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财政
一、管理体制
清代，财政管理实行统收统支，州、县财政收入及上解、留支款项，均有定额。辖境州、县财政收支款项：收入(岁入)有田赋(民田地丁、漕粮、卫田地丁、津贴)；租课(牧地、滩地、塘田、公学田)；牙帖税、商税、当税、牲畜税、杂税等。其中，各种赋税折色银两，上解省布政使司，属中央财政部分再由布政使司转解户部；漕粮本色银及漕项银，解交督粮道，转解京师。州财政定额留支有：官员俸薪银、役夫工食银、兵饷银、庙祭银等。实报实销无定额开支有：驿站夫、马、工料银，孤贫布花口粮银、圣旨旌表忠孝节义赐匾、建坊银等。
民国成立，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全区各县赋税征收、起解、留支制度，基本沿袭清制。民国17年(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及权限，实行地方自治财政。但全区各县地方财政收支预算管理仍集中于省政府财政厅。地方税收入包括田赋、牙帖税、契税、当税、牲畜税、屠宰税、船捐、房捐等正税收入全部归省，各县所得为省拨部分附加。公产、学产租息、零星杂捐(如商铺捐、栈房执照捐、娱乐捐)按省核定比额列为县财政收入。
民国24年，县级财政开始编制岁入、岁出预算。民国30年，田赋改征实物，正、附税一并划归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区县财政收入总额一半左右的田赋附加划归中央财政后，各县财政收入骤减。遂增派地方筹款及发动献金献粮，弥补县级财政收入。次年，财政改制，省财政并入中央财政，原属省财政收入之各税，统归中央接管。改制后，全区各县财政预算独立，县自治税课范围有所扩大。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娱乐捐、房捐、国税中契税附加(为正税之50％)属县财政收入。
民国37年，各县财政均建立“特别预算”，大量征筹“绥靖临时费”及各种补助粮草费，用于兵警人员薪饷及军事费用、机关临时费支出。
1949年6月，皖北军区、行署颁布《皖北军区财政统一收支暂行程序》，全区财政纳入统一预算、决算。1950年，继续贯彻统收统支管理办法。财政预算编制原则为：保证人民解放战争胜利，逐步恢复生产；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兼顾；取之合理，用之得当。
1952年，划分财政收入范围。农业税、盐税、棉纱统税全部为中央收入；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由中央与省四六分成；土地证照费收入由中央与省五五分成；烟酒专卖税收入由中央、省、地区按六、二、二比例分成；地方税及企业利润、折旧收入、行政事业、公产及其它收入，全部为省级收入。地区及各县开支经费，由省统筹核定。
1953年，按照中央“统一预算、分级管理”的规定，建立县级财政，中央将部分财政下放给地方，采取“分类分成”办法。中央和地方预算收入分为固定收入、国家比例分成收入及调剂收入三部分。在地方预算收入中，固定收入主要是全区地方企业收入、地方税收入及其它收入；比例分成收入主要是农业税、工商营业税、所得税；调剂收入主要是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在支出上，大体按隶属关系划分，支出范围分四类：(1)行政管理费，包括行政管理、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补助、公安、司法支出。(2)经济建设费，包括农业、林业、交通、市政建设支出。(3)社会文教费，包括文化、教育、干部训练、卫生、社会福利支出。(4)其它费用，包括各种杂项支出。
1954——1958年，财政仍实行“划税分成，固定比例、收支包干”的体制。但在各税种收入的分成比例上，每年略有变动。
1959年下半年，财政体制改变，中央收回部分下放财权，财政收入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办法。当年全地区财政总收入上解额平均为57％，留成额占43％。地区一级财政按全区总收入留15％。各县留成比例：六安县23％、霍山县40％、寿县28％、霍邱县29％、舒城县36％、金寨县41％。至1961年，全区财政体制基本未变，只是每年调整分成比例。
1962年，在财政收入总额分成体制基础上，试行“总额分成加固定收入”的管理办法，即以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农业税、国营企业利润四项大宗收入实行总额分成。地方工商各税与其它收入作为地方固定收入全部留县。并规定支出总额核定后，支出大于收入部分，由上级财政给予补助。这一财政体制至1966年基本未变，但分成比例时有调整。1967年，减少地方固定收入，除房地产税全留地方外，其余各项收入均纳入总额分成范围。当年年终决算，全区各县财政均出现赤字。1968年，全省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办法。各项收入不分配指标，除房地产税留地方外，其余全额上解。支出指标由省核定，节约归地方。次年，全区复又实行1967年财政管理体制。
1971年，财政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超收提成，结余留用”的“收支大包干”办法。1976年，改为“以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1978年6月，省财政厅在金寨县试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的办法，取消固定分成、切块分成和超收分成，次年各县全面实行。
自1980年始，“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在全区逐渐实行。至1984年，财政收入划分比例调整为：上解中央24.7％，地方留75.3％，财政超收部分亦按上属比例划分，其收入可作为地方机动财力，自行支配使用。
1985年，全区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管理体制。是年，洪涝成灾减少收入，工资改革增加支出，全区财政年终赤字达726.5万元。除地直及六安市、舒城县，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外，其余五县财政均有赤字。
二、财政收支
清同治《六安州志》载：六安州财赋征收定额总计征银54144.5两。其中民田地丁赋银36571.75两占67.6％，卫田地丁赋银4914.84两占9.1％，“粮折”征银11761.5两占21.7％；滩地租：征银384.92两占0.7％，牧马草场租：征银182.12两占0.3％，商税：征银103.43两占0.2％，牙贴税：征银225.94两占0.4％，契税：无定额。
上解：除民、卫田地丁赋留支部分外，其余全额上解。
留支定额银2353.85两，占征收总额4.3％。其中州衙经费银915.92两，儒学经费银361.6两，巡检司经费银147.08两，急递铺经费银397.8两(用于六安州东、南、北三路铺司62名铺兵日用开销)，渡津经费银3.6两，驿站经费银144两(用于城东门外及椿树岗两处驿站开支)，孤贫救济费银94.52两(其中，冬夏衣布银10.2两，米粮草薪银84.32两)，庙坛神祠寿祭祀经费银166.82两，门军经费银85.68两，其它经费银36.83两。
民国初，各县财政收支无统一规章制度。民国17年，全区始逐步实施财政收支常规制度。民国24年，全区县级地方财政预算制度建立，各县财政收支款项始有详确数额。据查民国档案，全区财政岁入、岁出预算及决算如表：
表14——1民国时期部分年度全区财政收支预算决算表
民国35年度（1946年）收入表
民国35年度(1946年)支出表
1949年初，全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相继建立，人民政府财政工作随即开始，但财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严格执行统收统支制度。该年度，全区财政总收入为704万元，全部上缴。其中：公粮收入(农业税)646万元，工商各税收入57万元，其它收入1万元。全区财政总支出为47万元。其中：行政费支出38万元，社会文教费支出8万元，经济建设费支出1万元。以上支出款项，全部由皖北行署财政处拨付。
1950年，在实施新的工商税制税法和农业税条例后，财政收入来源稳定合理，全区财政收入较上年净增1.4倍，支出净增3倍。此后全区财政收入、支出逐年增长。“三年恢复时期”全区财政收支实绩见下表：
六安地区1950——1952年度财政收支统计表有14——4单位：万元
从1953年起，国家经济建设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区财政收支标准仍由中央统一规定。县开始列为一级财政，乡、镇财政收支列入县级预算，专署一级财政收支，列入省政府预算。1953——1965年，全区财政收支实绩见下表：
六安地区1953——1965年度财政收支统计表表14——5单位：万元
1966——1969年，受“文化大革命”冲击，企业上缴利润普遍倒挂，工商各税收入下降，严重影响财政收支平衡。1967年，全区财政收入仅完成指标67.44％，后退到1952年的财政收入水平，企业年度上缴利润倒挂223万元，六安、寿县、霍邱、舒城四县财政共有赤字251万元。当年财政支出中“文化大革命”专项经费98.5万元，用于供给串联差旅费、接待上访人员，拨给群众造反组织经费。1970年，财政收支状况始有好转。该年度全区财政收入超额13.18％，支出实现指标数的88.2％，年终决算，结余经费919.8万元。除按规定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335万元外，当年度净结余584.8万元。
1971年，国家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全区财政按省核定“四五”计划期间收支定额，执行“收支大包干”体制，较好地调动了地、县两级财政的积极性。年终平衡预算，全区净结余301.8万元。此后数年间，全区财政收支保持稳中有升态势。1971——1975年的五年间，与前五年相比，年平均财政收入增长74.3％，支出增长43.44％。1966——1975年，全区财政收支实绩见下表：
六安地区1966——1975年度财政收支统计表
1976年，国家执行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全区财政收支实行“收支挂钩，超额分成”体制，地、县两级机动财力有所增加。该年度年终决算，收入超额6.56％，支出实现指标数94.09％，净结余666.7万元。此后两年间，全区财政收支继续保持平稳上升，并略有节余。
1979——1985年，全区财政收支指标安排，每年均为支出大于收入，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教经费，都有明显增长。1985年，全区财政收入突破亿元大关，超额10.2％，较上年增长21.52％；支出实现指标数的98.8％，比上年增长14.49％。
六安地区1976——1985年财政收支实绩见下表：
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从1955年起，全区始有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以后逐年扩大和增加。预算外资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税地方附加、工商税附加、水利集资粮、企业资产折旧基金留用部分，以及公房租赁、学费收入等。预算外资金支出，主要用于基本经济建设、企业设备更新改造、行政支出、农林水和科教文卫事业费补贴。预算外资金的收入与支出，年初编制预算，年终汇编决算，并按规定项目上报，不计入国家财政预算及决算。全区财政预算外收支情况见下表：
六安地区县级财政预算外收支统计表
三、审计监督
清代，无专职财政审计监督人员。康熙年间，诏令州、县将赋役定额镌石立碑，使民周知，防止官吏额外征敛。
民国17年，今地区属地受省财政厅第一、第四视察区财政监督。民国21——35年，六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督察员，监督全区各县财政、赋税事宜。
建国后，财政审计监督工作逐步建立健全。1952年8月，专署财政科设置监察组，专管全区各级财政监察工作。各县财政科配备财政监察员，当年检查发现重大贪污、违反财政纪律案件10余起。1953年，地、县两级共检查68个行政、企业、事业单位，发现贪污、侵占、积压等项财经违纪案件，造成国家财产损失总额23.7万元，查出违纪人员63人。并会同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其中，依法惩办8人，开除公职4人，撤销职务4人，记过处分8人。此后至1957年，地、县财政监督工作人员每年都集中力量，重点检查部分单位，4年间共查出违纪金额33.1万元。1958年与此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财政监督工作，未能正常开展，地、县两级财政部门人员调动频繁，大多未配专职财政监督人员。1963年，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恢复开展，并于1964——1965年间，结合城乡“四清”运动，对全区部分单位进行财政检查、审计和监督。
1979年7月以后，地、县两级财政部门恢复设立监察科、监察股，负责各级财政检查工作。1983年，地、县两级审计局成立，财政审计、监督工作由审计局接管。1984、1985两年，地区重点审计24个单位的财务工作。查出违纪金额1818.99万元，应上缴财政289万元，已上缴119万元。
清代，财政管理实行统收统支，州、县财政收入及上解、留支款项，均有定额。辖境州、县财政收支款项：收入(岁入)有田赋(民田地丁、漕粮、卫田地丁、津贴)；租课(牧地、滩地、塘田、公学田)；牙帖税、商税、当税、牲畜税、杂税等。其中，各种赋税折色银两，上解省布政使司，属中央财政部分再由布政使司转解户部；漕粮本色银及漕项银，解交督粮道，转解京师。州财政定额留支有：官员俸薪银、役夫工食银、兵饷银、庙祭银等。实报实销无定额开支有：驿站夫、马、工料银，孤贫布花口粮银、圣旨旌表忠孝节义赐匾、建坊银等。
民国成立，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全区各县赋税征收、起解、留支制度，基本沿袭清制。民国17年(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及权限，实行地方自治财政。但全区各县地方财政收支预算管理仍集中于省政府财政厅。地方税收入包括田赋、牙帖税、契税、当税、牲畜税、屠宰税、船捐、房捐等正税收入全部归省，各县所得为省拨部分附加。公产、学产租息、零星杂捐(如商铺捐、栈房执照捐、娱乐捐)按省核定比额列为县财政收入。
民国24年，县级财政开始编制岁入、岁出预算。民国30年，田赋改征实物，正、附税一并划归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区县财政收入总额一半左右的田赋附加划归中央财政后，各县财政收入骤减。遂增派地方筹款及发动献金献粮，弥补县级财政收入。次年，财政改制，省财政并入中央财政，原属省财政收入之各税，统归中央接管。改制后，全区各县财政预算独立，县自治税课范围有所扩大。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娱乐捐、房捐、国税中契税附加(为正税之50％)属县财政收入。
民国37年，各县财政均建立“特别预算”，大量征筹“绥靖临时费”及各种补助粮草费，用于兵警人员薪饷及军事费用、机关临时费支出。
1949年6月，皖北军区、行署颁布《皖北军区财政统一收支暂行程序》，全区财政纳入统一预算、决算。1950年，继续贯彻统收统支管理办法。财政预算编制原则为：保证人民解放战争胜利，逐步恢复生产；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兼顾；取之合理，用之得当。
1952年，划分财政收入范围。农业税、盐税、棉纱统税全部为中央收入；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由中央与省四六分成；土地证照费收入由中央与省五五分成；烟酒专卖税收入由中央、省、地区按六、二、二比例分成；地方税及企业利润、折旧收入、行政事业、公产及其它收入，全部为省级收入。地区及各县开支经费，由省统筹核定。
1953年，按照中央“统一预算、分级管理”的规定，建立县级财政，中央将部分财政下放给地方，采取“分类分成”办法。中央和地方预算收入分为固定收入、国家比例分成收入及调剂收入三部分。在地方预算收入中，固定收入主要是全区地方企业收入、地方税收入及其它收入；比例分成收入主要是农业税、工商营业税、所得税；调剂收入主要是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在支出上，大体按隶属关系划分，支出范围分四类：(1)行政管理费，包括行政管理、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补助、公安、司法支出。(2)经济建设费，包括农业、林业、交通、市政建设支出。(3)社会文教费，包括文化、教育、干部训练、卫生、社会福利支出。(4)其它费用，包括各种杂项支出。
1954——1958年，财政仍实行“划税分成，固定比例、收支包干”的体制。但在各税种收入的分成比例上，每年略有变动。
1959年下半年，财政体制改变，中央收回部分下放财权，财政收入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办法。当年全地区财政总收入上解额平均为57％，留成额占43％。地区一级财政按全区总收入留15％。各县留成比例：六安县23％、霍山县40％、寿县28％、霍邱县29％、舒城县36％、金寨县41％。至1961年，全区财政体制基本未变，只是每年调整分成比例。
1962年，在财政收入总额分成体制基础上，试行“总额分成加固定收入”的管理办法，即以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农业税、国营企业利润四项大宗收入实行总额分成。地方工商各税与其它收入作为地方固定收入全部留县。并规定支出总额核定后，支出大于收入部分，由上级财政给予补助。这一财政体制至1966年基本未变，但分成比例时有调整。1967年，减少地方固定收入，除房地产税全留地方外，其余各项收入均纳入总额分成范围。当年年终决算，全区各县财政均出现赤字。1968年，全省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办法。各项收入不分配指标，除房地产税留地方外，其余全额上解。支出指标由省核定，节约归地方。次年，全区复又实行1967年财政管理体制。
1971年，财政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超收提成，结余留用”的“收支大包干”办法。1976年，改为“以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1978年6月，省财政厅在金寨县试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的办法，取消固定分成、切块分成和超收分成，次年各县全面实行。
自1980年始，“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在全区逐渐实行。至1984年，财政收入划分比例调整为：上解中央24.7％，地方留75.3％，财政超收部分亦按上属比例划分，其收入可作为地方机动财力，自行支配使用。
1985年，全区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管理体制。是年，洪涝成灾减少收入，工资改革增加支出，全区财政年终赤字达726.5万元。除地直及六安市、舒城县，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外，其余五县财政均有赤字。
二、财政收支
清同治《六安州志》载：六安州财赋征收定额总计征银54144.5两。其中民田地丁赋银36571.75两占67.6％，卫田地丁赋银4914.84两占9.1％，“粮折”征银11761.5两占21.7％；滩地租：征银384.92两占0.7％，牧马草场租：征银182.12两占0.3％，商税：征银103.43两占0.2％，牙贴税：征银225.94两占0.4％，契税：无定额。
上解：除民、卫田地丁赋留支部分外，其余全额上解。
留支定额银2353.85两，占征收总额4.3％。其中州衙经费银915.92两，儒学经费银361.6两，巡检司经费银147.08两，急递铺经费银397.8两(用于六安州东、南、北三路铺司62名铺兵日用开销)，渡津经费银3.6两，驿站经费银144两(用于城东门外及椿树岗两处驿站开支)，孤贫救济费银94.52两(其中，冬夏衣布银10.2两，米粮草薪银84.32两)，庙坛神祠寿祭祀经费银166.82两，门军经费银85.68两，其它经费银36.83两。
民国初，各县财政收支无统一规章制度。民国17年，全区始逐步实施财政收支常规制度。民国24年，全区县级地方财政预算制度建立，各县财政收支款项始有详确数额。据查民国档案，全区财政岁入、岁出预算及决算如表：
表14——1民国时期部分年度全区财政收支预算决算表
民国35年度（1946年）收入表
民国35年度(1946年)支出表
1949年初，全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相继建立，人民政府财政工作随即开始，但财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严格执行统收统支制度。该年度，全区财政总收入为704万元，全部上缴。其中：公粮收入(农业税)646万元，工商各税收入57万元，其它收入1万元。全区财政总支出为47万元。其中：行政费支出38万元，社会文教费支出8万元，经济建设费支出1万元。以上支出款项，全部由皖北行署财政处拨付。
1950年，在实施新的工商税制税法和农业税条例后，财政收入来源稳定合理，全区财政收入较上年净增1.4倍，支出净增3倍。此后全区财政收入、支出逐年增长。“三年恢复时期”全区财政收支实绩见下表：
六安地区1950——1952年度财政收支统计表有14——4单位：万元
从1953年起，国家经济建设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区财政收支标准仍由中央统一规定。县开始列为一级财政，乡、镇财政收支列入县级预算，专署一级财政收支，列入省政府预算。1953——1965年，全区财政收支实绩见下表：
六安地区1953——1965年度财政收支统计表表14——5单位：万元
1966——1969年，受“文化大革命”冲击，企业上缴利润普遍倒挂，工商各税收入下降，严重影响财政收支平衡。1967年，全区财政收入仅完成指标67.44％，后退到1952年的财政收入水平，企业年度上缴利润倒挂223万元，六安、寿县、霍邱、舒城四县财政共有赤字251万元。当年财政支出中“文化大革命”专项经费98.5万元，用于供给串联差旅费、接待上访人员，拨给群众造反组织经费。1970年，财政收支状况始有好转。该年度全区财政收入超额13.18％，支出实现指标数的88.2％，年终决算，结余经费919.8万元。除按规定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335万元外，当年度净结余584.8万元。
1971年，国家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全区财政按省核定“四五”计划期间收支定额，执行“收支大包干”体制，较好地调动了地、县两级财政的积极性。年终平衡预算，全区净结余301.8万元。此后数年间，全区财政收支保持稳中有升态势。1971——1975年的五年间，与前五年相比，年平均财政收入增长74.3％，支出增长43.44％。1966——1975年，全区财政收支实绩见下表：
六安地区1966——1975年度财政收支统计表
1976年，国家执行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全区财政收支实行“收支挂钩，超额分成”体制，地、县两级机动财力有所增加。该年度年终决算，收入超额6.56％，支出实现指标数94.09％，净结余666.7万元。此后两年间，全区财政收支继续保持平稳上升，并略有节余。
1979——1985年，全区财政收支指标安排，每年均为支出大于收入，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教经费，都有明显增长。1985年，全区财政收入突破亿元大关，超额10.2％，较上年增长21.52％；支出实现指标数的98.8％，比上年增长14.49％。
六安地区1976——1985年财政收支实绩见下表：
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从1955年起，全区始有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以后逐年扩大和增加。预算外资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税地方附加、工商税附加、水利集资粮、企业资产折旧基金留用部分，以及公房租赁、学费收入等。预算外资金支出，主要用于基本经济建设、企业设备更新改造、行政支出、农林水和科教文卫事业费补贴。预算外资金的收入与支出，年初编制预算，年终汇编决算，并按规定项目上报，不计入国家财政预算及决算。全区财政预算外收支情况见下表：
六安地区县级财政预算外收支统计表
三、审计监督
清代，无专职财政审计监督人员。康熙年间，诏令州、县将赋役定额镌石立碑，使民周知，防止官吏额外征敛。
民国17年，今地区属地受省财政厅第一、第四视察区财政监督。民国21——35年，六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督察员，监督全区各县财政、赋税事宜。
建国后，财政审计监督工作逐步建立健全。1952年8月，专署财政科设置监察组，专管全区各级财政监察工作。各县财政科配备财政监察员，当年检查发现重大贪污、违反财政纪律案件10余起。1953年，地、县两级共检查68个行政、企业、事业单位，发现贪污、侵占、积压等项财经违纪案件，造成国家财产损失总额23.7万元，查出违纪人员63人。并会同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其中，依法惩办8人，开除公职4人，撤销职务4人，记过处分8人。此后至1957年，地、县财政监督工作人员每年都集中力量，重点检查部分单位，4年间共查出违纪金额33.1万元。1958年与此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财政监督工作，未能正常开展，地、县两级财政部门人员调动频繁，大多未配专职财政监督人员。1963年，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恢复开展，并于1964——1965年间，结合城乡“四清”运动，对全区部分单位进行财政检查、审计和监督。
1979年7月以后，地、县两级财政部门恢复设立监察科、监察股，负责各级财政检查工作。1983年，地、县两级审计局成立，财政审计、监督工作由审计局接管。1984、1985两年，地区重点审计24个单位的财务工作。查出违纪金额1818.99万元，应上缴财政289万元，已上缴119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