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各县教育经费的筹集主要是依靠学田的租银，另有地方财政的地丁银补充。支出经费，主要用于儒学廪膳银，学官教谕及公务人员的俸金，书院和学堂教职员工的薪金。收支有专人管理，定期公布。
民国时期，教育经费来源除政府拨款和地方自筹两种渠道外，还有学田的收费。农村公立小学和部分中学的经费，多半来自学田所收租银，不敷时，由地方财政补足。民国24年(1935年)全区教育经费收入266082元，支出267299元，相差1217元。分县情况是，六安县收入35215元，支出40716元，相差5501元；立煌县收支均为8940元；舒城县收入80646元，支出75217元，剩余5429元；寿县收支均为102290元；霍山收入6348元，支出9198元，差额2850元；霍邱县收入32724元，支出31019元，剩余1705元。
民国26年，财政改制，各校校产收归县有，公立学校经费亦由县列预算，统筹统支，但战时军费优先，教育经费相对压缩。民国28年11月，省府下达乡保小学经费《支给标准》，因征筹不易，管理弊端多，《支给标准》并未兑现。实行“政教卫”合一以后，乡保小学经费由乡保自筹，时货币日趋贬值，后改以大米支付，但标准很低。民国30年，境内七所县立中学共拨经费11.3万元。
抗战胜利后，国民教育经费虽有所增加，但据《安徽教育要览》记载：“战后学校日益扩增，经费亦逐年扩大，因物价增涨，不敷仍巨”。民国36年各县国民教育经费支付情况见下表：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教育经费的征集和使用。1949年6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颁发《学校经费编制标准及教职员工薪金标准(草案)》。地区根据标准拟定计划，由国家财政拨款解决公立中学的经费，从县财政按比例拨款解决公立小学经费。同时，各县建立公学款产委员会，对全区171546亩学田进行调查登记，督促区乡按时征收租粮，解决民办小学的经费。1950年，按照国家计划指标，全区拨发公立中等学校经费1278000元；各县拨发公立小学经费2340000元，民办小学经费仍以各县公学款产收入为主，不足部分由国家适当补助。1951年土地改革后，公学款产收入已不存在，民办小学经费除由乡财政补助外，主要靠区乡自筹。1952年，国家财政有所好转，大部分农村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经费问题基本解决。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好转，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全区教育经费实际支出由1953年的417.2万元，增加到1959年的1017.3万元，增长1.4倍。1960年至1962年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但是全区教育经费的支出仍维持在1959年的水平：1960年为1457.5万元；1961年为1093.1万元；1962年为1012.1万元。
“文革”时期，教育经费基本维持原有水平。为了普及初等教育，“文革”后期农村办起一批小规模的小学，由社队自筹钱物，解决校舍和教具；以固定工资为教师的基本报酬，国家给予适当补贴。与此同时，又办了一批农业中学，经费除由社队筹集外，还有师生参加勤工俭学的收入部分。
1975年和1976年，全区教育经费支出分别为1891.7万元和1956.8万元，基本能保证办学的需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增长幅度较大。1978年至1984年地区教育经费增长情况见表：六安地区教育经费增长表表22-8

由于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仅靠国家投资满足不了客观需要，从1980年起，全区推行“三结合”建校的方法(即国家拨款、社队拨款与学校自筹款三者结合)，以缓解经费困难。当年，“三结合”建校总投资为343.8万元，其中省县财政拨款148万元，社队支持177万元，勤工俭学收入18.56万元，改建、新建校舍1538间。次年，又改建、新建校舍4390间。1982年下半年，地区召开“三结合”建校工作会议，总结交流经验。会后各县均设“三结合”建校领导班子。是年，“三结合”建校总投资达505.6万元，其中国家拨款159.05万元，占31.46％；社队筹款314.08万元，占62.12％；勤工俭学收入32.47万元，占6.42％。新建、改建校舍5013间。1983年，新建、改建校舍11014间；1984年，新建、改建校舍12826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危房多、校舍不足的问题。
1985年，经费开支继续增长，实际支出达4693.65万元，比1984年增长12.8％。在校中学生人均占用费74.9元，比1984年增加12.6元。筹集资金1094万元，新建、改建校舍24万平方米，添置课桌凳22700套。尽管如此，全区仍有34.8万平方米的危房亟待修缮，有半数以上农村小学缺少课桌凳。
1985年，全区开展勤工俭学的学校达到1745所，占学校总数的38.4％。校办工厂、农场总产值为377.3万元，纯收入为137.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