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当地居民就在舜耕山一带沿着煤层露头采煤，生产规模很小，全靠体力劳动，井下用油灯照明，使用铁镐刨煤，背筐、抬筐运煤。以附近村庄倪姓从事合伙开采居多。19世纪末，开发矿业重新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宣统二年（1910年），烈山煤矿总办萧县人段书云、涡阳人牛云桥合办大通煤矿公司，年产煤2700吨左右，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寿州光复，大通局势一度混乱，采煤停止。民国元年（1912年），怀远人林庚臣再邀段书云合作办矿，民国7年，始购置汽绞车、锅炉、水泵等机械设施，装备大通煤矿二号井，煤炭生产逐步迈向近代水平。民国19年国民政府组建淮南煤矿局于九龙岗，先后建九龙岗东、西矿，民国20年开始出煤。是年大通煤矿生产能力已超过10万吨，大通、九龙岗两矿合起来，生产能力达到16.8万吨。至民国26年，两矿生产能力已超过104万吨，是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
日本侵略军侵占淮南煤矿后，由日本财阀三菱、三井矿业会社吞并淮南煤矿，对煤炭资源极尽掠夺之能事。在煤炭开采上采肥丢瘦，回采率不及40％，沦陷期间共被掠夺或断毁的煤炭资源达1230万吨。大通、九龙岗两矿在日本侵略者手中经营7载，共产煤4284823吨。
日本投降后，光复后的矿井险象环生，井下风道时断，水仓淤塞，巷道坍塌、井身歪斜。民国34年(1945年)10月1日成立矿区督处，积极组织复工，排除险情和困难，当月即产煤8381吨，12月产量达到26000余吨，工作效率日渐提高。10～12月，淮南煤矿产煤55849吨。民国37年八公山煤矿初步建成并简易投产。至淮南解放，矿区3座煤矿年产煤炭已恢复到抗战前百万吨水平。
1949年1月18日，淮南矿区解放，人民政府立即着手恢复生产。华东局、皖北区党委，组织调运9.2万根坑木和125万公斤粮食，解决复工面临的困难，淮南煤矿特别区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也积极帮助解决粮食和坑木供应。在肃清匪特破坏的同时，组织当地农民夜以继日，车推驴驮、人挑肩扛，如同支前一样络绎不绝，10多日内送来坑木2万余根，缴纳公粮10余万公斤。同时，邻近各县又陆续送来坑木9.3万根，拨粮150多万公斤。各方热情支援，矿工大受鼓舞，2月25日，淮南煤矿发布复工布告，3月1日全面恢复生产，当日出勤人数即达3372人，当月出煤22802吨，4月份增至58314吨，5月份再增达97421吨，6月份产煤再创纪录为123383吨，超过解放前最高月产122563吨纪录；最高日产煤达到5521吨，也超过了解放前日产4476吨的最高纪录。到年底，出煤121.5万吨。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华东地区煤炭需量日增，淮南矿区为了扩大生产能力，在加快老矿井更新改造步伐的同时，从1951年起即着手新矿井建设，煤炭产量连续翻番。三年恢复时期平均年产煤炭239万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年平均产煤提高到343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年平均产量为1294万吨。其中1960年为1614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
三年调整时期，为缓和高强度开采造成的采掘比例失调、接替紧张的被动局面，重点加强开拓掘进。年均产量下降至957.5万吨。“文化大革命”初期，部分矿井处于半停产状态，生产秩序发生严重混乱，产量急剧下降。1967年仅产煤456万吨，为设计能力的一半左右。1968年以后，由“停产闹革命”的口号改变为“抓革命、促生产”，产量逐步回升。1970年以后连续4年再破年产千万吨大关。1978年、1982年，淮南最早开采的大通煤矿、九龙岗煤矿因采竭报废，1983年新区年产300万吨的潘集一矿投产，矿区生产能力基本上维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其中第五个计划时期煤炭产量年均947.6万吨，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年均产量为881万吨。到1990年，淮南矿区有生产矿井10对，设计年产1125万吨，实际产煤1005万吨。
在生产活动中，煤矿工人结合生产实际，进行一系列改革创新，逐步改进了开拓方式，巷道布置和采煤方法，提高了掘进、采煤、运输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程度，改善了劳动条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