创办马岗汇英两等小学校，自任校长，投身教育事业。
民国9年，军阀张文生主皖，许习庸约王亚樵等去安庆，与何哲人、郑青士、蔡晓舟等人在百花亭何宅聚会，商量宣传孙中山先生民权革命主张，当即成立了“安徽民权协进会”，公推王亚樵为会长。协进会广泛宣传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口号，短短数月之间，在码头工人、学生、教职员、手工业者及绅商各界发展会员两万余人，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提出“军政分治、皖人治皖”口号。安庆的民权运动，发展成了反对军阀张文生主皖的“驱张运动”，一年后，张文生被调离，许世英(今东至县人)出任安徽省长。
民国11年5月4日，孙中山正式下令北伐。这时，许习庸的老上级柏文蔚在广州任中央直辖第二军军长，电召许立即南下，至其麾下任军部上校参议。许在广州经柏将军介绍，重新参加了由“中华革命党”改组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民国13年年末，许习庸奉柏文蔚之命经沪返皖，在家乡进行革命工作。民国14年春，许任合肥实业局长，利用局机关作为革命工作的秘密据点，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联络工作。民国15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昌，挥师东进。许认为起义时机成熟，于11月中旬与蔡晓舟(共产党员)、郑鼎(李云鹤，共产党员)等人在合肥北乡吴山庙正式成立安徽讨贼军第四路军司令部，蔡晓舟任司令，许习庸任副司令，郑鼎任政治委员，宣布武装起义，进攻合肥。军阀陈调元闻讯，速调刘凤图旅三个团兵力，疯狂镇压起义军。两军在四十埠短兵相接，血战终日，因众寡悬殊，起义失败。
吴山庙之役失败，许去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部上校副官处长。
民国16年，三十三军沿长江东下到达安庆，许留下在家乡工作，由柏军长介绍任屯溪公安局长，但时间极短，仅三个月交卸。
民国18年春，许又回安庆，与共产党员刘文若及进步人士徐觉生、牛雨樵共同策划，筹办《长江晚报》，作为反蒋舆论阵地。许习庸任社长，刘文若任主笔(总编)，徐觉生任经理，牛雨樵负责发行。
5月中，方振武出任安徽省主席，方是坚决的反蒋派。他到任的第三天即约见许习庸，作彻夜长谈，明确表示了他的反蒋立场，希望《长江晚报》在宣传上跟他的军事行动相配合。许习庸把方的意图向报社几个主要负责人传达后，大家都很兴奋。刘文若立即开始搜集材料，以黑幕小说形式揭露蒋介石及其党羽的发迹史，题为《当国人物的过去和现在》，以显著地位连载于《长江晚报》。文章刊出不久，报社即接到安徽省党部的严厉警告，报社同仁未予理睬。这时方振武正在部署兵力，联络友军积极准备发动反蒋武装起义，但因事机不密，被蒋介石侦知。蒋速调赵观涛、方鼎英、韩德勤三个师的兵力来皖，旋即电令方振武去宁开会，予以软禁。赵观涛率部长驱直入进驻安庆，立即查封《长江晚报》社，逮捕许习庸、刘文若、徐觉生三个主要负责人。
赵观涛的第八师军法处对报社三人草草审讯几次后，首先在集贤关刑场杀害了共产党员刘文若。许习庸自忖必死无疑，也写了遗嘱。又过几天，他和徐觉生被押解到安徽陆军监狱。典狱长宣布他们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民国20年，许习庸在中共地下党员王振武多方营救下，以“保外就医”为由，获得假释。其时夫人李畹君任省会育婴所(收养弃婴的慈善机关)主任，家庭生活尚可维持。
民国26年夏，抗日战争爆发，许向亲属子女郑重宣告：“像我这样的人，日本鬼子一到，是要相逼为他效劳的。不当汉奸，就只有拉枪杆子打游击。我年已半百，此身又不由已(指仍在刑期内)，我们只有当难民随政府西迁了。”于是率领全家老小八口随着逃亡的难民，辗转经年，最后定居贵州省铜仁县山区，创办难民农场，在艰辛中度过了抗战八年。
民国34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秋冬之际，他因与铜仁县地方贪官污吏斗争，被恶势力罗织罪名入狱，后经柏文蔚营救获释。
民国35年，许习庸携全家东归。其时他年近花甲，而事业心不减，跟家人亲属说：“当地主收租，坐吃山空，是没有出路的。”于是收回一部分土地，自家经营，创办“私营绿云农场”，呈报国民党中央农林部备案，向中国农民银行申请贷款，着手饲养奶牛、栽植果树、开挖鱼塘、改良种子，发展食品加工业，以实现其“乡村建设，农事改革”的理想。
民国37年5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许习庸响应号召，秘密参加了总部设于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安徽的地下外围组织，其半公开名称是“辛亥革命老同志会”。合肥解放后，他正式参加“民革”学习，才把真情告诉家人。
1949年初，经合肥市委统战部介绍，许到皖北行署农林处任逍遥津公园设计委员。1950年，调任皖北农林处肥东鱼苗总场经理。1954年，调任工业厅粉丝厂负责化工技术工作，3年后退职。1958年“大跃进”中，许回家乡主持肥东马岗综合厂技术工作。1963年以后，连续当选为肥东县第五、六届人大代表，同时任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王亚樵专题小组成员。
杨克岐
杨克岐(1898～1979)，字力磋，合肥人，其7岁丧母，10岁丧父，12岁进育才小学高小班。14岁去运漕镇公合兴钱庄学徒，17岁出师，随叔父杨帮瑞来往扬州、无为、庐江、巢县、合肥等地料理售监业务。时杨帮瑞为芜湖同茂钱庄驻外庄客，杨力磋则为他的办事人员，俗称小庄客(低级职员)，如是者数年。民国8年(1919)杨帮瑞病故，杨力磋继之为同茂驻外庄客(高级职员)。他这时已略有积蓄，凑足银元500元随姑父刘芷生经营羽毛业。民国12年春，正式离开同茂钱庄，为刘芷生在上海驻庄，这是两人合作经营的开始，一直持续到民国27年。民国17年，杨力磋当选为合肥县商会主席。当选前的那一年，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反蒋失败，其主力部队已撤往蚌埠。阮玄武率部殿后，兵至舒城，欲经合肥往蚌埠会师。合肥驻军兵力(蒋系)不足一团，准备背城一战，要求商会筹措军饷。杨力磋以羽毛业代表身份参加这次筹饷会议，分析了当时形势，提出：客军(阮玄武师)后有追兵，急于北上会师，进攻合肥，意筹饷，如馈以数千金接济军饷，劝其改道正阳关水路去蚌，同时动员军民上城，以示有备，则战祸可免。众人从其议。驻军团长本怯于战，同意这种做法。于是派杨力磋和杨仲台(与阮在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作为商界代表，携银元数千，迎阮玄武于舒城。见面之后，杨动以乡情，晓以利害，指出城坚易守，攻必无功，牵延日时，影响会师，不如改道息争，既免桑梓糜烂，又可得充军实。阮为所动，收款改道，循正阳关入淮河去蚌埠。由是杨力磋之名大噪，商会改选，遂一跃而居首位。这届商会在杨力磋的主持下，基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与过去有所不同，如出版刊物《合肥商报》，举办商团维护城内治安，同时，对于反动政治，亦稍有反抗。例如民国18年，合肥县长汪啸涯以禁烟为名，向富商陈璞完敲诈巨款不遂，欲加逮捕，商会出面干涉，赶跑了汪啸涯。由杨力磋(代表商界)、张践初(代表绅界)、曹穆如(代表学界)三人共同代理县事达三月之久。又如合肥县长汪培实擅自发行流通券，商会发动商民拒绝收受，迫使汪培实停止发行。再如驻军旅长刘振扬向商会强借巨款，杨力磋坚持不允，虽被拘往灵璧县暂押，终不屈服。民国24年杨力磋被聘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合肥办事处经理。抗战爆发后，上海总经理陈光甫以杨力磋长于经商，任其为大业公司昆明分公司经理。民国29年以后，杨回上海继续经商。1952年，杨与人合组和济公司，租营蚌埠信丰面粉厂，任副经理。1965年任蚌埠市工商联副主委，1959年调任民建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1979年10月病故于合肥，终年81岁。
黄建泰
黄建泰(1912～1982年)，字月山，合肥东乡(今属肥东县)人。自幼家境贫穷，父母多病，常延医侍药，初学私塾时就笃志医学，济世治人。后师从芜湖名医陈佐卿四年，精习医典。21岁时在家乡行医，医德高尚，对同行从不恃技所长，自炫功名；对病人不分贵贱贫富，有求必应，诊不计时。擅长内妇科，疑难杂病，每起沉疴，治人甚众，深受群众称颂。
1949年后历任合肥市宿州路第一中医诊所主任，安徽中医学院教师，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安徽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院副教授，中医学教研室主任，安医附院中医科主任，合肥市八届人大代表，1959～1960年先后两次出席全国、省文教群英会，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治学严谨，学验俱丰，主张溯源《内》、《难》，师法长沙，旁及诸家，涉猎群书，撷采众长，不偏执一家之言。50年来，医疗、教学、科研，一丝不苟，诲人不倦。曾编辑《验方集》、《中医验方汇编》第一辑，并发表论文数篇。在学术上，力倡“人以元气为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优其所主，必先其所因”思想。认为脾胃既伤，无气亦不充，则诸由先。临床尤注重气血，强调脾胃的调治，气血和畅，则邪不为害，体现了“执行中央以运四旁”的整体疗法思想。在遣方用药方面，主张精、验、谦，用药切忌堆砌，力求轻灵精一，出奇制胜；善用左方，并强调“医必有方，医不方，贵在权变”；对民间单、验、秘方亦非常重视撷取，并不断加以去芜存菁，用治疑难杂病，屡获良效。
黄从医50年，严于律己，谦正坦夷，简悫贞良，择善为施，并以自己的言行实践了“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济世仁民”箴言。1982年逝于合肥。
张义纯
张义纯(1895～1982)，字靖白，合肥人，生于肥东长临河乡张胜吾村，世代务农。
张义纯幼年入塾。12岁时被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当教员的姐夫王正藩接去，投考陆军小学，再入保定军官学校。民国5年(1916)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第三期，分配到陆军第一师炮兵团当见习排长。此后历任北洋政府军第一混成旅炮兵营营长、第二十四混成旅中校团副、北京临时政府少将科长、直隶省军务督办公署少将处长等职。北伐战争开始后，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六军第十九师副师长，参加攻克南京的战役。民国18年，在汉口任十八军副军长兼五十六师师长，同年在蒋桂战争中投向新桂系，以后即成为新桂系军阀的骨干分子之一。民国22～26年，在广西任第十五军中将参谋长、第四十八军副军长、上将军长，在上海参加了“八·一三”的抗日。民国27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驻防六安县麻埠镇，参加了武汉外围会战，抗击日本侵略军进犯。民国28年冬，任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一年。民国37年1月，任皖南行署主任。次年3月，在屯溪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在国共两党和谈期间，下令停止征兵，释放部分政治犯，拥护和谈。
民国38年4月，解放军打过长江后，张义纯率部逃至浙江开化县被俘。经过思想改造，积极要求为新中国做一些工作，并于1956年参加民革组织。1957年任民革上海市委对台宣传工作委员会委员，1962年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1979年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他积极从事对台宣传工作，撰写具有较高质量的文史资料近10万字，有的被文史资料委员会采用。他在患病期间，仍殷切关怀在海外的旧属和同僚，期望他们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1982年病逝于上海。
宣济民
宣济民(1903～1983)，原名宣职章，曾用名周执章。合肥人，出生于肥东山王乡小宣村。18岁与三哥宣南生到上海日华纱厂做工。民国14年在上海参加“五卅”工人运动，被选为沪西纠察队组长。因表现突出，于民国15年11月，经范墨安、虞庆生、王言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何梦雄等同志领导下，宣济民积极从事白区对敌斗争。民国16年8月，在上海杨树浦三江茶楼，与吴道清、王干亭、孟华亭等人打死了罪大恶极的上海租界捕房总包探陈海镖。民国17年春，宣济民等经中共沪西区部书记何梦雄批准，在上海曹家渡五角场打死作恶多端的白色工人委员会沪西总指导员王少良。同年5月13日他奉命到南京打死专事反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后由党组织派人送他到徽州游击区朱老五处养伤。同年11月接虞庆生通知返回上海。民国18年9月，奉何梦雄之命为党筹款，宣济民与陆小宝、吴道清等人从上海大英银行获得四万多元，全部交给何梦雄同志。民国18年10月，在上海法租界和合坊后弄打死叛徒白森。民国29年春，他奉命回安徽，组织和县、含山、无为、巢县4个县边界地区的农民暴动，成立“天下第一军”。
民国22年6月30日，宣济民因涉嫌与同乡王亚樵谋杀宋子文案，被逮捕入狱。在狱中4年，秘密担任难友党支部书记3年，多次领导狱中斗争，受过敌人种种酷刑，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民国26年5月15日，经党组织营救，宣济民获释。民国26年11月，宣济民随余亚农在淮南组建人民自卫军，被委任为安徽省人民抗日自卫军二、三边区副司令。民国27年3月，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把各自卫军指挥官职一律撤销，武装编遣解散。宣济民不服编调，连夜把队伍拉走，一部分交给地方，一部分交给郑抱真，自己下决心寻找党的组织，后经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抗大学习。民国29年5月，奉命回安徽。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分配他去肥东山王集一带开展敌后工作。
宣济民到山王以后，即以其三哥宣南生组织的山王自卫队为基础，大力扩充武装力量。仅2个月时间，由原来70多人发展到近800人、500多支枪，扩编成1个大队，3个中队，后改为淮南抗日人民自卫军。宣济民任总队长。民国30年2月，淮南抗日人民自卫军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3团2营，宣济民任营长，活动在凤阳一带。4月，宣济民被调任淮南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副参谋长。
是年9月1日，经黄岩介绍，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合肥县总队任副总队长。
民国30年10月，为开辟新四军二、七师之间的西面交通线，根据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区党委指示，宣济民与中共合肥县委书记岳炎(又名严佑民)带武装到合肥巢县交界地区，建立中共巢合工委。岳炎任书记，宣济民为委员，后又兼淮南游击支队长。宣济民在任支队长期间，曾镇压了顽乡长王南生，缴枪20多支；逮捕了国民党皖东情报站站长和皖中三青团七联中反动骨干赵惠英夫妻，缴获很多情报资料，掌握了敌特活动情况。由于日伪军的“扫荡”，山王地区抗日斗争环境日渐险恶，岳炎与宣济民带领武装，于民国31年1月转移至巢南，不久，该武装改编为独立连。民国31年7月，成立巢湖独立营。9月，扩编为巢湖独立团，团长顾鸿，宣济民任参谋长。民国32年2月，巢湖独立团编为巢湖支队，宣济民继续担任参谋长。10月，巢湖支队司令部迁至白龙厂，改名巢北支队，划归津浦路西军分区领导，宣济民担任副支队长。
民国33年4月，宣济民与巢北支队二大队教导队教导员丁植民、副大队长周树桐率领二大队160多人返回西山驿地区，执行保卫二、七师交通线等任务。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2个团1个连的兵力对巢北支队二大队进行三面包围，以图聚歼。宣济民指挥部队分两路突围，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顺利越过封锁线，保存了有生力量，民国34年，巢北支队改为巢合独立团，宣济民任团长。10月，宣济民任定滁全支队司令。
在解放战争期间，宣济民随军北撤，转战于苏鲁豫皖等地。民国35年3月，被调任华中局国区部汇通盐号副经理。民国36年2月，任华东局国区工作部外出干部训练班大队长。后任豫皖苏第六军分区军事部长、副司令员(副支队长)、济南军法处副处长、徐州军法处处长。民国38年3月任华东局社会部及上海社会处组长。1950年秋任皖北行署劳动局副局长。1983年因病逝世，终年80岁。
张如屏
张如屏(1909～1983)，亦名如萍、俊德，化名李梦白、祝英。生于寿县杨庙(今属合肥市辖长丰县)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里。幼年在邻村读私塾，14岁时父亲病故。后到陶楼姑母家，在姑父、母的支持下，又入塾就读。
张如屏姑父的二弟陶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当时在上海大学读书兼做党的工作。张如屏入学不久，陶淮回家度假，两人年龄相仿，很快即成至交。陶淮先后介绍他到李坦家去读改良私塾，进淮上中学补习班。而改良私塾和补习班都是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吴云、吴震等人回乡办的。如屏在那里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教育，初步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民国13年(1924)他秘密加入了淮北青年社。
民国14年张如屏去芜湖考入安徽省立第二农业学校，参加了芜湖学界反帝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的一系列斗争。不久，二农校停办，如屏回到家乡。在走投无路之际，喜闻南方革命形势日益高涨，遂决心约同学李小林、戴冠宇一道南下，于民国15年底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11月，由王芳泽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4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广州立即被白色恐怖乌云所笼罩。4月15日张如屏也被列为共产党员而被捕入狱。
张如屏入狱3个月，即患了软脚病，整日高烧不退，时常昏迷，狱吏几次要将他拖出去埋掉，都被同监难友“以心脏尚未停止跳动”为由极力阻止，才幸免活埋。他醒后，四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狱吏虽把他送进监内医疗所，但无医无药，无人照料，其实是等死。病情稍好一些，想吃饭又无法送饭进口，只好用嘴啃，用舌舔。在狱中两年多，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生活上不能自理的困难，顽强地活了下来。由于张如屏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后经老同盟会员李雨村保释，才于民国18年侥幸出狱。
张如屏出狱后，即与同时出狱的高国玖(高语罕之子)、戴冠宇编为一个党小组，乘船到达香港。接上关系后又奉命回上海分配工作。因党中央派来的接头人吕共器被捕，关系中断，3人只好回寿县，伺机再到上海找党。经一段时间准备，正要出发，张如屏突患伤寒病，卧床不起，只得将变卖十几亩地所得200多块光洋，如数交给高、戴做旅费，让他2人先走。
民国19年3月，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正式成立。红军迅速扩大，军事干部奇缺，张如屏被六霍中心县委调任红一军三师一○六团党代表。9月又调任六霍地区赤卫师党代表，与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尤迟一起搞白色暴动。民国20年春，瓦埠湖暴动失败后，党组织安排张如屏家作为合肥、寿县两个中心县委的秘密联络点。张如屏不仅为部队搜集了大量情报，护送来往同志，同时秘密发展50多名党员，在杨庙地区成立四五个党支部，建立杨庙区委。民国21年，因红军撤离，正阳关党组织损失严重，中心县委又调张如屏任正阳关特委书记，责成张如屏负责重建武装，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张如屏回到寿县后，先后在杨家庙、小甸集、大井寺等地成立了游击小组。这支小型队伍建立起来后，中心县委决定，选择那些鱼肉人民最甚、民愤最大的反动头子，由张如屏负责率领游击小组分而歼之。民国22年，张如屏率领游击小组，先后利用各种机会击毙了国民党保安司令姚蔼卿、反动联庄会长董曙东、剿匪司令大恶霸孙仰山及国民党瓦埠区区长路汉奎。民国23年春，中心县委又根据中央指示，将原游击小组合并，正式成立“皖北游击大队”，张如屏任军委书记兼大队政委。6月，张如屏带领游击大队打进吕小圩子，活捉了大地主吕学遵父子，缴获全部武装，烧毁全部田契。7月，又攻破洪家圩子，枪毙了4个反动劣绅。张如屏经过一年多的苦战，痛击了寿县地区的反动势力，使寿县革命形势大为改观，受到党中央嘉奖。
民国24年2月，党中央指示将皖西北中心县委改为皖西北特委。刘敏任书记，张如屏任组织部长。不久，特委决定将皖西北游击大队扩建为皖西北独立游击师。任命孙仲德为师长，张如屏为政委。游击师成立后，先后打下众兴集、卫家圩子，活捉民团团长，又消灭了“汪家五虎”。游击师不仅打击了敌人，同时还支援了高敬亭为政委的新四军四支队的一些给养，拨给高部1连人枪，充实了主力红军的力量。
民国25年5月，张如屏偕妻子陶静冰、女儿张佳良前往巢县，化装成大商人，利用上层关系，在巢县普仁教会医院附近住下，并以此作为特委秘密机关，与分散各地的同志保持联系。次年8月，张如屏偕同陈郁发等人赴延安抗大学习。
民国27年1月，党中央派张如屏、曹云露回安徽开展敌后抗日斗争。不久，便在杨庙成立安徽工委，曹云露任书记，张如屏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同时兼任皖北抗日游击支队(3月改为大队)队长、政委。5月，张如屏率游击大队攻进了凤阳县城，缴了南门伪军的枪支，逮捕了维持会长潘慰农。张如屏在战斗中负伤，于8月赴延安治伤。伤愈后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半年，调中央军委组织部任干部科长。民国30年，组织上派他到晋西北军区担任武装部副部长。民国34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调张如屏随李天佑、何长工到吉林省海龙镇(当时中共东北局所在地)。张被分配到吉里军区任组织部长。民国35年2月，又任合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7月初，奉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的指示，张带一个连的兵力，到刁翎镇一带去剿匪反霸，进行土改建政工作。在部队的配合下，剿匪、反霸、土改、建政，各项工作都做得出色，多次受到张闻天的表扬。民国36年土改结束后，张如屏调任中共合江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社会部长。
1949年4月，张如屏奉命组织南下工作团，率东北9省首批部分南下干部到江西。他先后任江西省委委员兼袁州(现名宜春)地委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第一副部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长等。1954年国务院任命他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从此，他的主要精力献给了教育事业。1958年张如屏当选湖北省委委员，1979年任湖北省四届政协副主席。1981年增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务委员。同年12月29日离休。1983年8月6日病逝。
龚维蓉
龚维蓉(1900～1983)，女，合肥人，毕业于山东女子医学专科学校。30年代，受聘于合肥基督医院，先后担任主治医师、主任医师二十余年，擅长外科、妇产科。抗日战争期间，于临时省会立煌县(金寨县)开设基督医院临时诊所，救死扶伤，颇有医名。抗战胜利后，返回合肥，继续担任合肥基督医院主任医师。合月巴解放后，安徽省成立和平医院(现为省立医院)，她被任命为和平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1953年又被抽调组建合肥妇幼保健院，担任院长，直至退休。
龚维蓉从医四十余年，医道精湛，医风端正，救死扶伤，不计名利，在医务界和群众中享有盛誉。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安徽分会合肥分会负责人。由于她思想进步，作风正派，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受到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信任。1952年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她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其后又被推选为省人大代表，全国妇联代表，还担任安徽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常委，省妇联常务监事，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顾问等职务。
龚维蓉一生勤奋，热爱医疗事业，兢兢业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70余岁高龄时，还主动参加巡回医疗队，深入工矿、农村，为工人和贫下中农服务。“文革”中虽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仍相信党，相信群众，毫无怨言，在医疗战线上克尽职守，忘我工作，无私奉献。龚于1983年5月病逝于合肥。
陈季丹
陈季丹(1907～1984)，合肥东乡人。出生于今肥东县湖滨乡龙陈村。幼年随母在家读私塾，后随父移居扬州读小学。
民国9年(1920)，陈季丹以优异成绩考入扬州中学四年制班。民国13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民国17年毕业后即任上海无线电台台长兼工程师，翌年任芜湖电台台长兼工程师。民国20年考取官费留学生，赴英国留学。民国23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返国后，任真如国际电台工程师。民国25年，转任湖南大学电机系教授，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历任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教授。
1949年起，陈季丹投身新中国教育工作，他处处以国家需要为己任。1952年，为填补我国绝缘专业的空白，上海交通大学决定开办电缆绝缘专业，并成立教研室，陈季丹被任命为教研室主任，成为我国有名的电气绝缘专家。
50年代，西北的教育比较落后，国家决定成立西安交通大学，抽调一批老教师去西安，充实那里的师资力量，陈季丹以国家利益为重，耐心说服全家，于1958年带头迁往西安。
陈季丹在西安交通大学任绝缘教研室主任期间，主讲“介质物”课程，热心培养青年教师，主动为他们讲授一部分课程，提高他们教学能力。1959年，陈被评为西安交通大学先进工作者，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群英会。1960年，以先进单位代表出席全国群英会。1961年和1963年，分别获得陕西省文教工作者旗手和陕西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陈季丹是我国绝缘专业的创始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干部，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第四届政协常委和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84年病逝于西安。遗著有《无线电原理》以及他与刘子玉合著的《电介质物理学》。
梅德盈
梅德盈(1915～1984)，回族，合肥人，出生于中医世家。其父梅文忠，积祖上之经验，善治中医外科杂病及伤骨科疾患，在合肥县享有盛名。民国20年(1931)梅拜当时有名的张景熙老中医为师，学习中医理论。民国23年随父行医应诊。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式开设梅德盈伤科诊所。由于医疗效果较好，深得群众信任，在合肥地区有一定名声，求医者甚多。
50年代初，梅德盈在为伤病人治病外，积极参加防疫工作，1951年获得防疫模范奖。1953年成立东市区中医联合诊所。梅德盈担任伤骨科医师，1954年被任命为诊所主任。1955年，梅随中医联合诊所参加市人民医院(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组成中医部。梅担任中医正骨科医师，兼中医部副主任。1962年调任外科副主任、外科副主任医师。1972年又任骨科副主任医师，分管骨科工作。
梅德盈医师在治疗骨折与脱臼时，接照祖国医学理论，以“外伤与内损兼顾”、“局部与整体并重”、“固定与活动统一”，作为施治的主导思想。他在骨折治疗中采用“模而知其相体，识其部位”；用“拔绅牵引”而“欲合先离”、“离而复合”，矫正骨折部位的短缩移位；用“施转屈伸”而矫正旋转及成角移位；用“折顶回旋”而克服骨折端的重叠。在骨折整复后，用推拿按摩手法来“调理筋肉、舒通气血”。对于整复后的骨折，采用局部小夹板外固定，强调动静结合，认为“血不活，则瘀不去，瘀不去，则骨不能接”。并根据骨折不同时期(初期、中期、后期)的不同情况，配制不同的内服外用方药。对于一些粉碎性、复杂型(有神经、血管损伤等合并症)的骨折，主张采用西医的牵引，石膏外固定或手术治疗的方法。既保持了中医的传统特色，又吸取了西医对一些特有骨折的有效治疗方法，把中西医治疗骨折的有效方法紧密结合起来。
梅德盈对于幼儿桡骨小头半脱位的治疗，有自己一套立见成效的复位技巧，可确保桡骨小头复位成功。对于肩关节前脱位的治疗，根据家传手法和他自己的临床经验，已总结了一套《梅氏肩关节前脱位复位手法》，在《合肥科技》上发表。用此方法复位成功率高，并发症少，尤对于肩关节前脱位合并有肱骨外科颈不全骨折(或嵌插型骨折)的病例，安全性大，可靠性高，临床治疗效果满意。经在尸体上作复位机制试验，此种手法复位，符合肩关节反脱位生理机转及力学原理。
梅德盈在治疗常见的腰腿痛疾病中，按“虚”，或“实”的区别来辩证施治。认为：若形体消瘦、头晕体倦、脉细无力，则此症属“虚”，治疗中应偏重于补肾益血。若形体强壮、脉大有力，则为“实”，治疗中应偏重于舒筋活血散瘀，祛风寒及祛湿症。治疗中除内服药外，还配合推拿按摩手法。特殊的病例还配合针灸治疗。
梅德盈擅长治疗胸腹部内伤的病人，运用中医理论，从整体出发，进行气血、经络、脏腑辩证，结合家传方药给予施治，疗效甚佳。另外，对于一些外科方面的杂症，诸如忍性乳腺炎、腮腺炎、各种痛疽疮疖及一些皮肤病，采用内服外用药同时施治，效果颇好。
梅德盈先后带教中医伤骨科学徒5人，自1960年起，先后担任西学中医教学工作多期。数次为市、省举办的推拿学习班担任讲课教员。先后参与筹备成立省、市中医学会及省市推拿学会。多次向市政府递交提案，建议有关方面筹建合肥市中医院。并且还经常在市“人大”、“政协”等多种会议上宣传党的中医政策，介绍有关情况，求得各界对中医中药事业的关心、重视和支持。
梅在几十年的医疗工作中，积极发掘和贡献出来的很多祖传秘方、单方和验方，诸如“颈椎丸”、“和伤丸”、“跌打丸”、“接骨丹”，外用药“乳没膏”、“冲和膏”，“生机玉红膏”、“活络散”等等，经提炼浓缩已制成中成药或定型药膏，临床多年应用疗效肯定，很受广大伤病员的欢迎。1958年，梅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烧伤治疗会议，会上献出家传治疗烧伤、烫伤的单方、验方多个。他对待学生和下级医生总是既和蔼又严格，传授业务技术毫无保留，治疗上绝不允许马马虎虎。他的一些常用骨折及关节脱位复位手法技巧，在日常工作中已传接后人，并为下一代医生所掌握应用。他总结的《肩关节前脱位中医梅氏手技复位方法及其机制探讨》，曾作为出席全国创伤外科学术会议论文发表。他的《按摩正骨手法体会》一文，曾在省第二次推拿学术交流大会上交流，并当场作手法表演。
梅德盈在年近70岁时，仍坚持上门诊工作，积极参加科普赶集送医送药下乡。工作之余，总结治疗经验，收集整理治疗中医骨伤科及外科病例的医案和验方。有《中医伤骨科诊疗大法》、《中医伤骨科医案选》、《常用有效方》《推拿述要》、《四肢骨折治疗小结》等。
梅德盈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期间，曾担任合肥市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安徽省中医学会理事，省及合肥市推拿学会理事长。曾先后当选为省第一、二、三、四届人代会代表和合肥市第一、二、三、四、七、八届人代会代表、第八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还担任安徽省历届政协委员、省及合肥市民族宗教工作组成员。
王珏
王珏烈士(1957～1984)，出生于合肥铁路工人家庭。上学时乐于做好事，星期天主动到车站义务劳动。中学毕业后，他到长丰庄墓乡双枣村插队落户，和几名知识青年，主动承担照顾几户“五保”老人生活起居。一次村上失火，他立即去救火。在切断火源时，房梁烧断，他从屋上摔下来，头发眉毛都被烧焦了。又一次，他途经庄墓车站发现失火，主动冲进火海和老乡们一齐扑灭了火龙。1980年回城当了一名铁路工人，1983年车站零担房失火，他又奋不顾身地参加救火。他还刻苦自学，日语达到大学本科毕业水平，并担任光明业余大学日语教师。
1984年6月13日下午4时，合肥地区连降大雨，合肥火车站突遇洪水袭击，淹没了房屋和货场。王珏当天工休，主动赶到职工家抢险，直至晚上7时又赶到货场抢险。突然四号门被水冲开，他大喊一声，冲了上去，和其他工人一齐把大门关上，堵住洪水。当他返回时，二号门又被洪水冲开，他又冲上去帮助关好。王珏刚出站，又想起同志蒋玉华家地势低，肯定被淹，就连忙赶去，只见宿舍一片汪洋，水有2米多深。王珏和小金就蹦水而上，帮助打捞家具用品，直至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王珏又想到货场肯定有危急，就动员小金和蒋玉华一道摸黑赶到货场，见水已淹没货车。他们三人爬上一间屋顶，水还在上涨。此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再等下去危险，他动员会游水的蒋玉华护送小金先回去，再来接他。当他们走后，王珏因十几个小时参加抢险又未吃饭，精疲力尽，终被洪水冲走，夺去了他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8岁。
安徽省人民政府追认王珏为革命烈士，上海铁路局号召全体职工向王珏学习，上海铁路局团委号召广大团员和青年以王珏为榜样，学习他英勇献身精神。
懒悟
懒悟(1901～1969)，号晓悟，僧人，画家。俗姓李，法名奚如。晚年又号“莽张僧”、泪僧。河南省潢川县人，少家贫，13岁即剃度出家于潢川远锋庵。民国12年受具足戒于汉阳归元寺，与国画大师林风眠等交师门之谊，同国画家唐云也往来密切。民国16年，至福建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学习。曾东渡日本研习法相唯识之学。回国后先后常住杭州灵隐寺、安庆迎江寺。民国27年安庆沦陷后，避乱于肥西紫蓬山西庐寺。解放后于1956年住持合肥明教寺，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安徽省文史馆员、安徽省书画家协会理事。“文革”期间被逐居合肥市南油坊巷月潭庵。1969年4月24日圆寂。1984年移骨于九华山天台峰下。同年5月，省市书画界于合肥工人文化宫举办“懒悟法师个人画展”，印发《懒悟上人简介》，介绍他的生平事迹和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
懒悟一生，多悉心于丹青，其间除创作许多书画作品，抒发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无限深情，同时还擅长医道和武术，精通鉴赏之学。其作画擅用羊毫，尤喜白云。作画时好吮笔，墨色丰富，其画大幅不多，长于册页，尤精小帧。山水画初学王四，晚年致力于浙派石涛、石溪的技法，直逼云林。作品风格，不施重彩，变化多端，秀劲超逸，俊雅清新，跃然纸上，深受当代书画艺术家的赞誉。
懒悟虽为佛门弟子，但并非虔诚教徒，亦僧亦俗，非僧非俗。他不念经，不诵经，游山逛水，遣意丹青。他乐以“懒僧”自号，淡泊人生，食肉啖腥，吸食雪茄，其懒之外，怪亦闻名。他常年静居独处，从不攀附宫贵，“高官索画则弗与，野夫送纸则立应。”民国23年，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设筵求画，其闻讯走避。后人问其故，答：“吾画焉能予独夫民贼!”又河南寒士陆逸，解放前流落安庆，以卖画为生，常于画上署“懒悟”款而售之。懒悟得悉，非但不怪，反为之挥毫不缀。两月间，给山水小景百帧，其得之款，悉数付与陆氏，以示同情。
杨新吾
杨新吾(1906～1977)，字应芳，祖籍安徽巢县峏山大杨村。自明初六世祖杨隐真始，杨家以医为业，世代相传，名医辈出，沿及新吾，已有24代。
杨新吾童年人私塾，稍长即随父杨植之学医，因其聪慧敏智，潜心医学，故尽得其传，详妇科秘诀。他刻苦钻研《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中医药经典著作，探微索隐，去粗取精，17岁就行医乡里，涉足江淮。20岁来合肥，在小东门租陋屋一间，手书“峏山妇科杨新吾临时诊所”张贴门外。不日，一名中年妇女产后痛疾，猝然昏倒在地，目闭口噤，由家人前来求诊，新吾前往急救，告知此乃痰迷之故。遂与琥珀二钱，觅一杯调匀，徐徐灌之。须臾，患者苏醒，再服豁痰定痛剂三帖而告愈。复治一巨商之妾，因胎阻儿死，请他出诊，竟一剂而胎堕落，母则平安如故，该商人不胜欣喜，赠“扁鹊再世”匾一块及重金酬谢。从此他名显于合肥。
抗日战争期间，他以“铃医”身份行走于合肥、巢县、无为等地，为群众看病。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杨重返合肥，正式开设“峏山杨新吾诊所”。自此，求治者接踵于门，岁无虚日。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慕其医道，常邀杨为其亲属诊病，效果显著。李品仙亲书条幅赠之，文曰：“善治病者为良医，善治国者为良相，良医良相，其术不同，其道则一。”
新中国成立后，杨深为党的中医政策所鼓舞，经常日以继夜地为患者诊病，医名日著。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常请杨来家看病。在曾希圣和省卫生厅厅长赵一鸣的关怀支持下，由他出面组织合肥知名中医黄养田、金容甫、梅德盈、田理全等人，于1953年初创办了第一所合肥市中医联合诊所。没有房屋，他便将自家住房腾出三间供诊所使用。没有费用，他垫支。开诊时需用的药物、药橱及中药加工泡制器械等，杨新吾所置，但他均无偿献出，作为诊所公用。1955年诊所人员并入市人民医院，杨新吾任中医部主任、中医妇科主任兼主任医师。他自参加医院工作后，事业心更强，经常废寝忘食地为群众防病、治病。当时妇科只有四名中医，每天就诊者高达二百人左右，总是忙个不停，有时杨新吾一人要看近百号病人，经常推迟下班，从无怨言。1961年《健康报》记者曾作专访，以整版篇幅报道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医德和医疗事迹。
1955年夏，杨新吾为振兴中医事业，毅然将家中珍藏久远的古医书籍——《本草纲目》、《伤寒论》、《温病条辨》、《神农本草经》、《重楼玉钥》等献给医院，中共合肥市委领导亲自为其主持召开了名老中医献书大会，予以表彰。杨在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建议组建安徽中医学院，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落实。1963年夏，杨新吾被调往安徽中医学院就医，先后任该院附属医院中医妇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等职。由于他的医学造诣较深，医德高尚，疗效显著，盛名传遍省内外。全国各地前来求诊者络绎不绝，病家来信要求为患者排忧解难者纷纷不断，常有病人露宿街头或投宿旅社，专候杨亲自为诊，还有远自美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的华侨华裔来信问诊索方。有关部门为其成立了接待室，指派专人处理各方的来信、来电、来访。杨除忙于诊务，指导门人学习外，还担任院中医妇科教学任务。每周又以两个半天为解放军104、105医院查房会诊，帮助解难答疑。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扑在医务和教学上，女儿生病也不及过问。他晚年抱病卧床，经常咳喘、咯血，虚弱神衰，遇有危重病人求治，仍带病为之诊疗。群众赞誉他“老骥伏枥，余热暖人。”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杨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备受折磨，终因积劳成疾，肺气肿、心脏病日趋严重，抢救无效，1977年4月9日逝世。
杨新吾生前曾先后当选为安徽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任合肥市第一、二、三届政协常委，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常务理事等职。
闵惠卿
闵惠卿(1900～1980)，女，汉族，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个贫民家庭里。10岁时从母学习刺绣，18岁托亲拜友进长沙锦华刺绣场当学徒。
旧社会的学徒生活苦、学艺难。场里有位王师傅绣的各种走兽栩栩如生，特别是那两只转动的眼珠，针法之妙实在使闵惠卿羡慕。有一次，她给王师傅送上丝线后，竟忘情地站在王的身后看着她正绣着下山虎眼睛。“呼啦”一下，只见王师傅把绷架盖住，忽地转过脸，纵身跳将起来：“谁?一啊，你想偷学?”“好一个不知趣的死丫头，下次再敢偷看非揍你不可！”三年学徒生涯，闵惠卿的手上被绣花针戳扎肿得淌浓。但她硬是凭着一股劲偷偷地学、悄悄地练，刺绣技艺日渐长进，绣出的枕套、帐沿已初见功底了。出师后，父母节衣缩食，送她进了长沙日新美术学校学习美术。岂知进校刚一年，父亲病死了。第二年母亲又撇下她姐弟离开人世。
父母双亡，债主逼债，生活重担压在闵惠卿一人肩上。她忍痛丢下画笔拿起绣针，再进绵华当绣花工。夜深天寒，她一针复一针地绣，上下反复揣度思量，花14个昼夜绣成一幅“狮毛狗”，被长沙教堂的外国传教士看中，用80块大洋买去。老板不但分文不给闵惠卿，还逼着她索要进场的20块钱押金！
闵惠卿26岁那年绣制的一幅“雄狮”，被选送到美国芝加哥展览获奖，一笔巨额奖金又装进了老板私囊。闵惠卿为生计所迫，豆蔻年华，生活乐趣全部倾注到刺绣的绷架上，40岁时仍是孤身一人。
1949年，在欢庆长沙解放声中，闵惠卿欣喜地接到了人民政府的聘信，到刚组建的湘绣厂工作。不久，她担任厂的技术指导。从此，她的刺绣技艺得到新生。1955年，闵惠卿精心绣刺的一幅“双狮”吊屏被选送到苏联和东欧各国展出，荣获中国美术协会颁发的奖章一枚。
1957年4月，中共安徽省委为了发展省会合肥的工艺美术事业，向长沙聘调刺绣艺人。闵惠卿和3位刺绣女工及一位画师来到合肥。同年10月，年过半百的闵惠卿担任徽绣训练班辅导员。开办不久的训练班条件差，工具缺，一些没有耐性的姑娘捏着绣针，椅子没坐热就想跑，有些姑娘索性改进纺织厂。
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知道了这些情况，亲自上门对她说：“闵老师，有困难你尽管提出来……”生病住院的市委书记刘征田也把她请到医院里问长问短。省、市手管局的负责同志也经常找她谈心。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使闵惠卿一度冷了的心又热起来。她天天学普通话。讲课时，她给姑娘们讲绣面构图、丝线色泽、刺绣针法……，还讲自己在旧社会学徒的辛酸。闵惠卿还手把手地在绷架上指点她们绣花卉图案，教授她们绣飞禽走兽，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绣动物眼珠的超凡技艺传授给学员。6个月的训练结业，姑娘们生产出全省第一批受湘绣熏陶的徽绣产品——685件软缎被面，先后参加了省手工业产品展览会和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1957年10月第三期刺绣训练班结业，组成徽绣生产组。1958年6月又组建成市雀屏刺绣社，由闵惠卿担任副主任。在她尽心尽意的传授下，徽绣《鸳鸯戏荷》、《百花斗艳》、《庆丰收》等各色图案被面、枕套、吊屏不仅进入了消费市场，且在省博物馆陈列展出。
1959年，闵惠卿和她的助手们精心绣制出一幅《相逢》的徽绣，画面上展现出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相逢的历史场面。针法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党和人民给了她崇高的荣誉，特邀她前往北京参加1959年全国群英会，还请她担任市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工人群众选她担任省、市手工业联社理事和出席全国手工业总社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工艺美术厂组建后，上级任命她为分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闵惠卿被打成“反动权威”。徽绣产品被视为“封资修”黑货而遭火焚。闵惠卿怀着绝望的痛苦，于1972年5月，凄然地退休。她被迫放下刺绣绷架，告别了熟悉的工厂，离开了她的第二故乡——合肥。
1980年3月27日，80岁的刺绣老艺人闵惠卿在长沙逝世。
郭俊
郭俊(1951～1982)，河北省武邑县人，出生在一个军队干部家庭。中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劳动锻炼两年。1971年1月应征入伍。所在部队在北方从事艰苦的垦荒工作。一次在装运沙子时，一战士掉进深沙坑。沙向坑内塌，在这危险时刻，他毫不犹豫地上去救出同志；一次游泳训练，战士徐章富突然下沉，郭俊将他营救上来。当了班长后，更加积极苦干。1972年4月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不久又提为排长。1973年，师里开射击、投弹、越野障碍运动会，郭俊被选为团代表队，他夺得冠军；另一次在团里进行机枪射击比赛，他也拿到第一名。1975年3月，新战士在训练拉炸药包时，把雷管拉出，他飞步上前踢开炸药包，将新战士推到掩体内，保住了生命。1977年郭俊被提为连副政治指导员，后来部队又送他到学校学习，回到原来部队，调任八连连长。1980年5月，调任合肥市西市区人武部参谋。在担任人武部参谋后，他又刻苦学习多兵种知识，研究改进教学方法，搞好民兵训练和教学。1982年2月，西市区民兵骨干训练队进行实爆训练，这是非常危险的课目，他主动承担。3月2日，集训队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因他患重感冒，副队长承担组织，但郭俊坚决要求由他组织。当轮到黄山电器厂民兵田克江投掷时，因过分紧张，手榴弹未投出已冒烟，郭俊发现后，当即冲上前去，把小田推出掩体，大喊一声；“赶快隐蔽!”正想再次排除时，手榴弹“轰”的一声爆炸了，小田得救了，郭俊却倒在血泊之中，身负21块弹片，经抢救无效于4日晨牺牲，年仅31岁。
1982年5月19日，中央军委授予郭俊“舍身救人好干部”的荣誉称号，南京军区、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和中共合肥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合肥军分区分别作出向郭俊同志学习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