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五节 馆藏文物
(一)石器
共150余件,其中考古价值较高的有:
大型石斧1960年,从城西孟桥村征集入馆。根据报告情况和实地考察,系傅庄遗址出土。斧为青石,体长25厘米、上宽7厘米,刃宽10.5厘米。中厚5.3厘米。上剖面呈椭圆形,整体呈梯形。斧身有打制痕迹,刃钝,磨制光滑。为新石器时代遗物。
石镰1961年于丁固寺老牙店涡河南岸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体呈半月形,钻有两孔。青石微带黄筋,质细而坚,磨制精细,刃锋利,有使用痕迹。残存长9.5厘米,宽3.6厘米。属新石器时代遗物。
白石锛1974年于牛屎孤堆出土,为商代遗物。通长10厘米,刃残存宽8厘米、顶宽6.2厘米、肩宽7.5厘米、肩上长3.8厘米,顶微外弧,正中向下0.7厘米处有一钻孔,孔径1厘米,直钻。石质细而坚,下部似抛光,光亮如镜。股部弧形,向上呈钝角。制作精致。
大石铲系涡河大寺闸出土。石墨青色,有黑点斑纹,石质坚细。形似梯形,刃弧、外侈,锋利,似未用过,顶端微鼓,磨制光亮如镜,棱角分明,制作精细。上部中心钻一大圆孔,为双面钻。体长18.3厘米、上宽12.1厘米、下宽14厘米、边厚0.3厘米,腹厚0.9厘米。孔外径2.2厘米。内径1.7厘米,经鉴定为先商遗物。
白石猪1973年8月于童园一号东汉墓出土。体长11厘米,残高3厘米,四足微残。尾横钻一穿孔,嘴横钻二穿孔,双眼、鼻孔均为不透钻孔。磨制光滑,长身,矮腿,短嘴上噘,大鼻,双耳后伏,肩高,腰凹,翘尾盘似蜗牛,作奔跑状。形象生动,栩栩如生。
雕刻石灯1973年8月于董园一号东汉墓出土。系青石,装如高足豆。通高30.5厘米、上有灯盘,盘径13.2厘米。下有灯座,座径15厘米。中间有:圆形支柱,周雕3条蜥蜴,足抱石柱向上爬行,头顶灯盘,尾支灯座,若欲喝灯油状。构思巧妙,造型美观,姿态生动,刀笔粗健,对研究汉代石雕艺术和灯的形制有重要价值。
(二)玉器
共110件,其中价值较高者有:
玉刀1982年4月于城西傅庄遗址出土,共2件。一刀长5.5厘米,宽4.1厘米,背厚0.3厘米。宽腹,短柄,柄长1.1厘米,宽2.9厘米;柄部横排钻两孔。玉淡青色微带白筋,质细而坚,磨制光滑。另一刀长5.8厘米、宽4.9厘米、背厚0.3厘米。刃内弧,背平微鼓,呈半月形。刀柄尾部窄,倒看呈梯形。柄长1.9厘米、内宽3.1厘米、尾宽2.5厘米。两件玉刀从特征分析,属新石器大汶口文化类型。
玉镯松绿色,质细而坚,磨制光滑。内圆,外微呈长方形,外直径分别为6.6~7厘米;内圆径5.5厘米。四周钻6小孔。孔分3组,每组2孔。每孔相距不等,分别为0.5厘米、0.7厘米、1.7厘米。孔为两面钻,始大,终小。始孔直径0.3厘米,终孔直径0.1厘米。出土玉镯,钻孔者不多见。经鉴定,属大汶口文化类型。
玉猪1973年夏于董园一号东汉墓出土。玉质晶莹,青灰色略带浅褐斑,细而坚,磨制光亮如镜。猪长身,短嘴,大鼻,两小耳后伏,卧式。刀法洗练,概括力强,寥寥数刀,栩栩如生。玉猪为馆藏一级文物。
银缕玉衣1973年8月董园一号东汉墓出土,在安徽省为首次发现。复原后,体长1.88米。整体用2460多个大小不等、形状不同(长方形、梯形、棱形、多边形、三角形和半月形等)、色彩各异的玉片编缀而成。一般一片四角钻4孔,有的6孔,有的孔更多些,按玉片放置位置确定孔数。银缕系白银拉制而成,其编缀分交叉式、并连式和夸连式等。全衣分头部、上衣、裤筒、手胯和鞋5大部分以及脸盖、头罩、上衣前片、上衣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胯、左中裤筒、左右鞋等12个小部分。沿边镶以红布边,最后用线缝合。玉衣为馆藏二级文物。
玉刚卯1972年8月于凤凰台一号东汉墓出土。又称玉双印,为白玉所制,系汉代流行佩饰,用于驱鬼防疫。一副为两件,呈长方形四面体,高2.25厘米,中间有穿孔,可佩戴。每件4面,每面1×0.96厘米,有刻辞两行,除第1件第1面第1行是6字外,其余每行4字,为篆书。第1件文曰:“正月刚卯既决,灵量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命祝融,以教夔龙,疫蠖刚瘴,莫我敢当。”第2件文曰:“疾日严卯,帝命餐化,慎尔固伏,化兹灵曼。既正既直,既舰既方,庶疫刚瘁,莫我敢当。”玉刚卯为馆藏一级文物。
出土玉刚卯墓之主人名丁崇,为曹操长夫人丁氏家族成员。《后汉书》志三十“舆服”下记:“佩双印,列侯以白玉。”由此可知,丁崇位列公侯,地位显赫。亳州出土玉刚卯,在我国考古发掘工作中尚属首见。
玉炉1932年收购,为清末传世文物。通高13.8厘米。炉身高6.7厘米,口径6.3厘米。炉呈扁圆体,子母口,平阔肩,斜腹,凸底。足为二蹄形,上端浮雕虎首纹。肩附1对透雕象首形大耳,向外平伸,耳各有一衔环。炉腹外壁洋雕虎首纹饰。盖为宝盒状,平顶,高7.1厘米。顶中央立体透雕一狮钮,作坐式回首状,甚生动。玉为淡青色,光亮晶莹,雕工精细,造型别致,美观大方。
(三)陶器
共1500余件,价值较高者有:
镂孔黑陶豆1982年4月于傅庄遗址出土。壁薄胎细,侈口,平唇,腹上直下斜,细柄,高座,座呈喇叭状。通高15.8厘米,口径25.8厘米,底径14.8厘米,唇厚0.9厘米,柄径6.7厘米。经鉴定,属新石器大坟口文化类型。
双耳背水壶1982年4月于傅庄遗址出土。制作稍粗糙。口微侈,直颈,丰肩,腹上鼓下敛,腹部微扁,平底。肩上有对称桥形双耳,两耳之间稍下附一钝三角状绳当。背高30厘米,口径12厘米,腹径20.5~21厘米,底径11~11.5厘米。经鉴定,为大汉口文化遗物。
陶盉1972年于城北关柴家沟战国墓出土。直口,平唇,大腹,肩腹间有对称两环形立耳,两耳间分别为嘴和把手。嘴为兽首形,上仰;把手为曲回上仰兽首,形成一环形把手。三蹄形高足,外撇。盖面隆起,上附3个兽首状钮。该孟胎质为红陶,造形美观,属战国时期遗物。
彩绘陶方壶1976年5月于城西郊西观稼台西汉土坑墓出土。口微侈,方唇,直颈,平底外侈,盖呈盏顶状。肩两侧饰铺首衔环(环缺)。彩有白、淡黄、粉蓝3色。每组彩绘均3色间用。口沿边画粉蓝色波浪纹,上颈绘连续三角形图案,粉蓝底,淡黄线,上下一白线;腹部四面绘卷云纹,粉蓝底,白线条,但脱落较甚。高45厘米,腹径25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16厘米。
仪仗俑1973年9月于二号隋墓出土。共27件,均直立。高29.5~30厘米。俑皆长衣,大领,双鞋头外露。面部稍长,似瘦而丰,仪表端庄,似笑非笑,双目似睁而闭,双手前拱。均有插物小孔(插物不存),孔向上多正,少数右斜,仅有一人露手,而插物孔向左倾斜。除1人左视外,余均正视。
骑马俑1973年3月于一号隋墓出土。通高39厘米。出土时马蹄略残,鞍鞯齐全,长尾下垂,体阔健壮,昂首站立,甚为神骏。马上武士左臂已损,但仍英俊飒爽。现已复原。
骆驼俑1973年3月于一号隋墓出土。高20厘米,身上满载丝绸卷和粮食,形象生动逼真。骆驼俑在本地属首次发现,《新唐书·地理志》载:“亳州:谯郡,望,本谯州,贞观八年更名,土贡绢。”《宋书·食货志》记载:“梓州有绫绮,亳州绪纱,大名府织给彀”。亳州古时为重要丝绸产地之一,骆驼俑的发现,对研究亳州丝绸生产的历史有重要意义,也为“丝绸之路”提供了实物资料。
胡人俑1973年3月一号隋墓出土。高32厘米。身着短衣、长裤,头带甲胄,足穿高靴。该俑的出土,对研究胡、汉关系的历史很有意义。
(四)汉砖
共400余块,其中价值较高的有:
三角形空心砖1965年于城北门西侧(旧城隍内)出土20余块,属汉代遗物。砖高3.7厘米,边宽在43.2~43.5厘米之间,壁厚约3厘米,唇厚者4.5厘米,3面均饰绳纹。出土时,砖已零乱,仅有一段放置较规整,竖立,排列成弧形,内平,外呈锯齿状,可能为装饰之物。三角形空心砖的发现亦属罕见。
元宝坑东汉墓74号字砖1977年于元宝坑一号东汉墓出上。大楔形,残存长19厘米,上宽16厘米,下宽12厘米,厚7.5厘米。砖上刻辞仅存坚书1行,疑为“有倭人以时盟不(否)”。为东汉流行书体。《后汉书·东夷列传》云:“倭在韩(朝鲜)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那)马台国。”东汉灵帝时,正直倭国大乱,这块字砖是否反映了当时结盟的事实,为历史学家提供了研究资例。
元宝坑一号东汉墓39号字砖1977年出上,字砖长30.9厘米,宽15厘米,厚6厘米。竖书刻辞两行:“为将奈何吾真愁怀”,反映了作砖人的辛酸和不满情绪。字为大草,字体简练,结构新颖,挥洒自如,笔力逆劲,气势跌宕,有草圣张芝狂草之韵味,实力东汉稀有的大草真迹。
(五)瓷器
共400余件,其中价值较高的有:
六耳瓷罐1972年8月于凤凰台一号东汉墓出土。直口微侈,大腹,圈足底。高28.3厘米,口径14.5厘米,腹径30厘米。4耳置于左右腹上,每两耳在一起,上横下竖。肩上环饰玄纹和波浪纹。腹部布满细网纹。瓷釉青色(肩有淡黄),胎白微灰,火候较高,胎质细坚。该罐为东汉稀有之大件青瓷器物,曾于1973年在北京故宫展出。
三彩炉1973年征集。敞口,圆唇,鼓腹,呈扁圆体。三蹄形外撇足。腹下部阴刻3周线纹,上施半釉,下露白胎,胎细质坚。通高11.7厘米,口径12厘米,腹径18厘米,完全具备了唐三彩的特点。本地出土唐三彩数量很少,三彩炉的出现,为研究唐三彩提供了补充资料。
青釉四系罐1973年9月于涡北二号隋墓出土。侈口、圆唇、丰肩、斜腹、平底。高32.1厘米,口径14.5厘米,底径13.5厘米,肩径30.5厘米。颈和肩部各饰一周玄纹,肩上置4竖耳。两道玄纹均彩绘粉蓝色。罐体施青釉,下部略露白胎。粉蓝彩绘及青釉均有下流现象,火候较高,胎质坚细。
白釉诗文坛1976年于城西十八里集征集入馆。直口微敛,圆唇,圈足,颈部有4扁耳,耳下画3道黑色环纹,耳间均绘草叶纹图案。上部全白色,下部施21.3厘米高的深黄褐色釉。坛高55厘米,口径13.5厘米,腹径31.7厘米,底径12.2厘米。腹部手书七言诗一首:“人有惺惺不肯存,惺惺都是祸支(之)门。劝君莫使惺惺尽,使尽惺惺折子孙。”竖书,挥洒自如,亳无矫态。坛为宋代遗物,系馆藏二级文物。
钧窑大碗1964年春于城东北大杨河工地征集,系宋代墓出土,为馆藏一级文物。此碗蓝青色,芝麻釉边缘,水裂纹,略带密点兔丝子纹。直口深腹,圆足。高9厘米,口径22厘米。
脱胎五彩人物白瓷碗50年代征集。系当地居民传世之物。口呈八棱形,深腹,圈足,底部楷书“乾隆年制”4字。碗内底在直径4厘米圆周内以蓝线条绘一龙首、夔尾、虎足、鱼脊、鳍盘曲式畸形动物。周围饰连续水草图案,以萍藻衬底。碗外壁绘一周工笔五彩人物画,画中题:“图中农家乐,桃柳庆芳春”句。图中画黑、黄牛各1头,一童子坐于黄牛背上口吹横笛;随跟一中年男子右肩扛一锄头,左手挂一盛满鲜花的花篮;后又有一老者,肩扛木犁,仰首与中年对语。看似祖孙3人,忙于春耕。再后有一片青石,石后一株垂柳,浓荫蔽日;一童子坐石靠柳,双手捧笙在吹。桃花盛开,芳草遍地,一派春天气息。碗高6.7厘米,口径12.2厘米,底径4.7厘米,重65克。碗的制作极为精致,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六)铜器
共120余件,有较高价值的有:
镏金钢笔帽1963年于城父集西北佛君庙战国墓出土。残存长5厘米,口残径0.6厘米。镏金铜笔帽的发现,对研究我国毛笔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铭文铜洗1974年城关市民捐献,原出土于城西南城隍内。侈口、平唇、直腹、平底,三乳形短足,腹部饰5道玄纹。高9.8厘米,口径37.5厘米,底径25.1厘米。底下靠边隶书“宜公王子孙”5字铭文。与铭文相对一方饰鸟形(似凤)花纹图案,因腐锈而不清。从其他出土遗物证明,属西汉遗物。
大型铜弩机1973年8月于董园一号东汉墓出上。腐锈不严重,启动较为灵活。郭全长14厘米。郭面后部长10.3厘米,宽3.8厘米;前部长3.6厘米,宽2.2厘米。有3道槽,一主二副。度长6厘米,呈弧形。后穿钉长6.4厘米,有半圆形乳钉头帽,前穿钉残半。悬刀遗失。望山长10.8厘米,宽2.6~1.8厘米,厚0.8厘米。
子母印1975年7月于城南马园村西曹氏宗族墓出土,系馆藏二级文物。铜质,为3套印。最小的一印未发现,现仅有2印。母印文为“曹宪印信”,“曹宪”2字为篆书。字体清晰,笔力遒劲。母印长、宽各2.2厘米,通高3.5厘米;子印为1.3厘米见方,高2.15厘米。印为狮钮。母狮作奔跑回首状,仰首张口呼啸,前腿直立,后腿一伸一曲,不仅表现了兽中之王的威武之姿,且体现了母狮爱护幼狮之态。子狮稳卧,仰首似作声,一呼一应。
(七)铁器
共90多件,有较高价值的有:
六耳铁锅1964年春于城东北大杨河工地宋代墓群区出土。为范铸,深腹,腹上部附6个对称板状耳。高34.5厘米,口径55厘米,壁厚2厘米。平唇外侈,边薄。唇宽3.3厘米。耳宽不等,分别为7.5厘米、8.3厘米。边长4.7厘米。颈部较腹微收,耳至口沿5.8厘米,饰3周玄纹,6耳相距稍不相等。经鉴定为金代遗物。
明代铁炮1981年7月3日收购,出土于西门城墙下,系馆藏二级文物。长78厘米,口径11.3厘米。重35公斤。炮身铸“崇祯九年造亳州城上炮一位重七十斤”16字铭文。崇祯八年(1635),李自成克亳州。翌年克商邱,有再次南下攻亳之势。此炮对研究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提供了物证。
捻军铁炮1975年春于五马区杨庙村出土,圆柱形,9节,上细下粗,上下各镶对称两铁环。炮身长2米,上径34.5厘米,下径38厘米,炮口径13厘米。下部30厘米处有一供燃放之用的小眼。所铸铭文腐锈不清。据杨庙村老人讲,本村有一捻军头领杨兴太,与僧王(曾格林沁)作战,打败了僧王,缴获大小铁炮数门,便在村圩濠四角各执一门,以御清兵。此炮是从该村西北角圩濠内出土的,对研究捻军斗争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八)牙、骨器
共150多件,有较高价值的有:
骨笄1982年4月于傅庄遗址出土。通长12.15厘米。上端饰圆柱形首,上平,首直径0.6厘米,笄杆径0.4厘米。笄杆微弯曲,磨制光滑,制作精致。为新石器大汶口文化遗物。
象牙尺1977年2月于元宝坑一号东汉墓出土。残存长2.3厘米,宽1.55厘米,厚0.65厘米。沿两面边刻一绿色横线。每寸刻一竖线,与横线交叉处刻二圆星;每个寸无竖线,只刻一圆星于中间。横线到边缘处刻分线,但只刻一边。全尺相当于今0.705市尺。尺四面均有雕花,奇数寸格内刻小鹿状奔兽,偶数寸烙内刻凤凰状飞禽,夹兔尾和鱼鳞装饰。半尺处还刻连在一起的4个豆箕纹,寸格处刻3个豆箕纹,形成整齐的图案。雕花上均涂以朱红,雕刻精致,线条细如丝缕,动物造型生动美观。
牙雕龙首饰1973年8月于董园一号东汉墓出土。龙首高3.7厘米,长、宽各4厘米,状似圆而实方。底部有一插孔,出土时铁钉尚存(已腐锈)。龙的鼻孔和口均钻圆孔,鼻口相通。龙首顶部中央镶一颗大号宝石,孔径为0.5厘米。龙首后部弧形排列中号宝石7颗,正中又镶一中号宝石,镶孔0.3厘米。首前镶2中号、6小号宝石。龙首共镶红绿宝石17颗。绝大部分不存。此龙首可能是镶在拐杖上的。
(九)碑碣
共30余件,有较高价值的有:
汉残碑1974年3月于二号东汉墓出土。残长37厘米,宽25厘米,厚7厘米。仅存36字,分6行,隶书,字体苍劲雄浑。
赵孟頫《北陇耕云》石刻石刻原件系州人梁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夏,从定远方熙(耐庵)家借观,后请人双钩,镌石。石刻分两块,各长100厘米,宽42厘米。刻文共30行、121字,完整无损。原镶于城内咸平寺禅堂廊下,1977年移到市博物馆珍藏。字为行草,丰美圆润,俊秀飘逸,骨力内藏。其拓件198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曾刊用。
《重修汤陵碑记》石碑原立于汤王墓前。刻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亳州知州郑交泰文,梁书。高3.65米,宽0.81米,赑屃座失。“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断为两截,后收藏于博物馆内。
《贝叶经跋》石刻梁书。长128厘米,宽49.5厘米,为一横长方石。刻于乾隆五十年(1785)。原镶于城内咸平寺禅堂廊下,1977年移藏于博物馆内。字为行书,书体近李北海之《云麾碑》,可惜有的字已残损。
姜桂题墓志铭为两块青石刻成,各长75厘米,宽75.5厘米,篆额曰,“昭武上将军勋一位姜公墓志铭。”由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撰文并书丹。1966年秋,红卫兵掘墓出土,后从红卫兵手中抢救出来,存入博物馆内。
(十)其他
约400件,主要的有:
鸵鸟蛋化石1958年征集,出土于城西杨庙乡。长17厘米,直径15厘米。出土时,由于农民无意发现,损破一小洞。经鉴定为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遗物,距今约10~30万年。
古代玻璃珠于城西郊柴家沟十六号春秋末期墓出土。共10粒,体积大小基本一致,呈圆方形,高度和直径均为0.8厘米。中间穿孔较粗,孔径0.35厘米。珠体淡青色,铸造时留有明显的汽泡眼。穿孔上下口外肩部分布4个白色圆块,中间黄色点,点周加一黄色圆块,白黄相同,近似蜻蜓的眼睛。颜色典雅,造型古朴精巧,反映出春秋时期高超的铸造水平。经国家建材科学院EDX分析结果,为铅钡玻璃。其化学成份:二氧化硅47.15%,三氧化二铝11.1%,氧化钙1.2%,氧化钾1.3%,氧化钠3.36%,氧化铅22.46%,氧化钡12.12%,三氧化二铁1.05%。
共150余件,其中考古价值较高的有:
大型石斧1960年,从城西孟桥村征集入馆。根据报告情况和实地考察,系傅庄遗址出土。斧为青石,体长25厘米、上宽7厘米,刃宽10.5厘米。中厚5.3厘米。上剖面呈椭圆形,整体呈梯形。斧身有打制痕迹,刃钝,磨制光滑。为新石器时代遗物。
石镰1961年于丁固寺老牙店涡河南岸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体呈半月形,钻有两孔。青石微带黄筋,质细而坚,磨制精细,刃锋利,有使用痕迹。残存长9.5厘米,宽3.6厘米。属新石器时代遗物。
白石锛1974年于牛屎孤堆出土,为商代遗物。通长10厘米,刃残存宽8厘米、顶宽6.2厘米、肩宽7.5厘米、肩上长3.8厘米,顶微外弧,正中向下0.7厘米处有一钻孔,孔径1厘米,直钻。石质细而坚,下部似抛光,光亮如镜。股部弧形,向上呈钝角。制作精致。
大石铲系涡河大寺闸出土。石墨青色,有黑点斑纹,石质坚细。形似梯形,刃弧、外侈,锋利,似未用过,顶端微鼓,磨制光亮如镜,棱角分明,制作精细。上部中心钻一大圆孔,为双面钻。体长18.3厘米、上宽12.1厘米、下宽14厘米、边厚0.3厘米,腹厚0.9厘米。孔外径2.2厘米。内径1.7厘米,经鉴定为先商遗物。
白石猪1973年8月于童园一号东汉墓出土。体长11厘米,残高3厘米,四足微残。尾横钻一穿孔,嘴横钻二穿孔,双眼、鼻孔均为不透钻孔。磨制光滑,长身,矮腿,短嘴上噘,大鼻,双耳后伏,肩高,腰凹,翘尾盘似蜗牛,作奔跑状。形象生动,栩栩如生。
雕刻石灯1973年8月于董园一号东汉墓出土。系青石,装如高足豆。通高30.5厘米、上有灯盘,盘径13.2厘米。下有灯座,座径15厘米。中间有:圆形支柱,周雕3条蜥蜴,足抱石柱向上爬行,头顶灯盘,尾支灯座,若欲喝灯油状。构思巧妙,造型美观,姿态生动,刀笔粗健,对研究汉代石雕艺术和灯的形制有重要价值。
(二)玉器
共110件,其中价值较高者有:
玉刀1982年4月于城西傅庄遗址出土,共2件。一刀长5.5厘米,宽4.1厘米,背厚0.3厘米。宽腹,短柄,柄长1.1厘米,宽2.9厘米;柄部横排钻两孔。玉淡青色微带白筋,质细而坚,磨制光滑。另一刀长5.8厘米、宽4.9厘米、背厚0.3厘米。刃内弧,背平微鼓,呈半月形。刀柄尾部窄,倒看呈梯形。柄长1.9厘米、内宽3.1厘米、尾宽2.5厘米。两件玉刀从特征分析,属新石器大汶口文化类型。
玉镯松绿色,质细而坚,磨制光滑。内圆,外微呈长方形,外直径分别为6.6~7厘米;内圆径5.5厘米。四周钻6小孔。孔分3组,每组2孔。每孔相距不等,分别为0.5厘米、0.7厘米、1.7厘米。孔为两面钻,始大,终小。始孔直径0.3厘米,终孔直径0.1厘米。出土玉镯,钻孔者不多见。经鉴定,属大汶口文化类型。
玉猪1973年夏于董园一号东汉墓出土。玉质晶莹,青灰色略带浅褐斑,细而坚,磨制光亮如镜。猪长身,短嘴,大鼻,两小耳后伏,卧式。刀法洗练,概括力强,寥寥数刀,栩栩如生。玉猪为馆藏一级文物。
银缕玉衣1973年8月董园一号东汉墓出土,在安徽省为首次发现。复原后,体长1.88米。整体用2460多个大小不等、形状不同(长方形、梯形、棱形、多边形、三角形和半月形等)、色彩各异的玉片编缀而成。一般一片四角钻4孔,有的6孔,有的孔更多些,按玉片放置位置确定孔数。银缕系白银拉制而成,其编缀分交叉式、并连式和夸连式等。全衣分头部、上衣、裤筒、手胯和鞋5大部分以及脸盖、头罩、上衣前片、上衣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胯、左中裤筒、左右鞋等12个小部分。沿边镶以红布边,最后用线缝合。玉衣为馆藏二级文物。
玉刚卯1972年8月于凤凰台一号东汉墓出土。又称玉双印,为白玉所制,系汉代流行佩饰,用于驱鬼防疫。一副为两件,呈长方形四面体,高2.25厘米,中间有穿孔,可佩戴。每件4面,每面1×0.96厘米,有刻辞两行,除第1件第1面第1行是6字外,其余每行4字,为篆书。第1件文曰:“正月刚卯既决,灵量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命祝融,以教夔龙,疫蠖刚瘴,莫我敢当。”第2件文曰:“疾日严卯,帝命餐化,慎尔固伏,化兹灵曼。既正既直,既舰既方,庶疫刚瘁,莫我敢当。”玉刚卯为馆藏一级文物。
出土玉刚卯墓之主人名丁崇,为曹操长夫人丁氏家族成员。《后汉书》志三十“舆服”下记:“佩双印,列侯以白玉。”由此可知,丁崇位列公侯,地位显赫。亳州出土玉刚卯,在我国考古发掘工作中尚属首见。
玉炉1932年收购,为清末传世文物。通高13.8厘米。炉身高6.7厘米,口径6.3厘米。炉呈扁圆体,子母口,平阔肩,斜腹,凸底。足为二蹄形,上端浮雕虎首纹。肩附1对透雕象首形大耳,向外平伸,耳各有一衔环。炉腹外壁洋雕虎首纹饰。盖为宝盒状,平顶,高7.1厘米。顶中央立体透雕一狮钮,作坐式回首状,甚生动。玉为淡青色,光亮晶莹,雕工精细,造型别致,美观大方。
(三)陶器
共1500余件,价值较高者有:
镂孔黑陶豆1982年4月于傅庄遗址出土。壁薄胎细,侈口,平唇,腹上直下斜,细柄,高座,座呈喇叭状。通高15.8厘米,口径25.8厘米,底径14.8厘米,唇厚0.9厘米,柄径6.7厘米。经鉴定,属新石器大坟口文化类型。
双耳背水壶1982年4月于傅庄遗址出土。制作稍粗糙。口微侈,直颈,丰肩,腹上鼓下敛,腹部微扁,平底。肩上有对称桥形双耳,两耳之间稍下附一钝三角状绳当。背高30厘米,口径12厘米,腹径20.5~21厘米,底径11~11.5厘米。经鉴定,为大汉口文化遗物。
陶盉1972年于城北关柴家沟战国墓出土。直口,平唇,大腹,肩腹间有对称两环形立耳,两耳间分别为嘴和把手。嘴为兽首形,上仰;把手为曲回上仰兽首,形成一环形把手。三蹄形高足,外撇。盖面隆起,上附3个兽首状钮。该孟胎质为红陶,造形美观,属战国时期遗物。
彩绘陶方壶1976年5月于城西郊西观稼台西汉土坑墓出土。口微侈,方唇,直颈,平底外侈,盖呈盏顶状。肩两侧饰铺首衔环(环缺)。彩有白、淡黄、粉蓝3色。每组彩绘均3色间用。口沿边画粉蓝色波浪纹,上颈绘连续三角形图案,粉蓝底,淡黄线,上下一白线;腹部四面绘卷云纹,粉蓝底,白线条,但脱落较甚。高45厘米,腹径25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16厘米。
仪仗俑1973年9月于二号隋墓出土。共27件,均直立。高29.5~30厘米。俑皆长衣,大领,双鞋头外露。面部稍长,似瘦而丰,仪表端庄,似笑非笑,双目似睁而闭,双手前拱。均有插物小孔(插物不存),孔向上多正,少数右斜,仅有一人露手,而插物孔向左倾斜。除1人左视外,余均正视。
骑马俑1973年3月于一号隋墓出土。通高39厘米。出土时马蹄略残,鞍鞯齐全,长尾下垂,体阔健壮,昂首站立,甚为神骏。马上武士左臂已损,但仍英俊飒爽。现已复原。
骆驼俑1973年3月于一号隋墓出土。高20厘米,身上满载丝绸卷和粮食,形象生动逼真。骆驼俑在本地属首次发现,《新唐书·地理志》载:“亳州:谯郡,望,本谯州,贞观八年更名,土贡绢。”《宋书·食货志》记载:“梓州有绫绮,亳州绪纱,大名府织给彀”。亳州古时为重要丝绸产地之一,骆驼俑的发现,对研究亳州丝绸生产的历史有重要意义,也为“丝绸之路”提供了实物资料。
胡人俑1973年3月一号隋墓出土。高32厘米。身着短衣、长裤,头带甲胄,足穿高靴。该俑的出土,对研究胡、汉关系的历史很有意义。
(四)汉砖
共400余块,其中价值较高的有:
三角形空心砖1965年于城北门西侧(旧城隍内)出土20余块,属汉代遗物。砖高3.7厘米,边宽在43.2~43.5厘米之间,壁厚约3厘米,唇厚者4.5厘米,3面均饰绳纹。出土时,砖已零乱,仅有一段放置较规整,竖立,排列成弧形,内平,外呈锯齿状,可能为装饰之物。三角形空心砖的发现亦属罕见。
元宝坑东汉墓74号字砖1977年于元宝坑一号东汉墓出上。大楔形,残存长19厘米,上宽16厘米,下宽12厘米,厚7.5厘米。砖上刻辞仅存坚书1行,疑为“有倭人以时盟不(否)”。为东汉流行书体。《后汉书·东夷列传》云:“倭在韩(朝鲜)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那)马台国。”东汉灵帝时,正直倭国大乱,这块字砖是否反映了当时结盟的事实,为历史学家提供了研究资例。
元宝坑一号东汉墓39号字砖1977年出上,字砖长30.9厘米,宽15厘米,厚6厘米。竖书刻辞两行:“为将奈何吾真愁怀”,反映了作砖人的辛酸和不满情绪。字为大草,字体简练,结构新颖,挥洒自如,笔力逆劲,气势跌宕,有草圣张芝狂草之韵味,实力东汉稀有的大草真迹。
(五)瓷器
共400余件,其中价值较高的有:
六耳瓷罐1972年8月于凤凰台一号东汉墓出土。直口微侈,大腹,圈足底。高28.3厘米,口径14.5厘米,腹径30厘米。4耳置于左右腹上,每两耳在一起,上横下竖。肩上环饰玄纹和波浪纹。腹部布满细网纹。瓷釉青色(肩有淡黄),胎白微灰,火候较高,胎质细坚。该罐为东汉稀有之大件青瓷器物,曾于1973年在北京故宫展出。
三彩炉1973年征集。敞口,圆唇,鼓腹,呈扁圆体。三蹄形外撇足。腹下部阴刻3周线纹,上施半釉,下露白胎,胎细质坚。通高11.7厘米,口径12厘米,腹径18厘米,完全具备了唐三彩的特点。本地出土唐三彩数量很少,三彩炉的出现,为研究唐三彩提供了补充资料。
青釉四系罐1973年9月于涡北二号隋墓出土。侈口、圆唇、丰肩、斜腹、平底。高32.1厘米,口径14.5厘米,底径13.5厘米,肩径30.5厘米。颈和肩部各饰一周玄纹,肩上置4竖耳。两道玄纹均彩绘粉蓝色。罐体施青釉,下部略露白胎。粉蓝彩绘及青釉均有下流现象,火候较高,胎质坚细。
白釉诗文坛1976年于城西十八里集征集入馆。直口微敛,圆唇,圈足,颈部有4扁耳,耳下画3道黑色环纹,耳间均绘草叶纹图案。上部全白色,下部施21.3厘米高的深黄褐色釉。坛高55厘米,口径13.5厘米,腹径31.7厘米,底径12.2厘米。腹部手书七言诗一首:“人有惺惺不肯存,惺惺都是祸支(之)门。劝君莫使惺惺尽,使尽惺惺折子孙。”竖书,挥洒自如,亳无矫态。坛为宋代遗物,系馆藏二级文物。
钧窑大碗1964年春于城东北大杨河工地征集,系宋代墓出土,为馆藏一级文物。此碗蓝青色,芝麻釉边缘,水裂纹,略带密点兔丝子纹。直口深腹,圆足。高9厘米,口径22厘米。
脱胎五彩人物白瓷碗50年代征集。系当地居民传世之物。口呈八棱形,深腹,圈足,底部楷书“乾隆年制”4字。碗内底在直径4厘米圆周内以蓝线条绘一龙首、夔尾、虎足、鱼脊、鳍盘曲式畸形动物。周围饰连续水草图案,以萍藻衬底。碗外壁绘一周工笔五彩人物画,画中题:“图中农家乐,桃柳庆芳春”句。图中画黑、黄牛各1头,一童子坐于黄牛背上口吹横笛;随跟一中年男子右肩扛一锄头,左手挂一盛满鲜花的花篮;后又有一老者,肩扛木犁,仰首与中年对语。看似祖孙3人,忙于春耕。再后有一片青石,石后一株垂柳,浓荫蔽日;一童子坐石靠柳,双手捧笙在吹。桃花盛开,芳草遍地,一派春天气息。碗高6.7厘米,口径12.2厘米,底径4.7厘米,重65克。碗的制作极为精致,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六)铜器
共120余件,有较高价值的有:
镏金钢笔帽1963年于城父集西北佛君庙战国墓出土。残存长5厘米,口残径0.6厘米。镏金铜笔帽的发现,对研究我国毛笔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铭文铜洗1974年城关市民捐献,原出土于城西南城隍内。侈口、平唇、直腹、平底,三乳形短足,腹部饰5道玄纹。高9.8厘米,口径37.5厘米,底径25.1厘米。底下靠边隶书“宜公王子孙”5字铭文。与铭文相对一方饰鸟形(似凤)花纹图案,因腐锈而不清。从其他出土遗物证明,属西汉遗物。
大型铜弩机1973年8月于董园一号东汉墓出上。腐锈不严重,启动较为灵活。郭全长14厘米。郭面后部长10.3厘米,宽3.8厘米;前部长3.6厘米,宽2.2厘米。有3道槽,一主二副。度长6厘米,呈弧形。后穿钉长6.4厘米,有半圆形乳钉头帽,前穿钉残半。悬刀遗失。望山长10.8厘米,宽2.6~1.8厘米,厚0.8厘米。
子母印1975年7月于城南马园村西曹氏宗族墓出土,系馆藏二级文物。铜质,为3套印。最小的一印未发现,现仅有2印。母印文为“曹宪印信”,“曹宪”2字为篆书。字体清晰,笔力遒劲。母印长、宽各2.2厘米,通高3.5厘米;子印为1.3厘米见方,高2.15厘米。印为狮钮。母狮作奔跑回首状,仰首张口呼啸,前腿直立,后腿一伸一曲,不仅表现了兽中之王的威武之姿,且体现了母狮爱护幼狮之态。子狮稳卧,仰首似作声,一呼一应。
(七)铁器
共90多件,有较高价值的有:
六耳铁锅1964年春于城东北大杨河工地宋代墓群区出土。为范铸,深腹,腹上部附6个对称板状耳。高34.5厘米,口径55厘米,壁厚2厘米。平唇外侈,边薄。唇宽3.3厘米。耳宽不等,分别为7.5厘米、8.3厘米。边长4.7厘米。颈部较腹微收,耳至口沿5.8厘米,饰3周玄纹,6耳相距稍不相等。经鉴定为金代遗物。
明代铁炮1981年7月3日收购,出土于西门城墙下,系馆藏二级文物。长78厘米,口径11.3厘米。重35公斤。炮身铸“崇祯九年造亳州城上炮一位重七十斤”16字铭文。崇祯八年(1635),李自成克亳州。翌年克商邱,有再次南下攻亳之势。此炮对研究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提供了物证。
捻军铁炮1975年春于五马区杨庙村出土,圆柱形,9节,上细下粗,上下各镶对称两铁环。炮身长2米,上径34.5厘米,下径38厘米,炮口径13厘米。下部30厘米处有一供燃放之用的小眼。所铸铭文腐锈不清。据杨庙村老人讲,本村有一捻军头领杨兴太,与僧王(曾格林沁)作战,打败了僧王,缴获大小铁炮数门,便在村圩濠四角各执一门,以御清兵。此炮是从该村西北角圩濠内出土的,对研究捻军斗争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八)牙、骨器
共150多件,有较高价值的有:
骨笄1982年4月于傅庄遗址出土。通长12.15厘米。上端饰圆柱形首,上平,首直径0.6厘米,笄杆径0.4厘米。笄杆微弯曲,磨制光滑,制作精致。为新石器大汶口文化遗物。
象牙尺1977年2月于元宝坑一号东汉墓出土。残存长2.3厘米,宽1.55厘米,厚0.65厘米。沿两面边刻一绿色横线。每寸刻一竖线,与横线交叉处刻二圆星;每个寸无竖线,只刻一圆星于中间。横线到边缘处刻分线,但只刻一边。全尺相当于今0.705市尺。尺四面均有雕花,奇数寸格内刻小鹿状奔兽,偶数寸烙内刻凤凰状飞禽,夹兔尾和鱼鳞装饰。半尺处还刻连在一起的4个豆箕纹,寸格处刻3个豆箕纹,形成整齐的图案。雕花上均涂以朱红,雕刻精致,线条细如丝缕,动物造型生动美观。
牙雕龙首饰1973年8月于董园一号东汉墓出土。龙首高3.7厘米,长、宽各4厘米,状似圆而实方。底部有一插孔,出土时铁钉尚存(已腐锈)。龙的鼻孔和口均钻圆孔,鼻口相通。龙首顶部中央镶一颗大号宝石,孔径为0.5厘米。龙首后部弧形排列中号宝石7颗,正中又镶一中号宝石,镶孔0.3厘米。首前镶2中号、6小号宝石。龙首共镶红绿宝石17颗。绝大部分不存。此龙首可能是镶在拐杖上的。
(九)碑碣
共30余件,有较高价值的有:
汉残碑1974年3月于二号东汉墓出土。残长37厘米,宽25厘米,厚7厘米。仅存36字,分6行,隶书,字体苍劲雄浑。
赵孟頫《北陇耕云》石刻石刻原件系州人梁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夏,从定远方熙(耐庵)家借观,后请人双钩,镌石。石刻分两块,各长100厘米,宽42厘米。刻文共30行、121字,完整无损。原镶于城内咸平寺禅堂廊下,1977年移到市博物馆珍藏。字为行草,丰美圆润,俊秀飘逸,骨力内藏。其拓件198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曾刊用。
《重修汤陵碑记》石碑原立于汤王墓前。刻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亳州知州郑交泰文,梁书。高3.65米,宽0.81米,赑屃座失。“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断为两截,后收藏于博物馆内。
《贝叶经跋》石刻梁书。长128厘米,宽49.5厘米,为一横长方石。刻于乾隆五十年(1785)。原镶于城内咸平寺禅堂廊下,1977年移藏于博物馆内。字为行书,书体近李北海之《云麾碑》,可惜有的字已残损。
姜桂题墓志铭为两块青石刻成,各长75厘米,宽75.5厘米,篆额曰,“昭武上将军勋一位姜公墓志铭。”由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撰文并书丹。1966年秋,红卫兵掘墓出土,后从红卫兵手中抢救出来,存入博物馆内。
(十)其他
约400件,主要的有:
鸵鸟蛋化石1958年征集,出土于城西杨庙乡。长17厘米,直径15厘米。出土时,由于农民无意发现,损破一小洞。经鉴定为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遗物,距今约10~30万年。
古代玻璃珠于城西郊柴家沟十六号春秋末期墓出土。共10粒,体积大小基本一致,呈圆方形,高度和直径均为0.8厘米。中间穿孔较粗,孔径0.35厘米。珠体淡青色,铸造时留有明显的汽泡眼。穿孔上下口外肩部分布4个白色圆块,中间黄色点,点周加一黄色圆块,白黄相同,近似蜻蜓的眼睛。颜色典雅,造型古朴精巧,反映出春秋时期高超的铸造水平。经国家建材科学院EDX分析结果,为铅钡玻璃。其化学成份:二氧化硅47.15%,三氧化二铝11.1%,氧化钙1.2%,氧化钾1.3%,氧化钠3.36%,氧化铅22.46%,氧化钡12.12%,三氧化二铁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