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植树造林
1950年8月，县人民政府下设农林科，贯彻中央“普遍护林，选择重点，有计划地造林”的方针，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间，林业建设由点到面展开，广大群众已初步树立植树造林的意识。1950—1957年，全县成片造林700亩，“四旁植树”（宅旁、路旁、村旁、水旁）12万株，主要树种有椿、楝、侧柏、柳、梓揪、桃、梨、杏、枣等。1956年高级农业社开始营造集体林，柳林乡营造梓树片林370亩，把河网区内全部绿化；赵集乡高级农业社营造集体竹林130亩。这两个乡成为阜南县发展集体林业的典范。为发展林业生产、推广林业科学技术，县农林科对全县196个乡，举办短期林业轮训班，每乡选派1—3人，训练3—5天，培训采种、育苗、栽培技术和林业政策：1958年，林业“大跃进”。当年营造用材林、经济林各300亩、果木林200亩，四旁植树70万株，绿化了南赵、南苗2条公路，长22.5公里，1959年、1960年，继续林业“大跃进”，两年中又营造成片林1400亩，其中用材林700亩，经济林500亩，果木林200亩；绿化县、社、大队道路215.5公里，四旁植树52.5万株。在“大跃进”中，不仅植树造林质量差，而且任意虚报浮夸，把造林几百亩浮夸成“几万亩”，把四旁植树几十万株浮夸成“几千万株”，自欺欺人，害国害民，在林业“大跃进”的同时，又大肆砍伐树木搞“大炼钢铁”，供应“大食堂”烧柴，使成材和未成材的林木遭到掠夺性采伐，不少村庄成了“光腚庄”。
1961年纠正“左”倾错误，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宣传贯彻国务院《森林保护条例》，调整生产计划，确定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造管并举，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的方针，恢复林业生产秩序，注重造林植树实效，鼓励社员在房前屋后、自留地多栽树木，明确“谁栽谁有”。到1964年，少树无木的村庄，被破坏的林木基本上得到恢复。1965年国民经济“三年调整”结束，通过休养生息，农村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增长，全县掀起植树造林高潮，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均建立植树造林组织，当年造林6700亩、四旁植树200多万株，三塔公社境内的阜地河、赵集公社境内的界南河，成片林面积均在千亩以上，柳林公社的河网化林、阜南至阜阳的公路林，已苍郁葱笼，起到护堤、护路的作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无政府思潮泛滥，各级植树造林组织被冲垮，乱砍滥伐集体林木的歪风蔓延，到1968年上半年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如方集区的皖西北防护林，长10公里，宽24—64行的柳树、白杨，基本被砍光；阜南至中岗、阜南至黄岗至朱寨、双碑至会龙等公路行道树，大部分被盗伐。这个时期由“造反派”组成的领导班子虽然也抓“植树造林”，并从河南省兰考县引进兰考桐根几百万根、从寿县正阳关调进大批相柳种条、采集乡土树种数万斤，育苗不少亩，栽插几千亩，却忽视质量，栽后无人管，形成“春栽一片林，秋后不见苗”的现象，如阜地河两岸大部分地段，曾栽过两三遍，一直未能成林。“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县成立绿化委员会，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煞住了毁林风，恢复和新造一批成片林。1970—1976年，累计造林面积11538亩，平均每年造林1648亩；累计四旁植树6749万株，平均每年植树964万株。
1977年初，县委、县革命委员会提出了1977—1980年全县实行农田林网化，达到田、水、路、林、电综合治理规划，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开展群众性的造林运动，掀起植树造林高潮、1978年全县有104个大队农桐间作面积达到32.69万亩，基本上达到平原绿化县的标准，呈现“地成方、沟成网、道路通畅、树木成行”的景象。
1979年农村开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对集体林木“权、责、利”开始不够明确，管护放松，少数地方再次出现乱砍滥伐、盗伐现象，农田林网被破坏，农桐间作的泡桐被拔掉，成片的集体林木被哄抢。1980年4月成立县林业局，大力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和中央《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密切配合公安、检察机关迅速查处和严厉打击破坏森林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深入调查研究，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逐村逐户落实，签订承包合同，发给“林权所有证”，稳定了林权，使乱砍滥伐的歪风得到迅速制止。
1981年，国家规定每年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县人民政府成立绿化委员会，由县长康杰任主任，直接组织领导全县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当年植树造林6413亩，相当于1975—1980年6年植树造林面积的总和。1982年、1983年，继续推进全民义务植树运动，造林面积逐年增加，1983年3月12日，全县参加义务植树的人数达到55.84万人，占应参加义务植树人数的84％，营造丰产林909亩，防治病虫害3万亩。1984年初，县委、县人民政府即开始全民义务植树的准备工作，决定各级领导干部实行包干责任制，定奖、定罚，从书记、县长开始做起，当年植树造林21400亩，相当于1975—1983年造林面积的总和；四旁植树806万株，其中义务植树240万株，相当于1981—1983年四旁植树的总和。1985年继续掀起高潮，造林面积达3.76万亩，比1984年增加76％。
1961年纠正“左”倾错误，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宣传贯彻国务院《森林保护条例》，调整生产计划，确定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造管并举，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的方针，恢复林业生产秩序，注重造林植树实效，鼓励社员在房前屋后、自留地多栽树木，明确“谁栽谁有”。到1964年，少树无木的村庄，被破坏的林木基本上得到恢复。1965年国民经济“三年调整”结束，通过休养生息，农村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增长，全县掀起植树造林高潮，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均建立植树造林组织，当年造林6700亩、四旁植树200多万株，三塔公社境内的阜地河、赵集公社境内的界南河，成片林面积均在千亩以上，柳林公社的河网化林、阜南至阜阳的公路林，已苍郁葱笼，起到护堤、护路的作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无政府思潮泛滥，各级植树造林组织被冲垮，乱砍滥伐集体林木的歪风蔓延，到1968年上半年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如方集区的皖西北防护林，长10公里，宽24—64行的柳树、白杨，基本被砍光；阜南至中岗、阜南至黄岗至朱寨、双碑至会龙等公路行道树，大部分被盗伐。这个时期由“造反派”组成的领导班子虽然也抓“植树造林”，并从河南省兰考县引进兰考桐根几百万根、从寿县正阳关调进大批相柳种条、采集乡土树种数万斤，育苗不少亩，栽插几千亩，却忽视质量，栽后无人管，形成“春栽一片林，秋后不见苗”的现象，如阜地河两岸大部分地段，曾栽过两三遍，一直未能成林。“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县成立绿化委员会，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煞住了毁林风，恢复和新造一批成片林。1970—1976年，累计造林面积11538亩，平均每年造林1648亩；累计四旁植树6749万株，平均每年植树964万株。
1977年初，县委、县革命委员会提出了1977—1980年全县实行农田林网化，达到田、水、路、林、电综合治理规划，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开展群众性的造林运动，掀起植树造林高潮、1978年全县有104个大队农桐间作面积达到32.69万亩，基本上达到平原绿化县的标准，呈现“地成方、沟成网、道路通畅、树木成行”的景象。
1979年农村开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对集体林木“权、责、利”开始不够明确，管护放松，少数地方再次出现乱砍滥伐、盗伐现象，农田林网被破坏，农桐间作的泡桐被拔掉，成片的集体林木被哄抢。1980年4月成立县林业局，大力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和中央《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密切配合公安、检察机关迅速查处和严厉打击破坏森林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深入调查研究，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逐村逐户落实，签订承包合同，发给“林权所有证”，稳定了林权，使乱砍滥伐的歪风得到迅速制止。
1981年，国家规定每年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县人民政府成立绿化委员会，由县长康杰任主任，直接组织领导全县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当年植树造林6413亩，相当于1975—1980年6年植树造林面积的总和。1982年、1983年，继续推进全民义务植树运动，造林面积逐年增加，1983年3月12日，全县参加义务植树的人数达到55.84万人，占应参加义务植树人数的84％，营造丰产林909亩，防治病虫害3万亩。1984年初，县委、县人民政府即开始全民义务植树的准备工作，决定各级领导干部实行包干责任制，定奖、定罚，从书记、县长开始做起，当年植树造林21400亩，相当于1975—1983年造林面积的总和；四旁植树806万株，其中义务植树240万株，相当于1981—1983年四旁植树的总和。1985年继续掀起高潮，造林面积达3.76万亩，比1984年增加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