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加之山多田少，耕作粗放，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艰难困苦。明代吕养中《义粮碑记》载：“旌德地不满百里，而山溪十有八九焉。居民万家垦山为田，昼佃宵纴，莫赡其家。”“民食朝夕粥不免于饥，红女终岁纺织不免于寒”。自清乾、嘉以来，县人为谋取生路，“往往经营贸易，散之四方”。在外经商致富的商贾和官宦，复携资回乡，兴办本土贸易。当时，旌阳、三溪等地，店铺密集、市面繁荣，商业和民间手工业都较兴旺。道光、咸丰年间，本县人口发展到最高峰，“人有余而土不胜”，半数以上的粮食均由商贾从芜湖、湾沚等地筏运以济，旌德米市也应时而兴。
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1860～1863)，战乱频仍、旱涝连年、瘟疫流行，以致田地荒芜，民生困苦，数以万计的百姓背井离乡，四出谋生。遗民无以果腹，初掘葛蕨，继啖树皮，终食人肉。江志伊《旌川杂志》说：“……江村六祠门首有售人肉者，每块售钱六文，甚有磨人骨成粉，水和而咽之者……”。
同治四年(1865)后，形势渐定，县人陆续回归故土，重整家园。当时，“各乡田未栽莳，人皆挑菜掘葛以食，入秋野草结实如粟米，以手捋取，每人日可一二斗，以作粥饭饼饵，味淡可口，足以疗饥”。民国时期，县政府为满足浩繁的军需和行政支出，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使旌德民穷财尽，人民生活无着，连当时国民党县长陈立本亦承认：“民穷于下，赋重于上”。民国后期，通货膨胀，币值下降，一般公职人员待遇微薄，所得薪水难以维持一家生计，以致屡屡联名上书诉苦，强烈要求提高薪俸，保障基本生活。民国36年(1947)8月，白地洋川村一教员呈文县参议会说：“一般穷苦大众更较公教员工生活困难万千倍，真是放下镰刀无饭吃，债台高筑”。农民不仅受县政府各种摊派之苦，还受本地高利贷的剥削，“上春借人一石米，下秋给人六石谷”。溪潭保保长曾上书：“有盘利之徒，名为周济，暗实剥削；凡我小民处此断炊当中……有食者十之一二，无食者十之八九……，纵卖儿鬻女，犹恐难饱”。全县农民生活，由此一斑，可窥全豹。
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逐步壮大，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改善。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县民收入显著提高，传统的温饱型消费结构开始改善。1985年全县人均储蓄58元，比1952年的人均0．63元增长91倍；1987年全县人均储蓄达102元。
一、收入
(一)农民收入
建国后土地改革，全县9681户29431名贫苦农民分得耕地65785亩，房屋320幢4158间，耕畜877头，各种农具11804件，粮食45万公斤。广大农民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经济收入逐步提高。1956年，一般农业社社员人均纯收入70元左右，收入较高的仕川农业社社员平均纯收入达113元。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农业收入和粮食产量曾一度徘徊不前。1965年全县社员人均收入59元。“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割除，经济收入全靠集体收益分配。1970年至1978年，社员人均年收入70～80余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制定了一系列富民政策。1980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涌现出一批种植业和养殖业专业户，至1987年，全县有各种专业户593户，2573人，年人均收入达870元。同年，县统计局在版书、旌桥、乔亭、云乐、兴隆、孙村、白地7乡，各抽查上、中、下等生活水平的农民l0户，其中，人均收入200～300元4户，300～400元11户，400～500元20户，500～600元16户，600～800元11户，800～1000元5户，1000元以上的3户。1987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81元，比1978年的85元增长3．5倍。
(二)职工收入
1949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均年薪185元；1956年实行工资改革，全县290人调升工资，占职工总数的42．6％，职工年人均工资452元。1968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年人均工资501元。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工收入显著提高。1979年国家在提高肉禽等八种主要副食品价格的同时，给职工每人每月补贴5元，并调高工资区类别，全民所有制职工升级1526人，占全民职工总数的41．9％，月增资额为9038元；集体所有制职工升级334人，占集体职工总数的36．2％，月增资额为1837元。1985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由基础、职务、奖励工资和工龄补贴四个部分组成，年人均工资891元，集体所有制职工年人均工资779元。1987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年人均工资1222元，比1949年增长5．6倍；集体所有制职工年人均工资也达到1096元。
二、消费
(一)食粮
县民主食大米。70年代前，山区农民辅以小麦、玉米、山芋等杂粮。1956年至1978年，农业人口年均口粮标准(稻谷)：余粮队240至251公斤；缺粮队不足240公斤的由国家补足，返销供应；经济作物区240公斤(不含奖售粮)。1979年全县农村口粮人均346公斤，1982年人均381公斤，1985年人均318公斤，1987年人均320公斤。
1953年国家对城镇居民口粮实行计划供应。1955年后按人分等定量供应，工人按不同工种，月定量(成品粮，下同)为14～27．5公斤，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和脑力劳动者为14～16公斤，大中学生为16～17公斤，居民13．5公斤，其中10周岁以下的儿童，按年龄大小分别定量为6～12．5公斤；至今城镇居民口粮供应标准基本未变。
(二)服饰
民国时期，中等人家男子多穿长衫马褂，女子时兴旗袍，衣料多为“洋布”和丝绸、呢绒等。乡村农民着对襟上衣，村妇穿大襟褂，衣料多用家织土布。山里人兴着山袜、草鞋，有些贫困人家几人互穿一条裤，四季同着一套衣。
建国初期，农村老年人仍穿旧式服装，城镇居民时兴中山装、列宁装、西裤等。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县人衣着也不断改善，随季更换，看场合更衣，在家出门均有不同。衣料初为平布，60年代有咔叽、华达呢、灯芯绒，70年代有化纤布等，80年代发展到涤棉、涤纶、呢绒、毛料等。城镇居民衣着讲究款式、色彩，衣料倾向高档；农村男女衣着款式亦不断更新。男女青年衣着尤为丰富，西装、中山装、滑雪衫、毛巾衫、风衣、皮茄克、牛仔服、连衣裙、西装裙、健美裤、喇叭裤等在城乡普遍流行。各种胶鞋、皮鞋、旅游鞋和化纤袜等也巳普及。男女时髦妆饰品逐年增多，有太阳镜、各式发卡、项链、耳坠(环)、戒指等。
(三)居住
建国前，外地移民和贫困人家多以茅棚、草寮为宅，有的长期租住他人房屋；中等人家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富户宅第多是四合屋、三间两厢式徽派建筑。
60年代中期，农村兴建住房渐多。70年代农村形成建房热潮。80年代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随着农村经济的繁荣，掀起了第二次建房高潮，住房条件大为改善，起居较宽敞。所建房屋，除砖木结构的三间或五间式楼房外，不少已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阳台式两层楼房发展，每层两室(或四室)一厅，宽敞舒适。1982年至1987年，全县农村新建住宅面积56万平方米，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占6万平方米。1987年底，全县农村房屋建筑面积共计385万平方米，其中居住面积占243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18．21平方米。1987年，俞村乡凫阳村379户，共有房屋363幢，其中，建国后新建的房屋达299幢，占房屋总数的82．4％，户均新建房屋面积57．4平方米。
城镇、机关、厂矿职工住宅建设也发展迅速，县房管部门兴建的居民住房逐年增多。80年代，城镇私人建房也开始发展。1982年至1987年，城镇新建私房面积达2．6万平方米，1987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11平方米。
(四)行旅
建国前，本县交通闭塞，外出靠步行，少数富者乘轿。城镇街道和大村落道路多以石板铺就；小村庄之间只有蜿蜒山道相通。遇河搭有木桥、石桥，主道建有路亭，供行人歇息避雨。庙会和集市日，乡村农民有的手推木制独轮车赶集，既可坐人，又可运货。由于交通不便，云乐、祥云等山区很多老人几十年未出过山，更未到过县城；年轻人进城办事，往返步行需要二天时间。
建国后，乡村小道逐渐改建成板车道；城镇主街道用六角形水泥砖铺砌，宽阔平整。70年代末，全县乡镇均通公路。云乐、祥云、碧云等深山区至县城，乘车往返只需二三小时。80年代，自行车普及城乡，三轮车、面包车、摩托车也逐年增加。
(五)器具
建国后，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家用器具逐渐由低档向中、高档发展。炊具、雨具等日常生活用品不断更新，照明用的松油火把和菜油灯已成历史，电灯和手电筒早已普及。自70年代末起，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大衣橱、五斗橱、饰品橱、沙发椅以及电饭煲、电扇、收录机、电视机、电冰箱等中、高档用品，陆续进入职工和农民家庭。据县统计局1987年对70户农民家庭抽样调查结果，拥有自行车53辆，缝纫机37架，钟表212只，电扇11台，大型家具225件，收音机19只，电视机26台，收录机9台。职工家庭，电扇、电饭煲、黑白电视机已基本普及，购买电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等高档用品也逐年增多。1987年，全县销售彩色电视机350台，电扇2103台，收录机973台，洗衣机253台，电冰箱44台。
1987年70户农民家庭购买生活用品调查统计表

1987年中等农户收支典型情况调查表


1987年城镇居民家庭收支典型情况调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