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
淮南金融业始于民国24年（1935年）。日军侵占淮南期间，中国银行淮南办事处南迁，矿区无金融业。抗战胜利后，仍无大发展。淮南解放前夕矿区仅3家银行办事处和1家小钱庄，1家小当铺。到1990年，主要金融机构有中国人民银行淮南分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淮南市支行暨煤炭专业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淮南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淮南市支行、中国银行淮南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淮南市支公司和淮南市信托投资公司，基层金融机构遍布城乡；交通银行淮南支行业经批准筹建，信托公司和城市信用社方兴未艾，农村乡乡建立了信用合作社，形成多家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
民国24年前，煤矿工程用款和销售收入，大部均由宁、沪汇至中国银行蚌埠支行。汇款一到，蚌埠支行就要调度头寸，解付大批现钞，淮矿提取汇款，须用车船（因当时通用银元、铜板），押运保管，诸多不便。经矿方提出，银行在矿山设立机构，并由煤矿局代办收付，中国银行淮矿办事处便于民国24年4月成立于九龙岗。此即淮南金融事业的始端。
民国35年初，交通银行和安徽省银行相继来淮设立机构，三家银行业务重心均偏于张罗存款，收集货币资本。为争取大户存款，中、交两行办事处采取与存款户签订透支（因上级机构汇款时有不济，矿、路两局及所属单位须向开户银行透支）合约，分别承揽了矿、路两局系统的存汇业务。省行办事处因资力有限，加之代理地方金库又支大于收，只得另谋零散业务，民国35年勉强应付开支，民国36年以后无力放款一直处于收歇之势。中、交两行办事处也因紧缩放款业务渐见清淡，民国36年月均仅一本营业凭证，每天寥寥几笔业务。
随着金圆券市场的崩溃，民国37年初，田家庵、大通两镇商家开始拒收纸币，矿工拿到的工薪成了废纸，因此要求矿场用银元支付工薪，矿场推向银行，三家银行自1月10日起，先后关门停业。
解放初期，因国民党统治时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矿区金融市场极为紊乱，金融投机行为依然存在。为实现金融稳定，安定群众生活，人民银行淮南办事处把统一货币做为首要任务。通过禁止金圆券和银元在市面流通、开办折实存款、低价冻结银元等措施，有效地治理了金融环境。1949年底，田家庵、九龙岗、大通、八公山四镇建立了统一的人民币市场和新的金融秩序。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银行信用活动逐步展开。全面开办存、放、汇业务，建立金库；实行现金管理，组织划拨清算；逐步降低存、贷款利率；开办保险；建立基本建设拨款管理程序。1950年稳定了金融市场，1951年集中结算，1952年集中了短期信用。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推行了各项新的金融规章制度，逐步收缩私营放款，集中资金为矿区建设服务，大力支援国营工商企业发展和农业合作化。为保障企业正常生产和经营，对国营企业和部分集体经济组织逐步推行强制保险。建国后，淮南金融工作的管理制度和基础工作，基本形成于这一时期。
“大跃进”年代，基建拨款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4.5倍，其中预算外拨款占50%强。人民银行淮南支行也放弃信贷、现金管理和结算监督，贷款敞口，现金开闸。与1957年比，1960年工业贷款增加14.3倍，农业贷款也成倍上升。货币大量投放，通货恶性膨胀，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降到最低点，货币回笼依靠为数甚少的商品供应票证。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坚持按计划发放贷款，按政策规定办理收付。到1965年，全市工业百元产值占用信贷资金由1961年42元降到17元。是年还收回1961年前农贷陈欠214万元，清理停缓建项目近百个。
“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制度概被否定，工作长期无章可循，有章难行。工厂停工、停产，要银行贷款发工资；农村社队也靠贷款维持集体生产；基本建设拨款，以“需要”代替计划，拨款半数以上成为无效投资。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1979年突破贷款只限于流动资金格局，1980年开始恢复和分设专业银行、保险公司。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农业银行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把信用活动扩大到商品生产和运销领域，支持农民走农、副、工新路。1980年银行相应地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资金管理办法。横向经济迅速扩大后，1985年又改为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的资金管理办法，各家银行从系统内到系统外，从市内到市外，逐步开通资金市场。1985～1988年全市银行共发行各种债券（不含国库券）44期，累计筹资1.4亿元。拆出资金47亿元，其中市外、省外1.4亿元。1988年全市各项存款92336万元，各项贷款212341万元（含基本建设贷款），全年收入保险费2239.6万元，比1978年分别增长11倍和9倍（1978年未办保险）。
因经济过热，信用膨胀，1988年秋出现建国以来第一次信用紧张，迫使各专业支行全盘工作转向抓存、压贷、还债和保开门、保兑付。通过有效措施，金融形势随即好转。1990年末，全市银行各项存款150848万元，各项贷款294259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