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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物传
鲁肃
鲁肃(172～217)字子敬，定远县东南乡人。东汉建宁五年(公元172年)出生于一个士族家庭里，幼年丧父，由祖母抚养长大。他体貌魁伟，性格豪爽，喜读书，好骑射。东汉晚期，眼见朝廷昏庸，官吏腐败，社会荡乱，常召集乡里青少年练兵习武。他还仗义疏财，深得乡人敬慕。当时，舒人周瑜为居巢(今巢县)长，因缺粮向鲁肃求助，鲁肃将其一仓3000斛粮食慷慨赠给周瑜。从此，二人结好，共谋大事。建安二年(公元197年)，鲁肃领部属百余人从瑜到江南投奔孙权。孙权甚喜，请教天下大计。鲁肃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立江东，以观天下。”建安十三年，曹操率20万大军南下，孙权部下多惧曹军势力，是降是和，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而鲁肃与周瑜力排众议，坚决主战。鲁肃私下劝权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投降曹操，仍可谋得一官半职，你若投降，可就没有安身之地了。”孙权醒悟，决心抗曹。接着鲁肃与周瑜又建议孙权联合刘备，共抗曹操。结果，吴、蜀联军大败曹军于赤壁。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格局。
赤壁大战后，鲁肃被任命为赞军校尉。周瑜逝世后，孙权采纳周瑜逝前建议，令鲁肃代周瑜职务，领兵4000人；因鲁肃治军有方，军队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孙权根据当时政治军事形势需要，又任命鲁肃为汉昌太守，授偏将军；鲁肃随从孙权破皖城后，又被授为横江将军。
鲁肃是继周瑜之后吴国最重要的名臣名将，建安二十二年卒，年仅46岁。
董槐
董槐(?～1262)字廷植，定远县城人。体魁，宽额丰腮，有美须。少时喜习兵事，爱读孙武、曹操书，有抱负，常与人说：“我若得用，将汛扫中土，以还天子。”他还要做个像诸葛亮、周瑜样的人。父董永课子严，厌其狂，训诫道：“你不努力读书，喜欢讲大话，狂妄自高，我不愿意你成为这样的人。”经父教，槐惭愧，遂乃专心求学。始就学于叶雍门下，继又从师于儒学大师朱熹的学生辅广。董槐聪颖过人，学业长进很快，嘉定6年(公元1213年)考中进士。踏进仕途之后，历任广德军录事参军、镇江观察推官、镇江府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湖北刑狱、常德知府、江州知州兼都督府参谋、谭州知州、沿江制置使、江西安抚司公事主管、户部侍郎、江东安抚使兼建康知府、广西运判兼提点刑狱、工部侍郎兼转运使、兵部侍郎兼给事中、宝章阁直学士、福州知州及福建安抚使、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直到拜右丞相兼枢密使等三十多个官职。爵位由封子、封男，到封侯、封公。董槐为官，勤政清正，政绩卓著，朝野闻名。
嘉定十四年，董槐任广德军录事参军时，有人告富人李桷私铸兵器，暗结豪杰，心图不轨。郡守不问是否事实，就将李桷逮捕入狱，准备斩首。董槐通过查访，得知情系诬告，便同郡守说明。郡守不但不听，反说：“李桷谋反，你反为他说情，当诛族。”槐据理抗辩：“执法官吏明知李桷乃是冤案，却硬把他往死处推，难道法律规定被告人不论冤枉不冤枉，都要杀头吗?”不久，郡守因办理父丧去官，董槐负责处理郡事，迅即上书为李桷辩明案情，李得释放。
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董槐提点湖北刑狱时，常德军中发生骚乱，守尉马彦直被围，董槐得知，亲率数骑赶到现场，斥问乱者为什么这样?乱者说：“将军马彦直掠夺我们岁请。”董槐呼出马彦直，训问情实，立斩于马前；第二天，又捕斩乱者为首分子以戒。
嘉熙三年，董槐知江州时，秋天有十几万灾民渡江流来。他召集官吏商量用储备军粮赈灾，吏员都说不能把储备军粮发给灾民吃。他说：“人民是我们的人民，用我们的粮食救济他们有何不可?”说服了吏员，于是，灾民得粮，重返家园。
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董槐为广西运判兼提点刑狱时，邕州地区经常发生少数民族扰边事件，槐上奏守御七策，对他们谕之以理，待之以诚，约定互不侵犯。并订立五项条约：“一无犯边，二归还侵地，三归还虏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贸易。”从而改善了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系，安定了边陲。 宝礻右三年(公元1255年)，董槐任右丞相时，为了利国安邦，任人唯贤是举。他向皇帝说，臣认为现在对朝政有害者有三点：一是皇亲国戚不能执行法律；二是执法大吏久居其官，作威作福；三是京城里的官吏，不约束部下，任其胡作非为。皇上不听，嫉之更甚，加上奸邪屡谗，董槐的耿耿忠言、赤诚心胆却落得个被罢免丞相的结果。 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五月，滂沱大雨不止，年迈的董槐彻夜难眠，坐立不安，国难民灾，系于一心，终于在不住的叹息中默默忧逝。逝后，赠太子少傅，谥号文清。董槐葬于定远古城西北角(今为建设小学境内)。其墓大约三十米方圆，呈圆墩形；原有石碑，文曰：“宋许国公董槐之墓”。
李善长
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定远县人。少时读书聪明，有智谋，笃学法家思想，析事预见性强。他帮助朱元璋攻打天下，计高群雄；辅佐太祖安邦治国，功冠众臣。他是明朝官居极品、主重臣尊的开国重臣；是定远县有史以来数百名封建大官吏中、三个帝王辅宰中功绩最著者。
先是朱元璋略地滁阳，善长迎见。元璋待他有礼，并留掌书记。时，元璋问善长说：“现在我们到处打仗，你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天下呢?”善长回答说：“秦乱，刘邦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待人宽仁不嗜杀，五年便得天下当皇帝。现在元朝政治黑暗，社会混乱，天下土崩瓦解，四分五裂，你是濠州人，离沛不远，山川相连，王气在你。若能效法刘邦去做，定天下不在话下。”元璋欢喜称善。元璋攻滁 州，善长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元璋威名日盛，诸将来归者渐多，善长察人度能，言明元璋，皆得量才使用。元璋驻军和阳，率兵攻打鸡笼山寨，留少数兵佐善长居守。元将得知消息来犯，善长设计大败来犯元兵。元璋得巢湖水师，渡江拔采石，趋太平，皆得善长力助。元璋为太平兴翼大元帅，以善长为帅府都事。从克集庆，取镇江，一路风顺，出自善长谋划有方。元璋为江南行书省平章，以善长为参议，兼领大都督府司马，进行省参知政事，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元璋为吴王，以善长为右相国。此时，元璋前后自将征讨，皆命善长居守。善长理政安民，转调兵饷，定制立法，发展生产，国用益富，百姓不困。吴元年九月论功封善长为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善长为左相国。当时，法有连坐三条，善长奏请自大逆而外皆除。朱元璋即帝位，追帝祖考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皆以善长充当大礼使。设置东宫官属，以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善长帅礼官定效社宗庙礼，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礼仪。奉命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和大明集礼等书。定天下狱渎神祗封号，封建诸王，爵赏功臣，事无巨细，皆委善长与诸儒议行。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太祖说：“善长虽无汗马功，然能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时6人封公者，善长第一，制词喻比萧何，称扬甚至。洪武七年，善长弟存义擢为太仆丞，存义子伸、佑皆为群牧所官；洪武九年，善长子祺尚临安公主，拜驸马都尉。其全家荣贵之至。后因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等交章弹劾善长与胡惟庸私通，终以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罪，将善长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没。善长死后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其鸣冤，词切言恳，据理雄辩。太祖得书，竟不罪王，似有后悟。
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定远县人，明朝著名爱国将领。父亲戚景通，熟识军事，官至神机营副将。
戚继光幼年倜傥负奇气，家境贫穷，勤奋读书，苦习武艺。在父亲的教育下，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其父去世，戚继光袭父职任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此时，山东沿海倭寇为患，戚继光激愤书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表达了他决心平定倭患的志向。他努力整训士兵，严肃军纪，修筑工事，巩固山东沿海防务，使倭寇不敢进犯。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佥浙江都司，充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倭寇进犯龙山，浙江几路明军共同前往抵御。倭酋骄纵，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他们兵分三路，在三个倭酋率领下，气势凶凶地冲上来。数量上远远超过敌人的明军竟然抵挡不住，连连败退。戚继光见势，忙跳上一块高石，张弓放矢，一连三箭，射倒三个倭寇，稳定了明军阵脚。溃散的明军重新集结，杀退了倭寇。戚继光清楚地认识到，靠这支贪生怕死的军队是无法抵抗倭寇的。于是决心从当地招募新兵，组成一支新的军队。三十八年九月，戚继光亲自来到浙江义乌，以爱国大义号召当地群众出山应募。当地乡团也在戚继光的感召下纷纷加入新军。他在义鸟共招募新军4，000多人，带回绍兴，日夜训练，教给士兵击刺方法、攻守战术；还根据东南沿海地区多山水不便长驱驰骋的地理条件和倭寇长于设伏、冲锋和短兵相接的战术，创造出一种有名的“鸳鸯阵”；并把招募来的鱼民编成水军，精置战舰、火器兵械。与此同时，戚继光还对这支新军进行严格的纪律训练。他教谕士兵：“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杀贼，设使你们果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他，如何不奉承你们?”“你们在家，哪个不是种田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很不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杀贼保障他们，养你何用?”对于违反军纪，破坏军规，损害百姓利益的行为，不管是谁，他都严惩不贷。因此，戚继光的军队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人们把他的军队称为“戚家军”。
“戚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在浙江先后九战九胜，使倭寇闻风丧胆。浙江一带倭患平息后，嘉靖四十一年，明朝官府又调戚继光入闽剿倭。他率部首先收复横屿，一鼓作气“连克六十营，斩首千数。”剿除了牛田、兴化等地倭寇，福建倭患暂告平息，戚继光又回师驻守浙江。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再度赴闽作战，他和当地明军会师，全力攻下平海卫，再次收复兴化，论功提升为总兵。嘉靖四十三年元月八日，两万倭寇围攻福建仙游县达50多天，仙游城危在旦夕。戚继光率部奋杀，敌败退去，仙游城得解。接着，他又在王仓墙、蔡陂岭大败倭寇，福建倭寇被肃清。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和广东明军联合剿灭海匪吴平，至此，东南沿海倭患彻底平息。
隆庆元年(1567年)，戚继光被调守蓟州。他看到边兵虽多，但腐败无用，奏请招募浙人为一军。浙兵3000人到蓟，阵于郊外，适逢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从此深知戚继光治军纪律严明。由于戚继光加强战备，“在镇16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安定。”后来给事中张鼎思邪说戚继光不宜镇守北方，被南调广东。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二月病逝，谥号武毅。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戚继光戎马一生，江南、塞北，转战万里，为保卫祖国，抵抗倭寇侵略，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得人民的敬爱。他对练兵、治械、阵图等都有创见，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武备新书》、《液戎要略》等兵书，是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宝贵遗产。
凌泰封 凌泰封(1783～1856)字瑞臻，号东园，定远县城人。幼时聪颖，九岁能诗，十四岁入郡庠，督学汪文端奇其才拨取优贡。清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人，十年中进士，廷试一甲第二名，授编修，官至翰林院侍读、侍讲。道光年间，初任宁波，后补湖州。他目睹当地政繁税重，人民疾苦，作诗《插秧行》、《蚕上簇》以讽时僚。
湖州一带重男轻女，溺婴成风。泰封为了扭转这种陋俗，在当地“育婴堂”旧址上重新修建“育婴堂”。一月余，各地送婴者达数百人，由是，溺婴之风渐息。他任理湖郡三年大治。后升调杭州兼署金衢严道。是时，湖州大水，当地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滥役民力，征漕无度，急民几变。巡抚以泰封素得湖地民心，使往安抚。至，湖民顶香跪谒者万人。泰封根据实情，分别报灾缓征，湖民心服。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暴发后，英军横行海上，杭人震惊，纷纷想逃避他乡。他竭力安定民心，做好防御准备。由于他坚决反对“议和”，不同意消极防守，与上有异，终被以“玩视军条，上楼读书”八字割职。凌泰封视状心恢，乞假归休，从此，谢绝官场交往，筑屋数幢，教子孙读书，以乐晚年。著有《东园诗抄》十二卷。
凌毅
凌毅(?～1930)字蕉庵，定远县城人。少年喜读《汉书》及侠义传记，肄业于两江师范。曾与黄兴、于佑任等组织长江革命团体；与柏文蔚发起组织岳王会、信义会；又加入中国同盟会，与赵声、汪立本等撰《革命军》、《兴汉》、《光汉》等革命书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在安庆起义，凌与陈雄洲密运军火接济；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广州黄花岗起义时，凌被推为金陵九镇代表举兵响应；武昌起义后，参与会攻南京；沪宁光复后，任代表团代表，参加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被推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民国2年(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提案弹劾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后，南下随孙中山讨袁；失败后，出走日本，组织天健学会、国民社；同年冬，奉孙中山之命，返沪从事讨袁活动。此时，凌毅任中华革命党皖支部长，中华革命军皖江总司令。民国5年，袁世凯死后，他再入国会，与胡汉民等组织“丙辰俱乐部”；6年赴奥，参加护法；7年8月，北平召开“安福国会”，他组织护法俱乐部；13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受孙中山函约，参议总纲草案，任宣传委员，当选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他与王用宾 等负责联络策划，改编步兵，统领部队，逐溥仪出宫。事毕，任步军统领，市政督办(后辞任)。孙中山逝世后，悲痛致病，于民国19年3月10日在上海逝世。
武焜南
武焜南(1871～1957)字炎康，号去病，定远县城人。青少年时期，思想进步，品学兼优。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应皇太后六旬万寿恩科之试，考取拔贡，朝廷入册，受皇禄。他接受朝廷任命，出任安徽省咨议局局长。当政期间，目睹帝国主义列强肆意瓜分中国领土，抢掠财富，清政府腐败无能，思想十分沉重，不念理政。为了拯救国家和人民，推翻清朝政府，毅然弃官进入北洋学堂学习。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同科拔贡许世英(曾任段琪瑞的秘书长，民国初派驻日本大使，后任国民党中央政纪委员会委员长)与柏烈武(柏文蔚)、黄伯度、方振武等人，一同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奔波在广州、上海、南京、安庆等地，参加各种秘密组织会议。宣统二年(1910年)，他接受了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的任务，回到安庆。次年，他以安徽省代表名义，会同直隶省咨议局长孙伯兰、湖南省代表谭祖庵、湖北省代表汤化龙、山西省代表李素等人，同赴清廷咨政院，谒见伦贝子和皇叔载沣，请求朝廷召开国会，征询民意。清朝政府一再拖延，未予同意。这时，各省革命党人已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待机行动。武火昆南回到安徽后，便以加强江防和安庆防务的名义，向抚台朱家宝领取毛瑟枪450支，充实扩大革命党人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水师，他亲自兼任管带(即舰长)〉
同年10月，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武火昆南约同童茂轩、侯行道、王运嘉等赴安庆会见抚台朱家宝，晓以形势，喻以大义，劝其顺从民意，树起独立大旗，使安徽早日光复。
为了安定局势，武火昆南与淮上军军长王龙廷会商，将其组建的第一军分驻寿县、怀远、涡阳、蒙城一带待命。又与江西九江的黄焕章兵团长交涉，取回咨议局银子1，650两作经费，组成安徽省临时政府和临时省议会。民国元年(1912年)1月14日，省议会在安庆召开代表大会，选举武火昆南为议会长。在任期间，他与安徽督军柏烈武，查办了原驻安庆北门外的三营兵变事件，下令撤销了该团团长和营长的职务；提出安徽省禁烟措施，没收了英国商人贩卖的大量鸦片，在都督府门前当众焚毁。事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闻讯，亲赴安庆，发表演说，对安徽禁烟的爱国行动大加赞扬。
民国3年，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篡改约法，镇压讨袁军，实行独裁专制，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转移到上海法租界盘龙路4号，。武火昆南也相随转到上海法租界居住。他经常到孙中山住处请示有关护法、讨袁、反军阀斗争等重大问题。袁世凯倒台后，武火昆南应聘到济南任山东省政府高级顾问。民国13年(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武火昆南因长期奔波，积劳成疾，为未能参加大会深感遗憾。他在《自叙》中写道：“第一次代表大会安徽省光明甫先生参加，与孙中山、毛泽东同聚一堂，发表大会宣言……。我因病在沪未能前往，至今尚以为憾耳!”
“七七”事变后不久，安庆沦陷。武火昆南带领全家避居怀宁县淡家埠、郑家冲。由于敌人骚扰，民国29年春返回原籍定远县严桥乡湾吴村定居。当时，严桥乡是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新四军三角斗争地，环境十分险恶。武火昆南身处其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凡是抗日的军民，均与亲切交往。与敌伪头目亦虚与周旋，遇到适当时机和必要的场合，总是劝他们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有志气的中国人，不要作日寇的鹰犬来欺侮中国人，在可能的条件下，还应瞒着日寇，对中国同胞作适当的照顾。”这一做法得到了新四军的赞赏和广大民众的称颂。此时，他应聘为藕塘行政公参议员，结识了刘少奇、黄岩、郑抱真、罗平等党政领导，经常参与商讨抗日大计。
民国30年皖南事变发生，武火昆南义愤填膺，在藕塘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强烈遣责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罪行，通电蒋介石说：“日寇侵凌，国难当头，蒋公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重，摒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团结抗日，勿使亲者痛、仇者快……。”
民国34年，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调遣数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并拖延和谈。解放区人民纷纷掀起抗议运动，谴责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武火昆南在藕塘召开的路西行政公署军民大会上发表慷慨讲话，并代表路西5县人民公开致电国共两党领导人。他致电蒋介石说：“八年抗战，人民力竭财枯，亟宜息养生机，重整国家。公既为国为民，即应俯遵民意，促和谈早日成功，千秋功罪，举世瞩目”。给毛泽东的致电写到：“公亮节高风，为国为民不避个人安危，亲赴重庆和谈，万望珍重，力促实现，早日凯归，全民瞩目以待”。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武火昆南激动万分，致函祝贺。中共中央办公厅复函，并寄给毛泽东主席照片一张。与此同时，他还分别给刘少奇、宋庆龄等领导去了贺电。1951年，刘少奇亲笔给定远县人民政府批示：“武火昆南是革命民主进步人士，应予长期照顾”。宋庆龄也两次复函。
1953年4月1日，安徽省人民政府聘请武火昆南为省文史馆馆员。1954年，武火昆南被选为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县人代会常委会副主任委员。 1957年4月23日下午，武火昆南先生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6岁。葬于县北泉坞山北麓。 李三杰
李三杰(?～1914)字汉卿，定远县永宁乡得胜集人，清末秀才，民主同盟会员。平素好学，关心时局。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土崩瓦解，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纷纷举起讨袁救国大旗。李三杰与魏冕斋等人，在定(远)、滁(县)、全(椒)三县交界的章广、常山岭、曲亭、藕塘、永宁、得胜集等地组织了百人武装，秘密派员与上海革命党领导人宋教仁、陈其美取得联系。上海革命党派周务民到得胜集具体帮助策划起义，并接济部分枪支弹药。李三杰又与邻县起义军联系，配合行动。经过充分准备，起义条件成熟。计划首先攻占定城，尔后东指滁州，北取蚌埠。不料，由于经验不足和起义军内部不纯，起义前，上海革命党派来的周务民被暗杀，起义军花名册被盗走，形势十分严峻。李三杰毅然决定提前攻打定城。民国3年(1914年)3月2日夜，起义军急抵定城附近，3日拂晓一举攻下定城。县知事赵仙州逃遁，抓获胡司法官当场枪毙。随后，打开牢房，释放政治犯，并向群众宣传讨袁救国主张。与此同时，驻扎在临淮的军阀倪嗣冲部得到起义军叛徒武国仁的密告，派营长华石庵率部援救，路遇仓皇出逃的县知事赵仙州。五日晨，华、赵领兵将定城的北、西、南三面围住，留东门给起义军作退路，欲擒故纵；并从近乡搞来大量禾皆杆，浇上煤油，烧毁西城门，蜂拥而入。义军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上又缺乏实战经验，渐渐失去战斗力。李三杰见势，便带领起义军向东门撤退，跃墙突围，足部受伤，不能行走，躲进市民沐宏锦家中。沐连夜雇人将李三杰抬到仓镇，找到起义军王龙、王虎兄弟，要他们雇轿送他回得胜集。但王氏兄弟贪生怕死，加之受到当地土豪劣绅收买，背信弃义，竟将李三杰四肢捆绑起来，送回定城交给华石庵与赵仙州。六日上午，华石庵将李三杰、魏子莪和被俘义军士兵以及叛徒王龙、王虎押到西禅寺刑场，将他们全部杀害；并陈尸示众，威吓黎民百姓不得“造反”。但是，广大民众和爱国志士不怕恫吓，纷纷前往西禅寺悼念遇难者。池河朱丹书等人冒着被株连的危险，为李三杰等人写了挽联：“生共事，死同时，义魄忠魂，屈指鬼雄第一；警权奸，谋光复，书年纪月，决心在立重三”。
陆遐龄
陆遐龄(1803～1853)又名侠林，原定远县荒沛桥乡棋杆村(今属长丰县)人。父陆怀珠，秀才。家有田地十二顷，为当地富豪。 陆遐龄青年习武，为人义气，乐助好施，当地人都说：“穷人找他想方(指借钱、粮)，他连口袋底子都翻给你”。炉桥绅士方浚颐(清道光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看中了荒沛桥前郢村盛姓的一所住宅地，请遐龄出面帮助谋取。遐龄慷慨地用自家的一所庄园换取盛姓住宅，无尝送给方浚颐。
瓦屋刁村土豪刁宗葛与陆遐龄两家田地毗邻。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因山岗水源，双方发生械斗，互有伤亡，刁姓吃亏较大。官司从县衙打到省府，陆、刁均被送进安庆省狱待决。咸丰三年农历正月十七日，太平军首克安庆，陆、刁同时获释。为了感谢救命之恩，陆遐龄接受太平军的使命，回乡发动农民起义。正月二十日，陆遐龄回到家中，在家宴上即席赋诗：“沧海桑田一微生，历来龄同与庶民；官贵循私洪拯吾，立志酬王济穷人”。表达了他对清廷官府的憎恨和对穷苦百姓的同情。当时，社会兵荒马乱，百姓生活困苦，民间广传一首民谣：“咸丰坐了殿，不淹就是旱，活着串庄狗，苦了庄稼汉”。陆遐龄为了救民于水火，于正月二十七日夜，召集穷苦百姓，举起“随天大王”旗，宣布起义。清人方浚师在《蕉轩随笔》中说：“皖城既陷，遐龄自狱中逃归，自谓时事多艰，官如木偶，起义揭竿聚哨，旬日之间有众万人”。人多用粮多，陆遐龄派人向老友方浚颐筹借，方不许。陆闻言拍案大骂方忘恩负义，当即带人将方家的粮仓抢了，并掘开方姓祖坟。他把“随天大王”大旗插在练武场，指着田野说：“如今阳气上升，咸丰的寿数要尽了”。遐龄决定先打瓦屋刁村，端掉清军坐探刁宗葛的老巢。战火一起，便引起清朝地方政府注意，定远知事郭师泰急忙率兵镇压，一连两次被陆聚奎(陆遐龄长子)击溃。二月中旬，起义军准备占领军事要地炉桥镇。遐龄冒着生命危险潜入炉桥会见“四门酋长”，希望他们倒戈内应。但小头目们在团练头目以“大酒大肉，恣其饱啖”的手段收买下，竟报知团练设防。政治攻势失败了，只得奋力强攻。方浚颐及其父方士鼎派心腹持书混出重围，向宿州驻军周天爵求救。周派游击队长刘玉豹率千余人杀奔炉桥。陆遐龄为了慎重对敌，主动撤围，在左家店一带设伏，大败刘玉豹。周天爵慌忙调兵遣将，会同寿州金光筋，集结大队人马包围了起义军住地。三月初五，大圩被破，陆遐龄父子率精锐千余突围，转战寿州东南乡庄墓桥一带，与清军进行殊死斗争。三月初九深夜，陆遐龄被敌人诱捕；三月十二日，在炉桥大寺巷后的温家土地庙前被杀害。与遐龄同时遇难的还有其长子聚奎等四十余人。
方绍舟
方绍舟(1867～1940)名璧，定远县炉桥镇人，同盟会员。早期参加反抗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晚年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是江淮地区著名的抗日英雄。
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十六日，方绍舟出生在炉桥镇一个仕族家庭里。及长，聪颖好学，学业出萃。在维新派“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他在家乡与张润斋等创办了储材小学堂，并担任校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方绍舟由郑赞丞、凌蕉庵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和江淮地区同盟会员杨小鹤、孙裴轩、柳汝俊、田次勋、竣同之、凌铁庵、张俊甫、魏冕斋、王龙亭等人，积极开展民主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光复会成员、马炮营队官熊成基，趁清军于太湖秋操之际，率马、炮营新军千余人发动了安庆起义。攻城失利，败走皖中，遭清军追击，部众离散，余部不足百人，由田激扬带领经炉桥向寿、凤一带转移。炉桥清军千总伏兵要隘，欲捕杀熊成基等起义军首领。方绍舟闻讯后，立即派人为田激扬带路，绕道入山，使清军的伏击计划落空，保全了这支革命队伍。 辛亥革命爆发后，紧接着江淮各县同盟会骨干在凤台涧口集召开紧急会议，密商大计。方绍舟和张元侯作为定远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讨论了当时局势，决定于十一月三日发动以寿州为中心的淮上起义，然后分兵攻取省内各地，实现皖省独立，减轻武昌压力。会后，方绍舟连夜赶到住在定远池河南大王庄的同盟会员王啸虎家，向他通报寿州会议精神，共商光复定远的行动计划。王啸虎倾其所有，捐出稻谷千石作军饷。为了获得枪支，方绍舟与王啸虎同往县城会见知事汪葆臣，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名，要求组织乡民成立民团。汪葆臣不知是计，准其所请，并许以毛瑟枪相助。
方绍舟回到炉桥后，加紧进行起义准备工作。一方面组织民团，建立部队；一方面派人分赴各乡镇，通知各地志士于十一月五日晚赶到炉桥结集待命。十一月四日晚，在寿州的同盟会成员率领团练和民军发动淮上起义。为了发展革命形势，十一月五日各县同盟会负责人聚会寿州，讨论制定行动方案。会议决定淮上起义军名称为淮上国民军，并成立淮上军总司令部，方绍舟等13人任军统。会后，淮上军分兵8路，挺进江淮各地，争取全面光复安徽，方绍舟负责率第一路军，光复皖东各县。
方绍舟赶回炉桥时，定远各乡起义群众和青年学生带着大刀、长矛、棍棒等武器，已在炉桥储材学校集结。他向大家宣布了起义计划后，即率领起义群众攻入炉桥三衙和武营。县沈主簿和费千总因无防备，又慑于革命党的威力，只得束手请降，令部下缴械。方绍舟对缴械的士兵，热诚相待，使他们深受感动，不少人脱去号衣，剪掉辫子，弃暗投明，参加革命。起义军初战告捷，俘清兵百余人，缴获来福枪、毛瑟枪、土枪90余支。
十一月八日晨，方绍舟率领300多人从炉桥出发，攻打定城。经过一天激战，清兵溃败，起义军于当日黄昏时分光复定城。方绍舟与何少如、方海秋、陈二望、汪禹宾等人进入县衙，逐出知县，推倒公案，各界人士一致拥戴方绍舟执掌政权。方邀社会贤达陈梦昙、吴建三等帮办文牍、会计事宜。次日，方绍舟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封建专制制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会后，许多青年(多数是学生)纷纷涌向设在曲阳小学(今实验小学)的军统司令部，要求参加淮上军。为了扩充兵员，壮大力量，为东征作准备，方绍舟派蒋树升、吴仲仁与胞弟方衍、方缉熙等小分队前往永宁、三和、池河等地，扫除残余清兵，向群众宣传革命，进一步招募新兵。在王啸虎的协助下，方绍舟又组织了临时司法委员会，处理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反动豪绅的破坏活动，为东征建立稳定的后方基地。
经过短期休整、扩充，定远淮上军发展到1，000余人。另有学生军百余人。方绍舟将这支部队编为4个战斗营。委魏冕斋、方芹山、李三杰、方海秋、魏子莪为参谋，蒋树升、俞虎臣、袁克宁、方衍、安定国、崔海鹏、韩子筹等8人为各营正副营长；另以学生军为主体组成政工队，分赴各乡镇宣传革命。
年底，方绍舟率部东征，当部队行至东前铺时，与清军江南提督张勋的江防营遭遇，激战一昼夜，江防营营长遣骑四出侦探虚实，见各处村落都悬挂白旗，疑皆驻有淮上军人马，于是，不敢再战，率部投降。 东前铺战役后，淮上军声威大振，驻守滁州的清军不战而逃，淮上军顺利进入滁城。此时，适逢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率部追击张勋败兵到达滁州。依柏的意见，方将部队扩编为团，隶属三十三军，由方绍舟担任团长，取消军统称号。后即率领全团士兵，相继攻克全椒、来安、天长、盱眙等县城。
民国元年(1912年)2月，南北和议告成，方绍舟因非军界出身，便将所率部队的三分之二拨给第一军，余部改编为第五联队，方任联队长；3月，又改编为江苏省第九师十八旅三十六团，方任团长，驻防滁州。民国2年，方绍舟以陆军少将衔任江苏都督府高等顾问。5月，孙中山先生在南方发动“二次革命”，举兵讨袁。7月，安徽都督柏文蔚为安徽讨袁总司令，委任第八旅长张汇滔为前线第二支队司令，方绍舟奉命任该旅高级参谋。不久方改任补充旅旅长，助张汇滔驻防寿县。7月下旬，军阀倪嗣冲调集数十门大炮、千余士兵，强渡淮河攻破据守在正阳关的岳相如、陈雷部讨袁军防线，直扑寿州。方绍舟与张汇滔等率领讨袁军与倪军在寿州城北平顶山浴血奋战。倪嗣冲调集各路东进部队，集中火力攻打寿州，讨袁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前仆后继，使倪军攻城行动多次受挫。后来，安徽讨袁失利，方绍舟等潜往上海避难。
民国3年春，孙中山在上海任命方绍舟为讨袁军皖北总司令，嘱黄兴、张汇滔在上海为皖北讨袁军筹办武器。受命后，方绍舟即与张汇滔、李三杰、岳相如、袁家声、范鸿仙、方国华等共筹起义大计，商定3月底首先在定远、寿县、凤阳、滁州打响战斗，然后攻取蚌埠、合肥等城，把反袁武装斗争推向全省。
方绍舟在寿、凤、定、滁一带很快联络了一批淮上起义人士，组织起一支几百人的反袁队伍，并且迅速攻占了定远县城。倪嗣冲闻讯命令其部下华石庵率领重兵，火速南下，将定城包围起来。方绍舟指挥讨袁军抗击数倍之敌，坚守城池两天两夜。但终因众寡悬殊，城池被倪军攻破。百余名讨袁官兵遭倪军惨杀；方绍舟率领部分突围人员潜往上海，其家产被没收，其人被通缉。
方绍舟潜入上海不久又潜往日本。在东京，他很快与孙中山先生取得联系。民国3年7月，他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组建的革命党。10月，孙中山先生命其部分中华革命党干部渐次回国，再举革命。方绍舟回国后，迅即回到安徽滁、定两县，密约旧部相机起兵。但此次起义计划尚未付诸行动即因故流产，方绍舟又被迫逃往上海法租界从事秘密工作。
民国4年，倪军特工人员买通法租界在押盗匪，诬称方绍舟为其同伙，于6月14日将方逮捕，虽查无实据，但终因在寓所中找出武器，被判处3个月徒刑，期满后亦不予释放。民国5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训令处长唐绍仪同法领事交涉，要求释放政治犯。方绍舟与其他30名革命党人同时得释。民国6年7月，段祺瑞重新上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军政府，出兵北伐，发动护法战争。方绍舟受命担任东南护法军皖北总司令，途经南京下关时，被军阀政府捕获，经党内诸同志函电营救，幸免于难，但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江宁分监。民国11年，孙中山在上海派众议员方潜到南京慰问方绍舟，并派方潜赴北平邀约国民党议员陈策、常藩侯、王龙亭、凌蕉庵等13人联名呈请黎元洪特赦。民国12年元旦，赦令下达江苏，方绍舟结束了长达5年半的铁窗生活，恢复了自由。民国13年，方绍舟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任广州大元帅府参议，在苏、皖、平、沪间从事联络工作。
民国15年，方绍舟回安徽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别动队司令，率领民团和红枪会于农历8月15日攻占定城。随后又助第十军攻克凤阳。次年，方被三十三军柏文蔚军长委任为凤阳县县长。民国19年，又由当时皖省主席马福祥委为定远县县长(未到任)。其后，因年高去职归田，在家捐资办学，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绍舟已年逾古稀。但报国志高，杀敌心切，他以卫国保乡为己任，组织了一支以红枪会为主体的农民抗日队伍，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民国27年1月1日，驻守蚌埠的第五战区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任命方绍舟为凤、定抗日别动队司令。皖北沦陷后，方亲率家乡弟子数千人与日寇血战于淮水之滨，大小战役数十次。据方在《芦沟桥事变之役》一文中回忆，从民国27年2月下旬到6月初的3个月时间内，规模较大的激战就有8次之多。他每战都亲临指挥，身先士卒，部下无不深为感动，奋勇杀敌。
民国27年正月，定远被日寇占领，方绍舟家中所有男丁皆随军征战，女眷未及逃出，于农历正月初五在凤阳县武店山马村遭日寇掳掠。弟媳唐氏、儿媳汪氏为保全气节，免遭凌辱，携5岁曾孙女投水自尽。此一可歌可泣的事迹，当时全国各大报纸都有报道。国民政府以“坤维正气”四字匾额赠其弟媳，以“义烈流芳”四字匾额增其儿媳，以资褒扬。
民国29年春，方绍舟受省政府委托，回定、凤两县办理战区赈济工作(时方任省府参议兼省赈济会委员)，不料凤阳县抗日游击大队长曹世嘉与凤阳伪军头子叶茂才暗中勾结，想以谋害方作为向日军献媚取宠、邀功请赏的见面礼。在探明方的行踪后，曹世嘉以共产党游击大队长的身份为掩护，以“拜访”为借口，于农历4月15日傍晚率领40多名武装人员进入方绍舟住地小营庄。因曹的叛徒面目尚未暴露，方毫无戒备，被曹诱骗到卸甲店附近的麦田里开枪杀害。
方绍舟的牺牲，使定、凤两县抗日军民深感震惊和悲痛，国共两党分别开了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抗日英雄。
方绍舟一生致力革命，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和护法运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民主、进步、爱国的立场上，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全家有5人为国家和民族献出宝贵的生命。
方国华
方国华(1895～1919)字慕彬，号希林，定远县炉桥镇人。幼攻儒术，长习海军，受其父方绍舟的教育和影响，投身革命。民国3年(1914年)，他参加了由张汇滔、方绍舟等领导的讨袁运动，与军阀倪嗣冲部展开了殊死斗争。民国6年7月，他任东南护法军皖北司令部特务团团长。面对倪嗣冲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常有“倪嗣冲不除，则民无宁日”之感慨。他和革命党人张汇滔等，经常往来于蚌埠、凤阳等地，追踪倪嗣冲，窥其行止，伺机除之。
民国8年5月，适逢倪嗣冲夫妇同祝50岁，在将军府大肆宴请各省督军代表、文武官员、商界显贵。方国华侦悉这一消息后，认为机不可失，遂下深入虎穴，誓与倪嗣冲这个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归于尽的决心。并用重金从将军府一位叫倪洪江的吏员手中买了一份“请柬”(一说出入证)。
倪嗣冲夫妇寿诞之日，将军府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各路官僚幕客，手持请柬鱼贯而入。此时，方国华贴身系着手榴弹，背后突然窜出几个彪形大汉，将其紧紧抱住。国华猝不及防，当场被捕。 原来，方国华早先在炉桥结识了一个姓秦的朋友，两人相处甚洽。国华为争取秦的支持和帮助，曾与他商量过杀倪嗣冲的事。谁知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为邀功请赏，竟向倪贼告密，以致国华事败被捕。
方国华被捕后，倪嗣冲亲自审问，先是假惺惺地说：“我知道你是方绍舟的儿子，一向知书达礼。我料你此行决非本意，只要你将指使的人说出来，我就放你。你年轻又是独子，我不杀你，一则保全了你的性命；二则亦可叫你父亲了解我，以释前嫌宿怨……。”话音未了，方国华怒目圆睁，大声斥骂道：“倪嗣冲，你身为人形，实为豺狼，屠杀人民，扼杀革命，恶贯满盈，罄竹难书!我之所为，意在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既被你擒，杀剐由你，我义无反顾!”倪嗣冲又以高官厚禄相诱：“你不要意气用事，你受人利用误入歧途，情有可原，只要你迷途知返，我必委以重任。”又说：“只要你反戈一击，我愿与南京方面周旋，争取你父早日出狱，这岂不尽了你一番孝道?”方国华冷笑怒斥道：“你对国不忠，对民不义，对党人背信，礼义廉耻，丧失殆尽，有何面目奢谈‘孝道’?”倪嗣冲恼羞成怒，奸笑道：“就此被杀，屈否?”方国华慷慨回答：“我亦屈，亦不屈。我屈的是逆贼未除，壮志未酬! 不屈的是就义成仁，虽死犹生，无愧于天下!”。方国华在狱中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他作辞赠难友道：“天地养我，父母育我，师友教我，我之谓我，计似佐我。吾青年而流血，志在为国！”他在就义前还高呼：“中华革命党万岁！”。
北伐功竣，为表彰方国华烈士为争取民主、自由和光明而英勇捐躯的崇高精神，在葛玉斋、曾孟越、张文龙等 40人的发起下，国民党蚌埠党、政、军、农、商、学各界人士，于民国17(1928年)8月9日下午2 时，在蚌埠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大会由方绍舟主持，在主席台就座并致悼词的有柏文蔚、袁子金、岳相如等以及蚌埠党、政、军等各界代表和烈士家属代表。方国华烈士的巨幅遗像悬挂在主席台中央，台上台下放满了各界人士、革命团体送的挽联、挽帐、鲜花、花圈和祭文。
8月10日，方国华烈士棺木移往柳营安葬。墓前立一石碑，上镌：“方烈士国华之墓”。
马甲三
马甲三(1896—1941年)又名马鸿科，定远县二龙乡王回岗人，回族。父马茂盛，母温氏，全家以行医为生。马甲三继承祖辈医道，医术高超，誉为定远县南乡三大名医之一。他不但医术精湛，而且思想进步，乐于助人，给穷人治病收费甚少，有时对家境特别贫困者免费就诊，深受民众敬重。
民国21年(1932年)秋，中共地下党员陶根甫、方季华两人去南京路过王回岗，投宿于马甲三家，酒饭之余谈论起国家大事，十分融洽，马甲三便留陶、方二人连住数日。消息泄出， 国民党张桥区公所认为马甲三私通共产党，就以看病为借口，诱捕了他，并将其转送到徐州绥靖区监狱坐牢。马甲三的遭遇，引起了王 回岗一带民众极大愤慨，一致谴责张桥区公所陷害良民的作恶行为。 马三甲被捕入狱后，不顾敌人摧残，专心为犯人和监外百姓治病，深得众人爱戴。国民党处长提审时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马甲三义正辞严地说：“我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医生，只是给人看病，一个医生不能没有病人，病人到家看病难道都是共产党吗?”由于马甲三坚贞不屈，理直词正，敌人无奈，只好将他释放。他回到王回岗时，民众敲锣打鼓，炮竹连天，夹道欢迎。
共产党的感召和群众的爱戴，更加坚定了马甲三为人民行医的决心。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二龙、章广、管家圩、广兴、许集等地为民治病。从中医发展到中西医结合，医术进一步提高，声名进一步扩大。肥东县许集乡国民党大队长徐天职儿子重病久治无效，他听说马甲三医术高超，派人带上礼品来请马甲三。病人服药后，果然药到病除，徐全家转忧为喜。这使搜刮民膏成性的徐天职也慷慨解囊赠送马甲三白马一匹、驳壳枪一支，予以酬谢。马甲三给张桥乡富户李春奇之妻看好病后，李赠他一块横匾，上写着：“华佗再造”四个字，以赞扬他的高超医术。
民国26年春，国民党王回岗保推选他任联保主任，对此，马甲三不感兴趣，而是一心为民众治病行医。次年，新四军来到王回岗一带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他毅然弃医参加了革命，并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王回岗各种抗日组织。民国29年，马甲三被推选为定远县参议、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参议员。他在参与国家大事的过程中，为人民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设性意见。
民国30年(1941年)农历正月初九晚十时许，马甲三劳累一天，正准备就寝，忽然有人敲门，说是新四军王营长的队伍，要进屋躲雨，马甲三听出不是新四军，拒绝开门，敌人从窗外连开数枪，马甲三应声倒下。
噩耗传来，军民悲愤交加。津浦路西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罗炳辉、郑抱真、黄岩、罗平、杨效春、裴海萍等亲临王回岗参加追悼会。并决定要尽快查明杀害马甲三的凶手 (解放初期，杀害马甲三的主犯王国兵被抓获归案，执行枪决)。
为了褒扬马甲三烈士，解放后，定远县人民政府将马甲三的遗属转为非农户口，为其子马肇安排了工作。县民政部门还拨专款为其遗属修缮房屋，以慰先烈在天之灵。
杨炳坤
杨炳坤(1891—1947)原名玉岗，字子厚，定远县定城镇人，回族，清末贡生。
辛亥革命前夕入南京金陵书院学习，在校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结业后参加淮上军，举旗反清。安徽军政府建立时他任秘书、科长等职。“二次革命”时，他积极参加讨袁，在柏文蔚督军府任参议。讨袁失败后被通缉，潜至湖北恩施一带隐居教学。袁世凯垮台后，回到安庆，先后在省立中学、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民国9年(1920年)，应聘到南京金陵大学任哲学系教授。由于目睹洋人专横，国人受辱，不久，又毅然辞职他就。民国10年，应聘出任安徽大学文学系教授。在此期间，他著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著作。随后辞职回乡，被推任定远县教育局局长。他借资开辟万秦湖、管塘湖荒地1400余亩作为学田，改建孝子祠、贞节祠，以其废址扩建校舍，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
民国26年，定远大旱，他出任赈务委员会会长，投身于救灾事业中。在这期间，他一边忙于赈济事务，一边编撰《定远县志》，并翻译了阿拉伯文《古兰经》，连载在《北京晨报》上。
抗日战争时期，杨炳坤坚定不移地站在爱国、进步的立场上，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亲自送子上抗日前线。当他得知次子杨启先在抗日前线英勇牺牲的消息后，朗声大笑道：“启先，我的好儿子，你死的有价值啊!”定城沦陷后，他任路西联防办事处参议员，到处奔走，募大米600石，集中于池河、青家岗等地，交给新四军充作军粮。他在《新民主报》、《抗战纪闻》、《难中吟》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诗词，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因此，驻皖东的李品仙部对他恨之入骨。
杨炳坤诗文并茂，尤工书法。南门外菜农王申严，请人用杨炳坤的诗写了一幅中堂，日军驻定城司令官松尾见后，为其才气所动心，欲请炳坤为他效力，并警告说：“希望老先生对自己的前途要加考虑”。杨炳坤借口有病婉言拒绝。松尾愤然而去，竟要杀害杨炳坤，后经县长沈厚之从中周旋，才得以免祸。伪军支队长徐郁堂派人携带重金请他写“德政碑文”，杨不从。徐满腹恼恨，便派人请城内另一文人撰写。其人为重金所动，意欲动笔，杨炳坤指责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其人前思后想，惧后人唾骂，未敢动笔。徐郁堂为此扬言要置炳坤于死地。杨炳坤知道徐郁堂的为人，不得不迁居三和集。梅家市一位学生，听说自己的老师无安身之地，便专程来到三和将杨炳坤接到家中居住。
杨炳坤一生爱国、爱民，致力教育，桃李满天下，深得众人敬重。
白之义
白之义(1903～1946)又名白士平，定远县二龙乡人，回族，全家务农为生。民国29年(1940年)夏，二龙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白之义任乡民兵中队长，经穆林、苏枫(女)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二龙乡农抗协会主任，兼乡民兵大队长。民国31年秋，上级指示，成立二龙乡回民清真连，白之义任营教导员。次年，二龙成立回民自治区，白之义任区委书记。国民党大队长王华锦，经常出入于二龙乡一带抓丁、要粮，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游击队大队长沙大本把王华锦的爪牙王国辉抓捕，送到定远县政府住地——老尹董枪决。王国辉哥哥王国栋认为是白之义密告所害，怀恨在心，于民国34年11月13日，将白之义三哥白之仁夫妇及儿媳、孙子和弟弟白之武等5人暗杀。家中遭受如此惨案并没有动摇白之义革命到底的决心，他率领清真连配合新四军主力转战全椒、滁县等地，参加周家岗、珠龙桥等战斗10余次。
民国35年(1946年)4月，新四军奉命北撤时，白之义率清真连随军转移到泗县洪泽湖一带活动，途中与国民党军队发生遭遇战，白之义膝盖骨中弹受伤，因无药治疗，感染牺牲。
陈世鑫
陈世鑫(1919～1942)又名陈世新，化名刘福桢，定远县定东乡滩塘陆人。陈少时，勤奋好学，品学兼优。民国18年(1929年)入读私塾，民国21年由家乡私塾转定城曲阳小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积极参加革命宣传活动，书写标语在定城大街小巷张贴，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这年，曲阳小学的团组织领导人蔡炳鑫叛变，多数团员被捕。陈世鑫潜回家乡，同牧童混在一起幸免被捕。事过后，他重返学校读书，并继续坚持革命宣传活动。陈世鑫在曲阳小学读书期间，曾拾到贵重物品交给校方，归还失主，失主十分感激，要给他5块银元酬谢，被婉言谢绝。
民国24年6月，陈世鑫由曲阳小学毕业考入合肥正谊中学。为了鼓励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坚持革命斗争，临行前，他给一位同学写一首五言诗：“同窗话朝夕，风雨手足情，河山关切处，共赴国难心。”
民国26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陈世鑫满腔仇恨，于次年2月27日奔赴六安参加了抗日战地服务队，不久，经孙以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深入广大农村，召开群众大会，张贴抗日标语，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同年8月，日寇占领六安城，占地服务队被迫转移到独山镇，陈世鑫被任命为省动委会直属38团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根据上级指示，直属团绕道霍山南境，攀越崇山峻岭，进入毛坦厂、张家店一带，深入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写标语、出墙报，组织演唱救亡歌曲，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与此同时，他还积极组织青年、妇女参加抗敌协会，壮大革命力量，开辟抗日根据地。 民国28年夏，陈世鑫被调至六安县动委会任干事，魏文伯任政治指导员。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上级党指示：凡身份暴露的党员，一律撤到皖东抗日根据地。魏文伯撤走后，陈世鑫代理政治指导员。
次年春，陈世鑫也暴露了身份，国民党到处捕他，被迫离开六安，通过层层封锁线，到达津浦路西省委驻地——定远县藕塘的太平集。3月，被任命为定远县农民抗敌协会理事长；8月，担任中共定四区(藕塘区)区委书记；12月，任中共定东南县委组织部长，后又任县委副书记和定远县委宣传部长。在此期间，他领导农民群众，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和反对高利贷的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动员青年参军参战。
民国30年11月16日，陈世鑫参加了皖东地区著名的大桥集战斗，战斗中，他亲率担架队抢救伤员。 次年1月，陈世鑫调任寿县县委书记，兼任淮西独立三团副政治委员。当时，寿县四面受敌，环境十分险恶。他到任后，与新四军淮西独立团政委杨效椿密切配合，随机应变，多次化险为夷。6月1日，县委和区乡干部随独立团转移至涂拐集北的胡小庄时，国民党桂军1，000余人从杜司娘岗向独立团扑来。独立团及县、区、乡干部处在东有日伪碉堡，西有日伪据点，前有杨湾河，后有追兵的三面受敌一面背水的境地，情况十分危急。陈世鑫与杨效椿分析了敌情，当机立断，决定从杨湾河畔向南撤退，过河即可转危为安。正当此时，国民党桂军已接近独立团，开枪射击。陈世鑫速令边打边撤。当撤至杨湾河西冯坝子时，考虑部队和县、区、乡干部的安全，他请求杨效棒率众过河，自己带几名战士掩护。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密集，陈世鑫不幸胸部中弹牺牲，时年仅23岁，葬在淮西大陈集的老虎岗上。陈世鑫的一生虽是短暂的，但他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形像却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这年秋，党和人民为了纪念陈世鑫，把藕塘大赵村命名为”世新乡”。
陈康琪
陈康琪(1909～1943)又名陈前，定远县藕塘镇人。全家以手工卷烟为生。
陈康琪幼年就读于本镇私塾，因父亲早亡，家境贫穷辍学。14岁到镇上刘同泰商号当学徒工，16岁回家协助家兄经营手工卷烟。民国28年(1939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民运工作组到达藕塘，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成立各种抗日组织。19岁的陈康琪率先参加了青年抗日协会，走上了革命道路。
民国28年秋，陈康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被任命为藕塘民兵第二中队队长。次年春，赴津浦路东抗大第八分校学习。民国31年春，调任定凤嘉县的池河乡任副乡长，后又调高塘乡任乡长。在此期间，他怀着对人民的深厚阶级感情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转战津浦路西大地，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地方顽固势力，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开辟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咱们的大老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百姓见到大老康，人人喜洋咩；鬼子见到大老康，腿抖心发慌。”
陈康琪不仅作战勇敢，机智灵活，还十分注意发动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争取中间分子，打击顽固势力。池河镇上的张济刚先生，原是北洋军阀段祺瑞部下的一名支队长，段下台后，张卸甲归田。他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常常对乡邻们说：“反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只有采纳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中国才有光明前途。”陈康琪任池河乡副乡长，张济刚任乡长。他没有因为张先生是旧军阀的军官而疏远他、歧视他，而是尊重张先生，主动做好团结工作，与张济刚一同努力工作，使池河乡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与匪首傅锦文的斗争中，陈康琪和张济刚密切配合，通过种种关系，使傅锦文弃暗投明，参加了新四军。
这年，伪军为了切断新四军津浦路东、西联系，从明光到滁县沿线大量构筑工事，形成“五里一小堡，十里一大堡”的封锁线。上级要求边区武装力量开辟秘密通道，保证津浦路东、西的联系。陈康琪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乔装打扮，深入敌后，侦察地形，调查研究。实行打击一批，争取一批的策略。对打击的对象，打则必胜；对争取的对象，恩威并施。很快在靠近山区沿线开辟了几处安全通道，保证了新四军和地下工作人员的通行。秋，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准备到路东参加重要会议，组织上决定由陈康琪护送。他选择了小王郢秘密通道，并与伪军中队长朱良山联系，要他撤回巡兵，由新四军派出武装警戒人员巡路，自己亲自率一支精干武装小分队，迎送罗炳辉师长过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一批文化艺术界人士准备转移到中心革命根据地，陈康琪多次往返在敌人封锁线上，使这批知识分子安全到达目的地。 民国32年，成立禹山区抗日民主政府，陈康琪任禹山区副区长，兼区大队大队长。他一到任，便走村串户，组织和宣传群众，成立青抗、农抗等群众组织，扩大人民武装。区大队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几条枪迅速发展到100多人50多条枪。在打击明光、管店、三和集日伪军，保护群众利益，开辟新区等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明光和管店有些地主的土地和佃户在禹山区乡村，由于日伪的欺骗宣传，地主、佃东都不敢下乡收租。一次陈康琪到明光附近的西张村“关系户”李文举家了解情况，恰巧明光镇一个姓吴的地主也到李文举家有事。李文举问吴为什么迟迟不来，他说：“听说新四军大队长大老康常在这带活动，我们都不敢来收租。”陈康琪听了便问：“你认识大老康吗?”吴说不认识。陈康琪说：“为什么不敢来?”吴说：“明光警察局说，大老康见到敌占区的人，不管是谁就杀，谁还敢到这边来呀?”陈康琪把驳克枪朝桌子上一放说道：“我就是大老康!”吴吓得跪地求饶，陈康琪叫吴起来坐下，便告诉他：”不要听信日伪的欺骗宣传，共产党专打鬼子汉奸，决不伤害无辜。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政策是三七分租，你们如果遵守法令，我们会保护你们的利益的。敌占区的地主、资本家，只要不当汉奸，我们一个不杀，一个不捉。”吴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上了日伪欺骗宣传当。后来，就连敌占区的一些资本家商号也敢主动与新四军根据地建立商业往来。禹山区当时处于三面受敌的险境中，陈康琪与区委领导，根据“争取、打击”的方针，对管店、梅家市、三和集和3个伪军大队长区别对待：争取管店的金队长，利用梅家市的锁队长，对死心蹋地的汉奸陈厚斋，则坚决打击。一次，新四军二师卫生部的宫乃泉，通过关系从南京水西门国强药房购买了一批外科医药用品，运至管店车站，被伪军查获。康琪奉命前去接应，通过伪军金大队长，将全部药品安全运到新四军二师后方卫生院住地藕塘大朱家。
由于禹山区环境险恶，区机关经常转移。一次，转移到三和集南的张圩子，被三和伪军大队长陈厚斋获悉。他一面送信给梅家市的锁性之，要锁出兵夹击；一面率部进驻陶家圩子，准备伺机突袭区机关。陈康琪闻讯后，一面派人送信给锁性之要他保持中立；一面写信痛斥陈厚斋，引蛇出洞。陈厚斋慑于区大队的威力，又看锁性之按兵不动，未敢妄行。后来，陈康琪几次组织力量攻打陈厚斋，迫使他逃往明光，三和集获得解放。
这年间，日本侵略军疯狂进攻革命根据地。镇守明光的汪伪汉奸和警察局恣意欺凌百姓，为虎作伥，闹得边区和解放区鸡犬不宁。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巩固革命根据地，上级决定攻打明光。陈康琪带领侦察人员三进明光，侦察地形、敌情，决定夜袭伪警察局。民国33年(1944年)农历11月11日，陈康琪召集全体参战的突击队员，进行战前动员和部署，当日下午从禹山区住地吴岗村向明光进发，天黑时到达明光附近的三叉河。夜十时许，突击队员向明光伪警察局运动。当行至警察局大门时，被躲在檐下的伪警察哨兵发现。陈康琪和队员杨中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跃步上前，堵嘴生擒，并将其警服扒下让突击队员穿上，在门前警戒。陈康琪带领队员向室内摸去，当行至二进房时发现枪支被敌人转移，正要搜寻时，被一敌人发觉，喊道：“新四军来了!”陈康琪见事不妙，举枪将其击毙，顺手一枪打灭油灯。与此同时，队员张有明率领的小组冲到了伪警察局长的住处，但局长外出未归。枪声惊动了楼上的日、伪军，顿时枪声大作。陈康琪带领突击队员边打边撤，退至二道院时，不幸喉部中弹倒下。张有明带领突击小组及时赶到，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派人抢救陈康琪，当背到三叉河时停止了呼吸。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传奇式的抗日英雄，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悼念陈康琪，11月18日在藕塘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3000余人。追悼会由县长梅竹樵主持，路西军分区成钧司令员、组织部长谭光廷、专员郑抱真、地区参议会副参议长梅子明等党政军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各界人士和群众敬献100副付挽联，讴歌陈康琪光辉的一生。郑抱真专员写到：“数年转战边区，为国为民，不畏艰危常杀敌；今日惊闻噩耗，可歌可泣，完成遗志在吾人。”
戴国兴
戴国兴(1908～1931)又名戴绍伦、戴汉兴，乳名戴松，霍山县磨子谭乡石槽村人。父戴克成，塾师，持家有方。国兴兄弟5人，3世同堂，和睦相处。他自幼读书，聪明伶俐，深受邻里和家人喜爱。
民国16年(1927年)，年方19岁的戴国兴，怀着报国为民的决心，持族兄戴汉兴的毕业证书，考入六安三农中学。入学后，他广交益友，主动接触进步人士，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暑假回乡，正逢本乡德高望重的陈赞夫老人病逝。他奋笔为陈赞夫老人写一副挽联：“堪叹中原无净土，长辞浊世返仙乡。”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恨。
民国17年秋，三农中学党组织派戴国兴回乡从事革命活动。他在磨子谭东河岸的祝家庵办起1所小学。白天用各种形式给穷苦孩子们讲解革命道理；晚上，走村串户，向农民讲述穷人一天累到晚吃不饱、穿不暖的原因，激发广大贫苦农民起来革命。他发动群众书写“富人不给主人权，穷人不还富人钱”等鼓动性标语到处张贴。在艰苦的环境中他给要好的同学诸技岩写信说：“大丈夫一直向前，百折不回，纵不能流芳千古，也当于生无愧。”充分表现了一位革命者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决心。
民国19年春，戴国兴与戴绍祥(农民运动领导人)协商，决定建立农民武装，组织暴动，打倒土豪，成立苏维埃政府。同年7月18日晚，戴国兴、戴绍祥在石槽茶行召开了1000余人大会。到会群众推选戴绍祥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戴国兴为政治指导员。戴国兴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引用诸葛亮的一句话说：“由其坐等之，不如发之。”号召农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他还在会上作了攻打东奚、西奚保安团，活捉大土豪潘杰三的动员。7月19日晨，磨子潭农民赤卫队在戴国兴、戴绍祥的率领下，宣布起义，风卷潮涌般地直指潘杰三的老营。由于潘杰三固守顽抗，几攻未下，赤卫队只好撤回磨子潭。24日，赤卫队在红军钢枪队的支持下，再次向潘杰三发起进攻，潘杰三带枪逃遁。农民赤卫队取得了初步胜利。不久，红军开进大别山，潘杰三卷土重来，农民赤卫队虽顽强迎敌，但终因寡不敌众，伤亡重大，被迫转移到胡家河、油榨岭一带休整。接着，国民党又对农民赤卫队伍进行“清剿”，他只得离别妻儿，长途跋涉来到定远吴圩，寻找党的组织。 民国19年8月，戴国兴来到吴圩地区，通过同学朱家廉的介绍，与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再次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戴国兴先后在湾孙、庙张等地以教书为名，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他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 编写通俗《穷儿歌》发给穷苦农民唱：“我家也有爹和娘，疼爱儿女心，何尝不一样，为什么偏让我替人家把牛放?整天赤着脚，遍身无衣裳，渴了喝凉水，挨打是寻常，一到放牛岗，两眼泪汪汪，想起终身事，一辈无指望，哪有银钱讨老婆，过得好时光。黑暗旧社会，逼得穷人这个样!”这首儿歌当时在吴圩地区广为流传。 戴国兴积极主张党组织活动要以广大农村为依托，团结依靠贫苦农民，吸收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他白天教书，夜晚深入农家，组织农民参加农民协会。
民国20年春，戴国兴开始在农民中组织赤卫队，3个月的时间，除搜集大批土枪、大刀、红樱枪外，还筹措了50多支钢枪。赤卫队遍及吴圩、站岗、卜店、张桥等地。为了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戴国兴编写了《贫民泪》等文艺节目，组织农民宣传队在街头、村庄进行宣传演出。 8月，经中共长淮特委批准，成立定远县委，戴国兴、刘朝富负责军事工作。
23日晚，县委在山人刘召开了全体党团员、赤卫队、农协会员大会，宣布成立红军司令部。戴国兴任红军政委、总指挥，刘朝富任副指挥。同时，成立了“长淮特委游击大队”，刘朝富兼任大队长。戴国兴在会上宣布了暴动计划：先打恶霸地主张再贵，再打恶霸地主吴少成，夺取枪支扩充武器，条件具备即攻打定城，成立苏维埃政府，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会后，攻打张再贵的队伍由刘朝富率领，浩浩荡荡地向张的老窝坝张进发。夜十二时许，农民军把坝张圩子层层包围起来。不料消息走漏，张再贵带家人及枪支提前逃跑了。革命群众怒火满腔，一把火烧光了张家的房子。红军回到总部山人刘时天已破晓。县委要求各个支部扩充武装，筹枪积粮，抓紧备战。
吴圩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官府惊恐万状。定远县长张元群向省府惊呼：“我邑西南境内愚民蠢动，哄传共产党插手，煽动暴乱，恳祈派大军进剿，防患未然。否则，匪祸弥漫，恐难收拾。”张再贵从家逃走后，勾结县保安大队并与吴圩大地主吴少成等结盟，8月26日由张再贵的儿子张慕韩带领1，000多人，从东、南、北三面包围县委所在地山人刘。县委在敌人到达前接到情报，通知各庄赤卫队迅速集合迎敌。由于赤卫队居住分散，不易集结，支持不住，决定撤退。当退至荒地吴村时，不料吴厚业及其儿子吴传富等倒戈投敌，并乘戴不备，用九节鞭、铁叉、铁锹打死了总指挥戴国兴。
戴国兴壮志未酬，血洒皖东。殉难时年仅24岁。他在就义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为了纪念戴国兴，1951年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将山人刘乡改名为“国兴乡”；同时，吴圩区政府把戴国兴的坟墓重新移葬。每逢节日，当地的干部群众、教师、学生成群结队前往墓地瞻仰、祭吊。
余海清、汪立斌 余海清(1914～1942)原名余家和，外号小铁匠，湖北省麻城县顺河乡塔尔岗村人。父余安贵，母张氏，妹蓉子。全家4口人，以打铁为主。余海清虽未进过学校门，但他聪明伶俐，见多识广，思想进步。民国20年(1931年)，17岁的余海清参加了麻城县独立团，随后改编为红四军。不久，被送到彭杨陆军干部学校学习司号。
民国21年，余海清随部队转移到河南商城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此时，妹妹蓉子在哥哥的影响下也参加了红军。国民党第一次清剿苏区，蓉子光荣牺牲，接着父亲也病故他乡。余海清目睹国破家亡情景，怒火中烧，率领武工队配合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英勇战斗，几次负伤不下火线。他的英雄行为有力地鼓舞着全体指战员。民国26年冬，红四军在七里坪被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次年3月，东进抗日，余海清被调到司令部手枪团第一分队当班长。不久，进教导大队学习。毕业后分在司令部警卫连任连长。在教导队学习期间，他结识了汪立斌。 汪立斌(1906—1942)原名汪德安，湖北省红安县长山乡建安村大塘汪人。汪年轻丧父，家境贫寒。民国20年，红军班长汪德信将立斌带到河南新县参加了农民自卫队。次年编入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汪立斌随部队攻打黄安县(原名红安县)未破。为此，国民党放火烧掉了汪家的房子，使汪立斌家破人亡。 民国29年春，汪立斌随四支队来到定远县大桥乡民运组工作。同年余海清任定四区大队长。此时，汪立斌被分到游击大队任第一连连长。从此，余、汪俩人并肩作战，以大桥、安子集为中心，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转战在肖家圩、观音寺、老人仓、仁和集、沙坝一带，与日、伪、顽进行殊死战斗，迫使敌人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妄行。
这年9月，余海清调任定远县总队副总队长，汪立斌任县总队警卫连指导员。民国30年春，余任独立三团团长；次年初，汪立斌任定凤怀县副总队长。日本侵略军为扩大占领区，从津浦路沿线集结兵力3000多人，兵分两路，对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扫荡”。一路从炉桥向东侵占青洛涧、永康镇；一路由盘踞在定远的日军向西“扫荡”，与十八岗东大石桥的日伪军配合侵占西卅店。企图打通定寿公路，把定凤怀县分为南北两块，割断新四军联系，然后以重兵围剿定凤嘉县，以达到全部占领抗日根据地，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之目的。
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2月，余海清、汪立斌率领200余人从住地朱家湾向敌战区进发，伺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当先头部队进入十八岗时，与定城下乡“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团长余海清、总队长汪立斌面临敌强我弱的形势，沉着应战，临危不惧。命令部队抓住进攻机会，狠狠打击敌人。同时，为了保存力量，边打边向凤阳山区撤退。终因敌众我寡，武器性能悬殊，部队遭受很大伤亡。汪立斌在战斗中头部中弹英勇牺牲。余海清也因腰部中弹倒下。警卫员吴家尚背着余海清撤退，敌人紧追不放，到高塘坡时，小吴腿部负伤，双双倒下。余海清取下手枪和公文包交给公务员小李，艰难地说：“日军快到面前，你们快走吧!”残暴的日军用剌刀对余海清的胸部连戳数刀。身经百战、深受人民爱戴、年仅28岁的无产阶级战士英勇牺牲了！
噩耗传来，军民无不悲痛。余海清、汪立斌两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吴圩区九梓乡杨马郭村。为了纪念两位烈士，报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将朱家湾区命名为海清区；在十八岗一带新设一个立斌区。
严竟成
严竟成(生卒年月不详)贵州独山人。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毕业。民国29年(1940年)，路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先后任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教育科长、路西联合中学教务主任。在此期间，他发表过《改造路西的国民教育》等著名文章，提出“生活与教育融为一体，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不是把书本教育作为教学的中心，而是把培养能文能武的抗战建国人才作为教学的中心”的主张。他以治学严谨、教导有方、锐意钻研、锲而不舍的精神受到人们的爱戴，有“路西根据地教育家”的评称。
路西联中在坎坷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与他的艰苦努力分不开的。学校的每一条泥桌凳都是他亲手带领学生砌成的；每一份教学计划、提纲、讲义的编写拟定，他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位学生成绩的提高和思想进步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他心地善良，和蔼可亲，担任多年教导主任，又是师资行政专修班的班主任，可大家不称呼他主任，而称呼他严老师。他与爱人刘秀岩(通称刘大姐)只住在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里，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总务处过意不去，多次要给他调整住所，都被他拒绝。当时，他已年近五旬，身体瘦弱。但他在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的环境里，从不示弱。每天早起，和大家一起做操、唱歌；晚上站岗放哨、批改作业、找学生谈心，直到深夜。学校规定每人交30斤蔬菜。他以身作则，一有空就和刘大姐一起种菜、锄草、浇粪，从不少交。
严老师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深受广大军民崇敬。后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多次被批斗。他无子女，晚年生活十分孤独。但他胸怀博大，信仰坚贞，乐观自处，临困不忧，表现出了一个革命教育家的宏厚修养性。
谭光
谭光(1916—1943)原名谭念福，安徽省寿县马集乡陈祠村谭老家人。幼年读书，思想进步，平易近人，为人忠厚，举动深得乡邻喜爱。
民国28年(1939年)6月，谭光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同本地青年曹华英、曹克修、徐文国等一起投奔定远县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入伍不久，组织上送他到新四军四支队教导大队学习。民国31年3月，从教导大队毕业后，分配在定远县九梓乡任农抗秘书。次年元月，为了开辟抗日根据地，被调任太平乡乡长。太平乡政府所在地黄家圩子一带，情况复杂，国民党县大队长牛登峰与当地的大地主“谢黑头”、徐郁堂、杜学玉等，均在这一带活动。谭光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救国忘我地工作。他经常和当地群众促膝谈心，了解群众疾苦，做宣传发动工作。同年农历9月25日，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决定于26日在方家集召开群众大会。当晚，叛徒方锦恩向国民党县大队长牛登峰告了密，谭光刚到会场就被埋伏的敌人击伤。敌人用铁丝穿通他的双手，鲜血流淋，染红了他的衣服，染红了他脚下的土地。敌人把他带到县大队牛登峰处，严刑拷打。但他顽强不屈，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昏庸无道。第三天便被牛登峰杀害。就义时，年仅27岁。
谭光被杀害后，不久就将出卖谭光的叛徒方锦恩等人缉拿归案，予以处决。当时，为悼念谭光烈士，报经上级批准，将太平乡改名为谭光乡。
吴克斌
吴克斌(1921—1946)，定远县岱山乡人。兄妹5人，克斌排行第二。全家以务农为生。由于家境贫寒，克斌9岁便到一个富农家放牛，18岁便当长工。 民国28年(1939年)冬，克斌从雇主家逃出，参加了新四军。民国35年8月上旬，在对驻守泗县城的国民党军一七二旅的战斗中，克斌所在连伤亡很大，他自己脚骨负伤，。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他忍受着剧烈疼痛，高声喊道：“共产党员跟我来!”抱起炸药包，向敌人碉堡冲去。敌人的碉堡被炸掉，吴克斌光荣地牺牲了。
战斗结束后，经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部研究决定：追认吴克斌为华野一级人民英雄；并命名吴克斌生前所在的二排为“吴克斌英雄排”。
谢禄轩
谢禄轩(1900—1980)，原名谢邦凤，定远县蒋集乡人。青少年时在家务农兼做食盐买卖。禄轩个性刚烈，正义感强，对国民党官府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强烈不满。民国27年(1938年)，官府设在各地的盐卡，强行推销劣质食盐。并对私人购进的优质盐进行封闭或没收。禄轩不服，带领十余人冲进盐卡，打伤四名官兵，并夺得钢枪一支，白马一匹。为此，谢禄轩被捕坐牢。
抗日战争爆发后，谢禄轩在家组织大刀会，入会会员多达万人。他们的口号是：“杀脏官，打鬼子，保卫家乡，宁死不做亡国奴”。由于与国民党区乡政府对抗，大刀会遭到国民党皖北行署所属第十二游击队的突然袭击，会员被打散。谢禄轩把打散的部分会员集中起来，从中挑选一百余人组成游击队，打击土豪劣绅和作恶的地方官员，深得民心。民国28年春，新四军四支队进入皖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谢禄轩如鱼得水，遂率部加入新四军。由于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抗战期间先后被任命为江北游击纵队一营营长，十八团副团长、团长和定合县总队长等职。先后参加大小战斗一百余次，多次立功受奖。民国30年春，在一次抗击日本侵略军“扫荡”的战斗中，他冲锋在前，击退了敌人，保护了人民，受到新四军二师的通报表扬。次年7月，由于禄轩事前进行细致的分化瓦解工作，新四军一举攻破了谢家圩子，活捉了国民党定远县长、县西最大的恶霸“谢黑头”，再次受到二师首长嘉奖。
全国解放后，谢禄轩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定远县独立团长、普济圩农场夹山分场场长、安徽省公安厅保健牛奶场场长等职。1965年离职休养，1980年病逝。
姬克东
姬克东(1924—1987)定远县人。民国30年(1941年)春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进入津浦路西、路东联合中学学习，后任淮南路东银行见习员，定远永宁小学、定凤怀县楼店小学和靠山中心小学教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江苏省清江中市镇指导员，清江市委秘书；淮安市政府司法科员，淮安县平桥区副区长、石塘区区长；定凤怀县定二区区委副书记，凤一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淮南路西干部学校党委委员、指导员等职。建国后，先后任滁县地委政研室研究员，农委生产指挥科科长、办公室主任，地委办公室主任、农工部副部长；省委农工部办公室副主任，省委编缉室副主任、主任，省委研究室组长、农工部处长；嘉山县委书记，天长县委书记、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滁县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农办主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78年2月调任中共阜阳地委副书记。1983年11月离休。
姬克东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拥护和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民国36年(194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对我苏北根据地进行穿梭“扫荡”，杀害我基层干部和群众。当时姬克东正在淮安平桥地区工作，他率领游击队在敌人心脏里坚持斗争，昼伏夜出，打击敌人嚣张气焰，保护干部和群众，成绩显著，荣立特等功。建国后，姬克东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处处以群众利益为重，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说实话，办实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为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探索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称赞。
姬克东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敢于坚持真理。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由于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受到错误处理，身体受摧残；“文革”中他又受到冲击，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但是，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对党、对革命事业保持着坚定信念，同错误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坚守岗位，积极工作。 姬克东坚决拥护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持四顶基本原则，清除“左”的或右的影响。在分管政法工作期间，为全区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维护社会治安、加强法制建设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姬克东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他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全区的工作和建设事业，病情稍有好转时，就多次向地委要求上班工作；在病危的前几天，他还同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谈心，提出很多好的意见。
姬克东为革命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国家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勤务员。
刘尚同
刘尚同(1915—1958)江苏省沐阳县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刘乐圣靠省吃俭用，断断续续供他读完初小。民国27年(1938年)参加革命，民国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任沐阳县第八区埝南乡第一保保长；次年12月，升任沐、阳县第八区堰南乡乡长；10月，任沭阳县第八区刘圩乡乡长；民国31年12月，任沐阳县刘圩、范湾、孙墩三乡联防主任；次年7月，任沐阳县小店乡乡长兼中队长、党支部书记；民国33年6月，任沐、阳县双河乡政治指导员；八月，任沐、阳县六区区署副大队长、区委委员；次年3月，任沐、阳县塘沟区教导员，后任沐、阳县胡集区、钱集区指导员；民国37年11月，任沐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2月，调任江淮机动队淮海六分区某县组织部长。在此期间，他带领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因作战勇敢、战绩显著曾多次受上级党委的表扬和奖励。1949年2月，调任定合县委组织部长，后任定远县委组织部长；1950年6月，进皖北区党委党校学习，后任滁县地委工作团组织科长；1951年5月，任地委土改干校大队部大队长；8月，任滁县地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1953年4月，任定远县委副书记；次年7月，任定远县委书记、蚌埠地委委员。在他主持定远县委工作期间，坚持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办事，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和县委其他同志一起，制定了定远的发展规划，带领全县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亲自蹲点，总结办社经验，从有利生产、方便群众的原则出发，将全县建立起来的109个大社划为152个小社，将手联社并入供销合作社，反对盲目地搞“一大二公”和一哄而起的作法，使定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稳步发展。他在指导定远农业生产上，坚持从本县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土地多的地区留些晒伐田培养地力，丢荒种熟，少搞双季稻”；“高产作物马铃薯不能全面推广，只能在池河、藕塘两地推广，其他地区推多少是多少”；“玉米县西要少推广些，可多种小秫秫”等切实可行的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意见。1954年，在受到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全县粮食总产还达417，387，300斤，比1953年的276，914，300斤增长140，473，000斤。
他还根据定远易旱的特点，带领全县人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1955年全县仅有一座水库，至1957年，仅两年时间，就发展到9座；蓄水量由1955年的0.92万立方米增加到1.03万立方米。这期间，用于兴修水利款达150.69万元。他还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关心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针对刚翻身不久的农民，生产资料缺乏的实际情况，提出农村贷款要多贷少收，逐步收回，以支持农民发展生产。
1957年，全县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他在党的政治生活准则受到破坏，指导思想左倾，出现反右扩大化的情况下，不怕自己受到牵连，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党内一些错误倾向作斗争，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好同志。为此，他被加上“砍社改组，包庇坏人”等一系列罪名，挨了批斗，身心受到严重创伤，不幸于1958年5月8日逝世。
刘尚同的去世，使全县人民为失去一位好干部、好党员、好书记而深感悲痛!
1962年7月，在全县人民的呼吁声中，中共定远县委决定给刘尚同同志平反昭雪，并报经地委、省监委批准，取消原划刘尚同同志为右派分子和给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名誉，妥善安排家属和子女生活。1979年9月25日，中共定远县委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刘尚同同志。淮南市市长宋长汉为悼念刘尚同曾赋诗道：“刘公长眠三十春，山河故土迥忠魂，德才正展饮恨去，笑貌英姿慰后人。吾侪敬仰公身前，艰难困苦度若闲。披肝沥胆堪效法，廉洁清白昭人间”。
汤家法
汤家法(1923—1980)男，和县南义乡人。6岁帮地主放牛，15岁当长工，16岁就担任了中共地下党交通员。民国30年(1941年)6月入党，次年8月，参加新四军。参军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对日作战。同年冬，他带领一个班在掩护大部队撤退时，与数百名日军遭遇，战斗激烈，全班仅剩三人，身上均已负伤，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日军展开肉博战，直到完成任务才跳水突围。在一次爆破日寇碉堡时，他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支胳膊。伤愈后，重返部队，担任连队党支部书记。后随部队北上山东，参加解放战争，曾多次立下战功。1949年10月，转业至肥东县公安局任股长，1951年任副局长，1953年任局长。镇压反革命时，他亲自带领公安部队围歼匪特。他对每件重大案件都做到认真负责，在审理盛方才杀人案中，深入调查，弄清情况，使一个原判为死刑的人改判为五年有期徒刑 。1954年春，他调到全椒县任县委委员、公安局长，第二年任书记处书记。这期间，他以身作则，长期扎根农村。一次发洪水，汤家法带领一班人员奔赴抗洪前线，但自家却被洪水淹没，家属及子女在邻里帮助下才得以转移到安全地带。他关心人民疾苦，喜欢同广大农民交朋友，深受群众爱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很多同志劝他到农村去，以保人身安全，有的农民群众也要接他到农村去避避造反派锋芒。但他认为县委其他领导都被打倒，仅他一人尚未受到明显冲击，自己又代理县长之责，不能使生产和工作受到损失，于是婉言谢绝，继续领导全县人民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直至被造反派关进“牢房”。从1975年3月起，汤家法担任了定远县革委会主任。他从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出发，勇敢地抵制和排除极左路线的干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浮夸吹嘘，保护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因此受到压制并一度被排挤出定远县。粉碎“四人帮”以后，汤家法又于1977年10月调回定远县任革委会主任。他言传身教带领干部群众勤勤恳恳地做好党的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一次办公室的同志见他家后门的路下雨后泥泞难走，便为其铺了一条煤碴路，其中放了一些水泥，他从外地开会回来发现后，严厉批评家属，并规定今后家中没有他的同意不准维修房屋。汤家法十分注意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工作中困难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在病重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还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将两条腿移上吉普车，到池河、藕塘等地水利工地检查工作。他患病期间受到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热情关怀。病情恶化后，他向组织上请求，后事从简。1980年10月13日57分，这位深受全县人民敬爱的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在定远县医院逝世，终年57岁。逝后，友人写了七律一首追祭道：“君去天堂几冬春?曲阳父老忆忠魂，硝烟滚滚抗倭寇，江河滔滔逐敌兵；胸怀坦荡堪表率，身残志笃迪后人，鞠躬尽瘁心无愧，虽死犹生流芳名。”
吴香山
吴香山(1899—1982)又名吴光印，定远县炉桥镇人。他出身中医世家，20岁就挂牌诊病，行医乡里，颇有名气。新中国建立后，参加炉桥联合诊所。他运用祖传秘方为四邻乡里行医治病，深受广大群众爱戴。1956年调至安徽省立医院，历任中医外科医师、副主任医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安徽分会理事。1978年至1981年，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
吴香山医德高尚，医学造诣很深，临床经验极为丰富。他尤长中医外科，对治疗脑血闭塞性脉管炎、骨髓炎、骨结核网湿痹痛、痈疽、瘰疬、脑瘤、部分皮肤病等，成效显著，赢得了中医界普遍赞扬。他极为重视中医事业的发展，以培养中医外科接班人为己任，言传身教，无私传授。他将祖传秘方黄连膏、筋骨止痛丸、五雷丹、骨消膏、痔疮膏等全部传授给后人，使“吴香山秘方”在省立医院得到普遍推广应用。他培养出了张良玉等一大批高级医师。1969年，吴香山总结自己临床经验，编写了《临床经验录》，帮助省立医院编纂了《验方汇编》。他最突出的成果是“黄连解毒膏”。此膏治疗烧伤有特效，是安徽省中西医结合治疗烧伤的成功医药。1969年9月，他携带黄连解毒膏参加全国在天津举行的医药工作交流会，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并在全国推广应用。1978年，吴香山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医药卫生科技大会。同年，吴香山的“黄连解毒膏”获得科技一等奖。1985年《中医年鉴》特约刊载了《吴香山学术经验》一文。省立医院中医外科系统地整理了《吴香山医案》，为安徽省中医外科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吴香山行医60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待病人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对待有困难的患者解囊相助；对临床病人精心照料，亲自配药；对外地来信求医者，寄药寄方，有问必答，深得广大患者的仰慕。1982年8月12日，吴香山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逝世，终年84岁。
牛登峰
牛登峰(1910—1952)定远县站岗乡人，地主家庭出身。民国19年(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叛变投敌。任过国民党联保办公室队副，安徽省保安团士兵，参加过红枪会。民国27年至36年任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独立团警卫连连长、皖东第二十游击纵队二十大队大队长、张桥区区长、区自卫大队大队长；还兼任过皖东指挥部直属大队大队长、定远县联防剿“匪”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牛登峰一贯反共、反人民。民国27年曾率部先后在管家圩、八斗岭等地围剿新四军；次年强征站鸡岗、吴家圩两乡粮食，打死吴、魏两姓农民4人；同年又偷袭了江巷、站鸡岗、卜店、黄李4个乡 政府，杀死施、李两个乡长及新四军战士10余名；民国31年，率部配合国民党一七一师进攻新四军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焚烧民房400余间；同年，还围攻朱家湾抗日民主根据地，打死30余人，俘去新四军侦察员，缴去手枪两支，捕杀甘德华；民国33年牛由谢家圩撤退时烧毁民房10多间，破坏了新四军花张集至谢家圩的10多公里电话线；次年，他率部围剿杜集新四军警卫连，打死新四军战士数名，缴去机枪1挺，步枪24支，烧毁民房10余间，俘去新四军战士29名；同年，又清剿青洛、严涧乡，俘去新四军机枪手2名，缴去机枪1挺；民国35年，在朱湾乡掠去烟叶40余担，粮食20余担以及其它衣物等甚多；同年秋，又率部清剿西卅店、朱家湾、大木桥等地的新四军，枪杀西卅店乡4名群众，捕去共产党员陈××，并在大木桥以通新四军为名，逮捕无辜群众10余名，索钱2，000多元，粮食1，000余担；次年，捕杀了卜店乡政府干部刘筱正等4人。定远解放前夕，牛登峰投入国民党军陈瑞河部下，任二营营长，随陈部逃往郎溪。解放军渡江后，牛登峰逃往浙江、潜入福建，在国民党三十军军官团受训后去香港，后从夷乌潜回南京，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1951年2月，再次潜入香港，与陈瑞河联系，被委任为安徽省反共救国军皖中总指挥。1951年5月28日在潜回途中，被广州市公安局抓获归案。1952年，在定城镇西大寺被枪决。历史终于给这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作出了公正的裁决。
鲁肃(172～217)字子敬，定远县东南乡人。东汉建宁五年(公元172年)出生于一个士族家庭里，幼年丧父，由祖母抚养长大。他体貌魁伟，性格豪爽，喜读书，好骑射。东汉晚期，眼见朝廷昏庸，官吏腐败，社会荡乱，常召集乡里青少年练兵习武。他还仗义疏财，深得乡人敬慕。当时，舒人周瑜为居巢(今巢县)长，因缺粮向鲁肃求助，鲁肃将其一仓3000斛粮食慷慨赠给周瑜。从此，二人结好，共谋大事。建安二年(公元197年)，鲁肃领部属百余人从瑜到江南投奔孙权。孙权甚喜，请教天下大计。鲁肃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立江东，以观天下。”建安十三年，曹操率20万大军南下，孙权部下多惧曹军势力，是降是和，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而鲁肃与周瑜力排众议，坚决主战。鲁肃私下劝权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投降曹操，仍可谋得一官半职，你若投降，可就没有安身之地了。”孙权醒悟，决心抗曹。接着鲁肃与周瑜又建议孙权联合刘备，共抗曹操。结果，吴、蜀联军大败曹军于赤壁。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格局。
赤壁大战后，鲁肃被任命为赞军校尉。周瑜逝世后，孙权采纳周瑜逝前建议，令鲁肃代周瑜职务，领兵4000人；因鲁肃治军有方，军队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孙权根据当时政治军事形势需要，又任命鲁肃为汉昌太守，授偏将军；鲁肃随从孙权破皖城后，又被授为横江将军。
鲁肃是继周瑜之后吴国最重要的名臣名将，建安二十二年卒，年仅46岁。
董槐
董槐(?～1262)字廷植，定远县城人。体魁，宽额丰腮，有美须。少时喜习兵事，爱读孙武、曹操书，有抱负，常与人说：“我若得用，将汛扫中土，以还天子。”他还要做个像诸葛亮、周瑜样的人。父董永课子严，厌其狂，训诫道：“你不努力读书，喜欢讲大话，狂妄自高，我不愿意你成为这样的人。”经父教，槐惭愧，遂乃专心求学。始就学于叶雍门下，继又从师于儒学大师朱熹的学生辅广。董槐聪颖过人，学业长进很快，嘉定6年(公元1213年)考中进士。踏进仕途之后，历任广德军录事参军、镇江观察推官、镇江府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湖北刑狱、常德知府、江州知州兼都督府参谋、谭州知州、沿江制置使、江西安抚司公事主管、户部侍郎、江东安抚使兼建康知府、广西运判兼提点刑狱、工部侍郎兼转运使、兵部侍郎兼给事中、宝章阁直学士、福州知州及福建安抚使、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直到拜右丞相兼枢密使等三十多个官职。爵位由封子、封男，到封侯、封公。董槐为官，勤政清正，政绩卓著，朝野闻名。
嘉定十四年，董槐任广德军录事参军时，有人告富人李桷私铸兵器，暗结豪杰，心图不轨。郡守不问是否事实，就将李桷逮捕入狱，准备斩首。董槐通过查访，得知情系诬告，便同郡守说明。郡守不但不听，反说：“李桷谋反，你反为他说情，当诛族。”槐据理抗辩：“执法官吏明知李桷乃是冤案，却硬把他往死处推，难道法律规定被告人不论冤枉不冤枉，都要杀头吗?”不久，郡守因办理父丧去官，董槐负责处理郡事，迅即上书为李桷辩明案情，李得释放。
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董槐提点湖北刑狱时，常德军中发生骚乱，守尉马彦直被围，董槐得知，亲率数骑赶到现场，斥问乱者为什么这样?乱者说：“将军马彦直掠夺我们岁请。”董槐呼出马彦直，训问情实，立斩于马前；第二天，又捕斩乱者为首分子以戒。
嘉熙三年，董槐知江州时，秋天有十几万灾民渡江流来。他召集官吏商量用储备军粮赈灾，吏员都说不能把储备军粮发给灾民吃。他说：“人民是我们的人民，用我们的粮食救济他们有何不可?”说服了吏员，于是，灾民得粮，重返家园。
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董槐为广西运判兼提点刑狱时，邕州地区经常发生少数民族扰边事件，槐上奏守御七策，对他们谕之以理，待之以诚，约定互不侵犯。并订立五项条约：“一无犯边，二归还侵地，三归还虏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贸易。”从而改善了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系，安定了边陲。 宝礻右三年(公元1255年)，董槐任右丞相时，为了利国安邦，任人唯贤是举。他向皇帝说，臣认为现在对朝政有害者有三点：一是皇亲国戚不能执行法律；二是执法大吏久居其官，作威作福；三是京城里的官吏，不约束部下，任其胡作非为。皇上不听，嫉之更甚，加上奸邪屡谗，董槐的耿耿忠言、赤诚心胆却落得个被罢免丞相的结果。 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五月，滂沱大雨不止，年迈的董槐彻夜难眠，坐立不安，国难民灾，系于一心，终于在不住的叹息中默默忧逝。逝后，赠太子少傅，谥号文清。董槐葬于定远古城西北角(今为建设小学境内)。其墓大约三十米方圆，呈圆墩形；原有石碑，文曰：“宋许国公董槐之墓”。
李善长
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定远县人。少时读书聪明，有智谋，笃学法家思想，析事预见性强。他帮助朱元璋攻打天下，计高群雄；辅佐太祖安邦治国，功冠众臣。他是明朝官居极品、主重臣尊的开国重臣；是定远县有史以来数百名封建大官吏中、三个帝王辅宰中功绩最著者。
先是朱元璋略地滁阳，善长迎见。元璋待他有礼，并留掌书记。时，元璋问善长说：“现在我们到处打仗，你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天下呢?”善长回答说：“秦乱，刘邦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待人宽仁不嗜杀，五年便得天下当皇帝。现在元朝政治黑暗，社会混乱，天下土崩瓦解，四分五裂，你是濠州人，离沛不远，山川相连，王气在你。若能效法刘邦去做，定天下不在话下。”元璋欢喜称善。元璋攻滁 州，善长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元璋威名日盛，诸将来归者渐多，善长察人度能，言明元璋，皆得量才使用。元璋驻军和阳，率兵攻打鸡笼山寨，留少数兵佐善长居守。元将得知消息来犯，善长设计大败来犯元兵。元璋得巢湖水师，渡江拔采石，趋太平，皆得善长力助。元璋为太平兴翼大元帅，以善长为帅府都事。从克集庆，取镇江，一路风顺，出自善长谋划有方。元璋为江南行书省平章，以善长为参议，兼领大都督府司马，进行省参知政事，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元璋为吴王，以善长为右相国。此时，元璋前后自将征讨，皆命善长居守。善长理政安民，转调兵饷，定制立法，发展生产，国用益富，百姓不困。吴元年九月论功封善长为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善长为左相国。当时，法有连坐三条，善长奏请自大逆而外皆除。朱元璋即帝位，追帝祖考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皆以善长充当大礼使。设置东宫官属，以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善长帅礼官定效社宗庙礼，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礼仪。奉命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和大明集礼等书。定天下狱渎神祗封号，封建诸王，爵赏功臣，事无巨细，皆委善长与诸儒议行。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太祖说：“善长虽无汗马功，然能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时6人封公者，善长第一，制词喻比萧何，称扬甚至。洪武七年，善长弟存义擢为太仆丞，存义子伸、佑皆为群牧所官；洪武九年，善长子祺尚临安公主，拜驸马都尉。其全家荣贵之至。后因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等交章弹劾善长与胡惟庸私通，终以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罪，将善长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没。善长死后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其鸣冤，词切言恳，据理雄辩。太祖得书，竟不罪王，似有后悟。
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定远县人，明朝著名爱国将领。父亲戚景通，熟识军事，官至神机营副将。
戚继光幼年倜傥负奇气，家境贫穷，勤奋读书，苦习武艺。在父亲的教育下，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其父去世，戚继光袭父职任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此时，山东沿海倭寇为患，戚继光激愤书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表达了他决心平定倭患的志向。他努力整训士兵，严肃军纪，修筑工事，巩固山东沿海防务，使倭寇不敢进犯。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佥浙江都司，充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倭寇进犯龙山，浙江几路明军共同前往抵御。倭酋骄纵，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他们兵分三路，在三个倭酋率领下，气势凶凶地冲上来。数量上远远超过敌人的明军竟然抵挡不住，连连败退。戚继光见势，忙跳上一块高石，张弓放矢，一连三箭，射倒三个倭寇，稳定了明军阵脚。溃散的明军重新集结，杀退了倭寇。戚继光清楚地认识到，靠这支贪生怕死的军队是无法抵抗倭寇的。于是决心从当地招募新兵，组成一支新的军队。三十八年九月，戚继光亲自来到浙江义乌，以爱国大义号召当地群众出山应募。当地乡团也在戚继光的感召下纷纷加入新军。他在义鸟共招募新军4，000多人，带回绍兴，日夜训练，教给士兵击刺方法、攻守战术；还根据东南沿海地区多山水不便长驱驰骋的地理条件和倭寇长于设伏、冲锋和短兵相接的战术，创造出一种有名的“鸳鸯阵”；并把招募来的鱼民编成水军，精置战舰、火器兵械。与此同时，戚继光还对这支新军进行严格的纪律训练。他教谕士兵：“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杀贼，设使你们果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他，如何不奉承你们?”“你们在家，哪个不是种田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很不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杀贼保障他们，养你何用?”对于违反军纪，破坏军规，损害百姓利益的行为，不管是谁，他都严惩不贷。因此，戚继光的军队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人们把他的军队称为“戚家军”。
“戚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在浙江先后九战九胜，使倭寇闻风丧胆。浙江一带倭患平息后，嘉靖四十一年，明朝官府又调戚继光入闽剿倭。他率部首先收复横屿，一鼓作气“连克六十营，斩首千数。”剿除了牛田、兴化等地倭寇，福建倭患暂告平息，戚继光又回师驻守浙江。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再度赴闽作战，他和当地明军会师，全力攻下平海卫，再次收复兴化，论功提升为总兵。嘉靖四十三年元月八日，两万倭寇围攻福建仙游县达50多天，仙游城危在旦夕。戚继光率部奋杀，敌败退去，仙游城得解。接着，他又在王仓墙、蔡陂岭大败倭寇，福建倭寇被肃清。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和广东明军联合剿灭海匪吴平，至此，东南沿海倭患彻底平息。
隆庆元年(1567年)，戚继光被调守蓟州。他看到边兵虽多，但腐败无用，奏请招募浙人为一军。浙兵3000人到蓟，阵于郊外，适逢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从此深知戚继光治军纪律严明。由于戚继光加强战备，“在镇16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安定。”后来给事中张鼎思邪说戚继光不宜镇守北方，被南调广东。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二月病逝，谥号武毅。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戚继光戎马一生，江南、塞北，转战万里，为保卫祖国，抵抗倭寇侵略，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得人民的敬爱。他对练兵、治械、阵图等都有创见，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武备新书》、《液戎要略》等兵书，是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宝贵遗产。
凌泰封 凌泰封(1783～1856)字瑞臻，号东园，定远县城人。幼时聪颖，九岁能诗，十四岁入郡庠，督学汪文端奇其才拨取优贡。清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人，十年中进士，廷试一甲第二名，授编修，官至翰林院侍读、侍讲。道光年间，初任宁波，后补湖州。他目睹当地政繁税重，人民疾苦，作诗《插秧行》、《蚕上簇》以讽时僚。
湖州一带重男轻女，溺婴成风。泰封为了扭转这种陋俗，在当地“育婴堂”旧址上重新修建“育婴堂”。一月余，各地送婴者达数百人，由是，溺婴之风渐息。他任理湖郡三年大治。后升调杭州兼署金衢严道。是时，湖州大水，当地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滥役民力，征漕无度，急民几变。巡抚以泰封素得湖地民心，使往安抚。至，湖民顶香跪谒者万人。泰封根据实情，分别报灾缓征，湖民心服。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暴发后，英军横行海上，杭人震惊，纷纷想逃避他乡。他竭力安定民心，做好防御准备。由于他坚决反对“议和”，不同意消极防守，与上有异，终被以“玩视军条，上楼读书”八字割职。凌泰封视状心恢，乞假归休，从此，谢绝官场交往，筑屋数幢，教子孙读书，以乐晚年。著有《东园诗抄》十二卷。
凌毅
凌毅(?～1930)字蕉庵，定远县城人。少年喜读《汉书》及侠义传记，肄业于两江师范。曾与黄兴、于佑任等组织长江革命团体；与柏文蔚发起组织岳王会、信义会；又加入中国同盟会，与赵声、汪立本等撰《革命军》、《兴汉》、《光汉》等革命书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在安庆起义，凌与陈雄洲密运军火接济；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广州黄花岗起义时，凌被推为金陵九镇代表举兵响应；武昌起义后，参与会攻南京；沪宁光复后，任代表团代表，参加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被推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民国2年(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提案弹劾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后，南下随孙中山讨袁；失败后，出走日本，组织天健学会、国民社；同年冬，奉孙中山之命，返沪从事讨袁活动。此时，凌毅任中华革命党皖支部长，中华革命军皖江总司令。民国5年，袁世凯死后，他再入国会，与胡汉民等组织“丙辰俱乐部”；6年赴奥，参加护法；7年8月，北平召开“安福国会”，他组织护法俱乐部；13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受孙中山函约，参议总纲草案，任宣传委员，当选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他与王用宾 等负责联络策划，改编步兵，统领部队，逐溥仪出宫。事毕，任步军统领，市政督办(后辞任)。孙中山逝世后，悲痛致病，于民国19年3月10日在上海逝世。
武焜南
武焜南(1871～1957)字炎康，号去病，定远县城人。青少年时期，思想进步，品学兼优。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应皇太后六旬万寿恩科之试，考取拔贡，朝廷入册，受皇禄。他接受朝廷任命，出任安徽省咨议局局长。当政期间，目睹帝国主义列强肆意瓜分中国领土，抢掠财富，清政府腐败无能，思想十分沉重，不念理政。为了拯救国家和人民，推翻清朝政府，毅然弃官进入北洋学堂学习。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同科拔贡许世英(曾任段琪瑞的秘书长，民国初派驻日本大使，后任国民党中央政纪委员会委员长)与柏烈武(柏文蔚)、黄伯度、方振武等人，一同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奔波在广州、上海、南京、安庆等地，参加各种秘密组织会议。宣统二年(1910年)，他接受了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的任务，回到安庆。次年，他以安徽省代表名义，会同直隶省咨议局长孙伯兰、湖南省代表谭祖庵、湖北省代表汤化龙、山西省代表李素等人，同赴清廷咨政院，谒见伦贝子和皇叔载沣，请求朝廷召开国会，征询民意。清朝政府一再拖延，未予同意。这时，各省革命党人已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待机行动。武火昆南回到安徽后，便以加强江防和安庆防务的名义，向抚台朱家宝领取毛瑟枪450支，充实扩大革命党人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水师，他亲自兼任管带(即舰长)〉
同年10月，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武火昆南约同童茂轩、侯行道、王运嘉等赴安庆会见抚台朱家宝，晓以形势，喻以大义，劝其顺从民意，树起独立大旗，使安徽早日光复。
为了安定局势，武火昆南与淮上军军长王龙廷会商，将其组建的第一军分驻寿县、怀远、涡阳、蒙城一带待命。又与江西九江的黄焕章兵团长交涉，取回咨议局银子1，650两作经费，组成安徽省临时政府和临时省议会。民国元年(1912年)1月14日，省议会在安庆召开代表大会，选举武火昆南为议会长。在任期间，他与安徽督军柏烈武，查办了原驻安庆北门外的三营兵变事件，下令撤销了该团团长和营长的职务；提出安徽省禁烟措施，没收了英国商人贩卖的大量鸦片，在都督府门前当众焚毁。事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闻讯，亲赴安庆，发表演说，对安徽禁烟的爱国行动大加赞扬。
民国3年，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篡改约法，镇压讨袁军，实行独裁专制，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转移到上海法租界盘龙路4号，。武火昆南也相随转到上海法租界居住。他经常到孙中山住处请示有关护法、讨袁、反军阀斗争等重大问题。袁世凯倒台后，武火昆南应聘到济南任山东省政府高级顾问。民国13年(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武火昆南因长期奔波，积劳成疾，为未能参加大会深感遗憾。他在《自叙》中写道：“第一次代表大会安徽省光明甫先生参加，与孙中山、毛泽东同聚一堂，发表大会宣言……。我因病在沪未能前往，至今尚以为憾耳!”
“七七”事变后不久，安庆沦陷。武火昆南带领全家避居怀宁县淡家埠、郑家冲。由于敌人骚扰，民国29年春返回原籍定远县严桥乡湾吴村定居。当时，严桥乡是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新四军三角斗争地，环境十分险恶。武火昆南身处其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凡是抗日的军民，均与亲切交往。与敌伪头目亦虚与周旋，遇到适当时机和必要的场合，总是劝他们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有志气的中国人，不要作日寇的鹰犬来欺侮中国人，在可能的条件下，还应瞒着日寇，对中国同胞作适当的照顾。”这一做法得到了新四军的赞赏和广大民众的称颂。此时，他应聘为藕塘行政公参议员，结识了刘少奇、黄岩、郑抱真、罗平等党政领导，经常参与商讨抗日大计。
民国30年皖南事变发生，武火昆南义愤填膺，在藕塘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强烈遣责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罪行，通电蒋介石说：“日寇侵凌，国难当头，蒋公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重，摒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团结抗日，勿使亲者痛、仇者快……。”
民国34年，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调遣数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并拖延和谈。解放区人民纷纷掀起抗议运动，谴责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武火昆南在藕塘召开的路西行政公署军民大会上发表慷慨讲话，并代表路西5县人民公开致电国共两党领导人。他致电蒋介石说：“八年抗战，人民力竭财枯，亟宜息养生机，重整国家。公既为国为民，即应俯遵民意，促和谈早日成功，千秋功罪，举世瞩目”。给毛泽东的致电写到：“公亮节高风，为国为民不避个人安危，亲赴重庆和谈，万望珍重，力促实现，早日凯归，全民瞩目以待”。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武火昆南激动万分，致函祝贺。中共中央办公厅复函，并寄给毛泽东主席照片一张。与此同时，他还分别给刘少奇、宋庆龄等领导去了贺电。1951年，刘少奇亲笔给定远县人民政府批示：“武火昆南是革命民主进步人士，应予长期照顾”。宋庆龄也两次复函。
1953年4月1日，安徽省人民政府聘请武火昆南为省文史馆馆员。1954年，武火昆南被选为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县人代会常委会副主任委员。 1957年4月23日下午，武火昆南先生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6岁。葬于县北泉坞山北麓。 李三杰
李三杰(?～1914)字汉卿，定远县永宁乡得胜集人，清末秀才，民主同盟会员。平素好学，关心时局。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土崩瓦解，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纷纷举起讨袁救国大旗。李三杰与魏冕斋等人，在定(远)、滁(县)、全(椒)三县交界的章广、常山岭、曲亭、藕塘、永宁、得胜集等地组织了百人武装，秘密派员与上海革命党领导人宋教仁、陈其美取得联系。上海革命党派周务民到得胜集具体帮助策划起义，并接济部分枪支弹药。李三杰又与邻县起义军联系，配合行动。经过充分准备，起义条件成熟。计划首先攻占定城，尔后东指滁州，北取蚌埠。不料，由于经验不足和起义军内部不纯，起义前，上海革命党派来的周务民被暗杀，起义军花名册被盗走，形势十分严峻。李三杰毅然决定提前攻打定城。民国3年(1914年)3月2日夜，起义军急抵定城附近，3日拂晓一举攻下定城。县知事赵仙州逃遁，抓获胡司法官当场枪毙。随后，打开牢房，释放政治犯，并向群众宣传讨袁救国主张。与此同时，驻扎在临淮的军阀倪嗣冲部得到起义军叛徒武国仁的密告，派营长华石庵率部援救，路遇仓皇出逃的县知事赵仙州。五日晨，华、赵领兵将定城的北、西、南三面围住，留东门给起义军作退路，欲擒故纵；并从近乡搞来大量禾皆杆，浇上煤油，烧毁西城门，蜂拥而入。义军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上又缺乏实战经验，渐渐失去战斗力。李三杰见势，便带领起义军向东门撤退，跃墙突围，足部受伤，不能行走，躲进市民沐宏锦家中。沐连夜雇人将李三杰抬到仓镇，找到起义军王龙、王虎兄弟，要他们雇轿送他回得胜集。但王氏兄弟贪生怕死，加之受到当地土豪劣绅收买，背信弃义，竟将李三杰四肢捆绑起来，送回定城交给华石庵与赵仙州。六日上午，华石庵将李三杰、魏子莪和被俘义军士兵以及叛徒王龙、王虎押到西禅寺刑场，将他们全部杀害；并陈尸示众，威吓黎民百姓不得“造反”。但是，广大民众和爱国志士不怕恫吓，纷纷前往西禅寺悼念遇难者。池河朱丹书等人冒着被株连的危险，为李三杰等人写了挽联：“生共事，死同时，义魄忠魂，屈指鬼雄第一；警权奸，谋光复，书年纪月，决心在立重三”。
陆遐龄
陆遐龄(1803～1853)又名侠林，原定远县荒沛桥乡棋杆村(今属长丰县)人。父陆怀珠，秀才。家有田地十二顷，为当地富豪。 陆遐龄青年习武，为人义气，乐助好施，当地人都说：“穷人找他想方(指借钱、粮)，他连口袋底子都翻给你”。炉桥绅士方浚颐(清道光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看中了荒沛桥前郢村盛姓的一所住宅地，请遐龄出面帮助谋取。遐龄慷慨地用自家的一所庄园换取盛姓住宅，无尝送给方浚颐。
瓦屋刁村土豪刁宗葛与陆遐龄两家田地毗邻。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因山岗水源，双方发生械斗，互有伤亡，刁姓吃亏较大。官司从县衙打到省府，陆、刁均被送进安庆省狱待决。咸丰三年农历正月十七日，太平军首克安庆，陆、刁同时获释。为了感谢救命之恩，陆遐龄接受太平军的使命，回乡发动农民起义。正月二十日，陆遐龄回到家中，在家宴上即席赋诗：“沧海桑田一微生，历来龄同与庶民；官贵循私洪拯吾，立志酬王济穷人”。表达了他对清廷官府的憎恨和对穷苦百姓的同情。当时，社会兵荒马乱，百姓生活困苦，民间广传一首民谣：“咸丰坐了殿，不淹就是旱，活着串庄狗，苦了庄稼汉”。陆遐龄为了救民于水火，于正月二十七日夜，召集穷苦百姓，举起“随天大王”旗，宣布起义。清人方浚师在《蕉轩随笔》中说：“皖城既陷，遐龄自狱中逃归，自谓时事多艰，官如木偶，起义揭竿聚哨，旬日之间有众万人”。人多用粮多，陆遐龄派人向老友方浚颐筹借，方不许。陆闻言拍案大骂方忘恩负义，当即带人将方家的粮仓抢了，并掘开方姓祖坟。他把“随天大王”大旗插在练武场，指着田野说：“如今阳气上升，咸丰的寿数要尽了”。遐龄决定先打瓦屋刁村，端掉清军坐探刁宗葛的老巢。战火一起，便引起清朝地方政府注意，定远知事郭师泰急忙率兵镇压，一连两次被陆聚奎(陆遐龄长子)击溃。二月中旬，起义军准备占领军事要地炉桥镇。遐龄冒着生命危险潜入炉桥会见“四门酋长”，希望他们倒戈内应。但小头目们在团练头目以“大酒大肉，恣其饱啖”的手段收买下，竟报知团练设防。政治攻势失败了，只得奋力强攻。方浚颐及其父方士鼎派心腹持书混出重围，向宿州驻军周天爵求救。周派游击队长刘玉豹率千余人杀奔炉桥。陆遐龄为了慎重对敌，主动撤围，在左家店一带设伏，大败刘玉豹。周天爵慌忙调兵遣将，会同寿州金光筋，集结大队人马包围了起义军住地。三月初五，大圩被破，陆遐龄父子率精锐千余突围，转战寿州东南乡庄墓桥一带，与清军进行殊死斗争。三月初九深夜，陆遐龄被敌人诱捕；三月十二日，在炉桥大寺巷后的温家土地庙前被杀害。与遐龄同时遇难的还有其长子聚奎等四十余人。
方绍舟
方绍舟(1867～1940)名璧，定远县炉桥镇人，同盟会员。早期参加反抗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晚年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是江淮地区著名的抗日英雄。
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十六日，方绍舟出生在炉桥镇一个仕族家庭里。及长，聪颖好学，学业出萃。在维新派“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他在家乡与张润斋等创办了储材小学堂，并担任校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方绍舟由郑赞丞、凌蕉庵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和江淮地区同盟会员杨小鹤、孙裴轩、柳汝俊、田次勋、竣同之、凌铁庵、张俊甫、魏冕斋、王龙亭等人，积极开展民主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光复会成员、马炮营队官熊成基，趁清军于太湖秋操之际，率马、炮营新军千余人发动了安庆起义。攻城失利，败走皖中，遭清军追击，部众离散，余部不足百人，由田激扬带领经炉桥向寿、凤一带转移。炉桥清军千总伏兵要隘，欲捕杀熊成基等起义军首领。方绍舟闻讯后，立即派人为田激扬带路，绕道入山，使清军的伏击计划落空，保全了这支革命队伍。 辛亥革命爆发后，紧接着江淮各县同盟会骨干在凤台涧口集召开紧急会议，密商大计。方绍舟和张元侯作为定远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讨论了当时局势，决定于十一月三日发动以寿州为中心的淮上起义，然后分兵攻取省内各地，实现皖省独立，减轻武昌压力。会后，方绍舟连夜赶到住在定远池河南大王庄的同盟会员王啸虎家，向他通报寿州会议精神，共商光复定远的行动计划。王啸虎倾其所有，捐出稻谷千石作军饷。为了获得枪支，方绍舟与王啸虎同往县城会见知事汪葆臣，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名，要求组织乡民成立民团。汪葆臣不知是计，准其所请，并许以毛瑟枪相助。
方绍舟回到炉桥后，加紧进行起义准备工作。一方面组织民团，建立部队；一方面派人分赴各乡镇，通知各地志士于十一月五日晚赶到炉桥结集待命。十一月四日晚，在寿州的同盟会成员率领团练和民军发动淮上起义。为了发展革命形势，十一月五日各县同盟会负责人聚会寿州，讨论制定行动方案。会议决定淮上起义军名称为淮上国民军，并成立淮上军总司令部，方绍舟等13人任军统。会后，淮上军分兵8路，挺进江淮各地，争取全面光复安徽，方绍舟负责率第一路军，光复皖东各县。
方绍舟赶回炉桥时，定远各乡起义群众和青年学生带着大刀、长矛、棍棒等武器，已在炉桥储材学校集结。他向大家宣布了起义计划后，即率领起义群众攻入炉桥三衙和武营。县沈主簿和费千总因无防备，又慑于革命党的威力，只得束手请降，令部下缴械。方绍舟对缴械的士兵，热诚相待，使他们深受感动，不少人脱去号衣，剪掉辫子，弃暗投明，参加革命。起义军初战告捷，俘清兵百余人，缴获来福枪、毛瑟枪、土枪90余支。
十一月八日晨，方绍舟率领300多人从炉桥出发，攻打定城。经过一天激战，清兵溃败，起义军于当日黄昏时分光复定城。方绍舟与何少如、方海秋、陈二望、汪禹宾等人进入县衙，逐出知县，推倒公案，各界人士一致拥戴方绍舟执掌政权。方邀社会贤达陈梦昙、吴建三等帮办文牍、会计事宜。次日，方绍舟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封建专制制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会后，许多青年(多数是学生)纷纷涌向设在曲阳小学(今实验小学)的军统司令部，要求参加淮上军。为了扩充兵员，壮大力量，为东征作准备，方绍舟派蒋树升、吴仲仁与胞弟方衍、方缉熙等小分队前往永宁、三和、池河等地，扫除残余清兵，向群众宣传革命，进一步招募新兵。在王啸虎的协助下，方绍舟又组织了临时司法委员会，处理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反动豪绅的破坏活动，为东征建立稳定的后方基地。
经过短期休整、扩充，定远淮上军发展到1，000余人。另有学生军百余人。方绍舟将这支部队编为4个战斗营。委魏冕斋、方芹山、李三杰、方海秋、魏子莪为参谋，蒋树升、俞虎臣、袁克宁、方衍、安定国、崔海鹏、韩子筹等8人为各营正副营长；另以学生军为主体组成政工队，分赴各乡镇宣传革命。
年底，方绍舟率部东征，当部队行至东前铺时，与清军江南提督张勋的江防营遭遇，激战一昼夜，江防营营长遣骑四出侦探虚实，见各处村落都悬挂白旗，疑皆驻有淮上军人马，于是，不敢再战，率部投降。 东前铺战役后，淮上军声威大振，驻守滁州的清军不战而逃，淮上军顺利进入滁城。此时，适逢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率部追击张勋败兵到达滁州。依柏的意见，方将部队扩编为团，隶属三十三军，由方绍舟担任团长，取消军统称号。后即率领全团士兵，相继攻克全椒、来安、天长、盱眙等县城。
民国元年(1912年)2月，南北和议告成，方绍舟因非军界出身，便将所率部队的三分之二拨给第一军，余部改编为第五联队，方任联队长；3月，又改编为江苏省第九师十八旅三十六团，方任团长，驻防滁州。民国2年，方绍舟以陆军少将衔任江苏都督府高等顾问。5月，孙中山先生在南方发动“二次革命”，举兵讨袁。7月，安徽都督柏文蔚为安徽讨袁总司令，委任第八旅长张汇滔为前线第二支队司令，方绍舟奉命任该旅高级参谋。不久方改任补充旅旅长，助张汇滔驻防寿县。7月下旬，军阀倪嗣冲调集数十门大炮、千余士兵，强渡淮河攻破据守在正阳关的岳相如、陈雷部讨袁军防线，直扑寿州。方绍舟与张汇滔等率领讨袁军与倪军在寿州城北平顶山浴血奋战。倪嗣冲调集各路东进部队，集中火力攻打寿州，讨袁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前仆后继，使倪军攻城行动多次受挫。后来，安徽讨袁失利，方绍舟等潜往上海避难。
民国3年春，孙中山在上海任命方绍舟为讨袁军皖北总司令，嘱黄兴、张汇滔在上海为皖北讨袁军筹办武器。受命后，方绍舟即与张汇滔、李三杰、岳相如、袁家声、范鸿仙、方国华等共筹起义大计，商定3月底首先在定远、寿县、凤阳、滁州打响战斗，然后攻取蚌埠、合肥等城，把反袁武装斗争推向全省。
方绍舟在寿、凤、定、滁一带很快联络了一批淮上起义人士，组织起一支几百人的反袁队伍，并且迅速攻占了定远县城。倪嗣冲闻讯命令其部下华石庵率领重兵，火速南下，将定城包围起来。方绍舟指挥讨袁军抗击数倍之敌，坚守城池两天两夜。但终因众寡悬殊，城池被倪军攻破。百余名讨袁官兵遭倪军惨杀；方绍舟率领部分突围人员潜往上海，其家产被没收，其人被通缉。
方绍舟潜入上海不久又潜往日本。在东京，他很快与孙中山先生取得联系。民国3年7月，他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组建的革命党。10月，孙中山先生命其部分中华革命党干部渐次回国，再举革命。方绍舟回国后，迅即回到安徽滁、定两县，密约旧部相机起兵。但此次起义计划尚未付诸行动即因故流产，方绍舟又被迫逃往上海法租界从事秘密工作。
民国4年，倪军特工人员买通法租界在押盗匪，诬称方绍舟为其同伙，于6月14日将方逮捕，虽查无实据，但终因在寓所中找出武器，被判处3个月徒刑，期满后亦不予释放。民国5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训令处长唐绍仪同法领事交涉，要求释放政治犯。方绍舟与其他30名革命党人同时得释。民国6年7月，段祺瑞重新上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军政府，出兵北伐，发动护法战争。方绍舟受命担任东南护法军皖北总司令，途经南京下关时，被军阀政府捕获，经党内诸同志函电营救，幸免于难，但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江宁分监。民国11年，孙中山在上海派众议员方潜到南京慰问方绍舟，并派方潜赴北平邀约国民党议员陈策、常藩侯、王龙亭、凌蕉庵等13人联名呈请黎元洪特赦。民国12年元旦，赦令下达江苏，方绍舟结束了长达5年半的铁窗生活，恢复了自由。民国13年，方绍舟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任广州大元帅府参议，在苏、皖、平、沪间从事联络工作。
民国15年，方绍舟回安徽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别动队司令，率领民团和红枪会于农历8月15日攻占定城。随后又助第十军攻克凤阳。次年，方被三十三军柏文蔚军长委任为凤阳县县长。民国19年，又由当时皖省主席马福祥委为定远县县长(未到任)。其后，因年高去职归田，在家捐资办学，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绍舟已年逾古稀。但报国志高，杀敌心切，他以卫国保乡为己任，组织了一支以红枪会为主体的农民抗日队伍，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民国27年1月1日，驻守蚌埠的第五战区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任命方绍舟为凤、定抗日别动队司令。皖北沦陷后，方亲率家乡弟子数千人与日寇血战于淮水之滨，大小战役数十次。据方在《芦沟桥事变之役》一文中回忆，从民国27年2月下旬到6月初的3个月时间内，规模较大的激战就有8次之多。他每战都亲临指挥，身先士卒，部下无不深为感动，奋勇杀敌。
民国27年正月，定远被日寇占领，方绍舟家中所有男丁皆随军征战，女眷未及逃出，于农历正月初五在凤阳县武店山马村遭日寇掳掠。弟媳唐氏、儿媳汪氏为保全气节，免遭凌辱，携5岁曾孙女投水自尽。此一可歌可泣的事迹，当时全国各大报纸都有报道。国民政府以“坤维正气”四字匾额赠其弟媳，以“义烈流芳”四字匾额增其儿媳，以资褒扬。
民国29年春，方绍舟受省政府委托，回定、凤两县办理战区赈济工作(时方任省府参议兼省赈济会委员)，不料凤阳县抗日游击大队长曹世嘉与凤阳伪军头子叶茂才暗中勾结，想以谋害方作为向日军献媚取宠、邀功请赏的见面礼。在探明方的行踪后，曹世嘉以共产党游击大队长的身份为掩护，以“拜访”为借口，于农历4月15日傍晚率领40多名武装人员进入方绍舟住地小营庄。因曹的叛徒面目尚未暴露，方毫无戒备，被曹诱骗到卸甲店附近的麦田里开枪杀害。
方绍舟的牺牲，使定、凤两县抗日军民深感震惊和悲痛，国共两党分别开了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抗日英雄。
方绍舟一生致力革命，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和护法运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民主、进步、爱国的立场上，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全家有5人为国家和民族献出宝贵的生命。
方国华
方国华(1895～1919)字慕彬，号希林，定远县炉桥镇人。幼攻儒术，长习海军，受其父方绍舟的教育和影响，投身革命。民国3年(1914年)，他参加了由张汇滔、方绍舟等领导的讨袁运动，与军阀倪嗣冲部展开了殊死斗争。民国6年7月，他任东南护法军皖北司令部特务团团长。面对倪嗣冲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常有“倪嗣冲不除，则民无宁日”之感慨。他和革命党人张汇滔等，经常往来于蚌埠、凤阳等地，追踪倪嗣冲，窥其行止，伺机除之。
民国8年5月，适逢倪嗣冲夫妇同祝50岁，在将军府大肆宴请各省督军代表、文武官员、商界显贵。方国华侦悉这一消息后，认为机不可失，遂下深入虎穴，誓与倪嗣冲这个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归于尽的决心。并用重金从将军府一位叫倪洪江的吏员手中买了一份“请柬”(一说出入证)。
倪嗣冲夫妇寿诞之日，将军府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各路官僚幕客，手持请柬鱼贯而入。此时，方国华贴身系着手榴弹，背后突然窜出几个彪形大汉，将其紧紧抱住。国华猝不及防，当场被捕。 原来，方国华早先在炉桥结识了一个姓秦的朋友，两人相处甚洽。国华为争取秦的支持和帮助，曾与他商量过杀倪嗣冲的事。谁知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为邀功请赏，竟向倪贼告密，以致国华事败被捕。
方国华被捕后，倪嗣冲亲自审问，先是假惺惺地说：“我知道你是方绍舟的儿子，一向知书达礼。我料你此行决非本意，只要你将指使的人说出来，我就放你。你年轻又是独子，我不杀你，一则保全了你的性命；二则亦可叫你父亲了解我，以释前嫌宿怨……。”话音未了，方国华怒目圆睁，大声斥骂道：“倪嗣冲，你身为人形，实为豺狼，屠杀人民，扼杀革命，恶贯满盈，罄竹难书!我之所为，意在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既被你擒，杀剐由你，我义无反顾!”倪嗣冲又以高官厚禄相诱：“你不要意气用事，你受人利用误入歧途，情有可原，只要你迷途知返，我必委以重任。”又说：“只要你反戈一击，我愿与南京方面周旋，争取你父早日出狱，这岂不尽了你一番孝道?”方国华冷笑怒斥道：“你对国不忠，对民不义，对党人背信，礼义廉耻，丧失殆尽，有何面目奢谈‘孝道’?”倪嗣冲恼羞成怒，奸笑道：“就此被杀，屈否?”方国华慷慨回答：“我亦屈，亦不屈。我屈的是逆贼未除，壮志未酬! 不屈的是就义成仁，虽死犹生，无愧于天下!”。方国华在狱中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他作辞赠难友道：“天地养我，父母育我，师友教我，我之谓我，计似佐我。吾青年而流血，志在为国！”他在就义前还高呼：“中华革命党万岁！”。
北伐功竣，为表彰方国华烈士为争取民主、自由和光明而英勇捐躯的崇高精神，在葛玉斋、曾孟越、张文龙等 40人的发起下，国民党蚌埠党、政、军、农、商、学各界人士，于民国17(1928年)8月9日下午2 时，在蚌埠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大会由方绍舟主持，在主席台就座并致悼词的有柏文蔚、袁子金、岳相如等以及蚌埠党、政、军等各界代表和烈士家属代表。方国华烈士的巨幅遗像悬挂在主席台中央，台上台下放满了各界人士、革命团体送的挽联、挽帐、鲜花、花圈和祭文。
8月10日，方国华烈士棺木移往柳营安葬。墓前立一石碑，上镌：“方烈士国华之墓”。
马甲三
马甲三(1896—1941年)又名马鸿科，定远县二龙乡王回岗人，回族。父马茂盛，母温氏，全家以行医为生。马甲三继承祖辈医道，医术高超，誉为定远县南乡三大名医之一。他不但医术精湛，而且思想进步，乐于助人，给穷人治病收费甚少，有时对家境特别贫困者免费就诊，深受民众敬重。
民国21年(1932年)秋，中共地下党员陶根甫、方季华两人去南京路过王回岗，投宿于马甲三家，酒饭之余谈论起国家大事，十分融洽，马甲三便留陶、方二人连住数日。消息泄出， 国民党张桥区公所认为马甲三私通共产党，就以看病为借口，诱捕了他，并将其转送到徐州绥靖区监狱坐牢。马甲三的遭遇，引起了王 回岗一带民众极大愤慨，一致谴责张桥区公所陷害良民的作恶行为。 马三甲被捕入狱后，不顾敌人摧残，专心为犯人和监外百姓治病，深得众人爱戴。国民党处长提审时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马甲三义正辞严地说：“我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医生，只是给人看病，一个医生不能没有病人，病人到家看病难道都是共产党吗?”由于马甲三坚贞不屈，理直词正，敌人无奈，只好将他释放。他回到王回岗时，民众敲锣打鼓，炮竹连天，夹道欢迎。
共产党的感召和群众的爱戴，更加坚定了马甲三为人民行医的决心。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二龙、章广、管家圩、广兴、许集等地为民治病。从中医发展到中西医结合，医术进一步提高，声名进一步扩大。肥东县许集乡国民党大队长徐天职儿子重病久治无效，他听说马甲三医术高超，派人带上礼品来请马甲三。病人服药后，果然药到病除，徐全家转忧为喜。这使搜刮民膏成性的徐天职也慷慨解囊赠送马甲三白马一匹、驳壳枪一支，予以酬谢。马甲三给张桥乡富户李春奇之妻看好病后，李赠他一块横匾，上写着：“华佗再造”四个字，以赞扬他的高超医术。
民国26年春，国民党王回岗保推选他任联保主任，对此，马甲三不感兴趣，而是一心为民众治病行医。次年，新四军来到王回岗一带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他毅然弃医参加了革命，并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王回岗各种抗日组织。民国29年，马甲三被推选为定远县参议、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参议员。他在参与国家大事的过程中，为人民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设性意见。
民国30年(1941年)农历正月初九晚十时许，马甲三劳累一天，正准备就寝，忽然有人敲门，说是新四军王营长的队伍，要进屋躲雨，马甲三听出不是新四军，拒绝开门，敌人从窗外连开数枪，马甲三应声倒下。
噩耗传来，军民悲愤交加。津浦路西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罗炳辉、郑抱真、黄岩、罗平、杨效春、裴海萍等亲临王回岗参加追悼会。并决定要尽快查明杀害马甲三的凶手 (解放初期，杀害马甲三的主犯王国兵被抓获归案，执行枪决)。
为了褒扬马甲三烈士，解放后，定远县人民政府将马甲三的遗属转为非农户口，为其子马肇安排了工作。县民政部门还拨专款为其遗属修缮房屋，以慰先烈在天之灵。
杨炳坤
杨炳坤(1891—1947)原名玉岗，字子厚，定远县定城镇人，回族，清末贡生。
辛亥革命前夕入南京金陵书院学习，在校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结业后参加淮上军，举旗反清。安徽军政府建立时他任秘书、科长等职。“二次革命”时，他积极参加讨袁，在柏文蔚督军府任参议。讨袁失败后被通缉，潜至湖北恩施一带隐居教学。袁世凯垮台后，回到安庆，先后在省立中学、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民国9年(1920年)，应聘到南京金陵大学任哲学系教授。由于目睹洋人专横，国人受辱，不久，又毅然辞职他就。民国10年，应聘出任安徽大学文学系教授。在此期间，他著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著作。随后辞职回乡，被推任定远县教育局局长。他借资开辟万秦湖、管塘湖荒地1400余亩作为学田，改建孝子祠、贞节祠，以其废址扩建校舍，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
民国26年，定远大旱，他出任赈务委员会会长，投身于救灾事业中。在这期间，他一边忙于赈济事务，一边编撰《定远县志》，并翻译了阿拉伯文《古兰经》，连载在《北京晨报》上。
抗日战争时期，杨炳坤坚定不移地站在爱国、进步的立场上，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亲自送子上抗日前线。当他得知次子杨启先在抗日前线英勇牺牲的消息后，朗声大笑道：“启先，我的好儿子，你死的有价值啊!”定城沦陷后，他任路西联防办事处参议员，到处奔走，募大米600石，集中于池河、青家岗等地，交给新四军充作军粮。他在《新民主报》、《抗战纪闻》、《难中吟》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诗词，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因此，驻皖东的李品仙部对他恨之入骨。
杨炳坤诗文并茂，尤工书法。南门外菜农王申严，请人用杨炳坤的诗写了一幅中堂，日军驻定城司令官松尾见后，为其才气所动心，欲请炳坤为他效力，并警告说：“希望老先生对自己的前途要加考虑”。杨炳坤借口有病婉言拒绝。松尾愤然而去，竟要杀害杨炳坤，后经县长沈厚之从中周旋，才得以免祸。伪军支队长徐郁堂派人携带重金请他写“德政碑文”，杨不从。徐满腹恼恨，便派人请城内另一文人撰写。其人为重金所动，意欲动笔，杨炳坤指责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其人前思后想，惧后人唾骂，未敢动笔。徐郁堂为此扬言要置炳坤于死地。杨炳坤知道徐郁堂的为人，不得不迁居三和集。梅家市一位学生，听说自己的老师无安身之地，便专程来到三和将杨炳坤接到家中居住。
杨炳坤一生爱国、爱民，致力教育，桃李满天下，深得众人敬重。
白之义
白之义(1903～1946)又名白士平，定远县二龙乡人，回族，全家务农为生。民国29年(1940年)夏，二龙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白之义任乡民兵中队长，经穆林、苏枫(女)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二龙乡农抗协会主任，兼乡民兵大队长。民国31年秋，上级指示，成立二龙乡回民清真连，白之义任营教导员。次年，二龙成立回民自治区，白之义任区委书记。国民党大队长王华锦，经常出入于二龙乡一带抓丁、要粮，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游击队大队长沙大本把王华锦的爪牙王国辉抓捕，送到定远县政府住地——老尹董枪决。王国辉哥哥王国栋认为是白之义密告所害，怀恨在心，于民国34年11月13日，将白之义三哥白之仁夫妇及儿媳、孙子和弟弟白之武等5人暗杀。家中遭受如此惨案并没有动摇白之义革命到底的决心，他率领清真连配合新四军主力转战全椒、滁县等地，参加周家岗、珠龙桥等战斗10余次。
民国35年(1946年)4月，新四军奉命北撤时，白之义率清真连随军转移到泗县洪泽湖一带活动，途中与国民党军队发生遭遇战，白之义膝盖骨中弹受伤，因无药治疗，感染牺牲。
陈世鑫
陈世鑫(1919～1942)又名陈世新，化名刘福桢，定远县定东乡滩塘陆人。陈少时，勤奋好学，品学兼优。民国18年(1929年)入读私塾，民国21年由家乡私塾转定城曲阳小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积极参加革命宣传活动，书写标语在定城大街小巷张贴，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这年，曲阳小学的团组织领导人蔡炳鑫叛变，多数团员被捕。陈世鑫潜回家乡，同牧童混在一起幸免被捕。事过后，他重返学校读书，并继续坚持革命宣传活动。陈世鑫在曲阳小学读书期间，曾拾到贵重物品交给校方，归还失主，失主十分感激，要给他5块银元酬谢，被婉言谢绝。
民国24年6月，陈世鑫由曲阳小学毕业考入合肥正谊中学。为了鼓励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坚持革命斗争，临行前，他给一位同学写一首五言诗：“同窗话朝夕，风雨手足情，河山关切处，共赴国难心。”
民国26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陈世鑫满腔仇恨，于次年2月27日奔赴六安参加了抗日战地服务队，不久，经孙以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深入广大农村，召开群众大会，张贴抗日标语，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同年8月，日寇占领六安城，占地服务队被迫转移到独山镇，陈世鑫被任命为省动委会直属38团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根据上级指示，直属团绕道霍山南境，攀越崇山峻岭，进入毛坦厂、张家店一带，深入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写标语、出墙报，组织演唱救亡歌曲，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与此同时，他还积极组织青年、妇女参加抗敌协会，壮大革命力量，开辟抗日根据地。 民国28年夏，陈世鑫被调至六安县动委会任干事，魏文伯任政治指导员。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上级党指示：凡身份暴露的党员，一律撤到皖东抗日根据地。魏文伯撤走后，陈世鑫代理政治指导员。
次年春，陈世鑫也暴露了身份，国民党到处捕他，被迫离开六安，通过层层封锁线，到达津浦路西省委驻地——定远县藕塘的太平集。3月，被任命为定远县农民抗敌协会理事长；8月，担任中共定四区(藕塘区)区委书记；12月，任中共定东南县委组织部长，后又任县委副书记和定远县委宣传部长。在此期间，他领导农民群众，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和反对高利贷的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动员青年参军参战。
民国30年11月16日，陈世鑫参加了皖东地区著名的大桥集战斗，战斗中，他亲率担架队抢救伤员。 次年1月，陈世鑫调任寿县县委书记，兼任淮西独立三团副政治委员。当时，寿县四面受敌，环境十分险恶。他到任后，与新四军淮西独立团政委杨效椿密切配合，随机应变，多次化险为夷。6月1日，县委和区乡干部随独立团转移至涂拐集北的胡小庄时，国民党桂军1，000余人从杜司娘岗向独立团扑来。独立团及县、区、乡干部处在东有日伪碉堡，西有日伪据点，前有杨湾河，后有追兵的三面受敌一面背水的境地，情况十分危急。陈世鑫与杨效椿分析了敌情，当机立断，决定从杨湾河畔向南撤退，过河即可转危为安。正当此时，国民党桂军已接近独立团，开枪射击。陈世鑫速令边打边撤。当撤至杨湾河西冯坝子时，考虑部队和县、区、乡干部的安全，他请求杨效棒率众过河，自己带几名战士掩护。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密集，陈世鑫不幸胸部中弹牺牲，时年仅23岁，葬在淮西大陈集的老虎岗上。陈世鑫的一生虽是短暂的，但他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形像却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这年秋，党和人民为了纪念陈世鑫，把藕塘大赵村命名为”世新乡”。
陈康琪
陈康琪(1909～1943)又名陈前，定远县藕塘镇人。全家以手工卷烟为生。
陈康琪幼年就读于本镇私塾，因父亲早亡，家境贫穷辍学。14岁到镇上刘同泰商号当学徒工，16岁回家协助家兄经营手工卷烟。民国28年(1939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民运工作组到达藕塘，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成立各种抗日组织。19岁的陈康琪率先参加了青年抗日协会，走上了革命道路。
民国28年秋，陈康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被任命为藕塘民兵第二中队队长。次年春，赴津浦路东抗大第八分校学习。民国31年春，调任定凤嘉县的池河乡任副乡长，后又调高塘乡任乡长。在此期间，他怀着对人民的深厚阶级感情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转战津浦路西大地，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地方顽固势力，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开辟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咱们的大老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百姓见到大老康，人人喜洋咩；鬼子见到大老康，腿抖心发慌。”
陈康琪不仅作战勇敢，机智灵活，还十分注意发动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争取中间分子，打击顽固势力。池河镇上的张济刚先生，原是北洋军阀段祺瑞部下的一名支队长，段下台后，张卸甲归田。他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常常对乡邻们说：“反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只有采纳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中国才有光明前途。”陈康琪任池河乡副乡长，张济刚任乡长。他没有因为张先生是旧军阀的军官而疏远他、歧视他，而是尊重张先生，主动做好团结工作，与张济刚一同努力工作，使池河乡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与匪首傅锦文的斗争中，陈康琪和张济刚密切配合，通过种种关系，使傅锦文弃暗投明，参加了新四军。
这年，伪军为了切断新四军津浦路东、西联系，从明光到滁县沿线大量构筑工事，形成“五里一小堡，十里一大堡”的封锁线。上级要求边区武装力量开辟秘密通道，保证津浦路东、西的联系。陈康琪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乔装打扮，深入敌后，侦察地形，调查研究。实行打击一批，争取一批的策略。对打击的对象，打则必胜；对争取的对象，恩威并施。很快在靠近山区沿线开辟了几处安全通道，保证了新四军和地下工作人员的通行。秋，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准备到路东参加重要会议，组织上决定由陈康琪护送。他选择了小王郢秘密通道，并与伪军中队长朱良山联系，要他撤回巡兵，由新四军派出武装警戒人员巡路，自己亲自率一支精干武装小分队，迎送罗炳辉师长过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一批文化艺术界人士准备转移到中心革命根据地，陈康琪多次往返在敌人封锁线上，使这批知识分子安全到达目的地。 民国32年，成立禹山区抗日民主政府，陈康琪任禹山区副区长，兼区大队大队长。他一到任，便走村串户，组织和宣传群众，成立青抗、农抗等群众组织，扩大人民武装。区大队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几条枪迅速发展到100多人50多条枪。在打击明光、管店、三和集日伪军，保护群众利益，开辟新区等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明光和管店有些地主的土地和佃户在禹山区乡村，由于日伪的欺骗宣传，地主、佃东都不敢下乡收租。一次陈康琪到明光附近的西张村“关系户”李文举家了解情况，恰巧明光镇一个姓吴的地主也到李文举家有事。李文举问吴为什么迟迟不来，他说：“听说新四军大队长大老康常在这带活动，我们都不敢来收租。”陈康琪听了便问：“你认识大老康吗?”吴说不认识。陈康琪说：“为什么不敢来?”吴说：“明光警察局说，大老康见到敌占区的人，不管是谁就杀，谁还敢到这边来呀?”陈康琪把驳克枪朝桌子上一放说道：“我就是大老康!”吴吓得跪地求饶，陈康琪叫吴起来坐下，便告诉他：”不要听信日伪的欺骗宣传，共产党专打鬼子汉奸，决不伤害无辜。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政策是三七分租，你们如果遵守法令，我们会保护你们的利益的。敌占区的地主、资本家，只要不当汉奸，我们一个不杀，一个不捉。”吴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上了日伪欺骗宣传当。后来，就连敌占区的一些资本家商号也敢主动与新四军根据地建立商业往来。禹山区当时处于三面受敌的险境中，陈康琪与区委领导，根据“争取、打击”的方针，对管店、梅家市、三和集和3个伪军大队长区别对待：争取管店的金队长，利用梅家市的锁队长，对死心蹋地的汉奸陈厚斋，则坚决打击。一次，新四军二师卫生部的宫乃泉，通过关系从南京水西门国强药房购买了一批外科医药用品，运至管店车站，被伪军查获。康琪奉命前去接应，通过伪军金大队长，将全部药品安全运到新四军二师后方卫生院住地藕塘大朱家。
由于禹山区环境险恶，区机关经常转移。一次，转移到三和集南的张圩子，被三和伪军大队长陈厚斋获悉。他一面送信给梅家市的锁性之，要锁出兵夹击；一面率部进驻陶家圩子，准备伺机突袭区机关。陈康琪闻讯后，一面派人送信给锁性之要他保持中立；一面写信痛斥陈厚斋，引蛇出洞。陈厚斋慑于区大队的威力，又看锁性之按兵不动，未敢妄行。后来，陈康琪几次组织力量攻打陈厚斋，迫使他逃往明光，三和集获得解放。
这年间，日本侵略军疯狂进攻革命根据地。镇守明光的汪伪汉奸和警察局恣意欺凌百姓，为虎作伥，闹得边区和解放区鸡犬不宁。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巩固革命根据地，上级决定攻打明光。陈康琪带领侦察人员三进明光，侦察地形、敌情，决定夜袭伪警察局。民国33年(1944年)农历11月11日，陈康琪召集全体参战的突击队员，进行战前动员和部署，当日下午从禹山区住地吴岗村向明光进发，天黑时到达明光附近的三叉河。夜十时许，突击队员向明光伪警察局运动。当行至警察局大门时，被躲在檐下的伪警察哨兵发现。陈康琪和队员杨中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跃步上前，堵嘴生擒，并将其警服扒下让突击队员穿上，在门前警戒。陈康琪带领队员向室内摸去，当行至二进房时发现枪支被敌人转移，正要搜寻时，被一敌人发觉，喊道：“新四军来了!”陈康琪见事不妙，举枪将其击毙，顺手一枪打灭油灯。与此同时，队员张有明率领的小组冲到了伪警察局长的住处，但局长外出未归。枪声惊动了楼上的日、伪军，顿时枪声大作。陈康琪带领突击队员边打边撤，退至二道院时，不幸喉部中弹倒下。张有明带领突击小组及时赶到，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派人抢救陈康琪，当背到三叉河时停止了呼吸。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传奇式的抗日英雄，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悼念陈康琪，11月18日在藕塘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3000余人。追悼会由县长梅竹樵主持，路西军分区成钧司令员、组织部长谭光廷、专员郑抱真、地区参议会副参议长梅子明等党政军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各界人士和群众敬献100副付挽联，讴歌陈康琪光辉的一生。郑抱真专员写到：“数年转战边区，为国为民，不畏艰危常杀敌；今日惊闻噩耗，可歌可泣，完成遗志在吾人。”
戴国兴
戴国兴(1908～1931)又名戴绍伦、戴汉兴，乳名戴松，霍山县磨子谭乡石槽村人。父戴克成，塾师，持家有方。国兴兄弟5人，3世同堂，和睦相处。他自幼读书，聪明伶俐，深受邻里和家人喜爱。
民国16年(1927年)，年方19岁的戴国兴，怀着报国为民的决心，持族兄戴汉兴的毕业证书，考入六安三农中学。入学后，他广交益友，主动接触进步人士，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暑假回乡，正逢本乡德高望重的陈赞夫老人病逝。他奋笔为陈赞夫老人写一副挽联：“堪叹中原无净土，长辞浊世返仙乡。”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恨。
民国17年秋，三农中学党组织派戴国兴回乡从事革命活动。他在磨子谭东河岸的祝家庵办起1所小学。白天用各种形式给穷苦孩子们讲解革命道理；晚上，走村串户，向农民讲述穷人一天累到晚吃不饱、穿不暖的原因，激发广大贫苦农民起来革命。他发动群众书写“富人不给主人权，穷人不还富人钱”等鼓动性标语到处张贴。在艰苦的环境中他给要好的同学诸技岩写信说：“大丈夫一直向前，百折不回，纵不能流芳千古，也当于生无愧。”充分表现了一位革命者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决心。
民国19年春，戴国兴与戴绍祥(农民运动领导人)协商，决定建立农民武装，组织暴动，打倒土豪，成立苏维埃政府。同年7月18日晚，戴国兴、戴绍祥在石槽茶行召开了1000余人大会。到会群众推选戴绍祥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戴国兴为政治指导员。戴国兴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引用诸葛亮的一句话说：“由其坐等之，不如发之。”号召农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他还在会上作了攻打东奚、西奚保安团，活捉大土豪潘杰三的动员。7月19日晨，磨子潭农民赤卫队在戴国兴、戴绍祥的率领下，宣布起义，风卷潮涌般地直指潘杰三的老营。由于潘杰三固守顽抗，几攻未下，赤卫队只好撤回磨子潭。24日，赤卫队在红军钢枪队的支持下，再次向潘杰三发起进攻，潘杰三带枪逃遁。农民赤卫队取得了初步胜利。不久，红军开进大别山，潘杰三卷土重来，农民赤卫队虽顽强迎敌，但终因寡不敌众，伤亡重大，被迫转移到胡家河、油榨岭一带休整。接着，国民党又对农民赤卫队伍进行“清剿”，他只得离别妻儿，长途跋涉来到定远吴圩，寻找党的组织。 民国19年8月，戴国兴来到吴圩地区，通过同学朱家廉的介绍，与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再次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戴国兴先后在湾孙、庙张等地以教书为名，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他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 编写通俗《穷儿歌》发给穷苦农民唱：“我家也有爹和娘，疼爱儿女心，何尝不一样，为什么偏让我替人家把牛放?整天赤着脚，遍身无衣裳，渴了喝凉水，挨打是寻常，一到放牛岗，两眼泪汪汪，想起终身事，一辈无指望，哪有银钱讨老婆，过得好时光。黑暗旧社会，逼得穷人这个样!”这首儿歌当时在吴圩地区广为流传。 戴国兴积极主张党组织活动要以广大农村为依托，团结依靠贫苦农民，吸收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他白天教书，夜晚深入农家，组织农民参加农民协会。
民国20年春，戴国兴开始在农民中组织赤卫队，3个月的时间，除搜集大批土枪、大刀、红樱枪外，还筹措了50多支钢枪。赤卫队遍及吴圩、站岗、卜店、张桥等地。为了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戴国兴编写了《贫民泪》等文艺节目，组织农民宣传队在街头、村庄进行宣传演出。 8月，经中共长淮特委批准，成立定远县委，戴国兴、刘朝富负责军事工作。
23日晚，县委在山人刘召开了全体党团员、赤卫队、农协会员大会，宣布成立红军司令部。戴国兴任红军政委、总指挥，刘朝富任副指挥。同时，成立了“长淮特委游击大队”，刘朝富兼任大队长。戴国兴在会上宣布了暴动计划：先打恶霸地主张再贵，再打恶霸地主吴少成，夺取枪支扩充武器，条件具备即攻打定城，成立苏维埃政府，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会后，攻打张再贵的队伍由刘朝富率领，浩浩荡荡地向张的老窝坝张进发。夜十二时许，农民军把坝张圩子层层包围起来。不料消息走漏，张再贵带家人及枪支提前逃跑了。革命群众怒火满腔，一把火烧光了张家的房子。红军回到总部山人刘时天已破晓。县委要求各个支部扩充武装，筹枪积粮，抓紧备战。
吴圩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官府惊恐万状。定远县长张元群向省府惊呼：“我邑西南境内愚民蠢动，哄传共产党插手，煽动暴乱，恳祈派大军进剿，防患未然。否则，匪祸弥漫，恐难收拾。”张再贵从家逃走后，勾结县保安大队并与吴圩大地主吴少成等结盟，8月26日由张再贵的儿子张慕韩带领1，000多人，从东、南、北三面包围县委所在地山人刘。县委在敌人到达前接到情报，通知各庄赤卫队迅速集合迎敌。由于赤卫队居住分散，不易集结，支持不住，决定撤退。当退至荒地吴村时，不料吴厚业及其儿子吴传富等倒戈投敌，并乘戴不备，用九节鞭、铁叉、铁锹打死了总指挥戴国兴。
戴国兴壮志未酬，血洒皖东。殉难时年仅24岁。他在就义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为了纪念戴国兴，1951年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将山人刘乡改名为“国兴乡”；同时，吴圩区政府把戴国兴的坟墓重新移葬。每逢节日，当地的干部群众、教师、学生成群结队前往墓地瞻仰、祭吊。
余海清、汪立斌 余海清(1914～1942)原名余家和，外号小铁匠，湖北省麻城县顺河乡塔尔岗村人。父余安贵，母张氏，妹蓉子。全家4口人，以打铁为主。余海清虽未进过学校门，但他聪明伶俐，见多识广，思想进步。民国20年(1931年)，17岁的余海清参加了麻城县独立团，随后改编为红四军。不久，被送到彭杨陆军干部学校学习司号。
民国21年，余海清随部队转移到河南商城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此时，妹妹蓉子在哥哥的影响下也参加了红军。国民党第一次清剿苏区，蓉子光荣牺牲，接着父亲也病故他乡。余海清目睹国破家亡情景，怒火中烧，率领武工队配合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英勇战斗，几次负伤不下火线。他的英雄行为有力地鼓舞着全体指战员。民国26年冬，红四军在七里坪被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次年3月，东进抗日，余海清被调到司令部手枪团第一分队当班长。不久，进教导大队学习。毕业后分在司令部警卫连任连长。在教导队学习期间，他结识了汪立斌。 汪立斌(1906—1942)原名汪德安，湖北省红安县长山乡建安村大塘汪人。汪年轻丧父，家境贫寒。民国20年，红军班长汪德信将立斌带到河南新县参加了农民自卫队。次年编入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汪立斌随部队攻打黄安县(原名红安县)未破。为此，国民党放火烧掉了汪家的房子，使汪立斌家破人亡。 民国29年春，汪立斌随四支队来到定远县大桥乡民运组工作。同年余海清任定四区大队长。此时，汪立斌被分到游击大队任第一连连长。从此，余、汪俩人并肩作战，以大桥、安子集为中心，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转战在肖家圩、观音寺、老人仓、仁和集、沙坝一带，与日、伪、顽进行殊死战斗，迫使敌人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妄行。
这年9月，余海清调任定远县总队副总队长，汪立斌任县总队警卫连指导员。民国30年春，余任独立三团团长；次年初，汪立斌任定凤怀县副总队长。日本侵略军为扩大占领区，从津浦路沿线集结兵力3000多人，兵分两路，对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扫荡”。一路从炉桥向东侵占青洛涧、永康镇；一路由盘踞在定远的日军向西“扫荡”，与十八岗东大石桥的日伪军配合侵占西卅店。企图打通定寿公路，把定凤怀县分为南北两块，割断新四军联系，然后以重兵围剿定凤嘉县，以达到全部占领抗日根据地，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之目的。
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2月，余海清、汪立斌率领200余人从住地朱家湾向敌战区进发，伺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当先头部队进入十八岗时，与定城下乡“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团长余海清、总队长汪立斌面临敌强我弱的形势，沉着应战，临危不惧。命令部队抓住进攻机会，狠狠打击敌人。同时，为了保存力量，边打边向凤阳山区撤退。终因敌众我寡，武器性能悬殊，部队遭受很大伤亡。汪立斌在战斗中头部中弹英勇牺牲。余海清也因腰部中弹倒下。警卫员吴家尚背着余海清撤退，敌人紧追不放，到高塘坡时，小吴腿部负伤，双双倒下。余海清取下手枪和公文包交给公务员小李，艰难地说：“日军快到面前，你们快走吧!”残暴的日军用剌刀对余海清的胸部连戳数刀。身经百战、深受人民爱戴、年仅28岁的无产阶级战士英勇牺牲了！
噩耗传来，军民无不悲痛。余海清、汪立斌两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吴圩区九梓乡杨马郭村。为了纪念两位烈士，报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将朱家湾区命名为海清区；在十八岗一带新设一个立斌区。
严竟成
严竟成(生卒年月不详)贵州独山人。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毕业。民国29年(1940年)，路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先后任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教育科长、路西联合中学教务主任。在此期间，他发表过《改造路西的国民教育》等著名文章，提出“生活与教育融为一体，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不是把书本教育作为教学的中心，而是把培养能文能武的抗战建国人才作为教学的中心”的主张。他以治学严谨、教导有方、锐意钻研、锲而不舍的精神受到人们的爱戴，有“路西根据地教育家”的评称。
路西联中在坎坷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与他的艰苦努力分不开的。学校的每一条泥桌凳都是他亲手带领学生砌成的；每一份教学计划、提纲、讲义的编写拟定，他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位学生成绩的提高和思想进步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他心地善良，和蔼可亲，担任多年教导主任，又是师资行政专修班的班主任，可大家不称呼他主任，而称呼他严老师。他与爱人刘秀岩(通称刘大姐)只住在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里，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总务处过意不去，多次要给他调整住所，都被他拒绝。当时，他已年近五旬，身体瘦弱。但他在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的环境里，从不示弱。每天早起，和大家一起做操、唱歌；晚上站岗放哨、批改作业、找学生谈心，直到深夜。学校规定每人交30斤蔬菜。他以身作则，一有空就和刘大姐一起种菜、锄草、浇粪，从不少交。
严老师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深受广大军民崇敬。后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多次被批斗。他无子女，晚年生活十分孤独。但他胸怀博大，信仰坚贞，乐观自处，临困不忧，表现出了一个革命教育家的宏厚修养性。
谭光
谭光(1916—1943)原名谭念福，安徽省寿县马集乡陈祠村谭老家人。幼年读书，思想进步，平易近人，为人忠厚，举动深得乡邻喜爱。
民国28年(1939年)6月，谭光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同本地青年曹华英、曹克修、徐文国等一起投奔定远县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入伍不久，组织上送他到新四军四支队教导大队学习。民国31年3月，从教导大队毕业后，分配在定远县九梓乡任农抗秘书。次年元月，为了开辟抗日根据地，被调任太平乡乡长。太平乡政府所在地黄家圩子一带，情况复杂，国民党县大队长牛登峰与当地的大地主“谢黑头”、徐郁堂、杜学玉等，均在这一带活动。谭光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救国忘我地工作。他经常和当地群众促膝谈心，了解群众疾苦，做宣传发动工作。同年农历9月25日，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决定于26日在方家集召开群众大会。当晚，叛徒方锦恩向国民党县大队长牛登峰告了密，谭光刚到会场就被埋伏的敌人击伤。敌人用铁丝穿通他的双手，鲜血流淋，染红了他的衣服，染红了他脚下的土地。敌人把他带到县大队牛登峰处，严刑拷打。但他顽强不屈，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昏庸无道。第三天便被牛登峰杀害。就义时，年仅27岁。
谭光被杀害后，不久就将出卖谭光的叛徒方锦恩等人缉拿归案，予以处决。当时，为悼念谭光烈士，报经上级批准，将太平乡改名为谭光乡。
吴克斌
吴克斌(1921—1946)，定远县岱山乡人。兄妹5人，克斌排行第二。全家以务农为生。由于家境贫寒，克斌9岁便到一个富农家放牛，18岁便当长工。 民国28年(1939年)冬，克斌从雇主家逃出，参加了新四军。民国35年8月上旬，在对驻守泗县城的国民党军一七二旅的战斗中，克斌所在连伤亡很大，他自己脚骨负伤，。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他忍受着剧烈疼痛，高声喊道：“共产党员跟我来!”抱起炸药包，向敌人碉堡冲去。敌人的碉堡被炸掉，吴克斌光荣地牺牲了。
战斗结束后，经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部研究决定：追认吴克斌为华野一级人民英雄；并命名吴克斌生前所在的二排为“吴克斌英雄排”。
谢禄轩
谢禄轩(1900—1980)，原名谢邦凤，定远县蒋集乡人。青少年时在家务农兼做食盐买卖。禄轩个性刚烈，正义感强，对国民党官府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强烈不满。民国27年(1938年)，官府设在各地的盐卡，强行推销劣质食盐。并对私人购进的优质盐进行封闭或没收。禄轩不服，带领十余人冲进盐卡，打伤四名官兵，并夺得钢枪一支，白马一匹。为此，谢禄轩被捕坐牢。
抗日战争爆发后，谢禄轩在家组织大刀会，入会会员多达万人。他们的口号是：“杀脏官，打鬼子，保卫家乡，宁死不做亡国奴”。由于与国民党区乡政府对抗，大刀会遭到国民党皖北行署所属第十二游击队的突然袭击，会员被打散。谢禄轩把打散的部分会员集中起来，从中挑选一百余人组成游击队，打击土豪劣绅和作恶的地方官员，深得民心。民国28年春，新四军四支队进入皖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谢禄轩如鱼得水，遂率部加入新四军。由于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抗战期间先后被任命为江北游击纵队一营营长，十八团副团长、团长和定合县总队长等职。先后参加大小战斗一百余次，多次立功受奖。民国30年春，在一次抗击日本侵略军“扫荡”的战斗中，他冲锋在前，击退了敌人，保护了人民，受到新四军二师的通报表扬。次年7月，由于禄轩事前进行细致的分化瓦解工作，新四军一举攻破了谢家圩子，活捉了国民党定远县长、县西最大的恶霸“谢黑头”，再次受到二师首长嘉奖。
全国解放后，谢禄轩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定远县独立团长、普济圩农场夹山分场场长、安徽省公安厅保健牛奶场场长等职。1965年离职休养，1980年病逝。
姬克东
姬克东(1924—1987)定远县人。民国30年(1941年)春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进入津浦路西、路东联合中学学习，后任淮南路东银行见习员，定远永宁小学、定凤怀县楼店小学和靠山中心小学教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江苏省清江中市镇指导员，清江市委秘书；淮安市政府司法科员，淮安县平桥区副区长、石塘区区长；定凤怀县定二区区委副书记，凤一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淮南路西干部学校党委委员、指导员等职。建国后，先后任滁县地委政研室研究员，农委生产指挥科科长、办公室主任，地委办公室主任、农工部副部长；省委农工部办公室副主任，省委编缉室副主任、主任，省委研究室组长、农工部处长；嘉山县委书记，天长县委书记、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滁县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农办主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78年2月调任中共阜阳地委副书记。1983年11月离休。
姬克东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拥护和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民国36年(194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对我苏北根据地进行穿梭“扫荡”，杀害我基层干部和群众。当时姬克东正在淮安平桥地区工作，他率领游击队在敌人心脏里坚持斗争，昼伏夜出，打击敌人嚣张气焰，保护干部和群众，成绩显著，荣立特等功。建国后，姬克东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处处以群众利益为重，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说实话，办实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为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探索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称赞。
姬克东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敢于坚持真理。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由于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受到错误处理，身体受摧残；“文革”中他又受到冲击，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但是，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对党、对革命事业保持着坚定信念，同错误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坚守岗位，积极工作。 姬克东坚决拥护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持四顶基本原则，清除“左”的或右的影响。在分管政法工作期间，为全区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维护社会治安、加强法制建设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姬克东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他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全区的工作和建设事业，病情稍有好转时，就多次向地委要求上班工作；在病危的前几天，他还同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谈心，提出很多好的意见。
姬克东为革命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国家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勤务员。
刘尚同
刘尚同(1915—1958)江苏省沐阳县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刘乐圣靠省吃俭用，断断续续供他读完初小。民国27年(1938年)参加革命，民国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任沐阳县第八区埝南乡第一保保长；次年12月，升任沐、阳县第八区堰南乡乡长；10月，任沭阳县第八区刘圩乡乡长；民国31年12月，任沐阳县刘圩、范湾、孙墩三乡联防主任；次年7月，任沐阳县小店乡乡长兼中队长、党支部书记；民国33年6月，任沐、阳县双河乡政治指导员；八月，任沐、阳县六区区署副大队长、区委委员；次年3月，任沐、阳县塘沟区教导员，后任沐、阳县胡集区、钱集区指导员；民国37年11月，任沐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2月，调任江淮机动队淮海六分区某县组织部长。在此期间，他带领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因作战勇敢、战绩显著曾多次受上级党委的表扬和奖励。1949年2月，调任定合县委组织部长，后任定远县委组织部长；1950年6月，进皖北区党委党校学习，后任滁县地委工作团组织科长；1951年5月，任地委土改干校大队部大队长；8月，任滁县地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1953年4月，任定远县委副书记；次年7月，任定远县委书记、蚌埠地委委员。在他主持定远县委工作期间，坚持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办事，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和县委其他同志一起，制定了定远的发展规划，带领全县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亲自蹲点，总结办社经验，从有利生产、方便群众的原则出发，将全县建立起来的109个大社划为152个小社，将手联社并入供销合作社，反对盲目地搞“一大二公”和一哄而起的作法，使定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稳步发展。他在指导定远农业生产上，坚持从本县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土地多的地区留些晒伐田培养地力，丢荒种熟，少搞双季稻”；“高产作物马铃薯不能全面推广，只能在池河、藕塘两地推广，其他地区推多少是多少”；“玉米县西要少推广些，可多种小秫秫”等切实可行的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意见。1954年，在受到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全县粮食总产还达417，387，300斤，比1953年的276，914，300斤增长140，473，000斤。
他还根据定远易旱的特点，带领全县人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1955年全县仅有一座水库，至1957年，仅两年时间，就发展到9座；蓄水量由1955年的0.92万立方米增加到1.03万立方米。这期间，用于兴修水利款达150.69万元。他还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关心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针对刚翻身不久的农民，生产资料缺乏的实际情况，提出农村贷款要多贷少收，逐步收回，以支持农民发展生产。
1957年，全县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他在党的政治生活准则受到破坏，指导思想左倾，出现反右扩大化的情况下，不怕自己受到牵连，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党内一些错误倾向作斗争，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好同志。为此，他被加上“砍社改组，包庇坏人”等一系列罪名，挨了批斗，身心受到严重创伤，不幸于1958年5月8日逝世。
刘尚同的去世，使全县人民为失去一位好干部、好党员、好书记而深感悲痛!
1962年7月，在全县人民的呼吁声中，中共定远县委决定给刘尚同同志平反昭雪，并报经地委、省监委批准，取消原划刘尚同同志为右派分子和给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名誉，妥善安排家属和子女生活。1979年9月25日，中共定远县委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刘尚同同志。淮南市市长宋长汉为悼念刘尚同曾赋诗道：“刘公长眠三十春，山河故土迥忠魂，德才正展饮恨去，笑貌英姿慰后人。吾侪敬仰公身前，艰难困苦度若闲。披肝沥胆堪效法，廉洁清白昭人间”。
汤家法
汤家法(1923—1980)男，和县南义乡人。6岁帮地主放牛，15岁当长工，16岁就担任了中共地下党交通员。民国30年(1941年)6月入党，次年8月，参加新四军。参军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对日作战。同年冬，他带领一个班在掩护大部队撤退时，与数百名日军遭遇，战斗激烈，全班仅剩三人，身上均已负伤，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日军展开肉博战，直到完成任务才跳水突围。在一次爆破日寇碉堡时，他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支胳膊。伤愈后，重返部队，担任连队党支部书记。后随部队北上山东，参加解放战争，曾多次立下战功。1949年10月，转业至肥东县公安局任股长，1951年任副局长，1953年任局长。镇压反革命时，他亲自带领公安部队围歼匪特。他对每件重大案件都做到认真负责，在审理盛方才杀人案中，深入调查，弄清情况，使一个原判为死刑的人改判为五年有期徒刑 。1954年春，他调到全椒县任县委委员、公安局长，第二年任书记处书记。这期间，他以身作则，长期扎根农村。一次发洪水，汤家法带领一班人员奔赴抗洪前线，但自家却被洪水淹没，家属及子女在邻里帮助下才得以转移到安全地带。他关心人民疾苦，喜欢同广大农民交朋友，深受群众爱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很多同志劝他到农村去，以保人身安全，有的农民群众也要接他到农村去避避造反派锋芒。但他认为县委其他领导都被打倒，仅他一人尚未受到明显冲击，自己又代理县长之责，不能使生产和工作受到损失，于是婉言谢绝，继续领导全县人民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直至被造反派关进“牢房”。从1975年3月起，汤家法担任了定远县革委会主任。他从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出发，勇敢地抵制和排除极左路线的干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浮夸吹嘘，保护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因此受到压制并一度被排挤出定远县。粉碎“四人帮”以后，汤家法又于1977年10月调回定远县任革委会主任。他言传身教带领干部群众勤勤恳恳地做好党的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一次办公室的同志见他家后门的路下雨后泥泞难走，便为其铺了一条煤碴路，其中放了一些水泥，他从外地开会回来发现后，严厉批评家属，并规定今后家中没有他的同意不准维修房屋。汤家法十分注意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工作中困难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在病重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还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将两条腿移上吉普车，到池河、藕塘等地水利工地检查工作。他患病期间受到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热情关怀。病情恶化后，他向组织上请求，后事从简。1980年10月13日57分，这位深受全县人民敬爱的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在定远县医院逝世，终年57岁。逝后，友人写了七律一首追祭道：“君去天堂几冬春?曲阳父老忆忠魂，硝烟滚滚抗倭寇，江河滔滔逐敌兵；胸怀坦荡堪表率，身残志笃迪后人，鞠躬尽瘁心无愧，虽死犹生流芳名。”
吴香山
吴香山(1899—1982)又名吴光印，定远县炉桥镇人。他出身中医世家，20岁就挂牌诊病，行医乡里，颇有名气。新中国建立后，参加炉桥联合诊所。他运用祖传秘方为四邻乡里行医治病，深受广大群众爱戴。1956年调至安徽省立医院，历任中医外科医师、副主任医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安徽分会理事。1978年至1981年，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
吴香山医德高尚，医学造诣很深，临床经验极为丰富。他尤长中医外科，对治疗脑血闭塞性脉管炎、骨髓炎、骨结核网湿痹痛、痈疽、瘰疬、脑瘤、部分皮肤病等，成效显著，赢得了中医界普遍赞扬。他极为重视中医事业的发展，以培养中医外科接班人为己任，言传身教，无私传授。他将祖传秘方黄连膏、筋骨止痛丸、五雷丹、骨消膏、痔疮膏等全部传授给后人，使“吴香山秘方”在省立医院得到普遍推广应用。他培养出了张良玉等一大批高级医师。1969年，吴香山总结自己临床经验，编写了《临床经验录》，帮助省立医院编纂了《验方汇编》。他最突出的成果是“黄连解毒膏”。此膏治疗烧伤有特效，是安徽省中西医结合治疗烧伤的成功医药。1969年9月，他携带黄连解毒膏参加全国在天津举行的医药工作交流会，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并在全国推广应用。1978年，吴香山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医药卫生科技大会。同年，吴香山的“黄连解毒膏”获得科技一等奖。1985年《中医年鉴》特约刊载了《吴香山学术经验》一文。省立医院中医外科系统地整理了《吴香山医案》，为安徽省中医外科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吴香山行医60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待病人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对待有困难的患者解囊相助；对临床病人精心照料，亲自配药；对外地来信求医者，寄药寄方，有问必答，深得广大患者的仰慕。1982年8月12日，吴香山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逝世，终年84岁。
牛登峰
牛登峰(1910—1952)定远县站岗乡人，地主家庭出身。民国19年(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叛变投敌。任过国民党联保办公室队副，安徽省保安团士兵，参加过红枪会。民国27年至36年任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独立团警卫连连长、皖东第二十游击纵队二十大队大队长、张桥区区长、区自卫大队大队长；还兼任过皖东指挥部直属大队大队长、定远县联防剿“匪”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牛登峰一贯反共、反人民。民国27年曾率部先后在管家圩、八斗岭等地围剿新四军；次年强征站鸡岗、吴家圩两乡粮食，打死吴、魏两姓农民4人；同年又偷袭了江巷、站鸡岗、卜店、黄李4个乡 政府，杀死施、李两个乡长及新四军战士10余名；民国31年，率部配合国民党一七一师进攻新四军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焚烧民房400余间；同年，还围攻朱家湾抗日民主根据地，打死30余人，俘去新四军侦察员，缴去手枪两支，捕杀甘德华；民国33年牛由谢家圩撤退时烧毁民房10多间，破坏了新四军花张集至谢家圩的10多公里电话线；次年，他率部围剿杜集新四军警卫连，打死新四军战士数名，缴去机枪1挺，步枪24支，烧毁民房10余间，俘去新四军战士29名；同年，又清剿青洛、严涧乡，俘去新四军机枪手2名，缴去机枪1挺；民国35年，在朱湾乡掠去烟叶40余担，粮食20余担以及其它衣物等甚多；同年秋，又率部清剿西卅店、朱家湾、大木桥等地的新四军，枪杀西卅店乡4名群众，捕去共产党员陈××，并在大木桥以通新四军为名，逮捕无辜群众10余名，索钱2，000多元，粮食1，000余担；次年，捕杀了卜店乡政府干部刘筱正等4人。定远解放前夕，牛登峰投入国民党军陈瑞河部下，任二营营长，随陈部逃往郎溪。解放军渡江后，牛登峰逃往浙江、潜入福建，在国民党三十军军官团受训后去香港，后从夷乌潜回南京，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1951年2月，再次潜入香港，与陈瑞河联系，被委任为安徽省反共救国军皖中总指挥。1951年5月28日在潜回途中，被广州市公安局抓获归案。1952年，在定城镇西大寺被枪决。历史终于给这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作出了公正的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