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通渠道
清末，境内津浦铁路修建时，经费开支的现金由南京交通银行调拨支付。民国元年(1912年)，安徽中华银行在临淮关设立分行，经收皖北各县公库款项解交，按月向省报告市场货币行情(主要是银两、银元比价)。当时，区内北部城乡的主辅调剂以及比价涨落亦皆随附于临淮市场。津浦铁路通车后，蚌埠兴起，市场随之转换。东部天长的货币流通，向依扬州，南部滁、来、全三县多与南京往还。
民国前期，银行机构尚未设立之前，货币行情，余缺调剂，由钱庄及较大商家经理；城镇市场的主币及零整折换除钱庄、商店外，另有私人摆设的钱摊经营办理，收取一定的进出差额为收益。
抗战初期，本区境内城乡市场以法币为主。敌占城镇间有少数日本军用钞券。由于战争阻隔，币源缺乏，特别是辅币，原为主要辅币的铜元，在日伪大量掠收后，更为奇缺。许多农村竟以物物交易。为解决市场货币需要，非沦陷区的地方政府或商会发行临时地方流通券，以资流通。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内抗日民主政府发行淮南币流通于根据地内；国民政府的皖东行署发行流通券流通于区内的西南边境；南京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流通于沦陷区城镇。连同原来的法币和复活的银元，一时多种货币并出。在政权不同，币制各异的情况下，常在一县、一乡之内，三里、五里之隔，使用不同货币，甚至在相互边邻同一市场，流通多种货币。比价高低，随市而异，抗战胜利后，其它纸币消失，法币恢复独占市场，但内战继起，政局动荡，法币比战时贬值更快；银元公开流通，境内境外，买进贩出。在通货恶性膨胀下，城镇市场多以“五洋”(棉纱、肥皂、火柴、煤油、香烟)、大米作为交换计算，有职工工薪亦以银元或实物计算，货币流通极为混乱。民国37年8月金圆券发行，贬值之快之剧更甚于法币。1949年1月全区解放，发行才及半年的金圆券废止流通。
1950年，滁县设立货币发行支库，各县设立保管点。随后滁县支库升为中心支库，各县保管点改为支库，较大集镇设保管点。按照出入库制度发行和回笼货币。
二、现金投放与回笼
1949年1月，全区解放后，立即禁止金圆券流通。此时，随同解放军进入的货币有“华中币”、“北海币”、“中州币”、“西北币”等原老解放区的地方币。以“华中币”为本位币。不久除“北海币”与“华中币”等值流通外，其余各币一律停止流通，银行只进不出。4月，人民币进入市场，自5月1日起定为本位货币，“华中币”(含“北海币”)退为人民币的辅币。1950年，“华中”、“北海”两币陆续收回，自此人民币统一了市场。1955年3月1日，发行新版人民币，银行、信用社广设兑换点，不到3个月，投放出618．79万元。新币最大面值为5元，票面面额较旧币缩小，币值加大，流通方便，市场平稳。
1957年增发10元面值及金属分币。1964年收回苏联代印的3、5、10元3种面值币，全区计收回1604．6万元。1980年后，多次发行多种金属流通纪念币(有元币、角币)，以及50、100元两种大票。
1950～1992年，全区共投放331．1亿元(折新币)，回笼300．3亿元，净投差30．8亿元。其间重点的投放与回笼时间是1979年以来的近14年，总投放284．5亿元，回笼255．4亿元，投差29．1亿元。分别为前29年的6．1倍和5．6倍。
1950—1992年全区货币投放、回笼、差额表

长期以来全区货币投放与回笼，随着农业生产季节和丰歉状况而转移；加之四邻大中城市长期投大于收，导致现金外流。货币投放渠道主要以投向农副产品收购为主，其次为农村信用和行政费用、工资资金、储蓄存款等项支出。农副产品收购正常年景约占总投放量的30至40％，加上信用支出，总计流向农村的现金约占60％以上。回笼以商品销售为主，1949～1992年的43年中，最低为50％，高时达70％以上。此外，为农村信用社、服务行业、个人储蓄等收入。
三、货币流通量
50年代市场的货币容量很小，1950～1957年8年的总投差仅为800多万元(包括外流)。1960年国家银行建立家计调查工作，测算市场货币容量。据当年6月测算，市场总量为527万元，城乡人均持币2．73元。与货币回笼总额及商品零售总额比较，皆为1：25。直至1978年，人均持币仍在10元以下；1978年以后，由于改革开放，城乡经济飞跃发展，商品生产大幅度地上升，市场货币容量逐年增大。市场货币总量与货币回笼总额及商品零售总额相比，缩小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