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周时代就有“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的救济办法。以后历代统治阶级都进行过一些社会救济工作，但他们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清末和民国时期，颍上县设有救济院和救济委员会。民国31年(1942年)，社会救济工作由民政科移交社会科管理，每年于春节前后救济贫民，所需经费除政府支付一部分外，多数是临时募捐和义田的租金收入。但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日益腐败，社会救济也有名无实。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社会救济十分重视，这对安定人心，稳定社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起到了积极作用。
城乡社会救济主要对象是：无依无靠的孤老病残、无生活来源和无固定职业的特困户，在城镇的由政府适当救济；在农村的由集体和政府救济。据1959年5月统计，全县社会救济对象中，盲人727人，聋哑人1285人，无依无靠的残老1574人，疾病368人，孤儿162人，城镇贫民2124户，7775人，无职业和无固定收入的214户，805人。政府对他们进行不同程度的救济。并根据生产自救原则，安置就业的盲人435人，聋哑人840人，无依无靠的残老548人，孤儿27人，无职业和无固定收入的214户，511人。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做到自食其力。
1951～1958年，全县发城镇社会救济款5.41万元，农村社会救济款16.22万元，粮食4460公斤；1979～1985年，城镇发社会救济款15.84万元，农村发社会救济款11.40万元；1986～1988年，城镇发社会救济款12.99万元，农村发社会救济款36.08万元。
定期定量救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凡有自救能力的困难户，经集体扶持和国家救济，生活逐渐好转，但仍有少数家庭主要劳力残疾或常年有病，缺乏自救能力，近期内生活不能好转的全县有201人，从1979年起，给予定期定量救济3.04万元，1982年2.3万元，1985年2.76万元，1988年4.73万元。同时各乡村也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上给予帮助和照顾。
精简退职人员救济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党和政府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1年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精简下放，回农村和城镇的350人。根据国务院1969年6月9日通知，对1961～1965年6月9日期间退职，1957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发给一次性退职补助金额，凡是现在全部或大部丧失劳动能力，或年老体弱，或长期患病，家庭生活无依无靠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发给原工资的40%救济。我县有108人享受救济。1979年发放救济款1.21万元；1980～1984年发放救济款1.85万元，1985～1988年发放救济款1.67万元。
扶贫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救济工作的发展，从1978年开始进行“扶贫”。扶贫的对象，主要是由于缺乏劳力、资金、技术或因天灾人祸等因素，造成生产、生活一时困难的户。扶持方法：坚持以集体帮助为主，国家辅助为副，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行业的财力、物力和技术，有计划地扶助困难户，发展农、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使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1986年，颍上被列为全国贫困县之一。1987年4月，成立颍上县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由县长兼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简称“扶贫办”)，编制9人，区、乡也相应成立扶贫领导小组。全县沿淮及内涝严重的南照、润河、半岗、王岗、杨湖、陈桥、耿棚、八里河等8个区，27个乡，列为扶贫重点。据普查统计，共有99737户，379743人，人均年收入200元以下的46461户，210830人；年收入150元以下的26648户，117770人；五保户1637户，1997人；长期救济的4672户，17697人。1986～1988年，国家投放贴息贷款1720万元，扶助贫困户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到1988年底，全县特困人口37.9万人，已有30.40万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解决了温饱。1988年12月13日，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把颍上县作为扶贫点，支援扶贫款600万元，在陶坝孜建2000千瓦灌站1座。
收容遣送建国后，人民政府对灾民、游民、外流人员采取“收容、救济、教育、改造和遣送安置相结合”的方针。1958年以前全县收容154人，遣送119人，送交有关部门35人。1961年，县设劝阻站，1964年改为收容遣送办公室，“文化大革命”中，此机构瘫痪。1972年重建外流人口收容遣送站，1978年撤销，业务由县民政局办理。据统计，1959年，收容遣送安置5170人；1960年4380人；1961年2610人；1964年收容安置内流人员214人；1979年收容遣送119人；1980年156人；1981年297人。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仅有少数外流人员流入本县，对特别困难的，发给路费遣送回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