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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降雨受季节影响主要集中在夏季的汛期,秋后和冬春季节降雨较少,因而常出现夹秋旱和春旱。有时虽是夏季汛期,但如遇太平洋副高压较强,北移快,则出现空梅,造成严重的初夏旱和伏旱。本区又多丘陵和岗地,丘岗区占土地总面积的61%,产水量少、耕地率高,历史上水利条件差,没有骨干的蓄水工程,因此易发生旱灾。
本区旱灾具有机遇高、发生年数多的特点。据统计,自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582年间共发生大小旱灾173次,平均每3.4年一次,其中明朝276年间共发生旱灾72次,清朝267年间共发生旱灾88次,民国时期38年间共发生旱灾13次。这些旱灾中见于史籍记载的严重旱灾有,明正德四年(1509年),夏大旱“蝗飞蔽日,岁大饥,人相食”;明嘉靖二年(1523年),“二月至六月不雨,秋大饥,民流离,饿死无算”;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春正月至八月不雨,“淮水竭,井泉枯,野无青草,流徒载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大旱,“民食树皮,饿殆者半”;明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1639~1641年),大旱,“蝗飞蔽天而下,民食草木,复掘烂石,食都多病死”;清康熙十年(1671年),“夏大旱,秋七月飞蝗蔽天,食禾苗殆尽,民大饥”;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至八月不雨,凤……滁等处亢易不雨,禾苗尽枯,又蝗蝻云集,乃成绝望”;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大旱,“自冬至次春饿馁相望于道”;清咸丰六年(1856年),定远县“七阅月不雨,千里地皆赤”;全椒县“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民国23年(1934年),滁县“入夏以来久旱不雨,河既断流,田皆龟裂,有地皆赤,无草不黄”,受灾田亩27.6万亩,受灾人口3.5万人,来安、全椒受灾人口均在7万人以上,定远县八十天不雨,超过咸丰六年大旱。
建国后为抵御旱灾,全区从1952年开始兴修水利,使抗旱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灾情也逐步得到减轻。从1949年至1992年的43年中,全区共发生较严重旱灾13次,其中1978年大旱受旱面积之大、历时之长、灾情之重为历史上所罕见。是年气候反常,春少雨,梅雨期天早,夏秋气温偏高:又因1976年和1977年连续两年均有旱象,塘坝、水库蓄水不多,加之长江、淮河水位低无法开机提水,不但造成午秋作物受旱,而且影响到秋季小麦、油菜的播种,部分地方人畜饮用水发生困难。当年全区受旱面积433.35万亩,成灾面积有255万亩。
本区旱灾的另一个特点是连续性,连续几年干旱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历史上的1527~1534年、1587~1590年、1624~1627年、1639~1641年、1655~1658年、1671~1674年、1716~1718年、1891~1893年、1932~1936年、1939~1940年等。其中尤以1527~1534年连续8年干旱最为严重。建国后发生连续两年以上旱灾的有1958~1960年、1966~1968年和1976~1978年。
1949—1992年全区严重旱灾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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