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九节 教育经费
一、概况
明清时期，霍邱县学、社学、义学、书院经费，均从地方学田、庙产和公产的租息中开支，也有出自绅商富户的捐助；私塾经费由学生家庭负担。学田大都从地方财政款购置，也有不少豪富开明人士的捐献。这些学田租给佃户耕种，其租息收入充作教育经费。本县最早的学田是万历初年，知县黄楷捐置的县北三里桥周围19石土地。
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全县有学田43石，租164.2石，银2.5两。其中三里桥19石，租104.2石；两河口12石，租60石；西湾12石，租银2.5两。
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午），翠峰书院有学田66石，岁纳租粮234石，钱粮正银4.55两。顾家畈保6石，租粮24石。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全县有学田44.8石，租稻32石，银1.1两。其中张家集7石，银0.6两；马鞍山保2.2石，银0.05两；大王集保8石，租稻32石，银0.45两；李家集、路家集各有3.8石；枣林堰20石。
此外，清颖书院在本县顾家畈有僧田100余石；敬敷书院在本县曹家墩有地5石，租银1.2两。这两处学田所收租银，经儒学转县财政，由县财政如数上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办城关高等小学堂，各界人士慷慨解囊。学堂落成，将捐助者姓名、捐助银洋钞额，勒碑堂侧。据统计，左碑698人，捐银2960两、洋1994元、钞374串文；碑513人，捐银40.5两，洋326元、钞657串，铜钞97串13790文。
民国时期，除接收清学田7420亩外，还有公产6547亩，年收租银6438两。在叶家集三圣宫、河口集大觉禅寺、白塔畈水云寺、孟家集滋佛寺、临水集东岳庙等地约有庙田寺产3000亩，年收租粮1500余石。各区学产地27201.75亩，实耕地面积17664.4亩。这一时期，教育经费大部分靠旧有学田，地方财政略有补助。民国12年（1923），按田丁、漕米征收教育附加税。是年，有教育附加税钱3000文，其中按民田丁银1两加，收钱1600文；按民田漕米1石加，收钱1400文。两项均超过国税的十分之一，但被挪作县警备队经费。民国15年（1926），县有常年教育经费23078元。民国19年（1930）庠生张乃愿捐银1670两，购地1447亩，充作清颖书院办学经费。
民国23年（1934）岁入经费40448元，其中学产租息3600元，普通附加1300元，义教附加10780元，物产学捐12080元。民国29年（1940），省教育厅派韦视导员来本县会同教育科、县立中学接收赵周氏捐献其夫赵东璧遗产200亩（价值25万元）。县立中学组织起赵东譬基金委员会，管理此学产。是年创办的“九临中”经费全靠省拨；农职学校经费半靠省拨，半靠校产。前后创办的县立中学，简易师范，除校产外，县另有补助；私立中学全靠捐输的资产和学费收入办学。
民国31年（1942），教育经费支出238632元，其中国民学校110320元，中心国民学校113670元，示范中心学校9552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扩增，物价暴涨，国民教育经费虽有增添，但多被国民党政权移用于“勘乱”，教育经费更加入不敷出。民国36年（1947），县有国民教育经费5.92万元。其中中心国民学校3.30万元，国民学校1.92万元，私立小学60元。
解放后，1949年8月至1950年1月，县公学款产委员会共支出各级小学大米26.62万斤，其中公杂费3.32万斤。1950年后，教育经费纳入国家预算，乡办学校由国家财政中按比例拨款；民办学校靠区乡自筹和群众集资，国家给予适当补助。国拨教育经费逐年增加。1950年至1965年，教育经费由6.9万元增到151万元，增长21倍。1966年至1976年，教育经费由165万元增到345万元，增长1.1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经费投资不断增多。1978年至1987年，教育经费由423.5万元增到1172.25万元，增长2.77倍。1950年至1987年全县各类总支出39937.5万元，平均每年支出1035.20万元。其中，教育投资总额11851.41万元，平均每年支出311.88万元，占各类总支出的30.13％。1980年至1987年“三结合”建校，社会集资、捐资930.4万元，教育费附加1602.52万元。
二、财政拨款
清代以前，本县生员参加科举、会试，县儒学拨给盘缠，生员科举15两，会试30两。民国12年（1923），有教育经费（均系学产)6000余元。民国16年（1927）县有常年教育经费19875元。此后，频受水旱兵匪之灾，县拨常年经费锐减。至民国19年（1930），常年教育经费仅11643元。民国23年（1934），岁入经费40448元，县拨28368元。民国24年至民国27年（1935至1938），实行义务教育，每月省政府补助短期小学教育经费199.5元。民国29年（1940），省拨叶集临时小学经费3000元；农职学校经费1938806元；民国30年（1941），省拨“九临中”经费68292元。民国32年（1943），县拨县立中学经费32000元。民国34年（1945），县拨教育经费999076元；占全年教育经费33.54％。民国36年（1947），县拨简易师范经费48624368元，占全年经费8.8％。
1951年进行土地改革，公学款产取消。根据六安地区“关于各县乡村财政之文教经费的使用规定”，将师范、普通中学、县立小学及民办小学补助等项经费全部纳入地方财政。1953年至1958年教育事业发展较快，经费增长比例也较大。1958年教育经费实际支出131.79万元，是1953年实际支出的1.85倍。1956年水灾，省拨灾区小学房屋修建经费21万元，县拨修建购置费5.88万元，复修灾区校舍1432间，添置校具1000件。新建校舍全系砖根、砖柱，小学校舍大为改观。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教育投资比例增加较小，但人民助学金大幅度增长。1958年中等学校人民助学金4.485万元，每个学生平均3.5元（以下简称生均），1959年中等学校人民助学金12.15万元，生均8.1元。1960年中等学校助学金23.37万元，生均约15元。1959年，教育局负责人将地区追加本县基建经费36万元的文件遗失，直到地区教育局来人检查该经费使用情况后，其家属方从床草中寻出，过期上缴，被县财政移用。
1963年水灾严重，从非灾区中学调粮8082斤，支援灾区学校；其中叶集中学3789斤、三元中学1782斤。河口中学2511斤。专区从舒城、六安、肥西、霍山、金寨、庐江6县共调粮3.5万斤。是年，省分配本县灾区助学金9000元，专区下拨灾区经费9000元。上拨灾区修建费2.35万元。修复校舍4211间，占原水毁破漏倒塌4959间的75％。1965年，县分配中等教育经费2.1万元，其中，灾区中学助学金4861元、设备费5840元、修缮费9400元、扫盲费2.2万元。耕读教育经费6700元。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经费增长缓慢。1967年教育经费175.77万元，1971年教育经费203.5万元。五年仅平均增长5.5万元。1976年上拨教育经费345.28万元，是1971年的1.7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经费增多。特别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今后一定时间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这个原则提出之后，教育经费投资直线上升。
1982年，实行财经包干，教育经费投资703.6万元，是1978年的1.66倍。其中地区追加水毁经费30万元，“三结合”建校10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40.9％，其中人头经费支出560.90万元，占教育经费支出的78.48％。1983年受暴雨洪水灾害、淹倒淋毁房屋3264间，另有严重危房5961间、一般危房3501间。是年，省教育厅追加本省灾区中小学校舍修补费20万元；分配水毁工程维修钢材15吨、水泥90吨、木材110立方；追加老区和困难区基建补助26万元；民师增资26万元。
1985年，本县开展教育系统教育经费管理审计调查工作。据审计，1984年，教育经费实际支出950.1万元；教育行政业务经费高达67.23％，仅教育局支出占7.1％。
1987年，省、县上拨经费1172.25万元，其中直拨教育局245.36万元，下划各区镇926.89万元，占1987年县政总支出3831万元的30.6％。实际支出1177.58万元，其中人头经费1055.48万元，占实际支出89.63％。各种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师范3.4％，中学26.8％，小学58.7％，幼儿园1％，业余教育0.49％，职业教育2.9％，其他6.8％。平均每生经费定额：师范614.5元，中学79.38元，小学35.36元，幼儿园54.89元。是年省对本县姜家湖等行蓄洪灾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免收学杂费，浮动公办教师工资。
三、地方自筹
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唐程捐给翠峰书院学田60亩。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翠峰书院有捐田160余石，租80石，钱粮正银0.4两。其中许延平捐仇山村保140余石。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书院有捐银1386两。其中，白大伸等五监生捐银700两，王国正捐银200两。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创建高等小学堂，刘元堦捐银1650两，刘瑞云捐银800两。
民国初年，各地兴办小学校，地方热心教育人士捐田万余亩。民国4年（1951）明强小学创立，陈甄氏捐地180亩。民国12年（1923）后，学产仅能维持县高等小学校、模范国民小学、女子两等小学。劝学所、教育会等费用，区立高小及国民小学均就地抽捐。但管理不善，收支均由各区学务委员独裁。民国15年教育局改组后，教育行政机构扩大，教育经费入不敷出，区立以下小学经费全由地方自筹。筹集资产标准：乡镇中心国民学校高级班年筹基金4500元；初级班年筹基金2500元；民教部两班年筹基金5000元。
民国22年（1933），有税捐附加1790元，其中，普通附加1170元，义教附加16740元。民国24年（1935），各种税捐附加14792元，其中，田赋6552元，契税6000元，牙贴240元，牲畜税2000元。民国27（1938），年筹集教育基金87719元。民国30年（1941），各姓氏共捐庙、寺产13521411元，其中动产估价1338011元。民国31年（1942），李侠仙等9人捐地1025亩，创办私立沣中学。民国32年（1943），地方自筹国民教育基金260余万元（中心国民学校60余万元）。是年，本县11团体联请教育厅发还军阀张敬尧座落在本县田产1591亩，充作农职学校校产。民国33年（1944），裴祖显捐田500亩作简易师范校产，并捐钱盖办公室20间。民国36年（1947），地方自筹资金642004元，占县拨当年经费33.93％。
新中国建立后，农村民办小学校坚持“民办公助”、“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调动群众办学的积极性。1954年，本县受特大洪灾，仅上半年乡镇即筹4万元，修复倒塌破漏校舍1560间。“文化大革命”前，县财政每年均从地方附加税收中拿出4至5万元，支持教育部门维修校舍等。“文化大革命”中，县拨地方附加额比例缩小，1976年仅1万元。1951年至1978年，民办教职工除国家每年拨给额定补助外，不足部分由生产队或大队补助工分，其收入相当于大队一般干部的收入。1963年，根据“谁办学、谁负担，谁读书、谁给钱”的原则，筹集资金、粮食，有的以工分充当，民师工资一般以社队工分和收学费为主，国家补助为辅。每人月工资在20元左右。是年水灾，社队集资、师生劳动收入共6.17万元，充作灾区校舍修缮费。
1979年，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证民师的报酬，中学每年每人补助260元，小学每年每人补助220元，不足部分由乡村和群众自筹。其筹集办法有两种，一是以乡统筹，分上半年、下半年两次付给；一是以村自筹，秋收后结算。这两种办法年初都订入经济承包合同。一般每人每年在170—250元，富裕地区有的在300元左右。1980年起，实行“三结合”建校，当年社员筹集2454万元，学校自筹302万元。但筹集资金，谁收谁支，没有统一立帐，致有借支挪用现象。1982年，双井村党支书记任文奎动员自家和村民，让出承包沃地10余亩。集资4万余元，建砖瓦校舍6幢41间。80年代，县拨地方附加经费逐年增多，1983年为17万元。
表23-12“三结合”建校情况表
单位：万元、间
表23-13教育经费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元
1985年，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筹集农村教育经费的通知》，按农民人均收入1％，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对重灾区进行减免，其减免比重占本年教育附加经费40％左右。是年起，民办教师年人均乡村筹集最低标准，中学336元，小学312元。当年，全县民办教师5843人，其中国家补助有证民师5094人，常年代课教师474人。乡村自筹民师工资75万元。1987年机关干部、各界人士捐资149.3万元，农村个人捐资258.96万元。其中专业户卢家龙、王华友、甘正如各捐款1000元，养猪专业户徐本忠无息借贷款3万元，县政府为他们颁发了奖状和奖旗。是年，征收教育费附加346.02万元。至1987年共征收教育费附加721.82万元，其中城镇15.6万元。教育工会拿出1.63万元，为临水、戴店、砖洪、周店、沈台、柳树、三流等灾区小学维修、新建校舍约300间。同年，中小学危险校舍改造工作成绩显著，安徽省教育委员会、财政厅为本县颁发了奖状。参见表23-12、表23-13。
明清时期，霍邱县学、社学、义学、书院经费，均从地方学田、庙产和公产的租息中开支，也有出自绅商富户的捐助；私塾经费由学生家庭负担。学田大都从地方财政款购置，也有不少豪富开明人士的捐献。这些学田租给佃户耕种，其租息收入充作教育经费。本县最早的学田是万历初年，知县黄楷捐置的县北三里桥周围19石土地。
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全县有学田43石，租164.2石，银2.5两。其中三里桥19石，租104.2石；两河口12石，租60石；西湾12石，租银2.5两。
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午），翠峰书院有学田66石，岁纳租粮234石，钱粮正银4.55两。顾家畈保6石，租粮24石。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全县有学田44.8石，租稻32石，银1.1两。其中张家集7石，银0.6两；马鞍山保2.2石，银0.05两；大王集保8石，租稻32石，银0.45两；李家集、路家集各有3.8石；枣林堰20石。
此外，清颖书院在本县顾家畈有僧田100余石；敬敷书院在本县曹家墩有地5石，租银1.2两。这两处学田所收租银，经儒学转县财政，由县财政如数上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办城关高等小学堂，各界人士慷慨解囊。学堂落成，将捐助者姓名、捐助银洋钞额，勒碑堂侧。据统计，左碑698人，捐银2960两、洋1994元、钞374串文；碑513人，捐银40.5两，洋326元、钞657串，铜钞97串13790文。
民国时期，除接收清学田7420亩外，还有公产6547亩，年收租银6438两。在叶家集三圣宫、河口集大觉禅寺、白塔畈水云寺、孟家集滋佛寺、临水集东岳庙等地约有庙田寺产3000亩，年收租粮1500余石。各区学产地27201.75亩，实耕地面积17664.4亩。这一时期，教育经费大部分靠旧有学田，地方财政略有补助。民国12年（1923），按田丁、漕米征收教育附加税。是年，有教育附加税钱3000文，其中按民田丁银1两加，收钱1600文；按民田漕米1石加，收钱1400文。两项均超过国税的十分之一，但被挪作县警备队经费。民国15年（1926），县有常年教育经费23078元。民国19年（1930）庠生张乃愿捐银1670两，购地1447亩，充作清颖书院办学经费。
民国23年（1934）岁入经费40448元，其中学产租息3600元，普通附加1300元，义教附加10780元，物产学捐12080元。民国29年（1940），省教育厅派韦视导员来本县会同教育科、县立中学接收赵周氏捐献其夫赵东璧遗产200亩（价值25万元）。县立中学组织起赵东譬基金委员会，管理此学产。是年创办的“九临中”经费全靠省拨；农职学校经费半靠省拨，半靠校产。前后创办的县立中学，简易师范，除校产外，县另有补助；私立中学全靠捐输的资产和学费收入办学。
民国31年（1942），教育经费支出238632元，其中国民学校110320元，中心国民学校113670元，示范中心学校9552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扩增，物价暴涨，国民教育经费虽有增添，但多被国民党政权移用于“勘乱”，教育经费更加入不敷出。民国36年（1947），县有国民教育经费5.92万元。其中中心国民学校3.30万元，国民学校1.92万元，私立小学60元。
解放后，1949年8月至1950年1月，县公学款产委员会共支出各级小学大米26.62万斤，其中公杂费3.32万斤。1950年后，教育经费纳入国家预算，乡办学校由国家财政中按比例拨款；民办学校靠区乡自筹和群众集资，国家给予适当补助。国拨教育经费逐年增加。1950年至1965年，教育经费由6.9万元增到151万元，增长21倍。1966年至1976年，教育经费由165万元增到345万元，增长1.1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经费投资不断增多。1978年至1987年，教育经费由423.5万元增到1172.25万元，增长2.77倍。1950年至1987年全县各类总支出39937.5万元，平均每年支出1035.20万元。其中，教育投资总额11851.41万元，平均每年支出311.88万元，占各类总支出的30.13％。1980年至1987年“三结合”建校，社会集资、捐资930.4万元，教育费附加1602.52万元。
二、财政拨款
清代以前，本县生员参加科举、会试，县儒学拨给盘缠，生员科举15两，会试30两。民国12年（1923），有教育经费（均系学产)6000余元。民国16年（1927）县有常年教育经费19875元。此后，频受水旱兵匪之灾，县拨常年经费锐减。至民国19年（1930），常年教育经费仅11643元。民国23年（1934），岁入经费40448元，县拨28368元。民国24年至民国27年（1935至1938），实行义务教育，每月省政府补助短期小学教育经费199.5元。民国29年（1940），省拨叶集临时小学经费3000元；农职学校经费1938806元；民国30年（1941），省拨“九临中”经费68292元。民国32年（1943），县拨县立中学经费32000元。民国34年（1945），县拨教育经费999076元；占全年教育经费33.54％。民国36年（1947），县拨简易师范经费48624368元，占全年经费8.8％。
1951年进行土地改革，公学款产取消。根据六安地区“关于各县乡村财政之文教经费的使用规定”，将师范、普通中学、县立小学及民办小学补助等项经费全部纳入地方财政。1953年至1958年教育事业发展较快，经费增长比例也较大。1958年教育经费实际支出131.79万元，是1953年实际支出的1.85倍。1956年水灾，省拨灾区小学房屋修建经费21万元，县拨修建购置费5.88万元，复修灾区校舍1432间，添置校具1000件。新建校舍全系砖根、砖柱，小学校舍大为改观。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教育投资比例增加较小，但人民助学金大幅度增长。1958年中等学校人民助学金4.485万元，每个学生平均3.5元（以下简称生均），1959年中等学校人民助学金12.15万元，生均8.1元。1960年中等学校助学金23.37万元，生均约15元。1959年，教育局负责人将地区追加本县基建经费36万元的文件遗失，直到地区教育局来人检查该经费使用情况后，其家属方从床草中寻出，过期上缴，被县财政移用。
1963年水灾严重，从非灾区中学调粮8082斤，支援灾区学校；其中叶集中学3789斤、三元中学1782斤。河口中学2511斤。专区从舒城、六安、肥西、霍山、金寨、庐江6县共调粮3.5万斤。是年，省分配本县灾区助学金9000元，专区下拨灾区经费9000元。上拨灾区修建费2.35万元。修复校舍4211间，占原水毁破漏倒塌4959间的75％。1965年，县分配中等教育经费2.1万元，其中，灾区中学助学金4861元、设备费5840元、修缮费9400元、扫盲费2.2万元。耕读教育经费6700元。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经费增长缓慢。1967年教育经费175.77万元，1971年教育经费203.5万元。五年仅平均增长5.5万元。1976年上拨教育经费345.28万元，是1971年的1.7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经费增多。特别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今后一定时间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这个原则提出之后，教育经费投资直线上升。
1982年，实行财经包干，教育经费投资703.6万元，是1978年的1.66倍。其中地区追加水毁经费30万元，“三结合”建校10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40.9％，其中人头经费支出560.90万元，占教育经费支出的78.48％。1983年受暴雨洪水灾害、淹倒淋毁房屋3264间，另有严重危房5961间、一般危房3501间。是年，省教育厅追加本省灾区中小学校舍修补费20万元；分配水毁工程维修钢材15吨、水泥90吨、木材110立方；追加老区和困难区基建补助26万元；民师增资26万元。
1985年，本县开展教育系统教育经费管理审计调查工作。据审计，1984年，教育经费实际支出950.1万元；教育行政业务经费高达67.23％，仅教育局支出占7.1％。
1987年，省、县上拨经费1172.25万元，其中直拨教育局245.36万元，下划各区镇926.89万元，占1987年县政总支出3831万元的30.6％。实际支出1177.58万元，其中人头经费1055.48万元，占实际支出89.63％。各种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师范3.4％，中学26.8％，小学58.7％，幼儿园1％，业余教育0.49％，职业教育2.9％，其他6.8％。平均每生经费定额：师范614.5元，中学79.38元，小学35.36元，幼儿园54.89元。是年省对本县姜家湖等行蓄洪灾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免收学杂费，浮动公办教师工资。
三、地方自筹
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唐程捐给翠峰书院学田60亩。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翠峰书院有捐田160余石，租80石，钱粮正银0.4两。其中许延平捐仇山村保140余石。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书院有捐银1386两。其中，白大伸等五监生捐银700两，王国正捐银200两。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创建高等小学堂，刘元堦捐银1650两，刘瑞云捐银800两。
民国初年，各地兴办小学校，地方热心教育人士捐田万余亩。民国4年（1951）明强小学创立，陈甄氏捐地180亩。民国12年（1923）后，学产仅能维持县高等小学校、模范国民小学、女子两等小学。劝学所、教育会等费用，区立高小及国民小学均就地抽捐。但管理不善，收支均由各区学务委员独裁。民国15年教育局改组后，教育行政机构扩大，教育经费入不敷出，区立以下小学经费全由地方自筹。筹集资产标准：乡镇中心国民学校高级班年筹基金4500元；初级班年筹基金2500元；民教部两班年筹基金5000元。
民国22年（1933），有税捐附加1790元，其中，普通附加1170元，义教附加16740元。民国24年（1935），各种税捐附加14792元，其中，田赋6552元，契税6000元，牙贴240元，牲畜税2000元。民国27（1938），年筹集教育基金87719元。民国30年（1941），各姓氏共捐庙、寺产13521411元，其中动产估价1338011元。民国31年（1942），李侠仙等9人捐地1025亩，创办私立沣中学。民国32年（1943），地方自筹国民教育基金260余万元（中心国民学校60余万元）。是年，本县11团体联请教育厅发还军阀张敬尧座落在本县田产1591亩，充作农职学校校产。民国33年（1944），裴祖显捐田500亩作简易师范校产，并捐钱盖办公室20间。民国36年（1947），地方自筹资金642004元，占县拨当年经费33.93％。
新中国建立后，农村民办小学校坚持“民办公助”、“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调动群众办学的积极性。1954年，本县受特大洪灾，仅上半年乡镇即筹4万元，修复倒塌破漏校舍1560间。“文化大革命”前，县财政每年均从地方附加税收中拿出4至5万元，支持教育部门维修校舍等。“文化大革命”中，县拨地方附加额比例缩小，1976年仅1万元。1951年至1978年，民办教职工除国家每年拨给额定补助外，不足部分由生产队或大队补助工分，其收入相当于大队一般干部的收入。1963年，根据“谁办学、谁负担，谁读书、谁给钱”的原则，筹集资金、粮食，有的以工分充当，民师工资一般以社队工分和收学费为主，国家补助为辅。每人月工资在20元左右。是年水灾，社队集资、师生劳动收入共6.17万元，充作灾区校舍修缮费。
1979年，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证民师的报酬，中学每年每人补助260元，小学每年每人补助220元，不足部分由乡村和群众自筹。其筹集办法有两种，一是以乡统筹，分上半年、下半年两次付给；一是以村自筹，秋收后结算。这两种办法年初都订入经济承包合同。一般每人每年在170—250元，富裕地区有的在300元左右。1980年起，实行“三结合”建校，当年社员筹集2454万元，学校自筹302万元。但筹集资金，谁收谁支，没有统一立帐，致有借支挪用现象。1982年，双井村党支书记任文奎动员自家和村民，让出承包沃地10余亩。集资4万余元，建砖瓦校舍6幢41间。80年代，县拨地方附加经费逐年增多，1983年为17万元。
表23-12“三结合”建校情况表
单位：万元、间
表23-13教育经费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元
1985年，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筹集农村教育经费的通知》，按农民人均收入1％，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对重灾区进行减免，其减免比重占本年教育附加经费40％左右。是年起，民办教师年人均乡村筹集最低标准，中学336元，小学312元。当年，全县民办教师5843人，其中国家补助有证民师5094人，常年代课教师474人。乡村自筹民师工资75万元。1987年机关干部、各界人士捐资149.3万元，农村个人捐资258.96万元。其中专业户卢家龙、王华友、甘正如各捐款1000元，养猪专业户徐本忠无息借贷款3万元，县政府为他们颁发了奖状和奖旗。是年，征收教育费附加346.02万元。至1987年共征收教育费附加721.82万元，其中城镇15.6万元。教育工会拿出1.63万元，为临水、戴店、砖洪、周店、沈台、柳树、三流等灾区小学维修、新建校舍约300间。同年，中小学危险校舍改造工作成绩显著，安徽省教育委员会、财政厅为本县颁发了奖状。参见表23-12、表2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