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集市贸易
据清乾隆《铜陵县志》载：时县内有县城(今城关)、大通、顺安、黄浒、城
、焦埠、郎坑、谢家垅等集镇8个，集市贸易情况已无从查考。清末民初，上述集镇只存县城、顺安、黄浒4镇，城镇已被水淹没，焦埠、郎坑、谢家垅3镇经兵焚仅剩几户居民，昔日集镇已无痕迹。这一时期，钟鸣、犁桥、胥坝、汀洲、太平、董店等乡村小集镇开始兴起，并形成一定规模的集市贸易市场。时集市贸易主要在农(渔)、民小商贩、城镇居民之间进行，交换品种主要为农副土特产品。同期，大通已经成为沿江及皖南山区各县的商业和贸易中心，集市上不仅有农(渔)民、小商小贩、城镇居民之间的小宗交易，且有大宗的行栈交易，品种有谷米、棉、鱼类及麻、生姜、蒜子等土特产品，其中以谷米、鱼类为大宗。皖南山区及邻近各县的行商均千里迢迢行至大通赶集，参加集市贸易人数远远超过往昔。民国27年(1938年)日军占领铜陵后，大通、顺安、城关等地的集市贸易衰落。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通等地集市贸易有所恢复，但远不及抗战前。
建国初期，国家对集市贸易采取贸易自由、税不重征的扶持政策，并对集市贸易中的投机倒把行为予以打击，以稳定市场物价，集市贸易有所恢复和发展。时境内常年集市有城关、大通、顺安、钟鸣、犁桥、胥坝、汀洲(含太平)、董店等，上市品种有粮食、油脂、棉花、木材及土特产品等。1953年底，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又相继对油料、棉花、木材实行统购统销，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一收购，并规定“凡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挂牌收购的产品，都不让小商贩经营”。此后，集市贸易品种、范围均日益缩小，集市交易主要在农(渔)民与城镇居民及农(渔)民之间进行，品种也只有蔬菜、家禽、鱼肉等。195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恢复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指示，集市贸易又渐趋活跃，上市品种除蔬菜、家禽、鱼肉外，农副土特产品和粮食(完成征购任务)亦可上市。1958年下半年在“大跃进。运动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传统的集市贸易被打断，统由国家经营。1960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市场，当年就恢复和增设集市贸易8个。1962年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的若干决定》中指出“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的补充”，给集市贸易带来生机。当年，每天全县平均上市人数由原800人增加到1400人，上市农副产品由原64种增加到73种，日成交额由原2500元增加到1.4万元。1963年上半年据8个集镇统计，集市成交额达181.39万元，上市农副产品品种86个，其中：粮食上市量4.52万公斤，油料1.66万公斤，猪肉4.92万公斤，鲜鱼0.52公斤，草111.5万公斤，小农具5470件。1963年下半年根据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对集市贸易实行“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的政策，并取缔地区之间的贩运，集市贸易复受限制。“文革”中，对集市贸易控制更紧，县工商部门组织民兵在大通、城关、顺安及其它集镇的交通要道、车站、码头执勤，检查来往车船和行人所带物资，将其超过限额的物品扣留，实行地区封锁；并先后取缔传统的顺安“三月三”庙会(即“三月三”物资交流会，下同)和大通五月初五端午节“龙舟会”。到1976年，集市贸易几乎全被关闭。
1979年后，随着党的改革、开放及搞活流通政策的落实，相继恢复和建立集市贸易市场，放宽上市商品品种、范围和数量，并规定除棉花不准上市外，其它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征、派、统购任务后，均可上市。1981年和1983年先后恢复传统的顺安“三月三”庙会和大通五月初五“龙舟会”，增强了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1983年集市贸易成交额74.55万元，年上市人数170余万人，上市品种255个，其中常年上市品种125个。同年起，先后投资40余万元，在城关、大通、顺安、钟鸣、钟仓、胥坝、太平、毛桥、董店、新河口等集镇或乡政府所在地建棚顶式贸易市场10个，占地面积8437.4平方米。其中棚顶结构面积5000平方米。同期，集市贸易额、上市人数均不断上升。1990年全县计有集市贸易市场20个，其中棚顶式市场10个。同年，集市贸易成交量1327万公斤，成交额2477万元，日均成交额6.79万元；年上市人数1460余万人，日均上市人数4万余人；上市品种970余个，其中常年上市品种460个。
城关集市贸易市场：50～70年代城关集市贸易主要在街道两旁进行，无正规的集市贸易场所。1985年县投资8万元，在人民南路建棚顶市场，占地面积2250平方米，建筑面积1320平方米，内设肉墩25个，水泥靠背长凳3条、坐位278个；场内分鲜肉类、鲜鱼类、蔬菜类、豆制品类、熟食类、干鲜类、日用杂品类、工业小商品类等。1986年初建成并投入使用，当年上市人数约4.49万余人(不含买者，下同)，成交额312余万元。1988年又在市场北端街道两旁建水果、茶叶市场。此外，80年代后，在建设路、人民路两侧设有露天的小商品市场，主要有小百货、铁器、竹木器、陶瓷、及服装和布摊等，经营品种千余个，成交额未作统计。
附：顺安“三月三”物资交流会
顺安“三月三”物资交流会俗称“三月三”庙会，约起源于唐朝末年，初为定期的祭祀性的封建迷信活动，后逐渐演变成民间的集市交易活动。清末至民国年间，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前后，南来北往的商贾小贩、农民工匠、市民艺人纷至沓来，远有江浙、两湖、两广的行商，近有本地的乡民，整个顺安大街小巷，热闹非凡。庙会期间，日市夜易，经半月不息。镇东边的岳家山和镇西边的菜籽滩都要搭台唱戏，一般要演上4天4夜或7天7夜。庙会高峰期为三月初三，顺安镇的大街小巷均挤满人流，争相购买商品。时交易的商品品种以农副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用品为主。
建国后，人民仍沿袭庙会这一传统习惯。1953年正式更名为铜陵县顺安三月三物资交流会，并由县政府商贸部门领办。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交易的商品仍以农副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为主，成交总额约万元以上。“文革”开始后，庙会被当作封建迷信活动被取缔。1979年恢复顺安三月三物资交流会，由政府部门主办，参加物资交流会的除本县工商企业外，芜湖、繁昌等地的工商企业亦参加了交易会，共搭棚设摊113处，从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五，计成交品种2394种，其中工业品2180种，日杂生产资料60种、农用小型生产资料27种，其它商品27种，成交额25万余元。5天中参加交流会的人数达6万余人，其中“三月三”一天高达3.5万人。80年代后，物资交流会除农副产品外，家用电器、五金百货、服装布匹已成为交易会的主要成交商品，交易品种已近万种。1983年三月三物资交流会期间，全国有60多个市、县的国营、集体、个体商业单位(户)到顺安设点交易，大小摊点达两千余个，参加交易会的人数多达21万余人，总成交额达170万余元；市、县有关部门还派出农技、建筑、医药、电子、化工、采矿等业科技人员到顺安街道设点实行咨询服务；文化部门亦组织戏剧、曲艺、杂技团等至顺安搭棚演出，使物资交流会呈现出新面貌。
1982～1990年铜陵县集市贸易成交情况统计表
、焦埠、郎坑、谢家垅等集镇8个，集市贸易情况已无从查考。清末民初，上述集镇只存县城、顺安、黄浒4镇，城镇已被水淹没，焦埠、郎坑、谢家垅3镇经兵焚仅剩几户居民，昔日集镇已无痕迹。这一时期，钟鸣、犁桥、胥坝、汀洲、太平、董店等乡村小集镇开始兴起，并形成一定规模的集市贸易市场。时集市贸易主要在农(渔)、民小商贩、城镇居民之间进行，交换品种主要为农副土特产品。同期，大通已经成为沿江及皖南山区各县的商业和贸易中心，集市上不仅有农(渔)民、小商小贩、城镇居民之间的小宗交易，且有大宗的行栈交易，品种有谷米、棉、鱼类及麻、生姜、蒜子等土特产品，其中以谷米、鱼类为大宗。皖南山区及邻近各县的行商均千里迢迢行至大通赶集，参加集市贸易人数远远超过往昔。民国27年(1938年)日军占领铜陵后，大通、顺安、城关等地的集市贸易衰落。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通等地集市贸易有所恢复，但远不及抗战前。建国初期，国家对集市贸易采取贸易自由、税不重征的扶持政策，并对集市贸易中的投机倒把行为予以打击，以稳定市场物价，集市贸易有所恢复和发展。时境内常年集市有城关、大通、顺安、钟鸣、犁桥、胥坝、汀洲(含太平)、董店等，上市品种有粮食、油脂、棉花、木材及土特产品等。1953年底，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又相继对油料、棉花、木材实行统购统销，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一收购，并规定“凡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挂牌收购的产品，都不让小商贩经营”。此后，集市贸易品种、范围均日益缩小，集市交易主要在农(渔)民与城镇居民及农(渔)民之间进行，品种也只有蔬菜、家禽、鱼肉等。195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恢复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指示，集市贸易又渐趋活跃，上市品种除蔬菜、家禽、鱼肉外，农副土特产品和粮食(完成征购任务)亦可上市。1958年下半年在“大跃进。运动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传统的集市贸易被打断，统由国家经营。1960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市场，当年就恢复和增设集市贸易8个。1962年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的若干决定》中指出“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的补充”，给集市贸易带来生机。当年，每天全县平均上市人数由原800人增加到1400人，上市农副产品由原64种增加到73种，日成交额由原2500元增加到1.4万元。1963年上半年据8个集镇统计，集市成交额达181.39万元，上市农副产品品种86个，其中：粮食上市量4.52万公斤，油料1.66万公斤，猪肉4.92万公斤，鲜鱼0.52公斤，草111.5万公斤，小农具5470件。1963年下半年根据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对集市贸易实行“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的政策，并取缔地区之间的贩运，集市贸易复受限制。“文革”中，对集市贸易控制更紧，县工商部门组织民兵在大通、城关、顺安及其它集镇的交通要道、车站、码头执勤，检查来往车船和行人所带物资，将其超过限额的物品扣留，实行地区封锁；并先后取缔传统的顺安“三月三”庙会(即“三月三”物资交流会，下同)和大通五月初五端午节“龙舟会”。到1976年，集市贸易几乎全被关闭。
1979年后，随着党的改革、开放及搞活流通政策的落实，相继恢复和建立集市贸易市场，放宽上市商品品种、范围和数量，并规定除棉花不准上市外，其它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征、派、统购任务后，均可上市。1981年和1983年先后恢复传统的顺安“三月三”庙会和大通五月初五“龙舟会”，增强了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1983年集市贸易成交额74.55万元，年上市人数170余万人，上市品种255个，其中常年上市品种125个。同年起，先后投资40余万元，在城关、大通、顺安、钟鸣、钟仓、胥坝、太平、毛桥、董店、新河口等集镇或乡政府所在地建棚顶式贸易市场10个，占地面积8437.4平方米。其中棚顶结构面积5000平方米。同期，集市贸易额、上市人数均不断上升。1990年全县计有集市贸易市场20个，其中棚顶式市场10个。同年，集市贸易成交量1327万公斤，成交额2477万元，日均成交额6.79万元；年上市人数1460余万人，日均上市人数4万余人；上市品种970余个，其中常年上市品种460个。
城关集市贸易市场：50～70年代城关集市贸易主要在街道两旁进行，无正规的集市贸易场所。1985年县投资8万元，在人民南路建棚顶市场，占地面积2250平方米，建筑面积1320平方米，内设肉墩25个，水泥靠背长凳3条、坐位278个；场内分鲜肉类、鲜鱼类、蔬菜类、豆制品类、熟食类、干鲜类、日用杂品类、工业小商品类等。1986年初建成并投入使用，当年上市人数约4.49万余人(不含买者，下同)，成交额312余万元。1988年又在市场北端街道两旁建水果、茶叶市场。此外，80年代后，在建设路、人民路两侧设有露天的小商品市场，主要有小百货、铁器、竹木器、陶瓷、及服装和布摊等，经营品种千余个，成交额未作统计。
附：顺安“三月三”物资交流会
顺安“三月三”物资交流会俗称“三月三”庙会，约起源于唐朝末年，初为定期的祭祀性的封建迷信活动，后逐渐演变成民间的集市交易活动。清末至民国年间，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前后，南来北往的商贾小贩、农民工匠、市民艺人纷至沓来，远有江浙、两湖、两广的行商，近有本地的乡民，整个顺安大街小巷，热闹非凡。庙会期间，日市夜易，经半月不息。镇东边的岳家山和镇西边的菜籽滩都要搭台唱戏，一般要演上4天4夜或7天7夜。庙会高峰期为三月初三，顺安镇的大街小巷均挤满人流，争相购买商品。时交易的商品品种以农副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用品为主。
建国后，人民仍沿袭庙会这一传统习惯。1953年正式更名为铜陵县顺安三月三物资交流会，并由县政府商贸部门领办。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交易的商品仍以农副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为主，成交总额约万元以上。“文革”开始后，庙会被当作封建迷信活动被取缔。1979年恢复顺安三月三物资交流会，由政府部门主办，参加物资交流会的除本县工商企业外，芜湖、繁昌等地的工商企业亦参加了交易会，共搭棚设摊113处，从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五，计成交品种2394种，其中工业品2180种，日杂生产资料60种、农用小型生产资料27种，其它商品27种，成交额25万余元。5天中参加交流会的人数达6万余人，其中“三月三”一天高达3.5万人。80年代后，物资交流会除农副产品外，家用电器、五金百货、服装布匹已成为交易会的主要成交商品，交易品种已近万种。1983年三月三物资交流会期间，全国有60多个市、县的国营、集体、个体商业单位(户)到顺安设点交易，大小摊点达两千余个，参加交易会的人数多达21万余人，总成交额达170万余元；市、县有关部门还派出农技、建筑、医药、电子、化工、采矿等业科技人员到顺安街道设点实行咨询服务；文化部门亦组织戏剧、曲艺、杂技团等至顺安搭棚演出，使物资交流会呈现出新面貌。
1982～1990年铜陵县集市贸易成交情况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