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商品购销
一、日用工业品购销
1、纺织品、针织品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纺织品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制度，中国百货公司安徽省阜阳分公司阜南营业所，按照分公司下达的调拨令，调入色布、白布、棉纱，主要任务是抛售商品，消除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打击资产阶级投机倒把的猖狂活动。经过1952年初“五反”运动，县境内私营棉布商基本上停止。批发业务，转向零售经营。1954年9月15日起实行棉布统购统销，一律实行分区定量，凭票供应，私营棉布批发商一律不得继续经营棉布批发及贩运业务。针织品，1950至1960年敞开供应，1961—1970年，汗衫、背心、棉毛衫裤、卫生衫裤等针织内衣和服装，凭票供应，1971年后陆续撤出凭票范围，敞开供应，1984年，取消棉布票证，敞开供应。
棉纱1950—1980年实行计划供应，由县百货公司地区花纱布公司批发进货。1964至1982年累计销售151.36吨，平均每年销售7.97吨。1984年开始由纺织公司经销。
棉布1950—1979年，棉布零售，县城由百货公司承担，农村由供销社承担。改革开放以后，国营、供销、集体和个体商业都允许经营。1954年9月15日，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定量标准，1954年9月至1955年8月，县城人口每人每年20市尺；农村人口每人每年12市尺。1958年“大跃进”棉布定量农村提高到每人15市尺，下半年每人又增发7.5市尺。1959年布票改为按计划年度发放，每人22市尺，前期发10尺，后期发12尺。由于严重自然灾害，棉花大幅度减产，1960年8月开始，收布票的范围扩大到床单、针织内衣。1962年，居民发布票2.6市尺，职工补助布票5市尺，农业人口另发鞋布票0.5双，非农业人口发鞋布票3双。1965年，农业人口发布票5.7市尺，非农业人口发8.8市尺，职工补助5市尺。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农业经济好转。1966年农业人口布票增加到每人10.5市尺，非农业人口增加到14.6市尺，职工补助6市尺。这一标准维持到1970年。1971—1983年，布票定量不分城乡，每人每年发16市尺。1980年后，消费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化纤混纺布、涤棉混纺布、化纤布大量涌向市场，成品服装销量成倍增长，人民衣着转向购买成衣，棉布销量下降。县百货公司1980年经销棉布306.2万米，1985年仅销7.1万米。全县棉布销量1980年502万米，1985年197万米，下降60，9％。
化纤混纺布1960年开始销售0.3万米，到1969年平均每年销售0.28万米，1970年增加到2.4万米，其后销量逐年增多，1985年增加到191万米，1970—1985年，平均每年递增33.9％。
呢绒1963年销售0.23万米，1985年增加到0.50万米，平均每年递增3.6％。
绸缎1963年销售1.41万米。1963—1985年，累计销售75.64万米，平均每年销售3.29万米。
毛线1963年销售337公斤。1963—1985年，累计销售29.52吨，平均每年递增13％。
汗衫背心1963年销售0.34万件。1963—1985年，累计销售227.7万件，平均每年销售9.9万件。
棉毛衫裤1963年销售0.75万件，1963—1985年，累计销售62.03万件，平均每年销售2.7万件。
卫生衫裤1963年销售0.75万件，1963—1985年，累计销售133.82万件，平均每年销售5.82万件。
毛巾1963年销售1.48万条，其后逐年增加，1985年增加到21.77万条，平均每年递增13％。
线袜1963年销售1.54万双。1963—1985年，累计销售448.59万双，平均每年销售19.5万双。
绵纶袜1965年销售2.23万双，1965—1985年，累计销售109.67万双，平均每年销售4.77万双。
表1001950—1985年棉布、化纤混纺布销量表单位；万米
表1011963—1985年部分年份呢绒绸缎和针棉织品销量表
2、日用百货、文化用品
1950—1952年，执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制度，商品货源实行逐级调拨制。为打击投机倒把，平抑物价，回笼货币，一是抛售商品，比赛推销，不怕卖光，在县城机关赊销呢绒、毛线、乙级以上卷烟；二是掌握私商当日进货情况，预测市场价格变动；三是企业自主作价，薄利多销，压住私商抬高价格。1953年起实行集中领导下分类分级管理商品的分配制度，将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分为：“计划商品”、“分配商品”、“试分配商品”、“其他小商品”4种类型，1953年、1954年计划分配的商品有糖、纸、玻璃、火柴、自行车、毛巾、袜子、胶鞋、肥皂、牙膏、卫生衫；分配商品有金星钢笔、腊纸、口琴、乒乓球、打字机、唱机、搪瓷面盆、搪瓷口杯、铝锅、竹壳水瓶、铁壳水瓶、手电筒、缝纫机、钟、牙膏（5种）、香皂（5种）、袜带、被单、汗衫背心、一般金笔、墨水、复写纸、钢板、松紧带、卫生裤、棉毛衫裤、亚麻布、毛线、力车内外胎；试分配商品有木纱团、手电池、铅笔、钢笔、日记本、呢绒、手套、围巾、毛毯、牙刷、雪花膏等。1955年调整商品分类，取消试分配商品，改计划商品为分配商品。1959—1963年，改为计划分配商品。1964年恢复供货会议。1965—1969年，采取函电成交商品。1970年以后供货会议转入正常。地产工业品，实行以产定销。1958年“大跃进”时，实行包销。1964年起取消包销，改为定购，1978年起，改为选购，改革开放以后，地产工业品多为工厂自销。
表1021963—1985年部分年份日用百货、机制纸销量表
3、五金交电化工品
五金机械、交通电料、化工原料3类商品，由百货公司经营。1953年实行集中领导下的分类分级管理，按计划商品、分配商品、试分配商品，自下而上编报计划，再由上而下平衡分配，按分配计划到指定供货站组织调进。1980年计划购进商品总值203万元，实际完成222万元，占计划的109％；1985年计划购进商品总值320万元，实际完成453万元，占计划的141％，比1980年增长123％。1957年以前，县内实行敞开供应。商品零售，1958年后，苏打、纯碱，从限量供应到定量凭证供应，尤其苏打粉，对农村采取逐级分配，供应到户。自行车，70％分到农村，由公社分配到大队，落实到购买人。1962年1月实行高价供应，1963年恢复平价凭票供应，1983年起敞开供应。
1979年8月，成立五交化公司，五交化商品，百货公司不再经营。
表1031951—1985年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销量表
表1041963—1985年部分年份部分五交化商品销售表
4、石油、煤炭
1956年以前，石油由百货公司兼营，1957年6月后，由石油煤建公司专营。新中国成立后，石油、煤炭始终作为国家一类物资进行管理，实行统购统销，计划供应，禁止私营企业和个人经营。石油供应的原则是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在货源不足时，严格控制供应指标。1977年4月以后，实行“统购、统配、定量供应”办法，核定定量，凭证供应。1983年3月起，开始供应部分高价成品油，实行计划分配，凭票定量供应。1985年开始供应计划外议价油，增加了市场调节因素。煤油供应，新中国成立初，在城市有私商经销美孚煤油，供应城镇居民照明。1953年，在农村大力宣传推广使用煤油照明。1954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后，农民把用菜油照明改为煤油照明。“文化大革命”时期，煤油货源不足，在农村实行按户定量或发票供应，1978年购进煤油总值193万元，直到1980年仍坚持计划分配、计划调拨、计划供应，不再凭票定量。1980年购进煤油总值202万元；1985年购进煤油总值430万元。煤炭供应，供销合作社在1953—1963年累计向农村销售135360吨，其中：1958年销28985吨、1959年销35784吨、1960年销19593吨、1961年销20108吨、1962年销6500吨、1963年销21400吨。60年代中期，对非农业人口生活用煤，开始定量供应，发证发票到户，直到1985年尚执行计划供应。农业人口生活用煤，多用于生产救灾补助，根据货源多少，临时分配指标。1979年起单设燃料公司专营煤炭。
表1051952—1985年部分年份石油销量表单位：吨
表1061979—1985年煤炭销量表单位：吨
5、盐烟酒糖
食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食盐即实行专营。百货公司设立食盐经营股，负责食盐调拨批发。零售开放，由供销合作社、土产杂品商店经营。批发市场由国家统管，批发环节由国家统一经营，统一计划，分区调拨，划区供应，禁止私立、私销、打击投机倒把，取缔黑市交易。1959年因货源不足，实行凭证定量供应，定量标准每人每月0.5公斤；工业用盐、农牧用盐，专项安排，保证供给。1962年初，盐业经营股从百货公司划出，同年10月成立盐业经营处。1963年全县购进食盐总值61万元。1964年取消凭证定量，敞开供应。1966年8月成立盐业批发部，1983年1月成立盐业公司，长期实行专营。当年全县购进食盐总值146万元。
表1071951—1985年食盐销量表单位：吨
卷烟、饮料酒1951年，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开始经营卷烟，品种多为私营小卷烟厂生产的丁、戊级卷烟，乙、丙级卷烟由蚌埠调入。1952年下半年开始为阜阳人民卷烟厂代销，1953年正式经销。1960年，卷烟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农村基本上不供应。1966年，一般卷烟敞开供应。1976年城镇消费转向乙级以上香烟。1978年甲、乙级香烟销量扩大，丁、戊级香烟积压，采取奖励政策，推销低档香烟。饮料酒，1949年9月在中岗设立“专酿专卖处”，货源自产自销，由私人酿酒作坊生产年产75吨左右。规模较大的有中岗李晓风酿酒作坊年产粮食酒约50吨；苗集张在位酿酒作坊年产粮食酒约10吨。自销有余调往阜阳、界首等地，1951年取消私酿，饮料酒由阜阳调进。1952年，取缔私人批发商，重新确定承销户，各集镇、农村均有销售点，经审查批准的承销户，发给“专卖许可证”和“专卖承销手册”。1953年设立专卖事业管理所，管理烟、酒销售。1954年设立专卖公司，下设批发、分销网点，不再委托其他单位经营。1960年，因粮食减产，白酒产量大幅度下降，阜南县酒厂利用代用品酿酒和配制露酒维持生产，社会零售改为计划供应和特需批供，由专区统一印发购酒凭证，每月一次发给，票面分为“二两”、“四两”凭证购买。农村实行以粮换酒。1964年经济情况好转、高价酒转平价，国庆节、中秋节，实行计划内白酒敞开供应。1961—1964年，农村私酿酒抬头，专卖公司配合工商、税务机关进行专项查处，取缔私酿作坊。1966一196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冲击，国营酒厂生产受到影响，市场供应不能保障，私酿酒又有抬头，专卖管理松弛，形成自流。1970年起，组织酿酒企业增加生产，大力推行以粮换酒，商业部门实行凭票供应，非农业人口一人一月不超过0.5公斤，农业人口每户每月不超过3大两（150克）。同年10月起，取消定量，敞开供应。1974年，再次取缔私酿私卖，国营酒厂产量不断增加，商业收购积压，开始向外地推销。1981年，除个别高档酒，全部放开经营，自由购销。食糖，1950—1957年，实行计划调拨，敞开供应。1958年大办工业，食品厂生产糕点、糖果，食糖需要量增大，市场供应原则上平日紧，节日宽，红糖优先供应农村，适当照顾城市。1959年国内食糖减产，进口减少，市场零售主要供应病人、产妇、婴儿。1963年实行高、平价结合，高价逐步调低，平价凭票供应。1964年底，取消高价供应。1978年以后，供应限量放宽，并逐步敞开供应。
表1081949—1985年烟酒、糖销售量表
二、蔬菜肉食品购销
1、蔬菜
1977年4月成立盐业蔬菜公司，1982年12月，蔬菜公司单设。改称蔬菜副食品公司。为解决城市人口吃菜问题，在城关安排5个生产队作为蔬菜生产基地，解决专业队菜农253户、1249人的口粮供应。蔬菜专业生产队生产计划，由公司审批下达，签订供销合同，产品30％—50％上交公司，完成任务后，可以参与集市交易。收购价格一般低于市场价格20％—25％，双方协商订价。国营公司经营蔬菜，主要是稳定平抑市场物价，解决城市人口“菜篮子”问题。由于蔬菜损耗大，多数年份发生亏损。副食品类主要销售海带、酱油、醋、紫菜、黄花菜、水果、味精、腌腊制品等。
2、肉食蛋品
生猪收购1949—1954年，实行自由收购；1955—1956年，实行派养派购，合同收购；1957—1960年，实行统一收购；1961—1985年，实行派购包销。1985年4月起，实行协商订购、自由成交。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即开始收购毛猪，屠宰后供应市场。1955年5月成立县食品公司，下设中岗、安岗、黄岗等8个接转组，负责收购生猪、鲜蛋、菜牛、羊、兔。1961年，各区驻地均设一个区食品站。公社驻地，按照集镇大小设立分站或收购站。食品公司为完成收购、供应任务，1955—1956年，县设立生猪派养派购办事处，乡有派购员，由食品站会同农业社规定农户在一定时期内养猪头数，农民每养一头猪，农业社留给饲料粮40公斤。后来改为自上而下地安排派购计划，商定派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实行包干，多养不多派。1957年11月起，改变社会上的“三把刀”杀猪（指国营公司、供销社、私营屠商）为食品站“一把刀”，并将原有杀猪卖肉的屠商，逐步地组织起来过渡到食品公司，从此，开始实行生猪“一条鞭”经营方式，1961年，国家允许完成派购任务后，多余部分可以上市自由出售。1963年7月，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凡属派购计划内的肥猪，按国家牌价收购；凡属完成派购计划以后多余的肥猪，按议价收购。1966年停止议价收购，仍实行派购。1985年4月起，停止派购，放开经营。
猪肉供应1949—1959年，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供应，卖完为止”的办法。1960—1962年，实行“凭票限量供应”。1963—1964年，实行“平价定量供应与议价敞开供应相结合”的办法。1965—1973年，实行“敞开供应，扩大推销”的政策。1974—1985年3月，实行“凭票定量或凭证限量供应”。1985年4月起，多渠道经营，敞开供应。
菜牛建国初期，为保护生产力，严禁私自宰杀耕牛。对已丧失耕作能力的，须经检验站检验合格，始可收购宰杀，1955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防止滥宰滥杀、保护和发展耕牛的指示》规定，“无论在牧区和农业区，食品公司在收购牛羊时，都应凭当地淘汰证明进行收购”。1972年10月，商业部、农业部重申淘汰标准，需要淘汰作菜牛处理的，由公社兽医站检验合格，公社批准发证，食品公司统一收购经营。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耕牛和调整屠宰政策的通知》，对老残耕牛、种牛放宽了淘汰标准和批准权限，“凡菜牛、杂种牛、肉用牛，除种用公牛、繁殖母牛外，不限年龄，育肥后可以出售屠宰。牛的出售屠宰，由生产队或大队决定。”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牲畜由集体饲养改革为农民私养，饲养量逐年增长，饲养黄牛不再单纯为耕地，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1983年10月，国家决定将农业区的牛羊改为议购商品，食品部门对菜牛实行议购议销，并组织多渠道放开经营。
菜羊1949—1960年，实行自由购销，国营公司、供销社、私营屠商都可经营。1961年，将菜羊列为二类物资实行派购。1965年，专署工商科、商业局发出通知，一律取缔无证商贩，有证商贩也严禁投机贩运。1985年全面放开经营。
鲜蛋建国初期，鲜蛋自由上市成交，国营商业、供销社零星收购，供应军需。1950—1952年，由供销社收购，调往城市。1955年5月，由食品公司、食品收购站收购经营，并委托供销社代购。1958年“大跃进”，定高指标，“放卫星”，指窝收蛋，当年收购鲜蛋1117.85吨，是1957年正常收购的3.2倍，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禽蛋积极性。1961年1月，国家把鲜蛋列为二类物资，实行派财政策，多养多派，不养不派，平均每户派购0.75公斤，逐级落实到生产队，填发派购卡，按卡组织交售。1963年，开放集市贸易，食品部门扩大收购网点，在市场组织收购。1965年起，改派购为统一收购，1985年，全面放开经营。
家禽1954年，为支持生产救灾，食品公司组织收购家禽4200多只，就地加工腌制，由专区食品公司统一组织外调，1961年，对家禽实行派购到户。1964年；取消派购，实行市场选购奖励布票的办法。1965年，为支持灾区，发挥“三杀渠道”的作用，在食品公司经营的同时，允许供销社、合作商店（组）组织收购运到大中城市销售。1980年，市场进一步开放，多渠道购销。
表1091950—1985年部分年份肉食医品收购表
表1101949—1985年部分年份肉食蛋品零售表
三、生产资料供应
1、工业生产资料
1950年起，国家对煤炭、钢材、木材、水泥、纯碱、杂铜、麻袋8种物资进行管理。1951年增加到33种，1952年增加到55种。工业生产资料由百货公司、供销社调拨供应，1962年执行“统一计划，综合平衡，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体制。1963年2月成立县物资局，工业生产资料由物资局专营，其他商业机构不再经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突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的框框，从市场需要出发，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大力组织计划外资源，弥补计划内分配不足留下的缺口，通过加工协作，农副产品串换等办法，调进钢材、煤炭、机电产品、化工原料等短线物资，基本上满足县内工业生产、基本建设的需要。在经营中按照少环节、多渠道、开放式组织流通，1983年在中岗、方集、柴集3个大集镇增设物资供应站，扩大销售范围，增加经营品种，主动占领市场，积极发挥主渠道的作用。
表1111971—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物资消费量表
表1121971—1985年集体所有制单位物资消费量表
2、农业生产资料
化学肥料1955年在县内开始推广使用。农民不懂化学肥料性质，不敢施用，供销合作社派出干部与农业技术推广干部下到农业社宣传示范，苗集区张古乡沈学良农业社种13亩棉花，施用125公斤硫酸铵作试验，几天时间，枯黄的棉苗变得青枝绿叶，挂铃期棉桃又多又大，比未施化肥的棉田增产1倍多。事实使农民解除疑虑，施用化肥的农业社越来越多，60年代为化肥普及阶段，供应量逐年增长。70年代，农民对化肥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经常供不应求。80年代，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舍得花钱向农田投资，对氮、磷、钾肥和复合肥配比有较高要求，供销社广开门路，多方采购供应。1982年以前，化学肥料由供销合作社专营专供，1983年起农业生产资料放开经营，实行多渠道流通，工厂可以直接销给农民，供销社系统化肥经销量下降。由于开放式、多渠道经营，一些不法商贩，乘机将劣质磷肥、甚至工业垃圾冒充化肥流入县内市场，坑骗农民；有的囤积优质高效化肥，待时高价出售，牟取暴利；有的抢购、套购，转手倒卖，非法盈利。经过整顿治理，1985年尚未禁绝。
化学农药、药械1952年，供销合作社开始向农民供应农药、药械，品种为可湿性六六六、滴滴涕两种粉剂。药械为单管抽吸式喷雾器、圆鼓式喷粉器。1953年增加硫酸铜、土信、赛力散、滴滴涕硫磺合剂，在广泛宣传、示范和技术指导下，逐步使农民认识。1955年开始经营进口农药“1605”。1956年开始经营进口农药“1059”和乐果乳剂、敌百虫、3911等专用棉田农药。1958年、1961年发生蝗灾，供销社及时投入人力、物力抢运农药，当年均达到千吨以上，是平常年份的4—5倍。1970年，供销社配合农业植保部门，大力推广赤眼峰防治棉蚜虫、棉铃虫。80年代初，开始经营进口呋喃丹、杀灭菌脂、溴氰菊脂，氯氰菊脂等。1981年停止销售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
表1131955—1985年化肥农药供应表单位：吨
3、废旧物资回收
1953年，基层供销社即开始收购废旧物资，主要有废钢铁、杂铜、废锡、废铝、废橡胶、废塑料、破布鞋、杂骨等，定期送交土产杂品公司，统一打包外调。1980年由土产杂品公司析建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组织统一收购、调拨、加工。
表1141953—1985年部分年份废旧物品收购表单位：吨
四、农副产品购销
1、粮食收购
粮食自由贸易新中国成立前，全县54个集镇，粮行、粮坊自由收购运销。中岗集有粮行4个、粮坊48个，从业人员192人；方集有粮坊14个，从业人员64人，地城有粮坊48个，从业人员145人。著名的粮油行有“公恒”商号、“大康祥”商号、“德茂”栈、“悦来衡”大商店，午、秋两季，坐地收购，大量收购小粮贩、小粮坊的粮油，设帐房，雇伙计，备仓库，通过淮河水路，采运到蚌埠、田家庵、上海等城市销售。这些粮商信息灵通，资金雄厚，地方势力大，官私相通。“公恒”商号业主周勉斋，就是方集最大的恶霸地主。欺行霸市，操纵市场，小贩、小行皆受其盘剥。1950年初，县内各大集镇设粮食营业所，不久，县成立粮食支公司，为稳定粮价，保障军需，安定人民生活，充实库存，与供销社配合，采取公开牌价，大量收购，适时吞吐，利用价格控制私商经营。1949—1952年，共收购原粮25642吨，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取缔私营粮商，取消粮食自由贸易，粮食购销由国家粮食部门专营。
1962年开放集市贸易，农民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后，国家允许粮食进入市场，以农民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为主，禁止收购贩运。
1984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国家粮油征购的同时，开放集市贸易，农民、国营农场在完成征购任务以外的粮油产品，都可以上市出售，城乡居民、国营商业、供销社、集体商业、食品、饮食、酿造业，以及有证个体商贩等，均可上市采购。商品成交价，由买卖双方自由议定，国家粮食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粮油市场进行管理，并积极参与贸易活动，进行议购议销，吞吐商品，调节供求，在粮油集市贸易价格暴涨时，实行抛售，以平抑价格，引导正常的购销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粮食统购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12月1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成为我国商品粮收购和供应的基本制度。国家向有余粮的国营农场、集体生产单位和农户实行粮食统一收购，全国粮食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中央和地方分工管理，在粮食紧缺的条件下，对保障供给、支持建设、稳定市场物价，起到重要作用。1953年11月，县成立统购统销委员会办公室，党委、政府集中主要力量，开展大规模的政策宣传教育，以乡为单位组织群众自报、互评，出榜公布，分户造册。统购的范围，农民现存粮食中除去缴纳公粮和维持生产、生活必需以外可能出售的粮食，非农业户从市场收购的口粮以外多余的粮食；粮商和跨行业商人所收购的全部粮食，收购品种有小麦、黄豆、玉米、高粱、稻谷、大米、豌豆、绿豆、豇豆9种。1954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对粮食实行“定产、定用、定售、定供”的办法，即按照种多少田、产多少粮的原则，核定产量；按实际需要的原则，核定食用量；按照多余多购的原则，核定应售量；按照多缺多供、少缺少供、不缺不供的原则，核实供应量。统购品种增加蚕豆、赤豆、泥豆、谷子、荞麦5种，并规定对山芋（红薯，下同）产区，可收购部分薯干。由于1954年严重水灾，全县受灾面积99.32万亩，成灾面积78.23万亩，粮食严重减产，一些乡村午季购了过头粮，秋季又回销到农户。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开始实行粮食“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定产”是以户或农业社为单位，按照粮田的数量和单位面积常年产量，结合土地质量、自然条件和经营管理状况，评定粮食的总产量；“定购”是按评定的粮食产量扣除根据政策规定所留的口粮、种子和饲料粮以后的余粮，由国家实行统购；“定销”是对缺粮户（社）实行粮食供应。此次粮食“三定”，全县16.2万户，73.3万人，粮田面积184.1万亩，饲养牲畜17.1万头，常年产量18.4万吨，全年消费量16.1万吨，其中口粮13.3万吨、种子1.8万吨、饲料1万吨，应征公粮1.5万吨，定购粮食1.5万吨，定销粮食0.9万吨。实行粮食“三定”，可以稳定农民的粮食负担，调动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保证国家有可靠的粮食来源。在具体实施中，只购农民的余粮，不购过头粮；对余粮多的农民，多购多留；对余粮少的农民，少购少留。口粮、种子、饲料粮“三留”的标准，余粮户每人平均口粮180—205公斤，总水平不超过191公斤；缺粮户每人平均口粮160—180公斤；种子按实种粮食面积与实际需要计算，每人每年约为20—35公斤原粮；饲料随人走，一般平均每人每年10公斤原粮。“三留”总水平，余粮户每人215—255公斤，缺粮户每人195—230公斤。“三定”办法，春季向农民公布“三定”数字，全年一次计算，分夏、秋两季购留，对缺粮农民一并安排，分期供应。规定常年产量3年不变，统购任务也3年不变。
1958年3月，将粮食“集中统一管理”改为“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丰产不增，小灾不减，层层包干到农业社，一定三年不变。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严重，虚报产量，高产量导致高征购。1958年实际总产量仅22.75万吨，而征购粮食73465吨，占总产量的32.3％，相当于1955年实际征购粮食的1.9倍。1959年大旱，受灾面积184万亩，成灾面积136万亩，实际粮食总产量12.85万吨，当年征购粮食61570吨，占实际产量的47.9％。1960年水旱灾害交替发生，农作物受水灾52.72万亩，受旱灾24.56万亩，水旱成灾面积58.34万亩，当年实际粮食总产量14.83万吨，征购粮食44225吨，占实际总产量的29.8％。由于连续3年高征购、高调拨，县内粮食库存几乎罄尽。1959年冬和1960年春，农村粮食奇缺，加之办大食堂，群众食不果腹，普遍发生营养不良，浮肿虚弱，又因疾病侵袭，以致出现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
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纠正“浮夸风”、“共产风”，取消大食堂，恢复各家自炊，层层调减粮食征购的包干基数，贯彻“少购少销”的原则，1961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业经济复苏，生活好转，粮食征购恢复正常秩序。1965年10月，国家决定对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采取“一定三年”的办法，以稳定农民粮食负担，促进商品粮生产的发展。全县分配粮食征购基数对生产队的征购基数一定三年，集体分粮人均达不到180公斤的不购；超过的合理征购；完成征购任务后的余粮，按“三四三”办法处理，即国家超购30％，集体储备40％，其余30％用于生产队集体开支或分配给社员改善生活。在不变更征购基数的前提下，遇到重灾，适当减免当年任务；遇到丰年，国家通过超产超购超奖办法，适当超购一些。超购粮食，按超购价支付。对集体分粮达不到起征点的生产队，不分配证购任务，应缴的公粮，允许用现金抵交。“一定三年”办法，到1968年期满，国务院通知延期执行，直到1970年，征购基数未作调整。
1971年8月，国家决定粮食征购改为“一定五年”的政策，这一时期，粮食生产较为稳定，1971—1975年，平均每年生产粮食228159吨，平均每年收购粮食39394吨，占粮食平均总产量的17.3％；粮食征购总量比1966一1970年平均增长10.9％。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粮食征购基数继续稳定在1971—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减少征购基数后，同时提高统购价格和超购加价幅度，扩大超购加价的比重。由于农村全面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调整粮食收购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1—1985年，全县粮食平均总产量301782吨，比1971—1975年增长32.3％；粮食收购量平均53164吨，比1971—1975年平均增长35％。
粮食合同订购1985年起，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订购。落实合同订购的方法，采取自上而下安排定购数量，协商到户，张榜公布，再自下而上，呈报落实情况和数量，经县审定后，由各区粮站直接与生产单位、农户签订合同。粮食定购按比例计价。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74956吨，完成定购57993吨，占总产量的21.1％。
粮食换购、超购1960年，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人均向国家交售商品粮超过100公斤部分，加价10％。1961年，全面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取消加价奖励，对超产超购的粮食，按50公斤奖售棉布10尺、胶鞋1双。1962年实行计划外以工业品换购的办法，1斤化肥换1斤粮食。生产队向国家交售征购任务，每750公斤贸易粮奖售棉布15尺、胶鞋1双和相当2尺布票的针织品。1964年，调整粮食超购超奖物资标准，规定每收购500公斤贸易粮，奖售生产队桐油7.5公斤、棉布80尺、化肥40公斤。
1964年7月，把换购改为超产超购、超奖。执行加价的原则是：凡全年余粮队，在完成全年征购或增产增购任务后，再多交部分给予加价。加价幅度，按统购价30％—35％。1965年秋，以生产队为单位，每人每年提供商品粮数量（包括公粮）超过50公斤部分，加价12％；对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的超额部分，一半奖励物资，一半加价奖励，加价幅度为30％。1966年10月改为一半奖现金，一半奖化肥、现金按统购牌价，不分品种，一律加价30％；化肥以硫酸铵为标准，2公斤贸易粮奖售1公斤化肥。1971年12月，安徽省规定在丰收地区通过协商适当增购一部分粮食和油脂，取消物资奖售。由于加价率降低，收购量减少。1972年全县收购粮食33920吨，比1971年少收购4175吨，1978年，安徽省委决定，凡是完成国家征超购任务的生产队，一律实行超、议各半计价，超购加价30％不变，议购加价100％。对农民自食有余的粮食，不论什么品种和数量多少，一律加价70％收购。1979年4月，全面提高粮食价格，同时超购加价幅度由30％提高到50％。1979年粮食收购量达到49378吨，比1978年增长42.1％。1981年从夏粮征购起，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办法，以户划定征购基数，分季交售，分季结算超购加价款，当年收购原粮45040吨，超购粮食占40％左右。1983年取消征购基数，按倒“三七”比例价收购粮食。
粮食议购1962年实行粮食议购议销，由供销合作社经营。1963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粮食议购议销归口粮食部门统一经营。粮食议购议销的方式，一是向完成国家征收、统购任务仍有余粮要卖的生产队协商议购；二是在集市上收购落市粮。议购粮食，主要用以供应大中城市、工矿区、交通要道的饮食业、酿酒用粮、工业用粮、饲料用粮，补充和调剂非农业人口的口粮等。1968—1972年，议购中断。1973年以后议购数量不多。1978年议购量加大。
2、油脂油料收购
1949—1952年，油脂、油料自由贸易。1953年，县设立油脂公司，由供销社代购、代销、代存。1953年供销合作社收购芝麻3003.7吨，1954年收购243.2吨。1953年11月起，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禁止私商插手收购。油脂统购主要贯彻“多余多卖、少余少卖，不余不卖”和“多产多得，增产多留”的政策，随同粮食统购一并进行。统购的品种主要有芝麻、花生、棉籽、菜籽4种。1955年秋，对油料实行定产、定购、定销，随同粮食“三定”工作一并进行，定量标准，余油社每人每年2.5—3公斤，自足社每人每年2—2.5公斤，缺油社每人每年1.5公斤。留足口油、种子，有余的统购，不余的自给。完成统购任务以后，准许农民自用油料到市场交易。同年，县油脂公司撤销，业务并入粮食局，油脂统购与粮食同步进行。1957年，实行派产派购，在油料播种前随同粮食统一部署，下达种植计划和统购任务，正常年景不变，丰歉或重灾作必要调整。1958—1960年，受浮夸风影响，国家收购过多，影响了群众生活，1961年，对油脂政策进行调整，纠正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问题，要求户户自给，鼓励农民多产、多卖、多留，调动农民种植油料的积极性。1965年10月，油脂收购任务随同粮食征购“一定三年”不变，延期执行到1970年。1971年8月，油脂统购任务实行“一定五年”，原包干任务不变，对没有加工能力的生产队，可交籽返饼。1976年起，在油脂统购、超购任务中，可交售20％油料，不再返饼，按油饼折率，返给相应数量的标准化肥。1983年夏季开始，国家收购油菜籽一律改为40％统购价，60％按超购价结算付款，并实行计划控制的办法。1984年，国家决定对油菜籽一律按比例价格敞开收购，不封顶，满足群众出售要求。1978年起，全县油菜播种面积由3.42万亩逐年增加，1985年达到35.18万亩，平均每年递增39。5％。油菜籽产量由1978年的1071吨，1985年达到31538吨。油料收购量由1978年的1174吨，1985年增长到13197吨，平均每年递增41.3％。虽然国家大量收购，农民仍有大量油料等待出售，一度出现“卖油难”的问题。
表1151949—1985年粮食、油料(脂)收购表单位：吨
3、粮油销售
农村粮油统销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时规定，对农村缺粮户的口粮，由国家补助供应；对农村非农业人口（渔民、船民），经过民主评议，确定供应量后分期供应。1954年油脂统购统销时规定，农村油脂供应按每人每年1.5公斤，缺油户其差额部分由国家供应；非产油户由国家按1.5公斤的定额供应。1955年“三定”时，对农村缺粮户的供应量，一次核定，正常情况下三年不变。1956年以合作社为单位计算余缺。同一社内余缺粮户，“由社内调剂。国家对缺粮社定销，一次安排到户，本着“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何时缺粮，何时供应”的原则，订出计划，分期供应。1958年，改变粮食管理体制，实行“购销差额管理”，核定统销包干数量，三年基本不变，丰产不抵销，小灾不增补，大灾由国家酌情增加供应。1960年以后，国家对符合条件的缺粮户，安排供应指标，层层落实到户，秋后归还。1961年后，国家对农村一般不再安排供应食油。1971年征购改为“一定五年”时，对缺粮队，以基本核算单位计算余缺，不足部分由国家定销，数量一年一定。1973年规定，缺粮队口粮标准杂粮区每人每年180公斤，比“三定”时提高11.2％。
城镇粮油供应建国初，城镇居民及行业用粮，依靠粮油贸易市场调剂。县粮食公司成立以后，粮油购销实行公开牌价，不分对象，敞开供应。1953年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后，对机关团体、城镇居民用粮，实行计划分月供应，每人每月掌握20公斤原粮标准，到指定粮站购买。对城镇饮食行业用粮，视其经营情况，核定计划，分期供应。1954年，对食用油实行计划供应。3万人以下的县城及较大集镇，每人每年2.5公斤，熟食行业、社会照顾用油，均包括在上述标准内。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对市镇非农业人口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工商行业用粮按户定量、牲畜饲料用粮分类定量。1955年10月，居民口粮分11个等级。1960年10月起，每人调低0.5—1.5公斤，平均下降10％。1971年1月起，全面提高城镇人口的口粮定量标准，居民调为13.5公斤，干部及脑力劳动者由14—15公斤调为15—16公斤，儿童、工人平均增加1.5公斤多。1973年初，号召城镇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节约上交0。5公斤粮食，直到1980年5月，停止节约上交。食油定量标准，1955年10月起，每人每月150克，回民略高。1962年，每人每月减为75克。1964年恢复为每人每月150克。1965年7月调升为每人每月200克，回民增加到350克。1980年6月，每人每月增加到250克。
表1161949—1985年粮食、油脂销售量表单位：吨
4、棉花
1950年由供销社收购。1952年，各级供销社协助政府安排落实棉花种植面积，负责发放预购定金，供应化肥、农药、药械。1954年，棉花实行统购统销，由供销社统一收购调拨。1955年，供销与农业社签订预购合同，发放预购定金，落实棉农花口粮、布票、肥料证。1956年，棉花收购移交农产品采购局，棉花收购大幅度下降，当年仅收购2.3吨，相当于1955年的4.2％。1957年2月，农产品采购局划属供销社，棉花收购仍由基层供销社负责，派出预购人员下乡“包订、包查、包收、包清”的“四包”责任制，当年收购棉花58.3吨，比1956年多收购56吨。1958年“大跃进”时，全县收购棉花990吨，是1971年前的最高水平。1963年恢复预购合同制，并实行奖售政策和返还棉籽、饼、油。1970—1975年，县供销社在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的全力支持下，大力推动棉花生产，扶植重点植棉生产大队、生产队，落实各项棉花生产措施和奖售兑现，累计收购棉花6297吨，平均每年收购1050吨，创历史最好水平。1979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并实行超购加价30％。1980年连续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并实行价外补贴5％。1983年实行“倒三七”加价收购，即收购的棉花30％按牌价；70％加价，收棉时一次结算，1984年改“倒三七”为“倒二八”，1985年又改为“倒三七”。
5、麻类
1950年,各基层供销社开始收购，主要品种为黄麻和苟麻。1950—1971年，累计收购2326.1吨，平均每年收购107.4吨，1971年开始引种红麻成功，1972年播种面积扩大到1.06万亩，比1971年增加3.2倍，亩产量比上年提高92.1％，当年收购红麻2569吨，比建国以后历年麻类收购的总和还要多10％。县境南部地区土质适宜红麻生长，显著的农业经济效益推动农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方向发展。1973年红麻播种面积猛增到4.84万亩，亩产量提高到321.8公斤，总产量达到1.56万吨，当年收购1.47万吨。从这时起，阜南县已成为安徽省的麻类集中产区。1972—1985年，累计收购21.92万吨，平均每年收购1.57万吨。1979年以前所产红麻，供销社基本全部收购。1980年以后市场饱和，发生滞销。1980—1985年，累计红麻产量21.44万吨，累计商业收购10.23万吨，收购量仅占实际产量的47.7％，出现农民“卖麻难”的问题。尤其1985年，红麻面积盲目扩大到41.75万亩，总产量9.85万吨，当年商业收购2.77万吨，尚积压7.08万吨等待销路。
表1171950—1985年棉花、麻类收购表单位：吨
表1191949—1985年部分年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表单位：万元，%
表1191949—1985年部分年份国营供销社商品购销存总额表单位：万元
1、纺织品、针织品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纺织品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制度，中国百货公司安徽省阜阳分公司阜南营业所，按照分公司下达的调拨令，调入色布、白布、棉纱，主要任务是抛售商品，消除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打击资产阶级投机倒把的猖狂活动。经过1952年初“五反”运动，县境内私营棉布商基本上停止。批发业务，转向零售经营。1954年9月15日起实行棉布统购统销，一律实行分区定量，凭票供应，私营棉布批发商一律不得继续经营棉布批发及贩运业务。针织品，1950至1960年敞开供应，1961—1970年，汗衫、背心、棉毛衫裤、卫生衫裤等针织内衣和服装，凭票供应，1971年后陆续撤出凭票范围，敞开供应，1984年，取消棉布票证，敞开供应。
棉纱1950—1980年实行计划供应，由县百货公司地区花纱布公司批发进货。1964至1982年累计销售151.36吨，平均每年销售7.97吨。1984年开始由纺织公司经销。
棉布1950—1979年，棉布零售，县城由百货公司承担，农村由供销社承担。改革开放以后，国营、供销、集体和个体商业都允许经营。1954年9月15日，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定量标准，1954年9月至1955年8月，县城人口每人每年20市尺；农村人口每人每年12市尺。1958年“大跃进”棉布定量农村提高到每人15市尺，下半年每人又增发7.5市尺。1959年布票改为按计划年度发放，每人22市尺，前期发10尺，后期发12尺。由于严重自然灾害，棉花大幅度减产，1960年8月开始，收布票的范围扩大到床单、针织内衣。1962年，居民发布票2.6市尺，职工补助布票5市尺，农业人口另发鞋布票0.5双，非农业人口发鞋布票3双。1965年，农业人口发布票5.7市尺，非农业人口发8.8市尺，职工补助5市尺。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农业经济好转。1966年农业人口布票增加到每人10.5市尺，非农业人口增加到14.6市尺，职工补助6市尺。这一标准维持到1970年。1971—1983年，布票定量不分城乡，每人每年发16市尺。1980年后，消费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化纤混纺布、涤棉混纺布、化纤布大量涌向市场，成品服装销量成倍增长，人民衣着转向购买成衣，棉布销量下降。县百货公司1980年经销棉布306.2万米，1985年仅销7.1万米。全县棉布销量1980年502万米，1985年197万米，下降60，9％。
化纤混纺布1960年开始销售0.3万米，到1969年平均每年销售0.28万米，1970年增加到2.4万米，其后销量逐年增多，1985年增加到191万米，1970—1985年，平均每年递增33.9％。
呢绒1963年销售0.23万米，1985年增加到0.50万米，平均每年递增3.6％。
绸缎1963年销售1.41万米。1963—1985年，累计销售75.64万米，平均每年销售3.29万米。
毛线1963年销售337公斤。1963—1985年，累计销售29.52吨，平均每年递增13％。
汗衫背心1963年销售0.34万件。1963—1985年，累计销售227.7万件，平均每年销售9.9万件。
棉毛衫裤1963年销售0.75万件，1963—1985年，累计销售62.03万件，平均每年销售2.7万件。
卫生衫裤1963年销售0.75万件，1963—1985年，累计销售133.82万件，平均每年销售5.82万件。
毛巾1963年销售1.48万条，其后逐年增加，1985年增加到21.77万条，平均每年递增13％。
线袜1963年销售1.54万双。1963—1985年，累计销售448.59万双，平均每年销售19.5万双。
绵纶袜1965年销售2.23万双，1965—1985年，累计销售109.67万双，平均每年销售4.77万双。
表1001950—1985年棉布、化纤混纺布销量表单位；万米
表1011963—1985年部分年份呢绒绸缎和针棉织品销量表
2、日用百货、文化用品
1950—1952年，执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制度，商品货源实行逐级调拨制。为打击投机倒把，平抑物价，回笼货币，一是抛售商品，比赛推销，不怕卖光，在县城机关赊销呢绒、毛线、乙级以上卷烟；二是掌握私商当日进货情况，预测市场价格变动；三是企业自主作价，薄利多销，压住私商抬高价格。1953年起实行集中领导下分类分级管理商品的分配制度，将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分为：“计划商品”、“分配商品”、“试分配商品”、“其他小商品”4种类型，1953年、1954年计划分配的商品有糖、纸、玻璃、火柴、自行车、毛巾、袜子、胶鞋、肥皂、牙膏、卫生衫；分配商品有金星钢笔、腊纸、口琴、乒乓球、打字机、唱机、搪瓷面盆、搪瓷口杯、铝锅、竹壳水瓶、铁壳水瓶、手电筒、缝纫机、钟、牙膏（5种）、香皂（5种）、袜带、被单、汗衫背心、一般金笔、墨水、复写纸、钢板、松紧带、卫生裤、棉毛衫裤、亚麻布、毛线、力车内外胎；试分配商品有木纱团、手电池、铅笔、钢笔、日记本、呢绒、手套、围巾、毛毯、牙刷、雪花膏等。1955年调整商品分类，取消试分配商品，改计划商品为分配商品。1959—1963年，改为计划分配商品。1964年恢复供货会议。1965—1969年，采取函电成交商品。1970年以后供货会议转入正常。地产工业品，实行以产定销。1958年“大跃进”时，实行包销。1964年起取消包销，改为定购，1978年起，改为选购，改革开放以后，地产工业品多为工厂自销。
表1021963—1985年部分年份日用百货、机制纸销量表
3、五金交电化工品
五金机械、交通电料、化工原料3类商品，由百货公司经营。1953年实行集中领导下的分类分级管理，按计划商品、分配商品、试分配商品，自下而上编报计划，再由上而下平衡分配，按分配计划到指定供货站组织调进。1980年计划购进商品总值203万元，实际完成222万元，占计划的109％；1985年计划购进商品总值320万元，实际完成453万元，占计划的141％，比1980年增长123％。1957年以前，县内实行敞开供应。商品零售，1958年后，苏打、纯碱，从限量供应到定量凭证供应，尤其苏打粉，对农村采取逐级分配，供应到户。自行车，70％分到农村，由公社分配到大队，落实到购买人。1962年1月实行高价供应，1963年恢复平价凭票供应，1983年起敞开供应。
1979年8月，成立五交化公司，五交化商品，百货公司不再经营。
表1031951—1985年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销量表
表1041963—1985年部分年份部分五交化商品销售表
4、石油、煤炭
1956年以前，石油由百货公司兼营，1957年6月后，由石油煤建公司专营。新中国成立后，石油、煤炭始终作为国家一类物资进行管理，实行统购统销，计划供应，禁止私营企业和个人经营。石油供应的原则是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在货源不足时，严格控制供应指标。1977年4月以后，实行“统购、统配、定量供应”办法，核定定量，凭证供应。1983年3月起，开始供应部分高价成品油，实行计划分配，凭票定量供应。1985年开始供应计划外议价油，增加了市场调节因素。煤油供应，新中国成立初，在城市有私商经销美孚煤油，供应城镇居民照明。1953年，在农村大力宣传推广使用煤油照明。1954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后，农民把用菜油照明改为煤油照明。“文化大革命”时期，煤油货源不足，在农村实行按户定量或发票供应，1978年购进煤油总值193万元，直到1980年仍坚持计划分配、计划调拨、计划供应，不再凭票定量。1980年购进煤油总值202万元；1985年购进煤油总值430万元。煤炭供应，供销合作社在1953—1963年累计向农村销售135360吨，其中：1958年销28985吨、1959年销35784吨、1960年销19593吨、1961年销20108吨、1962年销6500吨、1963年销21400吨。60年代中期，对非农业人口生活用煤，开始定量供应，发证发票到户，直到1985年尚执行计划供应。农业人口生活用煤，多用于生产救灾补助，根据货源多少，临时分配指标。1979年起单设燃料公司专营煤炭。
表1051952—1985年部分年份石油销量表单位：吨
表1061979—1985年煤炭销量表单位：吨
5、盐烟酒糖
食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食盐即实行专营。百货公司设立食盐经营股，负责食盐调拨批发。零售开放，由供销合作社、土产杂品商店经营。批发市场由国家统管，批发环节由国家统一经营，统一计划，分区调拨，划区供应，禁止私立、私销、打击投机倒把，取缔黑市交易。1959年因货源不足，实行凭证定量供应，定量标准每人每月0.5公斤；工业用盐、农牧用盐，专项安排，保证供给。1962年初，盐业经营股从百货公司划出，同年10月成立盐业经营处。1963年全县购进食盐总值61万元。1964年取消凭证定量，敞开供应。1966年8月成立盐业批发部，1983年1月成立盐业公司，长期实行专营。当年全县购进食盐总值146万元。
表1071951—1985年食盐销量表单位：吨
卷烟、饮料酒1951年，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开始经营卷烟，品种多为私营小卷烟厂生产的丁、戊级卷烟，乙、丙级卷烟由蚌埠调入。1952年下半年开始为阜阳人民卷烟厂代销，1953年正式经销。1960年，卷烟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农村基本上不供应。1966年，一般卷烟敞开供应。1976年城镇消费转向乙级以上香烟。1978年甲、乙级香烟销量扩大，丁、戊级香烟积压，采取奖励政策，推销低档香烟。饮料酒，1949年9月在中岗设立“专酿专卖处”，货源自产自销，由私人酿酒作坊生产年产75吨左右。规模较大的有中岗李晓风酿酒作坊年产粮食酒约50吨；苗集张在位酿酒作坊年产粮食酒约10吨。自销有余调往阜阳、界首等地，1951年取消私酿，饮料酒由阜阳调进。1952年，取缔私人批发商，重新确定承销户，各集镇、农村均有销售点，经审查批准的承销户，发给“专卖许可证”和“专卖承销手册”。1953年设立专卖事业管理所，管理烟、酒销售。1954年设立专卖公司，下设批发、分销网点，不再委托其他单位经营。1960年，因粮食减产，白酒产量大幅度下降，阜南县酒厂利用代用品酿酒和配制露酒维持生产，社会零售改为计划供应和特需批供，由专区统一印发购酒凭证，每月一次发给，票面分为“二两”、“四两”凭证购买。农村实行以粮换酒。1964年经济情况好转、高价酒转平价，国庆节、中秋节，实行计划内白酒敞开供应。1961—1964年，农村私酿酒抬头，专卖公司配合工商、税务机关进行专项查处，取缔私酿作坊。1966一196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冲击，国营酒厂生产受到影响，市场供应不能保障，私酿酒又有抬头，专卖管理松弛，形成自流。1970年起，组织酿酒企业增加生产，大力推行以粮换酒，商业部门实行凭票供应，非农业人口一人一月不超过0.5公斤，农业人口每户每月不超过3大两（150克）。同年10月起，取消定量，敞开供应。1974年，再次取缔私酿私卖，国营酒厂产量不断增加，商业收购积压，开始向外地推销。1981年，除个别高档酒，全部放开经营，自由购销。食糖，1950—1957年，实行计划调拨，敞开供应。1958年大办工业，食品厂生产糕点、糖果，食糖需要量增大，市场供应原则上平日紧，节日宽，红糖优先供应农村，适当照顾城市。1959年国内食糖减产，进口减少，市场零售主要供应病人、产妇、婴儿。1963年实行高、平价结合，高价逐步调低，平价凭票供应。1964年底，取消高价供应。1978年以后，供应限量放宽，并逐步敞开供应。
表1081949—1985年烟酒、糖销售量表
二、蔬菜肉食品购销
1、蔬菜
1977年4月成立盐业蔬菜公司，1982年12月，蔬菜公司单设。改称蔬菜副食品公司。为解决城市人口吃菜问题，在城关安排5个生产队作为蔬菜生产基地，解决专业队菜农253户、1249人的口粮供应。蔬菜专业生产队生产计划，由公司审批下达，签订供销合同，产品30％—50％上交公司，完成任务后，可以参与集市交易。收购价格一般低于市场价格20％—25％，双方协商订价。国营公司经营蔬菜，主要是稳定平抑市场物价，解决城市人口“菜篮子”问题。由于蔬菜损耗大，多数年份发生亏损。副食品类主要销售海带、酱油、醋、紫菜、黄花菜、水果、味精、腌腊制品等。
2、肉食蛋品
生猪收购1949—1954年，实行自由收购；1955—1956年，实行派养派购，合同收购；1957—1960年，实行统一收购；1961—1985年，实行派购包销。1985年4月起，实行协商订购、自由成交。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即开始收购毛猪，屠宰后供应市场。1955年5月成立县食品公司，下设中岗、安岗、黄岗等8个接转组，负责收购生猪、鲜蛋、菜牛、羊、兔。1961年，各区驻地均设一个区食品站。公社驻地，按照集镇大小设立分站或收购站。食品公司为完成收购、供应任务，1955—1956年，县设立生猪派养派购办事处，乡有派购员，由食品站会同农业社规定农户在一定时期内养猪头数，农民每养一头猪，农业社留给饲料粮40公斤。后来改为自上而下地安排派购计划，商定派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实行包干，多养不多派。1957年11月起，改变社会上的“三把刀”杀猪（指国营公司、供销社、私营屠商）为食品站“一把刀”，并将原有杀猪卖肉的屠商，逐步地组织起来过渡到食品公司，从此，开始实行生猪“一条鞭”经营方式，1961年，国家允许完成派购任务后，多余部分可以上市自由出售。1963年7月，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凡属派购计划内的肥猪，按国家牌价收购；凡属完成派购计划以后多余的肥猪，按议价收购。1966年停止议价收购，仍实行派购。1985年4月起，停止派购，放开经营。
猪肉供应1949—1959年，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供应，卖完为止”的办法。1960—1962年，实行“凭票限量供应”。1963—1964年，实行“平价定量供应与议价敞开供应相结合”的办法。1965—1973年，实行“敞开供应，扩大推销”的政策。1974—1985年3月，实行“凭票定量或凭证限量供应”。1985年4月起，多渠道经营，敞开供应。
菜牛建国初期，为保护生产力，严禁私自宰杀耕牛。对已丧失耕作能力的，须经检验站检验合格，始可收购宰杀，1955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防止滥宰滥杀、保护和发展耕牛的指示》规定，“无论在牧区和农业区，食品公司在收购牛羊时，都应凭当地淘汰证明进行收购”。1972年10月，商业部、农业部重申淘汰标准，需要淘汰作菜牛处理的，由公社兽医站检验合格，公社批准发证，食品公司统一收购经营。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耕牛和调整屠宰政策的通知》，对老残耕牛、种牛放宽了淘汰标准和批准权限，“凡菜牛、杂种牛、肉用牛，除种用公牛、繁殖母牛外，不限年龄，育肥后可以出售屠宰。牛的出售屠宰，由生产队或大队决定。”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牲畜由集体饲养改革为农民私养，饲养量逐年增长，饲养黄牛不再单纯为耕地，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1983年10月，国家决定将农业区的牛羊改为议购商品，食品部门对菜牛实行议购议销，并组织多渠道放开经营。
菜羊1949—1960年，实行自由购销，国营公司、供销社、私营屠商都可经营。1961年，将菜羊列为二类物资实行派购。1965年，专署工商科、商业局发出通知，一律取缔无证商贩，有证商贩也严禁投机贩运。1985年全面放开经营。
鲜蛋建国初期，鲜蛋自由上市成交，国营商业、供销社零星收购，供应军需。1950—1952年，由供销社收购，调往城市。1955年5月，由食品公司、食品收购站收购经营，并委托供销社代购。1958年“大跃进”，定高指标，“放卫星”，指窝收蛋，当年收购鲜蛋1117.85吨，是1957年正常收购的3.2倍，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禽蛋积极性。1961年1月，国家把鲜蛋列为二类物资，实行派财政策，多养多派，不养不派，平均每户派购0.75公斤，逐级落实到生产队，填发派购卡，按卡组织交售。1963年，开放集市贸易，食品部门扩大收购网点，在市场组织收购。1965年起，改派购为统一收购，1985年，全面放开经营。
家禽1954年，为支持生产救灾，食品公司组织收购家禽4200多只，就地加工腌制，由专区食品公司统一组织外调，1961年，对家禽实行派购到户。1964年；取消派购，实行市场选购奖励布票的办法。1965年，为支持灾区，发挥“三杀渠道”的作用，在食品公司经营的同时，允许供销社、合作商店（组）组织收购运到大中城市销售。1980年，市场进一步开放，多渠道购销。
表1091950—1985年部分年份肉食医品收购表
表1101949—1985年部分年份肉食蛋品零售表
三、生产资料供应
1、工业生产资料
1950年起，国家对煤炭、钢材、木材、水泥、纯碱、杂铜、麻袋8种物资进行管理。1951年增加到33种，1952年增加到55种。工业生产资料由百货公司、供销社调拨供应，1962年执行“统一计划，综合平衡，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体制。1963年2月成立县物资局，工业生产资料由物资局专营，其他商业机构不再经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突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的框框，从市场需要出发，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大力组织计划外资源，弥补计划内分配不足留下的缺口，通过加工协作，农副产品串换等办法，调进钢材、煤炭、机电产品、化工原料等短线物资，基本上满足县内工业生产、基本建设的需要。在经营中按照少环节、多渠道、开放式组织流通，1983年在中岗、方集、柴集3个大集镇增设物资供应站，扩大销售范围，增加经营品种，主动占领市场，积极发挥主渠道的作用。
表1111971—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物资消费量表
表1121971—1985年集体所有制单位物资消费量表
2、农业生产资料
化学肥料1955年在县内开始推广使用。农民不懂化学肥料性质，不敢施用，供销合作社派出干部与农业技术推广干部下到农业社宣传示范，苗集区张古乡沈学良农业社种13亩棉花，施用125公斤硫酸铵作试验，几天时间，枯黄的棉苗变得青枝绿叶，挂铃期棉桃又多又大，比未施化肥的棉田增产1倍多。事实使农民解除疑虑，施用化肥的农业社越来越多，60年代为化肥普及阶段，供应量逐年增长。70年代，农民对化肥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经常供不应求。80年代，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舍得花钱向农田投资，对氮、磷、钾肥和复合肥配比有较高要求，供销社广开门路，多方采购供应。1982年以前，化学肥料由供销合作社专营专供，1983年起农业生产资料放开经营，实行多渠道流通，工厂可以直接销给农民，供销社系统化肥经销量下降。由于开放式、多渠道经营，一些不法商贩，乘机将劣质磷肥、甚至工业垃圾冒充化肥流入县内市场，坑骗农民；有的囤积优质高效化肥，待时高价出售，牟取暴利；有的抢购、套购，转手倒卖，非法盈利。经过整顿治理，1985年尚未禁绝。
化学农药、药械1952年，供销合作社开始向农民供应农药、药械，品种为可湿性六六六、滴滴涕两种粉剂。药械为单管抽吸式喷雾器、圆鼓式喷粉器。1953年增加硫酸铜、土信、赛力散、滴滴涕硫磺合剂，在广泛宣传、示范和技术指导下，逐步使农民认识。1955年开始经营进口农药“1605”。1956年开始经营进口农药“1059”和乐果乳剂、敌百虫、3911等专用棉田农药。1958年、1961年发生蝗灾，供销社及时投入人力、物力抢运农药，当年均达到千吨以上，是平常年份的4—5倍。1970年，供销社配合农业植保部门，大力推广赤眼峰防治棉蚜虫、棉铃虫。80年代初，开始经营进口呋喃丹、杀灭菌脂、溴氰菊脂，氯氰菊脂等。1981年停止销售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
表1131955—1985年化肥农药供应表单位：吨
3、废旧物资回收
1953年，基层供销社即开始收购废旧物资，主要有废钢铁、杂铜、废锡、废铝、废橡胶、废塑料、破布鞋、杂骨等，定期送交土产杂品公司，统一打包外调。1980年由土产杂品公司析建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组织统一收购、调拨、加工。
表1141953—1985年部分年份废旧物品收购表单位：吨
四、农副产品购销
1、粮食收购
粮食自由贸易新中国成立前，全县54个集镇，粮行、粮坊自由收购运销。中岗集有粮行4个、粮坊48个，从业人员192人；方集有粮坊14个，从业人员64人，地城有粮坊48个，从业人员145人。著名的粮油行有“公恒”商号、“大康祥”商号、“德茂”栈、“悦来衡”大商店，午、秋两季，坐地收购，大量收购小粮贩、小粮坊的粮油，设帐房，雇伙计，备仓库，通过淮河水路，采运到蚌埠、田家庵、上海等城市销售。这些粮商信息灵通，资金雄厚，地方势力大，官私相通。“公恒”商号业主周勉斋，就是方集最大的恶霸地主。欺行霸市，操纵市场，小贩、小行皆受其盘剥。1950年初，县内各大集镇设粮食营业所，不久，县成立粮食支公司，为稳定粮价，保障军需，安定人民生活，充实库存，与供销社配合，采取公开牌价，大量收购，适时吞吐，利用价格控制私商经营。1949—1952年，共收购原粮25642吨，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取缔私营粮商，取消粮食自由贸易，粮食购销由国家粮食部门专营。
1962年开放集市贸易，农民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后，国家允许粮食进入市场，以农民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为主，禁止收购贩运。
1984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国家粮油征购的同时，开放集市贸易，农民、国营农场在完成征购任务以外的粮油产品，都可以上市出售，城乡居民、国营商业、供销社、集体商业、食品、饮食、酿造业，以及有证个体商贩等，均可上市采购。商品成交价，由买卖双方自由议定，国家粮食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粮油市场进行管理，并积极参与贸易活动，进行议购议销，吞吐商品，调节供求，在粮油集市贸易价格暴涨时，实行抛售，以平抑价格，引导正常的购销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粮食统购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12月1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成为我国商品粮收购和供应的基本制度。国家向有余粮的国营农场、集体生产单位和农户实行粮食统一收购，全国粮食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中央和地方分工管理，在粮食紧缺的条件下，对保障供给、支持建设、稳定市场物价，起到重要作用。1953年11月，县成立统购统销委员会办公室，党委、政府集中主要力量，开展大规模的政策宣传教育，以乡为单位组织群众自报、互评，出榜公布，分户造册。统购的范围，农民现存粮食中除去缴纳公粮和维持生产、生活必需以外可能出售的粮食，非农业户从市场收购的口粮以外多余的粮食；粮商和跨行业商人所收购的全部粮食，收购品种有小麦、黄豆、玉米、高粱、稻谷、大米、豌豆、绿豆、豇豆9种。1954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对粮食实行“定产、定用、定售、定供”的办法，即按照种多少田、产多少粮的原则，核定产量；按实际需要的原则，核定食用量；按照多余多购的原则，核定应售量；按照多缺多供、少缺少供、不缺不供的原则，核实供应量。统购品种增加蚕豆、赤豆、泥豆、谷子、荞麦5种，并规定对山芋（红薯，下同）产区，可收购部分薯干。由于1954年严重水灾，全县受灾面积99.32万亩，成灾面积78.23万亩，粮食严重减产，一些乡村午季购了过头粮，秋季又回销到农户。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开始实行粮食“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定产”是以户或农业社为单位，按照粮田的数量和单位面积常年产量，结合土地质量、自然条件和经营管理状况，评定粮食的总产量；“定购”是按评定的粮食产量扣除根据政策规定所留的口粮、种子和饲料粮以后的余粮，由国家实行统购；“定销”是对缺粮户（社）实行粮食供应。此次粮食“三定”，全县16.2万户，73.3万人，粮田面积184.1万亩，饲养牲畜17.1万头，常年产量18.4万吨，全年消费量16.1万吨，其中口粮13.3万吨、种子1.8万吨、饲料1万吨，应征公粮1.5万吨，定购粮食1.5万吨，定销粮食0.9万吨。实行粮食“三定”，可以稳定农民的粮食负担，调动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保证国家有可靠的粮食来源。在具体实施中，只购农民的余粮，不购过头粮；对余粮多的农民，多购多留；对余粮少的农民，少购少留。口粮、种子、饲料粮“三留”的标准，余粮户每人平均口粮180—205公斤，总水平不超过191公斤；缺粮户每人平均口粮160—180公斤；种子按实种粮食面积与实际需要计算，每人每年约为20—35公斤原粮；饲料随人走，一般平均每人每年10公斤原粮。“三留”总水平，余粮户每人215—255公斤，缺粮户每人195—230公斤。“三定”办法，春季向农民公布“三定”数字，全年一次计算，分夏、秋两季购留，对缺粮农民一并安排，分期供应。规定常年产量3年不变，统购任务也3年不变。
1958年3月，将粮食“集中统一管理”改为“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丰产不增，小灾不减，层层包干到农业社，一定三年不变。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严重，虚报产量，高产量导致高征购。1958年实际总产量仅22.75万吨，而征购粮食73465吨，占总产量的32.3％，相当于1955年实际征购粮食的1.9倍。1959年大旱，受灾面积184万亩，成灾面积136万亩，实际粮食总产量12.85万吨，当年征购粮食61570吨，占实际产量的47.9％。1960年水旱灾害交替发生，农作物受水灾52.72万亩，受旱灾24.56万亩，水旱成灾面积58.34万亩，当年实际粮食总产量14.83万吨，征购粮食44225吨，占实际总产量的29.8％。由于连续3年高征购、高调拨，县内粮食库存几乎罄尽。1959年冬和1960年春，农村粮食奇缺，加之办大食堂，群众食不果腹，普遍发生营养不良，浮肿虚弱，又因疾病侵袭，以致出现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
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纠正“浮夸风”、“共产风”，取消大食堂，恢复各家自炊，层层调减粮食征购的包干基数，贯彻“少购少销”的原则，1961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业经济复苏，生活好转，粮食征购恢复正常秩序。1965年10月，国家决定对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采取“一定三年”的办法，以稳定农民粮食负担，促进商品粮生产的发展。全县分配粮食征购基数对生产队的征购基数一定三年，集体分粮人均达不到180公斤的不购；超过的合理征购；完成征购任务后的余粮，按“三四三”办法处理，即国家超购30％，集体储备40％，其余30％用于生产队集体开支或分配给社员改善生活。在不变更征购基数的前提下，遇到重灾，适当减免当年任务；遇到丰年，国家通过超产超购超奖办法，适当超购一些。超购粮食，按超购价支付。对集体分粮达不到起征点的生产队，不分配证购任务，应缴的公粮，允许用现金抵交。“一定三年”办法，到1968年期满，国务院通知延期执行，直到1970年，征购基数未作调整。
1971年8月，国家决定粮食征购改为“一定五年”的政策，这一时期，粮食生产较为稳定，1971—1975年，平均每年生产粮食228159吨，平均每年收购粮食39394吨，占粮食平均总产量的17.3％；粮食征购总量比1966一1970年平均增长10.9％。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粮食征购基数继续稳定在1971—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减少征购基数后，同时提高统购价格和超购加价幅度，扩大超购加价的比重。由于农村全面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调整粮食收购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1—1985年，全县粮食平均总产量301782吨，比1971—1975年增长32.3％；粮食收购量平均53164吨，比1971—1975年平均增长35％。
粮食合同订购1985年起，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订购。落实合同订购的方法，采取自上而下安排定购数量，协商到户，张榜公布，再自下而上，呈报落实情况和数量，经县审定后，由各区粮站直接与生产单位、农户签订合同。粮食定购按比例计价。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74956吨，完成定购57993吨，占总产量的21.1％。
粮食换购、超购1960年，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人均向国家交售商品粮超过100公斤部分，加价10％。1961年，全面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取消加价奖励，对超产超购的粮食，按50公斤奖售棉布10尺、胶鞋1双。1962年实行计划外以工业品换购的办法，1斤化肥换1斤粮食。生产队向国家交售征购任务，每750公斤贸易粮奖售棉布15尺、胶鞋1双和相当2尺布票的针织品。1964年，调整粮食超购超奖物资标准，规定每收购500公斤贸易粮，奖售生产队桐油7.5公斤、棉布80尺、化肥40公斤。
1964年7月，把换购改为超产超购、超奖。执行加价的原则是：凡全年余粮队，在完成全年征购或增产增购任务后，再多交部分给予加价。加价幅度，按统购价30％—35％。1965年秋，以生产队为单位，每人每年提供商品粮数量（包括公粮）超过50公斤部分，加价12％；对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的超额部分，一半奖励物资，一半加价奖励，加价幅度为30％。1966年10月改为一半奖现金，一半奖化肥、现金按统购牌价，不分品种，一律加价30％；化肥以硫酸铵为标准，2公斤贸易粮奖售1公斤化肥。1971年12月，安徽省规定在丰收地区通过协商适当增购一部分粮食和油脂，取消物资奖售。由于加价率降低，收购量减少。1972年全县收购粮食33920吨，比1971年少收购4175吨，1978年，安徽省委决定，凡是完成国家征超购任务的生产队，一律实行超、议各半计价，超购加价30％不变，议购加价100％。对农民自食有余的粮食，不论什么品种和数量多少，一律加价70％收购。1979年4月，全面提高粮食价格，同时超购加价幅度由30％提高到50％。1979年粮食收购量达到49378吨，比1978年增长42.1％。1981年从夏粮征购起，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办法，以户划定征购基数，分季交售，分季结算超购加价款，当年收购原粮45040吨，超购粮食占40％左右。1983年取消征购基数，按倒“三七”比例价收购粮食。
粮食议购1962年实行粮食议购议销，由供销合作社经营。1963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粮食议购议销归口粮食部门统一经营。粮食议购议销的方式，一是向完成国家征收、统购任务仍有余粮要卖的生产队协商议购；二是在集市上收购落市粮。议购粮食，主要用以供应大中城市、工矿区、交通要道的饮食业、酿酒用粮、工业用粮、饲料用粮，补充和调剂非农业人口的口粮等。1968—1972年，议购中断。1973年以后议购数量不多。1978年议购量加大。
2、油脂油料收购
1949—1952年，油脂、油料自由贸易。1953年，县设立油脂公司，由供销社代购、代销、代存。1953年供销合作社收购芝麻3003.7吨，1954年收购243.2吨。1953年11月起，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禁止私商插手收购。油脂统购主要贯彻“多余多卖、少余少卖，不余不卖”和“多产多得，增产多留”的政策，随同粮食统购一并进行。统购的品种主要有芝麻、花生、棉籽、菜籽4种。1955年秋，对油料实行定产、定购、定销，随同粮食“三定”工作一并进行，定量标准，余油社每人每年2.5—3公斤，自足社每人每年2—2.5公斤，缺油社每人每年1.5公斤。留足口油、种子，有余的统购，不余的自给。完成统购任务以后，准许农民自用油料到市场交易。同年，县油脂公司撤销，业务并入粮食局，油脂统购与粮食同步进行。1957年，实行派产派购，在油料播种前随同粮食统一部署，下达种植计划和统购任务，正常年景不变，丰歉或重灾作必要调整。1958—1960年，受浮夸风影响，国家收购过多，影响了群众生活，1961年，对油脂政策进行调整，纠正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问题，要求户户自给，鼓励农民多产、多卖、多留，调动农民种植油料的积极性。1965年10月，油脂收购任务随同粮食征购“一定三年”不变，延期执行到1970年。1971年8月，油脂统购任务实行“一定五年”，原包干任务不变，对没有加工能力的生产队，可交籽返饼。1976年起，在油脂统购、超购任务中，可交售20％油料，不再返饼，按油饼折率，返给相应数量的标准化肥。1983年夏季开始，国家收购油菜籽一律改为40％统购价，60％按超购价结算付款，并实行计划控制的办法。1984年，国家决定对油菜籽一律按比例价格敞开收购，不封顶，满足群众出售要求。1978年起，全县油菜播种面积由3.42万亩逐年增加，1985年达到35.18万亩，平均每年递增39。5％。油菜籽产量由1978年的1071吨，1985年达到31538吨。油料收购量由1978年的1174吨，1985年增长到13197吨，平均每年递增41.3％。虽然国家大量收购，农民仍有大量油料等待出售，一度出现“卖油难”的问题。
表1151949—1985年粮食、油料(脂)收购表单位：吨
3、粮油销售
农村粮油统销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时规定，对农村缺粮户的口粮，由国家补助供应；对农村非农业人口（渔民、船民），经过民主评议，确定供应量后分期供应。1954年油脂统购统销时规定，农村油脂供应按每人每年1.5公斤，缺油户其差额部分由国家供应；非产油户由国家按1.5公斤的定额供应。1955年“三定”时，对农村缺粮户的供应量，一次核定，正常情况下三年不变。1956年以合作社为单位计算余缺。同一社内余缺粮户，“由社内调剂。国家对缺粮社定销，一次安排到户，本着“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何时缺粮，何时供应”的原则，订出计划，分期供应。1958年，改变粮食管理体制，实行“购销差额管理”，核定统销包干数量，三年基本不变，丰产不抵销，小灾不增补，大灾由国家酌情增加供应。1960年以后，国家对符合条件的缺粮户，安排供应指标，层层落实到户，秋后归还。1961年后，国家对农村一般不再安排供应食油。1971年征购改为“一定五年”时，对缺粮队，以基本核算单位计算余缺，不足部分由国家定销，数量一年一定。1973年规定，缺粮队口粮标准杂粮区每人每年180公斤，比“三定”时提高11.2％。
城镇粮油供应建国初，城镇居民及行业用粮，依靠粮油贸易市场调剂。县粮食公司成立以后，粮油购销实行公开牌价，不分对象，敞开供应。1953年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后，对机关团体、城镇居民用粮，实行计划分月供应，每人每月掌握20公斤原粮标准，到指定粮站购买。对城镇饮食行业用粮，视其经营情况，核定计划，分期供应。1954年，对食用油实行计划供应。3万人以下的县城及较大集镇，每人每年2.5公斤，熟食行业、社会照顾用油，均包括在上述标准内。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对市镇非农业人口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工商行业用粮按户定量、牲畜饲料用粮分类定量。1955年10月，居民口粮分11个等级。1960年10月起，每人调低0.5—1.5公斤，平均下降10％。1971年1月起，全面提高城镇人口的口粮定量标准，居民调为13.5公斤，干部及脑力劳动者由14—15公斤调为15—16公斤，儿童、工人平均增加1.5公斤多。1973年初，号召城镇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节约上交0。5公斤粮食，直到1980年5月，停止节约上交。食油定量标准，1955年10月起，每人每月150克，回民略高。1962年，每人每月减为75克。1964年恢复为每人每月150克。1965年7月调升为每人每月200克，回民增加到350克。1980年6月，每人每月增加到250克。
表1161949—1985年粮食、油脂销售量表单位：吨
4、棉花
1950年由供销社收购。1952年，各级供销社协助政府安排落实棉花种植面积，负责发放预购定金，供应化肥、农药、药械。1954年，棉花实行统购统销，由供销社统一收购调拨。1955年，供销与农业社签订预购合同，发放预购定金，落实棉农花口粮、布票、肥料证。1956年，棉花收购移交农产品采购局，棉花收购大幅度下降，当年仅收购2.3吨，相当于1955年的4.2％。1957年2月，农产品采购局划属供销社，棉花收购仍由基层供销社负责，派出预购人员下乡“包订、包查、包收、包清”的“四包”责任制，当年收购棉花58.3吨，比1956年多收购56吨。1958年“大跃进”时，全县收购棉花990吨，是1971年前的最高水平。1963年恢复预购合同制，并实行奖售政策和返还棉籽、饼、油。1970—1975年，县供销社在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的全力支持下，大力推动棉花生产，扶植重点植棉生产大队、生产队，落实各项棉花生产措施和奖售兑现，累计收购棉花6297吨，平均每年收购1050吨，创历史最好水平。1979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并实行超购加价30％。1980年连续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并实行价外补贴5％。1983年实行“倒三七”加价收购，即收购的棉花30％按牌价；70％加价，收棉时一次结算，1984年改“倒三七”为“倒二八”，1985年又改为“倒三七”。
5、麻类
1950年,各基层供销社开始收购，主要品种为黄麻和苟麻。1950—1971年，累计收购2326.1吨，平均每年收购107.4吨，1971年开始引种红麻成功，1972年播种面积扩大到1.06万亩，比1971年增加3.2倍，亩产量比上年提高92.1％，当年收购红麻2569吨，比建国以后历年麻类收购的总和还要多10％。县境南部地区土质适宜红麻生长，显著的农业经济效益推动农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方向发展。1973年红麻播种面积猛增到4.84万亩，亩产量提高到321.8公斤，总产量达到1.56万吨，当年收购1.47万吨。从这时起，阜南县已成为安徽省的麻类集中产区。1972—1985年，累计收购21.92万吨，平均每年收购1.57万吨。1979年以前所产红麻，供销社基本全部收购。1980年以后市场饱和，发生滞销。1980—1985年，累计红麻产量21.44万吨，累计商业收购10.23万吨，收购量仅占实际产量的47.7％，出现农民“卖麻难”的问题。尤其1985年，红麻面积盲目扩大到41.75万亩，总产量9.85万吨，当年商业收购2.77万吨，尚积压7.08万吨等待销路。
表1171950—1985年棉花、麻类收购表单位：吨
表1191949—1985年部分年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表单位：万元，%
表1191949—1985年部分年份国营供销社商品购销存总额表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