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
组织机构
基层组织民国19年(1930年)11月，原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二师副师长凌霄(化名严宽)来铜陵从事建党活动。他以汀洲钱家湾一带为中心，首先发展章啸衡、沈默、郑启书等人为党员。年底成立中共汀洲党小组，凌霄任组长。民国20年初，在汀洲成立铜陵境内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铜陵特别支部(又称汀洲党支部)，凌霄任书记。铜陵特支发动农民群众同封建地主势力作斗争，在汀洲、湖城等地建立农会、妇女解放会、互济会。并建湖城涧农民赤卫队。
民国19年底，中共梅埂区委派党员沙银洲回家乡大通铁板洲，吸收占锡春等人入党，建立党小组。翌年春组织遭破坏。
民国23年4月，中共皖南工委派人到和悦洲袜厂发展党员5名，建立大通支部(又称袜厂支部)，领导码头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还担负皖南工委的长江沿线交通联络工作。翌年1月活动中止。
民国23年秋，中共党员汪其赋在家乡金榔山墈汪吸收汪辅臣、方才亮等人入党，建立党组织，属南陵党组织领导；翌年5月汪其赋被捕，组织解体。民国23年秋，上级党组织派曾一坚到铜陵，在三条冲、九榔庙、钟鸣、狮子山等地，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钟鸣、金榔山区组织，下辖狮子山党支部和九榔、水村、水龙3个党小组。翌年春党组织遭破坏。
民国23年10月，中共胥坝区委在紫沙洲成立，下建胥坝、柳洲2个党支部；中共城北区委(又称铜陵二区区委)在程柏村成立，下建汀洲、程柏村、城厢3个党支部；中共宋家宕区委在宋家宕成立，下建宋家宕、墙里罗、白果冲3个党支部。同年11月，中共朱村区委在朱村成立，下建前冲胡、龙泉2个党支部。翌年1月，中共犁桥区委在犁桥街成立，下建犁桥街支部。这5个区委均隶属中共铜(陵)繁(昌)无(为)县委。
民国23年12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太平潭家桥战斗失利后，皖南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加紧清剿中共党组织，加之铜陵中共党组织内部个别人的出卖，民国24年6月，县境所有基层中共党组织均遭国民党第八专员公署的彻底破坏。民国27年10月，中共皖南特委巡视员张伟烈来铜陵。12月初，成立中共铜陵中心区委，隶属皖南特委，下辖墩上陈、叶家洲等党支部，同月底区委撤销。同年11月，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沙洲游击大队在沙洲建立。
民国27年12月，中共铜(陵)南(陵)繁(昌)中心县委在县境建立铜陵一区、二区2个区委，下辖栖凤、石佛、三民、流潭、和平、犁桥、汀洲、紫胥、文兴、安平、羊山、仪凤、金凤、九榔、陶城、丹凤等党支部和中心支部。
民国28年4月中共铜陵县委成立后，下建铜陵一区(又称敌后区)、二区(又称敌前区)、三区3个区委；11月，组建铜陵北二区委，原二区委改为东二区委。此时，4个区委下辖土3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翌年春，增建中二区委；年底东二区委、中二区委随中共铜陵县委撤销。
民国29年6月中共铜陵敌后县委成立后，将原由中共铜陵县委所辖的铜陵一区、北二区、三区3个区划入；并撤一区委建立沙洲、西一、西二3个区委，改三区委为西三区委；翌年1月，增建铜陵敌前工委；3月，撤销北二区委建立东一、东二2个区委。其时共辖6个区委和1个工委，其中：沙洲区委辖安平、紫胥、文兴等党支部，西一区委辖栖凤、忠信、城厢等乡党组织，西二区委辖汀洲、犁桥等乡党组织，西三区委辖仪凤、天宝、羊山等乡党支部，东一区委辖民和、永丰等党支部，东二区委辖石佛、流潭等党支部，铜陵敌前工委下辖三二区委。民国30年5月，铜陵敌前工委改为铜陵敌前县委。下建中二区委、三二区委。中二区委辖铁湖嘴、叶家湖、新塘湖、羊湖、峨山、索山、顺安等党支部。三二区委辖焦家埠、城山、河西、朱村等党支部。是年11月，西三区委亦划由敌前县委领导。
民国32年3月至民国34年9月。县境建有凤心(由原西一、西二、东一、东二4个区委合并而成)、沙洲、五峰(由原西三区委改设)、顺安、凤凰5个区委，均隶属中共铜(陵)青(阳)南(陵)县委。下辖忠信、栖凤、汀洲、犁桥、石佛、流潭、民和、永丰、安平、紫胥、文沙、仪凤、羊山、伏牛、天宝、朱村、城山、新兴、丹凤、顺安、金凤、九榔、钟鸣、狮峰、陶城等乡党支部。民国34年9月下旬，中共铜青南县委奉命北辙。留下原区委书记张良仕率25名武装人员在铜陵坚持斗争。
民国34年10月，中共铜青南县委向凤心、沙洲、顺安、五峰等区派遣特派员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民国36年3月，在铜青南工委领导下，县境先后建立11个党支部。民国38年2月，中共铜陵县委下建党支部13个、党员126人。
1949年4月21日，铜陵解放。中共铜陵县委旋向各区派出干部组建区委，并在乡村和县直机关增建党支部。至10月先后建立五峰、顺安、凤凰、凤心(亦称犁桥)、沙洲、五松镇、大通镇(市)7个区委，并下辖10个机关党支部和8个乡村支部。1950年4月，增设丹凤区委，撤五松镇委而建城关区委，撤沙洲区委而分置汀洲区委和文沙区委。同年7月，为与当时行政区划相统一，改设一至九区共9个区委；1952年7月复改设大通、五峰、城关、顺安、新桥、钟鸣、犁桥、汀洲、胥坝9个区委。1954年增设铜官山(1956年8月后划归铜陵市)区委。1956年4月区级机构调整，8月后设大通、顺安、钟鸣、钟仓、胥坝5个区委和城关镇党委。1957年2月，全县撤销区级建制，建立19个乡党委和大通、城关2个镇党委，11月增设顺安镇党委。其时县委辖21个乡(镇)党委和老洲乡等6个党总支、191个党支部。
1958年9月，铜陵市、县合并。撤乡镇党委建人民公社党委。县域成立公社党委12个。翌年4月中共铜陵县委恢复后，下建3个镇、12个人民公社及县直机关党委。此后，公社体制几经分合，至1965年底，县委下辖3个镇、17个公社党委、县直机关党委、县人民武装部党委(1961年4月成立)，7个党总支，294个党支部。1966年底“文革”开始后，党的组织陷于瘫痪，组织活动停止。
1969年5月，基层党委开始恢复。年底，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下辖2个公社党委、人武部党委和筲箕崂铁矿(是年11月成立)党委。1972年恢复县直机关党委，并建化肥厂党委。1975年成立公安局党委。1977年设农机修造厂党委。1978年，置水泥厂党委，改筲箕崂铁矿(矿山管理处)党委为矿山管理局党委。1979～1983年，农机修造厂、公安局、水泥厂、矿山管理局党委相继撤销。1983年设经济委员会党委，1987年撤销。1977年7月渔业公社党总支改为党委。1979年5月复置顺安镇党委。1983年3月，废社建乡，原人民公社党委改称乡党委。1984年8月，撤渔业公社党委并入大通镇党委；9月，撤顺安乡党委并入顺安镇党委。1987年2月，撤城郊乡党委并入城关镇党委；3月，撤钟鸣乡党委建钟鸣镇党委。1990年化肥厂党委转入市磷铵厂党组织。是年，县委下辖县直机关党委、武装部党委、4个镇党委、14个乡党委，35个党总支、702个党支部，1.08万名党员。
1990年铜陵县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分布情况表
县委组织沿革：民国22年(1933年)春，原中共桐城县委宣传部长苏拓夫由皖南山区辗转至铜陵，在沈默等掩护下从事革命活动，发展了铜陵党组织。民国23年11月，中共皖南特委派王氏来铜陵，帮助成立中共铜(陵)繁(昌)无(为)县委，县委书记苏拓夫，活动范围包括胥坝、老观、汀洲、程柏、谢家垅、犁桥、宋家宕、朱村等地(现均属铜陵县管辖)。民国24年6月，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各级组织遭国民党第八专员公署破坏。
民国27年12月，新四军第三支队进驻铜(陵)南(陵)繁(昌)地区。月底，在三支队党委帮助下，成立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隶属皖南特委。县委驻铜陵燕子牧，书记张伟烈，副书记陈光。民国28年4月，撤销铜南繁中心县委，成立铜陵县委，隶属皖南特委领导。7月，铜陵县委在凤凰新屋里周家小学召开党代会，正式选举产生中共铜陵县委员会。县委驻地，先在三条冲方家祠堂附近，后迁到凤凰山新屋里。县委首任书记张伟烈。民国29年6月，中共铜陵敌后县委成立，领导敌后地区的抗日斗争，县委驻叶家洲、石里墩阮村、栖凤等地，张伟烈、朱农、张世杰先后担任县委书记，朱农并曾担任副书记。铜陵县委主要领导敌前地区的抗日斗争。同年12月，撤销铜陵县委，县委机关和主要干部随军北撤。敌前地区留下少数人坚持隐蔽斗争。其间，铜陵县委和敌后县委均隶属皖南特委。民国30年5月，成立铜陵敌前县委，直属皖南特委。县委驻铁湖嘴，县委书记先后由王卓、杨明担任。
民国32年3月，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要求，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铜陵敌前县委和敌后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铜(陵)青(阳)南(陵)县委，受皖南地委领导。县委驻舒家店、雷家湖、焦家埠等地，书记先后由张伟烈和杨明担任；副书记先后由杨明、朱农、张世杰担任。民国34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铜青南县委奉命北撤。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组织领导下，铜陵建立了地方抗日武装、各抗日群众团体及各级抗日政权，并逐步发展成为皖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33年12月，中共皖南地委、皖南支队领导机关由江北无为移驻铜陵。民国34年1月，皖南督察专员公署在铜陵成立。至此，铜陵成为皖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民国34年10月10日，在顺安庵门口肖村成立中共铜青南县委，隶属沿江中心县委，主要活动在铜陵地区，朱农任县委书记。民国35年11月，撤销铜青南县委，成立铜青南工委。机关驻茗山冲、杨西冲、涧北冲一带，活动区域包括铜陵全境，工委书记先后由陈尚和和尹彬担任。初隶沿江中心县委，民国36年3月隶黄西工委，7月改隶铜(陵)青(阳)贵(池)县委，9月改隶泾(县)青(阳)南(陵)县委。民国37年9月，铜青南工委改称中共沿江第四工委，隶属沿江工委领导。工委书记先后由徐世达和陈策担任。民国38年2月，撤销中共沿江第四工委，成立中共铜陵县委，仍隶沿江工委。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领导人民顶住了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和镇压，建立了县行政办事处和若干乡政权；同时在组织大江南北的交通联络、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情报、策应大军渡江中作出了不少贡献。
民国38年4月21日铜陵解放。22日中共铜陵县委机关迁入铜陵县城。党组织公开以前，县委对外称政治处。1950年3月县委机关公开；9月全县党组织全部公开。1949年5月22日，县委隶属中共皖南池州地委。1952年春改隶中共安庆地委。1958年9月，县委撤销，并入铜陵市。1959年4月，省委决定复置中共铜陵县委，隶属安庆地委，1965年7月改隶池州地委。1966年底，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陆续成立，县委开始受到冲击，党的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判，县委机构瘫痪，活动停止。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三一及三九五部队先后抵铜陵“支左”。1968年8月成立铜陵县革命委员会，是党政合一的权力机构。1969年9月成立铜陵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隶属中共池州地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0年12月，中共铜陵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中共铜陵县第三届委员会。1974年3月1日，县委改隶中共铜陵市委。迄今未变。
县委领导人：自民国23年(1934年)11月至1949年，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历任县委领导人均由上级组织委派；1950～1956年3月，县委领导人均由上级党组织决定任免；1956年4月，中共铜陵县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每届县委领导人一般由该届县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少数领导人因工作需要由上级党组织决定任免。县委设书记1名，副书记若干名；1959年5月，铜陵县委设立书记处，书记处设第一书记一名，书记若干名，1963年4月县委书记处撤销。自1956年首次党代会开始，增设县委常务委员会，作为县委核心领导，一直沿袭至今。
中共铜陵县委历任书记
中共铜陵县委历任副书记
县委工作机构：民国22年(1933年)至民国37年，县委一般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青年部、军事部、敌工部(站)。1949～1966年5月县委先后设有组织部(1949年6月设)、宣传部(1949年6月设)、办公室(1949年11月至1951年3月称秘书处，1951年4月至1956年5月撤销)、统战部(1951年设)、农村工作部(1954年10月设)、财贸部(1955年9月至1963年4月)、文教部(1956年设，1957年4月并入宣传部)、监察委员会(1956年5月设)、政法部(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1959年7月至1963年4月)、政法领导小组(1963年5月设)、工业交通部(1956年至1963年4月)、铜陵报社(1956年设)、县委党校(1959年7月设)、财贸政治部(1965年7月设)、来信来访办公室(1960年2月设)。1966年“文革”开始后，县委工作机构瘫痪。1968年8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下设的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取代了原县委工作机构。1970年12月，中共铜陵县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后，县革委会的办事组、政工组担负着县委工作部门的职能作用。1976年4月，党政工作机构重新分设。自此至1990年，县委先后设有办公室(1976年4月设)、组织部(1976年4月设)、宣传部(1976年4月设)、统战部(1976年4月设)、县委党校(1977年设)、政策研究室(1977年设，1986年撤销)、政法委员会(1978年至1979年为政法党组；1980年至1982年为县委政法领导小组)、来信来访办公室(1980年设)、农村工作部(1981年12月设，1984年4月撤销)、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1982年设)、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2年设)、老干部局(1983年设)、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7月设，1984年1月上升为党的独立检查机构)。建国后，为适应政治运动和专门性任务的需要，曾设置过一些临时机构；一般随任务的完成而撤销。
纪律检查委员会1950年5月，建立中共铜陵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56年5月改为中共铜陵县委监察委员会，“文革”中被取消，监察活动停止。1979年6月，重建中共铜陵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84年1月，纪委单独设置，改称中共铜陵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县级领导机构，增设党务委员会，接受中共铜陵县委和中共铜陵市纪委的双重领导。县纪委工作机构：1979～1983年，内设纪检组、审理组。1984年1月后内设办公室、纪律检查科、案件审理科、来信来访科。县纪委(监委)成员，1956年前由上级党委任免；1956年4月后，由历届县委全会选举产生，并报上级党委批准；1984年11月始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纪委(监委)领导人在1956年4月前由上级党组织任命，此后由每届纪委(监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其间，有少数领导人由上级党组织任免。
1979年6月，全县各乡镇始配专职或兼职纪检委员。1984年始，各乡镇设纪律检查员。1989年10月，全县19个基层党委设纪律检查委员会；配专兼职纪检干部37人，其中专职纪委书记15人、兼职书记4人、纪检员5人、专兼职纪检干事13人。
历届纪委(监委)书记
代表大会民国28年(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铜陵县代表大会在凤凰山新屋里(现属新桥乡)周家小学召开，出席会议代表40多人。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中共铜陵县委员会。张伟烈、张世杰、余起、张东、田文(女)、刘功成当选为县委委员并选出6人为出席皖南特委党代会的代表。县委书记张伟烈。是为铜陵党组织建立以后的首次党代会。
1956年4月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注：未与民国28年7月召开的党代会连续计算届次)，迄1990年共开7次。
第一次党代会：1956年4月26日至30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297人，列席代表55人。王辉作《关于中共铜陵县委六年来的工作总结和1956年工作任务的报告》。大会总结了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反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党的建设等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决定了《铜陵县1956年到1967年的农业生产规划(草案)》。大会号召全体党员要团结全县人民，大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紧张工作，创造性劳动，开展一个大规模农业生产运动，为实现1956年收获粮食3亿6千万斤、棉花250万斤、油料800万斤的光荣任务而奋斗。大会选举产生由16名委员组成的中共铜陵县第一届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共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4人，选举产生监察委员7人。县委一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王辉、吕捧楼、马选泽、高克全、张世根为常委，王辉为代理书记。
第二次党代会：1960年2月17日至20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307人。吕捧楼作《关于四年来工作总结和1960年工作任务的报告》。由于“左”的思想指导，大会对1958年以来开展大跃进的形势未能作出正确估价，提出要“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大会号召：铜陵全党团结一心，团结全县20万人民，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旗帜照耀下，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高歌猛进，为1960年全面大跃进和整个60年代连续大跃进而奋斗。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县委委员26人，候补委员6人；选举出席省第二次党会代表6名，候补代表1名。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刘谦益、吕捧楼、江循贵、刘华、朱须富、张世根、张歧、陈世宽、周兆英、张志清为常委，刘谦益为第一书记。
第三次党代会：1970年12月26日至29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450人。邵秀山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继续完成“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新的更大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大会肯定了“文革”，总结了开展“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以及农业学大寨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今后必须以大寨为榜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狠抓阶级斗争；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狠抓战备工作；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重新安排铜陵的河山。大会作出《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光辉哲学著作的决定》、《关于全面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决定》。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县委委员29人，候补委员4人。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邵秀山、冯玉朴、齐建华、李宝藩、韩学文、郭景孝、钱翎青、张贤能为县委常委，邵秀山任书记。
第四次党代会：1980年9月25日至29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448人，代表全县7583名党员。周本源代表上届县委作工作报告。大会是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形势下召开的。大会深入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认真总结县第三次党代会以来的经验教训，清除“左”的影响，拨乱反正。同时总结了党的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政策在本县执行情况。大会提出了全县今后三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1981年的主要计划。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真正把四化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本地优势，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结构加以改革，把束缚经济发展的政策放宽；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大会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加速全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县委委员31人，候补委员4人。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周本源、肖尚忠、吴来发、肖培成、张达厚、林世祥、查君德、徐宗督、崔厚贤为常委，周本源任书记。
第五次党代会：1984年11月6日至10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316人，占全县正式党员的3.54％。代表构成：干部占47.5％，工人、农民占38％，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13.6％，军人占0.95％。查君德代表前届县委作工作报告。史鸿宾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围绕“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和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根本任务，认真分析了全县政治和经济形势，制定了今后三年全县国民经济计划目标，提出今后三年要努力搞好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党的建设，努力实现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党风根本好转。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的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改革，为更好地开创全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大会通过民主推荐和无记名差额选举，选出第五届县委委员31人，候补委员4人；并选出县纪委委员13人。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查君德、林世祥、陶国喜、徐向东、奚仲南、汤先有、欧天文、马用杰、祝美琴为常委，查君德任书记。
第六次党代会：1987年11月12日至16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311人。查君德作县委工作报告。高明仁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总结了自五届党代会以来本县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认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农村以调整产业结构为重点的第二步改革不断深入，乡镇企业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包(承包)、责(责任制)、放(放权)、联(联合)”为重点的企业改革已先后出台，企业活力逐步增强，城乡经济呈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局面。大会提出了“七五”后三年的奋斗目标，指出要强化农业基础，突出抓好县办工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搞活流通，发展交通。大会强调要加快改革步伐，全面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快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大力推进横向经济联合；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全面完成本次大会提出的任务而努力奋斗。大会选举产生六届县委委员29人，候补委员4人；并选出县纪委委员13人。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于振启、林世祥、陶国喜、汤先有、欧天文、马用杰、吴义良为常委，于振启任书记。
第七次党代会：1990年9月13日至16日在城关召开。到会代表276人。于振启作县委工作报告。马用杰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总结了六届党代会以来县委领导全县党员和人民在经济、精神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体会，制定了今后三年的奋斗目标，完成目标的措施，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大会强调要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稳定各项经济责任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农业要进一步做好产前、产中、产后等各项服务工作，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企业要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逐步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来抓，抓好农业上台阶、工业求效益、财贸保供给，努力使农业、工业、乡镇企业在“八五”期间有新的突破；要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大会号召要抓住皖江开发开放的机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发展经济，建设铜陵，全面完成本次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努力奋斗。大会选举产生七届县委委员25人，候补委员4人；并选出县纪委委员13人。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于振启、林世祥、陶国喜、肖万民、黄传福、汤先有、马用杰、欧天文、吴义良为常委，于振启任书记。
主要工作
组织建设发展党员：民国19年(1930年)，本县始建中共基层党组织，时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秘密吸收党员。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发展对象是贫苦农民、店员、工人、常备队中出身贫苦的官兵以及经过考验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党组织注重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倡导不畏艰苦、不怕挫折、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民国28年11月，全县有党员895名。嗣后，铜陵敌前和敌后地区的党员进一步发展。民国30年元月皖南事变中，敌前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民国34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随军北撤。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大肆捕捉杀害共产党员，党的组织受到严峻考验。民国38年2月全县有党员126人。
民国38年4月21日，铜陵解放。嗣后，建党对象是机关干部和工农兵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至年底全县有党员403名。党员主要分布于县直机关和农村区级机构。50年代后，执行“积极慎重”的发展方针，至1960年2月，全县先后发展党员3740人。年底有党员4210。1964年“四清”运动中，在阶级成份好、历史和社会关系清楚、政治运动表现积极的优秀分子中培养发展党员。1965年有党员4704名。“文革”中后期，按照“吐故纳新”的提法，在工人、贫下中农和下放知识青年中突击发展党员。1976年党员增至7233名，比1965年增长65％。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坚持标准，改善结构，保证质量，慎重发展”的党员发展方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点在知识分子、中青年、生产第一线优秀的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1980年9月至1984年11月，全县共发展党员734人。1984年11月至1987年11月，共发展党员982名。1987年11月至1990年11月，共发展党员868名。1990年底党员总数为10762人。其中：当年新发展党员251人，预备党员309人，女党员1160人，少数民族党员15人。党员中，民国26年7月7日至民国34年9月2日入党的75人，民国34年9月3日至民国38年9月入党的216人，1949年10月至1966年4月入党的3464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入党的2741人，1976年11月至1990年12月入党的4266人。党员文化结构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8％，中专(高中)占17.2％，初中占28.1％，小学占35.6％，文盲占14.3％，分别比1978年上升(下降)3.7、13.6、9.7、(20.8)、(6.2)个百分点。
1949～1990年部分年份铜陵县党员基本情况表
1979年，县委组织部始在基层党组织中开展“先进党支部、先进党小组和优秀共产党员”的竞赛评比活动，表彰先进支部和优秀党员。1981年7月1日，表彰了37个先进党支部、96名优秀党员。此后这项活动年年开展。1986～19990年，本县受到省、市、县委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分别为省级2个，市级7个，县级180个；优秀党员分别为省级2人，市级108人，县级577人。1989年8月，钟鸣镇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中央组织部表彰。
1984年11月至1987年1月开展整党活动。参加整党的有22个党委、610个党支部，9436名党员。通过组织思想整顿，提高了党员素质。1989年11月始开展民主评议党员。首批参加的有6个党委、8个总支、194个支部、2823人(实有党员3129人)，经过学习动员、标准教育、民主评议、处置和总结4个阶段，于翌年1月底结束。经评议，评为合格的党员2462人(其中204人为优秀)，占参评党员数的87.20％；基本合格的330人，占11.7％；基本不合格的19名，占0.7％；不合格的12人，占0.4％。评议后，对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党员分别作了限期改正(20人)、劝退(6人)、除名(3人)、开除党籍(2人)的处理。1990年民主评党员活动在全体党员中展开。通过民主评议，增强了党员的党性。
干部选拔与管理：1953年根据中央大胆提拔干部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共提拔区级干部110名。1955年，轮流抽调干部下乡，在工作实践中考察和提拔干部。60年代初，有计划地提拔品德好、觉悟高、干劲足的优秀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文革”时期，从工人、农民、营业员中突击提拔干部，当“革命接班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选拔干部的对象主要是“能够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大公无私，坚持党性，有革命事业心，能胜任工作又有业务专长的中青年干部”。1980年10月至1984年10月，共提拔中青年干部(包括科技干部)336人。1984年机构改革，按照“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选拔一批党员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新当选的9名县委常委，平均年龄由原49.1岁降到43岁；具有大学、高中文化程度的7人，占常委总数的77.7％。县委、政府所属部、委、办、局领导班子成员由原159人减少到110人，平均年龄由49岁降至43.4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36人，高中(专)44人。乡镇党委书记的平均年龄43.1岁。同年9月，县委组织部提出抓紧第三梯队建设意见，建立有稳定常数的后备干部，并规定以后提拔干部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从后备干部中挑选。1990年县委提出选配干部以“四化”为方针，坚持把革命化放在首位，认真考核其政治立场，思想品质，领导才能和工作实绩。
50年代，县委组织部门管理全县党员干部(正科级以上由地委组织部管理)。60年代后，县委管科级干部；组织部管理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大队长，党群口全体干部及其它单位股级干部。1984年7月后，县委对干部管理权限作了调整：县委管理全县正副区级干部和基层党委、党组班子。县委组织部除协助县委管理正副区级干部外，并配合有关部门管理全县跨系统、部门调配的股级干部；县直机关股级以下干部均由各主管部门党组管理；乡镇党委负责管理本乡、镇股级以下干部。
宣传教育宣传队伍：1950年全县吸收宣传员1326名，1952年发展至2888名。1954年建立党的报告员制度，有报告员40人。是年对宣传员队伍进行整顿，注重提高其素质，数量减为1312人。1962年有报告员200余名，宣传员2000余名。是年，为开展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织200名党的报告员、750名宣传员，分赴全县173个大队，举行报告会481次，受教育者9.85万人，占全县成年人80％以上。1964年有报告员265名。“文革”期间，宣传队伍解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宣传队伍逐步恢复。1981年有宣传员200名。翌年1月，县委决定恢复党的报告员制度，确定第一批聘请人员是：县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党员领导成员，部、委、办、室的负责人，各局的主要负责人，各公社、镇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计126人。1985年，对报告员、宣．传员进行调整，重新聘请了39名报告员，26名宣传员，102名党课教员。1990年全县有报告员58名，宣传员194名，党课教员316名。
宣传活动：建国后，县委宣传工作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的，旨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团结、教育、鼓舞人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建国41年来开展较大的宣传活动有：土地改革运动的宣传；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贯彻婚姻法、宪法的宣传；互助合作运动的宣传；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宣传；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宣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宣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宣传；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宣传；征兵的宣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宣传；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至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宣传；新时期总任务的宣传；计划生育宣传；民主和法制宣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宣传。
党员教育：1950年举办首次党员培训班，受训党员179名。1952年至翌年，成立整建党工作队，配专职人员对全县党员进行轮训。1955年，县委置党训班，培训一批支部教员；同时决定全县支部教育转入正常化，建立健全三会(支部会、支委会、小组生活会)一课(上党课)制度。1959年置铜陵县委党校，重点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经常性的党员教育由宣传部、组织部及县直党委负责。1962年县委党校对支部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培训；翌年又培训支部教员146名，并由他们定期到农村给党员上党课。“文革”期间，党员教育中断。1978年后，党员教育恢复，至1981年全县累计培训党员6800余人次。1982年县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开展以“增强党性、端正党风、严守党纪”为主要内容的党员教育活动。是年，县委党校培训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408人；各公社、镇党委组织培训党员3700余人。1984年10月，钟鸣乡业余党校成立，是本县第一所乡镇业余党校。至1987年各乡镇均建起业余党校。1987年后，县委党校每年对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定期轮训，至1990年，共办班25期，轮训党员干部3200人次；学习内容有十三大文件、生产力标准、哲学纲要及十三届四、五、六中全会精神等。80年代，县委还先后开展了党风党纪教育，“争先创优”活动及实行党员“包村联户”制度。1990年1月，县委制定《关于全县各级党组织民主生活会实施细则》，使党组织民主生活走上制度化。
干部理论教育：1950年6月县委成立学习委员会。50年代，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每天学习1～2小时，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和毛泽东著作。1958年县直机关开办红专学校。1961年废红专学校而设19个学习委员会；同时各公社、镇分别成立学习委员会和学习小组计72个。1960年县委加强自身学习，成立县委学习中心组，定期学习。60年代至“文革”结束，主要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1978年6月底，在干部中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恢复。此后，干部学习的重点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及《邓小平文选》、政治经济学等。1985年县委成立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正规化学习领导小组，当年参加哲学学习的机关干部2000余人。1986年有364名干部参加省哲学统考，合格335人。1987年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习，深入学习《邓小平文选》，帮助党员、干部弄通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9年北京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平息以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讲话，学习中共十三届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促进全县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
统战工作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把开明士绅作为统战的重要对象。民国27年(1938年)2月，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派田浮净等人在无(为)铜(陵)繁(昌)边区，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民众组成无铜繁边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同年12月，新四军三支队的老五团迁驻凤凰山、丁山俞一带后，即派人分赴各乡进行抗日宣传，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动员群众建立起各种抗日组织。民国28年3月，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亲临大屋基方村，在方家祠堂召开铜南繁三县民众代表大会，三县县长和有名望的开明士绅都应邀参加。
是年秋，三支队政治部在三条冲大屋基方村召开纪念“九·一八”二周年大会，铜陵县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学校、抗日协会人士及、保甲长、民众计千余人到会。是年末，三支队政治部在罗家店金凤小学召开全县各界人士代表会，陈春圃等地方名流到会。民国31年，章啸衡等人与在日伪当翻译的谢瑞生取得联系，通过他做日伪军政人员工作，将党组织派的人安插到日伪内部，并营救出被捕的王卓、王荣、王杰、古朴、李宁(女)、严检行(女)、程式、何兰英(女)等人。日伪“自卫团”副团长张济云、伪民和乡“人民自卫队”的3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战线政策感召下，或弃甲归田，或弃暗投明。日军驻铜陵联队“报道班”成员山本，协助谢瑞生营救过何兰英；日军有2个伍长，一个叫中村，一个叫国政宪太郎，先后带枪投诚，加入抗日游击队。民国34年初，党组织领导的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安排张庆生、黄萌奎等非党人士担任科长或区长。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王士萼、陈春圃、樊义泰、朱道磁、张西园、徐锦堂、许开运、盛畏山、崔树元等人，皆曾支持中共地方组织活动，做过捐枪、捐粮、捐资、保护党组织等不少有益的工作。建国后，中共铜陵县委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团结各界人士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0～1952年共召开七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共1267人，其中士绅、文教、科技、宗教、工商、少数民族代表193名，占总代表的15.3％。1954年以后召开的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均有各界人士代表参加，共商县政大事。1957年全县列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共55人，爱国民主人士陈春圃，先后任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文革”开始后，统战工作瘫废。1975年末，统战工作渐恢复。1978年后，统战工作主要为经济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服务。统战对象主要是无党派知识分子、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宗教界人士。同时，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案进行复查、改正，迄1986年主要落实了五个方面的统战政策：落实工商业者政策。为反右派时被错误处理的150人改正了错误；对1969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定的34名资本家，重新定为劳动者的30人，保留原身份的4人；对“文革”期间扣发的工资(1500元)、查抄的财物(93件)、错改的私房(2970平方米)，全部予以清还。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凡划为右派或受到错误处理的，全部予以平反纠正，其中摘除右派帽子的306人，清理档案的365人；并清退291件查抄的财物和15人的房产，收回受株连的家属子女户口共256人。落实投诚人员政策。对起义、投诚人员被打为右派或“历史反革命”的，一律平反改正。1984年，县政府给所有起、投人员颁发了证明书，其中9人被安排适当工作，死亡的2人亲属给予抚恤，7人给予生活定补；有2人被选为人民代表，2人被安排为政协委员。1985年对散居全县各地的黄埔同学进行调查登记，推荐11人加入了黄埔军校同学会。落实宗教政策。对被划为右派或受其它错误处理的8人，分别给予平反改正。退赔僧尼个人房产50平方米，落实属于宗教团体的房产2533平方米，对11名老僧尼，从1982年起每月发给固定生活费，有3名宗教人士被选为人大代表。1983年，恢复顺安基督教堂，开展正常宗教活动。落实“三胞”政策。1982年后，对“三胞”亲属中政策未落实的问题，逐一作了妥善处理，共落实“三胞”政策42件，其中纠正冤假错案的21人，撤销错误处分的28人，恢复公职的7人，给予救济、抚恤的6人，给予安排工作的5人，退赔私房276.2平方米，计折款5879.8元。并有8人当选为市、县人大代表，10人成为市、县政协委员，本县去台人员132人中，有47人与家乡通信通汇。美籍华人章玉麒教授、曾任卫立煌部某师参谋长的加拿大籍华人廖军夫妇先后回乡探亲。
1987～1989年，本县先后落实统战政策43件。1988～1989年，先后给予82位党外人士及遗孀(包括民族宗教、台胞台属、黄埔同学、起义投诚、政协委员等)以适当的经济补助。1988～1990年先后有141位台胞回乡探亲。1989年本县成立黄埔同学会联络组。1990年又分别筹备成立基督教“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爱国运动委员会及三胞联谊会。
1982年本县列为统战对象的有142人。1986年列为统战对象的有380人。翌年，对全县280名统战管理对象和140名统战推荐对象，均进行建档设卡，并向省政协推荐1名、向市人大推荐4名，向市政协推荐6名党外人士，均当选为代表(委员)或任职。当年县政协六届145名委员中，有102人属统战对象，县人大十届代表中有16人属统战对象。县五至七届政协会议上，均有1名工商业者担任委员和1名少数民族委员当选为副主席。1979年以后，先后有8名非党知识分子担任县人大副主任、县政府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纪律检查建国初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主要是围绕整顿党风、“三反”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粮食统购统销，着重检查党员丧失立场、失密泄密、贪污腐化、强迫命令、勾结私商、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行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在“三反”运动中，共揭露党员贪污26人次，党纪处理18人(开除党籍10人，其他处分8人)，并有3人受到刑事处罚。1951～1955年，共处理党员77人，其中开除党籍7人，留党察看13人，严重警告26人，警告9人，撤职4人，其他处分18人。1956～1966年，主要是围绕整风、反右、“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等运动而开展监察工作，共处理党员725人，其中开除党籍192人，受其他处分533人。这一时期及“文革”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一批党员受到错误处理，造成冤假错案。
1961年9月县委成立平反领导小组及甄别办公室，对1957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职工进行甄别平反。共复查5195人，经过甄别，不再改变处分的1421人；应予改变原结论、恢复名誉、安排工作的2691人；应改正一部分结论的1083人。由于“左”的思想束缚，仍有部分党员未能得到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1978年县成立纠正冤假错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文革”前及“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迄1980年11月，复查“文革”前反右派、反右倾及“四清”中的案件2666件，处理1172件，其中全错全平829件，部分错部分子315件；复查“文革”中各种案件1536件，给予全错全平205件，部分错部分平323件。冤假错案平反纠正后，为45人恢复党籍，为264人恢复公职，为232人办理离、退休和给予抚恤，使建国后各个时期受错误处分的党员、职工，都得到了公正的结论。
1979～1985年，纪委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标准，开展党风党纪教育，狠刹干部住房特殊化、户口“农转非”中弄虚作假、用公款吃请、赌博、搞封建迷信、超计划生育、打架闹事等歪风，并把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农转非”户口和党员干部住房问题作为查处的重点，对不符合政策的7户、24人的“农转非”户口予以退回；对58户住房超标准的作了处理，其中5名科级干部让房，余按超标准的实际面积加收房租，让房和加收房租的住房面积共1130.6平方米。1984年以后，突出对经济案件的查处工作。是年6月县委成立打击经济领域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清帐、查物、清仓、查库等经济清查。至1985年底共揭出各类经济案件177件，结案174件，其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11人。1979～1985年，县纪委共处理违纪党员247人，其中开除党籍25人，留党察看35人，处以警告、严重警告的109人，其他处分83人。受理来信来访315件次。
1986年后，县纪委主要是协助县委抓好党风建设，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加强党风监督，查处党内违纪案件。是年初，县纪委对朱村乡高联村党支部一班人集体贪污公款3.4万余元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处理，该村党支部5名委员被全部开除党籍，并有5人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86～1990年共查处党内违纪案件136件，处分违纪党员149人，其中开除党籍6人，留党察看39人，撤销党内职务14人，党内严重警告39人，党内警告52人。县纪委1990年分别被省、市纪委授予“先进纪检组织”。
信访工作50年代，信访工作由县委办公室及县政府办公室直接受理。1960年2月成立县委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1962年县人委亦设立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1964年这两个信访办公室合并。“文革”初期，信访工作停止。1969年5月县革委会办事组下设信访小组，信访工作逐渐恢复。1976年4月信访工作归县委办公室内设的信访组受理。1980年3月废信访组而置县委、县革委会信访办公室。翌年3月改称县委、县政府信访办公室。1984年5月成立县信访领导小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立了县委常委、正副县长接待群众来访日制度及县党政领导接待处理重要疑难信访问题会议制度等。自1982年起，信访工作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一般信访问题归口处理；须向省、市、县三级报结果的信访件，由信访办公室查办或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查办，重要疑难问题，由县党政领导主持专门会议研究解决。
1969～1971年，共受理人民来信来访890件次。1972年接受来信来访639件次，其中信访部门处理241件次。1973～1977年，共接受来信来访3372件次，年均674件次，其中来信3168件，来访204次；信访部门直接处理1360件次，转各单位处理1903件次，转外地处理5件次。1978年接受来信来访3687件次，是历年接受来信来访次数最多的一年，其中来信3427件，来访260次；信访部门直接处理1404件次，转各单位处理2172件次，转外地处理11件次。1980～1985年共接受来信来访12611件次，年均2102件次，其中来信9257件，来访3354次；信访办公室直接处理2202件次，转各单位处理9551件次，转外地处理12件次。
1986年以后，接受来信来访的件次逐年下降。是年，共接受来信来访1911件次(来信1477件，来访437次)。其中申诉411件次，精简下放遗留问题29件次，检举揭发117次，户口问题113件次，人事劳资问题60件次。办理情况是：省、市、县要报结果的78个信访件，报结的73件，结案率93.6％；一般信访件的结案率为94.1％。1988年元月县委、县政府召开联席会议专题听取信访工作汇报。7月9日，县委领导人分别主持和参加信访接待会议，专题研究了11个上访老户问题。是年，县委，县政府领导直接接待来访群众20人，召开会议研究信访工作11次，解决信访疑难案件13件。1988～1990年，共接受来信来访3133件次，年均1044件次。其中来信2033件，来访1100次。办理结果是：省、市、县要报结果的89件，办结89件，结案率100％。一般信访的结案率达95％。
基层组织民国19年(1930年)11月，原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二师副师长凌霄(化名严宽)来铜陵从事建党活动。他以汀洲钱家湾一带为中心，首先发展章啸衡、沈默、郑启书等人为党员。年底成立中共汀洲党小组，凌霄任组长。民国20年初，在汀洲成立铜陵境内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铜陵特别支部(又称汀洲党支部)，凌霄任书记。铜陵特支发动农民群众同封建地主势力作斗争，在汀洲、湖城等地建立农会、妇女解放会、互济会。并建湖城涧农民赤卫队。
民国19年底，中共梅埂区委派党员沙银洲回家乡大通铁板洲，吸收占锡春等人入党，建立党小组。翌年春组织遭破坏。
民国23年4月，中共皖南工委派人到和悦洲袜厂发展党员5名，建立大通支部(又称袜厂支部)，领导码头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还担负皖南工委的长江沿线交通联络工作。翌年1月活动中止。
民国23年秋，中共党员汪其赋在家乡金榔山墈汪吸收汪辅臣、方才亮等人入党，建立党组织，属南陵党组织领导；翌年5月汪其赋被捕，组织解体。民国23年秋，上级党组织派曾一坚到铜陵，在三条冲、九榔庙、钟鸣、狮子山等地，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钟鸣、金榔山区组织，下辖狮子山党支部和九榔、水村、水龙3个党小组。翌年春党组织遭破坏。
民国23年10月，中共胥坝区委在紫沙洲成立，下建胥坝、柳洲2个党支部；中共城北区委(又称铜陵二区区委)在程柏村成立，下建汀洲、程柏村、城厢3个党支部；中共宋家宕区委在宋家宕成立，下建宋家宕、墙里罗、白果冲3个党支部。同年11月，中共朱村区委在朱村成立，下建前冲胡、龙泉2个党支部。翌年1月，中共犁桥区委在犁桥街成立，下建犁桥街支部。这5个区委均隶属中共铜(陵)繁(昌)无(为)县委。
民国23年12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太平潭家桥战斗失利后，皖南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加紧清剿中共党组织，加之铜陵中共党组织内部个别人的出卖，民国24年6月，县境所有基层中共党组织均遭国民党第八专员公署的彻底破坏。民国27年10月，中共皖南特委巡视员张伟烈来铜陵。12月初，成立中共铜陵中心区委，隶属皖南特委，下辖墩上陈、叶家洲等党支部，同月底区委撤销。同年11月，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沙洲游击大队在沙洲建立。
民国27年12月，中共铜(陵)南(陵)繁(昌)中心县委在县境建立铜陵一区、二区2个区委，下辖栖凤、石佛、三民、流潭、和平、犁桥、汀洲、紫胥、文兴、安平、羊山、仪凤、金凤、九榔、陶城、丹凤等党支部和中心支部。
民国28年4月中共铜陵县委成立后，下建铜陵一区(又称敌后区)、二区(又称敌前区)、三区3个区委；11月，组建铜陵北二区委，原二区委改为东二区委。此时，4个区委下辖土3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翌年春，增建中二区委；年底东二区委、中二区委随中共铜陵县委撤销。
民国29年6月中共铜陵敌后县委成立后，将原由中共铜陵县委所辖的铜陵一区、北二区、三区3个区划入；并撤一区委建立沙洲、西一、西二3个区委，改三区委为西三区委；翌年1月，增建铜陵敌前工委；3月，撤销北二区委建立东一、东二2个区委。其时共辖6个区委和1个工委，其中：沙洲区委辖安平、紫胥、文兴等党支部，西一区委辖栖凤、忠信、城厢等乡党组织，西二区委辖汀洲、犁桥等乡党组织，西三区委辖仪凤、天宝、羊山等乡党支部，东一区委辖民和、永丰等党支部，东二区委辖石佛、流潭等党支部，铜陵敌前工委下辖三二区委。民国30年5月，铜陵敌前工委改为铜陵敌前县委。下建中二区委、三二区委。中二区委辖铁湖嘴、叶家湖、新塘湖、羊湖、峨山、索山、顺安等党支部。三二区委辖焦家埠、城山、河西、朱村等党支部。是年11月，西三区委亦划由敌前县委领导。
民国32年3月至民国34年9月。县境建有凤心(由原西一、西二、东一、东二4个区委合并而成)、沙洲、五峰(由原西三区委改设)、顺安、凤凰5个区委，均隶属中共铜(陵)青(阳)南(陵)县委。下辖忠信、栖凤、汀洲、犁桥、石佛、流潭、民和、永丰、安平、紫胥、文沙、仪凤、羊山、伏牛、天宝、朱村、城山、新兴、丹凤、顺安、金凤、九榔、钟鸣、狮峰、陶城等乡党支部。民国34年9月下旬，中共铜青南县委奉命北辙。留下原区委书记张良仕率25名武装人员在铜陵坚持斗争。
民国34年10月，中共铜青南县委向凤心、沙洲、顺安、五峰等区派遣特派员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民国36年3月，在铜青南工委领导下，县境先后建立11个党支部。民国38年2月，中共铜陵县委下建党支部13个、党员126人。
1949年4月21日，铜陵解放。中共铜陵县委旋向各区派出干部组建区委，并在乡村和县直机关增建党支部。至10月先后建立五峰、顺安、凤凰、凤心(亦称犁桥)、沙洲、五松镇、大通镇(市)7个区委，并下辖10个机关党支部和8个乡村支部。1950年4月，增设丹凤区委，撤五松镇委而建城关区委，撤沙洲区委而分置汀洲区委和文沙区委。同年7月，为与当时行政区划相统一，改设一至九区共9个区委；1952年7月复改设大通、五峰、城关、顺安、新桥、钟鸣、犁桥、汀洲、胥坝9个区委。1954年增设铜官山(1956年8月后划归铜陵市)区委。1956年4月区级机构调整，8月后设大通、顺安、钟鸣、钟仓、胥坝5个区委和城关镇党委。1957年2月，全县撤销区级建制，建立19个乡党委和大通、城关2个镇党委，11月增设顺安镇党委。其时县委辖21个乡(镇)党委和老洲乡等6个党总支、191个党支部。
1958年9月，铜陵市、县合并。撤乡镇党委建人民公社党委。县域成立公社党委12个。翌年4月中共铜陵县委恢复后，下建3个镇、12个人民公社及县直机关党委。此后，公社体制几经分合，至1965年底，县委下辖3个镇、17个公社党委、县直机关党委、县人民武装部党委(1961年4月成立)，7个党总支，294个党支部。1966年底“文革”开始后，党的组织陷于瘫痪，组织活动停止。
1969年5月，基层党委开始恢复。年底，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下辖2个公社党委、人武部党委和筲箕崂铁矿(是年11月成立)党委。1972年恢复县直机关党委，并建化肥厂党委。1975年成立公安局党委。1977年设农机修造厂党委。1978年，置水泥厂党委，改筲箕崂铁矿(矿山管理处)党委为矿山管理局党委。1979～1983年，农机修造厂、公安局、水泥厂、矿山管理局党委相继撤销。1983年设经济委员会党委，1987年撤销。1977年7月渔业公社党总支改为党委。1979年5月复置顺安镇党委。1983年3月，废社建乡，原人民公社党委改称乡党委。1984年8月，撤渔业公社党委并入大通镇党委；9月，撤顺安乡党委并入顺安镇党委。1987年2月，撤城郊乡党委并入城关镇党委；3月，撤钟鸣乡党委建钟鸣镇党委。1990年化肥厂党委转入市磷铵厂党组织。是年，县委下辖县直机关党委、武装部党委、4个镇党委、14个乡党委，35个党总支、702个党支部，1.08万名党员。
1990年铜陵县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分布情况表
县委组织沿革：民国22年(1933年)春，原中共桐城县委宣传部长苏拓夫由皖南山区辗转至铜陵，在沈默等掩护下从事革命活动，发展了铜陵党组织。民国23年11月，中共皖南特委派王氏来铜陵，帮助成立中共铜(陵)繁(昌)无(为)县委，县委书记苏拓夫，活动范围包括胥坝、老观、汀洲、程柏、谢家垅、犁桥、宋家宕、朱村等地(现均属铜陵县管辖)。民国24年6月，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各级组织遭国民党第八专员公署破坏。
民国27年12月，新四军第三支队进驻铜(陵)南(陵)繁(昌)地区。月底，在三支队党委帮助下，成立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隶属皖南特委。县委驻铜陵燕子牧，书记张伟烈，副书记陈光。民国28年4月，撤销铜南繁中心县委，成立铜陵县委，隶属皖南特委领导。7月，铜陵县委在凤凰新屋里周家小学召开党代会，正式选举产生中共铜陵县委员会。县委驻地，先在三条冲方家祠堂附近，后迁到凤凰山新屋里。县委首任书记张伟烈。民国29年6月，中共铜陵敌后县委成立，领导敌后地区的抗日斗争，县委驻叶家洲、石里墩阮村、栖凤等地，张伟烈、朱农、张世杰先后担任县委书记，朱农并曾担任副书记。铜陵县委主要领导敌前地区的抗日斗争。同年12月，撤销铜陵县委，县委机关和主要干部随军北撤。敌前地区留下少数人坚持隐蔽斗争。其间，铜陵县委和敌后县委均隶属皖南特委。民国30年5月，成立铜陵敌前县委，直属皖南特委。县委驻铁湖嘴，县委书记先后由王卓、杨明担任。
民国32年3月，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要求，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铜陵敌前县委和敌后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铜(陵)青(阳)南(陵)县委，受皖南地委领导。县委驻舒家店、雷家湖、焦家埠等地，书记先后由张伟烈和杨明担任；副书记先后由杨明、朱农、张世杰担任。民国34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铜青南县委奉命北撤。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组织领导下，铜陵建立了地方抗日武装、各抗日群众团体及各级抗日政权，并逐步发展成为皖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33年12月，中共皖南地委、皖南支队领导机关由江北无为移驻铜陵。民国34年1月，皖南督察专员公署在铜陵成立。至此，铜陵成为皖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民国34年10月10日，在顺安庵门口肖村成立中共铜青南县委，隶属沿江中心县委，主要活动在铜陵地区，朱农任县委书记。民国35年11月，撤销铜青南县委，成立铜青南工委。机关驻茗山冲、杨西冲、涧北冲一带，活动区域包括铜陵全境，工委书记先后由陈尚和和尹彬担任。初隶沿江中心县委，民国36年3月隶黄西工委，7月改隶铜(陵)青(阳)贵(池)县委，9月改隶泾(县)青(阳)南(陵)县委。民国37年9月，铜青南工委改称中共沿江第四工委，隶属沿江工委领导。工委书记先后由徐世达和陈策担任。民国38年2月，撤销中共沿江第四工委，成立中共铜陵县委，仍隶沿江工委。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领导人民顶住了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和镇压，建立了县行政办事处和若干乡政权；同时在组织大江南北的交通联络、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情报、策应大军渡江中作出了不少贡献。
民国38年4月21日铜陵解放。22日中共铜陵县委机关迁入铜陵县城。党组织公开以前，县委对外称政治处。1950年3月县委机关公开；9月全县党组织全部公开。1949年5月22日，县委隶属中共皖南池州地委。1952年春改隶中共安庆地委。1958年9月，县委撤销，并入铜陵市。1959年4月，省委决定复置中共铜陵县委，隶属安庆地委，1965年7月改隶池州地委。1966年底，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陆续成立，县委开始受到冲击，党的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判，县委机构瘫痪，活动停止。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三一及三九五部队先后抵铜陵“支左”。1968年8月成立铜陵县革命委员会，是党政合一的权力机构。1969年9月成立铜陵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隶属中共池州地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0年12月，中共铜陵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中共铜陵县第三届委员会。1974年3月1日，县委改隶中共铜陵市委。迄今未变。
县委领导人：自民国23年(1934年)11月至1949年，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历任县委领导人均由上级组织委派；1950～1956年3月，县委领导人均由上级党组织决定任免；1956年4月，中共铜陵县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每届县委领导人一般由该届县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少数领导人因工作需要由上级党组织决定任免。县委设书记1名，副书记若干名；1959年5月，铜陵县委设立书记处，书记处设第一书记一名，书记若干名，1963年4月县委书记处撤销。自1956年首次党代会开始，增设县委常务委员会，作为县委核心领导，一直沿袭至今。
中共铜陵县委历任书记
中共铜陵县委历任副书记
县委工作机构：民国22年(1933年)至民国37年，县委一般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青年部、军事部、敌工部(站)。1949～1966年5月县委先后设有组织部(1949年6月设)、宣传部(1949年6月设)、办公室(1949年11月至1951年3月称秘书处，1951年4月至1956年5月撤销)、统战部(1951年设)、农村工作部(1954年10月设)、财贸部(1955年9月至1963年4月)、文教部(1956年设，1957年4月并入宣传部)、监察委员会(1956年5月设)、政法部(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1959年7月至1963年4月)、政法领导小组(1963年5月设)、工业交通部(1956年至1963年4月)、铜陵报社(1956年设)、县委党校(1959年7月设)、财贸政治部(1965年7月设)、来信来访办公室(1960年2月设)。1966年“文革”开始后，县委工作机构瘫痪。1968年8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下设的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取代了原县委工作机构。1970年12月，中共铜陵县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后，县革委会的办事组、政工组担负着县委工作部门的职能作用。1976年4月，党政工作机构重新分设。自此至1990年，县委先后设有办公室(1976年4月设)、组织部(1976年4月设)、宣传部(1976年4月设)、统战部(1976年4月设)、县委党校(1977年设)、政策研究室(1977年设，1986年撤销)、政法委员会(1978年至1979年为政法党组；1980年至1982年为县委政法领导小组)、来信来访办公室(1980年设)、农村工作部(1981年12月设，1984年4月撤销)、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1982年设)、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2年设)、老干部局(1983年设)、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7月设，1984年1月上升为党的独立检查机构)。建国后，为适应政治运动和专门性任务的需要，曾设置过一些临时机构；一般随任务的完成而撤销。
纪律检查委员会1950年5月，建立中共铜陵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56年5月改为中共铜陵县委监察委员会，“文革”中被取消，监察活动停止。1979年6月，重建中共铜陵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84年1月，纪委单独设置，改称中共铜陵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县级领导机构，增设党务委员会，接受中共铜陵县委和中共铜陵市纪委的双重领导。县纪委工作机构：1979～1983年，内设纪检组、审理组。1984年1月后内设办公室、纪律检查科、案件审理科、来信来访科。县纪委(监委)成员，1956年前由上级党委任免；1956年4月后，由历届县委全会选举产生，并报上级党委批准；1984年11月始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纪委(监委)领导人在1956年4月前由上级党组织任命，此后由每届纪委(监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其间，有少数领导人由上级党组织任免。
1979年6月，全县各乡镇始配专职或兼职纪检委员。1984年始，各乡镇设纪律检查员。1989年10月，全县19个基层党委设纪律检查委员会；配专兼职纪检干部37人，其中专职纪委书记15人、兼职书记4人、纪检员5人、专兼职纪检干事13人。
历届纪委(监委)书记
代表大会民国28年(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铜陵县代表大会在凤凰山新屋里(现属新桥乡)周家小学召开，出席会议代表40多人。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中共铜陵县委员会。张伟烈、张世杰、余起、张东、田文(女)、刘功成当选为县委委员并选出6人为出席皖南特委党代会的代表。县委书记张伟烈。是为铜陵党组织建立以后的首次党代会。
1956年4月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注：未与民国28年7月召开的党代会连续计算届次)，迄1990年共开7次。
第一次党代会：1956年4月26日至30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297人，列席代表55人。王辉作《关于中共铜陵县委六年来的工作总结和1956年工作任务的报告》。大会总结了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反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党的建设等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决定了《铜陵县1956年到1967年的农业生产规划(草案)》。大会号召全体党员要团结全县人民，大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紧张工作，创造性劳动，开展一个大规模农业生产运动，为实现1956年收获粮食3亿6千万斤、棉花250万斤、油料800万斤的光荣任务而奋斗。大会选举产生由16名委员组成的中共铜陵县第一届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共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4人，选举产生监察委员7人。县委一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王辉、吕捧楼、马选泽、高克全、张世根为常委，王辉为代理书记。
第二次党代会：1960年2月17日至20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307人。吕捧楼作《关于四年来工作总结和1960年工作任务的报告》。由于“左”的思想指导，大会对1958年以来开展大跃进的形势未能作出正确估价，提出要“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大会号召：铜陵全党团结一心，团结全县20万人民，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旗帜照耀下，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高歌猛进，为1960年全面大跃进和整个60年代连续大跃进而奋斗。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县委委员26人，候补委员6人；选举出席省第二次党会代表6名，候补代表1名。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刘谦益、吕捧楼、江循贵、刘华、朱须富、张世根、张歧、陈世宽、周兆英、张志清为常委，刘谦益为第一书记。
第三次党代会：1970年12月26日至29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450人。邵秀山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继续完成“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新的更大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大会肯定了“文革”，总结了开展“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以及农业学大寨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今后必须以大寨为榜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狠抓阶级斗争；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狠抓战备工作；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重新安排铜陵的河山。大会作出《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光辉哲学著作的决定》、《关于全面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决定》。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县委委员29人，候补委员4人。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邵秀山、冯玉朴、齐建华、李宝藩、韩学文、郭景孝、钱翎青、张贤能为县委常委，邵秀山任书记。
第四次党代会：1980年9月25日至29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448人，代表全县7583名党员。周本源代表上届县委作工作报告。大会是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形势下召开的。大会深入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认真总结县第三次党代会以来的经验教训，清除“左”的影响，拨乱反正。同时总结了党的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政策在本县执行情况。大会提出了全县今后三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1981年的主要计划。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真正把四化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本地优势，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结构加以改革，把束缚经济发展的政策放宽；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大会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加速全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县委委员31人，候补委员4人。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周本源、肖尚忠、吴来发、肖培成、张达厚、林世祥、查君德、徐宗督、崔厚贤为常委，周本源任书记。
第五次党代会：1984年11月6日至10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316人，占全县正式党员的3.54％。代表构成：干部占47.5％，工人、农民占38％，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13.6％，军人占0.95％。查君德代表前届县委作工作报告。史鸿宾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围绕“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和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根本任务，认真分析了全县政治和经济形势，制定了今后三年全县国民经济计划目标，提出今后三年要努力搞好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党的建设，努力实现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党风根本好转。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的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改革，为更好地开创全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大会通过民主推荐和无记名差额选举，选出第五届县委委员31人，候补委员4人；并选出县纪委委员13人。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查君德、林世祥、陶国喜、徐向东、奚仲南、汤先有、欧天文、马用杰、祝美琴为常委，查君德任书记。
第六次党代会：1987年11月12日至16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311人。查君德作县委工作报告。高明仁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总结了自五届党代会以来本县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认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农村以调整产业结构为重点的第二步改革不断深入，乡镇企业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包(承包)、责(责任制)、放(放权)、联(联合)”为重点的企业改革已先后出台，企业活力逐步增强，城乡经济呈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局面。大会提出了“七五”后三年的奋斗目标，指出要强化农业基础，突出抓好县办工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搞活流通，发展交通。大会强调要加快改革步伐，全面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快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大力推进横向经济联合；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全面完成本次大会提出的任务而努力奋斗。大会选举产生六届县委委员29人，候补委员4人；并选出县纪委委员13人。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于振启、林世祥、陶国喜、汤先有、欧天文、马用杰、吴义良为常委，于振启任书记。
第七次党代会：1990年9月13日至16日在城关召开。到会代表276人。于振启作县委工作报告。马用杰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总结了六届党代会以来县委领导全县党员和人民在经济、精神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体会，制定了今后三年的奋斗目标，完成目标的措施，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大会强调要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稳定各项经济责任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农业要进一步做好产前、产中、产后等各项服务工作，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企业要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逐步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来抓，抓好农业上台阶、工业求效益、财贸保供给，努力使农业、工业、乡镇企业在“八五”期间有新的突破；要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大会号召要抓住皖江开发开放的机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发展经济，建设铜陵，全面完成本次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努力奋斗。大会选举产生七届县委委员25人，候补委员4人；并选出县纪委委员13人。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于振启、林世祥、陶国喜、肖万民、黄传福、汤先有、马用杰、欧天文、吴义良为常委，于振启任书记。
主要工作
组织建设发展党员：民国19年(1930年)，本县始建中共基层党组织，时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秘密吸收党员。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发展对象是贫苦农民、店员、工人、常备队中出身贫苦的官兵以及经过考验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党组织注重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倡导不畏艰苦、不怕挫折、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民国28年11月，全县有党员895名。嗣后，铜陵敌前和敌后地区的党员进一步发展。民国30年元月皖南事变中，敌前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民国34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随军北撤。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大肆捕捉杀害共产党员，党的组织受到严峻考验。民国38年2月全县有党员126人。
民国38年4月21日，铜陵解放。嗣后，建党对象是机关干部和工农兵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至年底全县有党员403名。党员主要分布于县直机关和农村区级机构。50年代后，执行“积极慎重”的发展方针，至1960年2月，全县先后发展党员3740人。年底有党员4210。1964年“四清”运动中，在阶级成份好、历史和社会关系清楚、政治运动表现积极的优秀分子中培养发展党员。1965年有党员4704名。“文革”中后期，按照“吐故纳新”的提法，在工人、贫下中农和下放知识青年中突击发展党员。1976年党员增至7233名，比1965年增长65％。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坚持标准，改善结构，保证质量，慎重发展”的党员发展方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点在知识分子、中青年、生产第一线优秀的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1980年9月至1984年11月，全县共发展党员734人。1984年11月至1987年11月，共发展党员982名。1987年11月至1990年11月，共发展党员868名。1990年底党员总数为10762人。其中：当年新发展党员251人，预备党员309人，女党员1160人，少数民族党员15人。党员中，民国26年7月7日至民国34年9月2日入党的75人，民国34年9月3日至民国38年9月入党的216人，1949年10月至1966年4月入党的3464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入党的2741人，1976年11月至1990年12月入党的4266人。党员文化结构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8％，中专(高中)占17.2％，初中占28.1％，小学占35.6％，文盲占14.3％，分别比1978年上升(下降)3.7、13.6、9.7、(20.8)、(6.2)个百分点。
1949～1990年部分年份铜陵县党员基本情况表
1979年，县委组织部始在基层党组织中开展“先进党支部、先进党小组和优秀共产党员”的竞赛评比活动，表彰先进支部和优秀党员。1981年7月1日，表彰了37个先进党支部、96名优秀党员。此后这项活动年年开展。1986～19990年，本县受到省、市、县委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分别为省级2个，市级7个，县级180个；优秀党员分别为省级2人，市级108人，县级577人。1989年8月，钟鸣镇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中央组织部表彰。
1984年11月至1987年1月开展整党活动。参加整党的有22个党委、610个党支部，9436名党员。通过组织思想整顿，提高了党员素质。1989年11月始开展民主评议党员。首批参加的有6个党委、8个总支、194个支部、2823人(实有党员3129人)，经过学习动员、标准教育、民主评议、处置和总结4个阶段，于翌年1月底结束。经评议，评为合格的党员2462人(其中204人为优秀)，占参评党员数的87.20％；基本合格的330人，占11.7％；基本不合格的19名，占0.7％；不合格的12人，占0.4％。评议后，对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党员分别作了限期改正(20人)、劝退(6人)、除名(3人)、开除党籍(2人)的处理。1990年民主评党员活动在全体党员中展开。通过民主评议，增强了党员的党性。
干部选拔与管理：1953年根据中央大胆提拔干部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共提拔区级干部110名。1955年，轮流抽调干部下乡，在工作实践中考察和提拔干部。60年代初，有计划地提拔品德好、觉悟高、干劲足的优秀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文革”时期，从工人、农民、营业员中突击提拔干部，当“革命接班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选拔干部的对象主要是“能够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大公无私，坚持党性，有革命事业心，能胜任工作又有业务专长的中青年干部”。1980年10月至1984年10月，共提拔中青年干部(包括科技干部)336人。1984年机构改革，按照“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选拔一批党员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新当选的9名县委常委，平均年龄由原49.1岁降到43岁；具有大学、高中文化程度的7人，占常委总数的77.7％。县委、政府所属部、委、办、局领导班子成员由原159人减少到110人，平均年龄由49岁降至43.4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36人，高中(专)44人。乡镇党委书记的平均年龄43.1岁。同年9月，县委组织部提出抓紧第三梯队建设意见，建立有稳定常数的后备干部，并规定以后提拔干部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从后备干部中挑选。1990年县委提出选配干部以“四化”为方针，坚持把革命化放在首位，认真考核其政治立场，思想品质，领导才能和工作实绩。
50年代，县委组织部门管理全县党员干部(正科级以上由地委组织部管理)。60年代后，县委管科级干部；组织部管理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大队长，党群口全体干部及其它单位股级干部。1984年7月后，县委对干部管理权限作了调整：县委管理全县正副区级干部和基层党委、党组班子。县委组织部除协助县委管理正副区级干部外，并配合有关部门管理全县跨系统、部门调配的股级干部；县直机关股级以下干部均由各主管部门党组管理；乡镇党委负责管理本乡、镇股级以下干部。
宣传教育宣传队伍：1950年全县吸收宣传员1326名，1952年发展至2888名。1954年建立党的报告员制度，有报告员40人。是年对宣传员队伍进行整顿，注重提高其素质，数量减为1312人。1962年有报告员200余名，宣传员2000余名。是年，为开展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织200名党的报告员、750名宣传员，分赴全县173个大队，举行报告会481次，受教育者9.85万人，占全县成年人80％以上。1964年有报告员265名。“文革”期间，宣传队伍解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宣传队伍逐步恢复。1981年有宣传员200名。翌年1月，县委决定恢复党的报告员制度，确定第一批聘请人员是：县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党员领导成员，部、委、办、室的负责人，各局的主要负责人，各公社、镇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计126人。1985年，对报告员、宣．传员进行调整，重新聘请了39名报告员，26名宣传员，102名党课教员。1990年全县有报告员58名，宣传员194名，党课教员316名。
宣传活动：建国后，县委宣传工作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的，旨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团结、教育、鼓舞人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建国41年来开展较大的宣传活动有：土地改革运动的宣传；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贯彻婚姻法、宪法的宣传；互助合作运动的宣传；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宣传；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宣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宣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宣传；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宣传；征兵的宣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宣传；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至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宣传；新时期总任务的宣传；计划生育宣传；民主和法制宣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宣传。
党员教育：1950年举办首次党员培训班，受训党员179名。1952年至翌年，成立整建党工作队，配专职人员对全县党员进行轮训。1955年，县委置党训班，培训一批支部教员；同时决定全县支部教育转入正常化，建立健全三会(支部会、支委会、小组生活会)一课(上党课)制度。1959年置铜陵县委党校，重点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经常性的党员教育由宣传部、组织部及县直党委负责。1962年县委党校对支部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培训；翌年又培训支部教员146名，并由他们定期到农村给党员上党课。“文革”期间，党员教育中断。1978年后，党员教育恢复，至1981年全县累计培训党员6800余人次。1982年县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开展以“增强党性、端正党风、严守党纪”为主要内容的党员教育活动。是年，县委党校培训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408人；各公社、镇党委组织培训党员3700余人。1984年10月，钟鸣乡业余党校成立，是本县第一所乡镇业余党校。至1987年各乡镇均建起业余党校。1987年后，县委党校每年对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定期轮训，至1990年，共办班25期，轮训党员干部3200人次；学习内容有十三大文件、生产力标准、哲学纲要及十三届四、五、六中全会精神等。80年代，县委还先后开展了党风党纪教育，“争先创优”活动及实行党员“包村联户”制度。1990年1月，县委制定《关于全县各级党组织民主生活会实施细则》，使党组织民主生活走上制度化。
干部理论教育：1950年6月县委成立学习委员会。50年代，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每天学习1～2小时，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和毛泽东著作。1958年县直机关开办红专学校。1961年废红专学校而设19个学习委员会；同时各公社、镇分别成立学习委员会和学习小组计72个。1960年县委加强自身学习，成立县委学习中心组，定期学习。60年代至“文革”结束，主要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1978年6月底，在干部中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恢复。此后，干部学习的重点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及《邓小平文选》、政治经济学等。1985年县委成立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正规化学习领导小组，当年参加哲学学习的机关干部2000余人。1986年有364名干部参加省哲学统考，合格335人。1987年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习，深入学习《邓小平文选》，帮助党员、干部弄通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9年北京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平息以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讲话，学习中共十三届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促进全县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
统战工作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把开明士绅作为统战的重要对象。民国27年(1938年)2月，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派田浮净等人在无(为)铜(陵)繁(昌)边区，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民众组成无铜繁边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同年12月，新四军三支队的老五团迁驻凤凰山、丁山俞一带后，即派人分赴各乡进行抗日宣传，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动员群众建立起各种抗日组织。民国28年3月，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亲临大屋基方村，在方家祠堂召开铜南繁三县民众代表大会，三县县长和有名望的开明士绅都应邀参加。
是年秋，三支队政治部在三条冲大屋基方村召开纪念“九·一八”二周年大会，铜陵县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学校、抗日协会人士及、保甲长、民众计千余人到会。是年末，三支队政治部在罗家店金凤小学召开全县各界人士代表会，陈春圃等地方名流到会。民国31年，章啸衡等人与在日伪当翻译的谢瑞生取得联系，通过他做日伪军政人员工作，将党组织派的人安插到日伪内部，并营救出被捕的王卓、王荣、王杰、古朴、李宁(女)、严检行(女)、程式、何兰英(女)等人。日伪“自卫团”副团长张济云、伪民和乡“人民自卫队”的3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战线政策感召下，或弃甲归田，或弃暗投明。日军驻铜陵联队“报道班”成员山本，协助谢瑞生营救过何兰英；日军有2个伍长，一个叫中村，一个叫国政宪太郎，先后带枪投诚，加入抗日游击队。民国34年初，党组织领导的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安排张庆生、黄萌奎等非党人士担任科长或区长。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王士萼、陈春圃、樊义泰、朱道磁、张西园、徐锦堂、许开运、盛畏山、崔树元等人，皆曾支持中共地方组织活动，做过捐枪、捐粮、捐资、保护党组织等不少有益的工作。建国后，中共铜陵县委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团结各界人士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0～1952年共召开七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共1267人，其中士绅、文教、科技、宗教、工商、少数民族代表193名，占总代表的15.3％。1954年以后召开的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均有各界人士代表参加，共商县政大事。1957年全县列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共55人，爱国民主人士陈春圃，先后任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文革”开始后，统战工作瘫废。1975年末，统战工作渐恢复。1978年后，统战工作主要为经济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服务。统战对象主要是无党派知识分子、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宗教界人士。同时，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案进行复查、改正，迄1986年主要落实了五个方面的统战政策：落实工商业者政策。为反右派时被错误处理的150人改正了错误；对1969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定的34名资本家，重新定为劳动者的30人，保留原身份的4人；对“文革”期间扣发的工资(1500元)、查抄的财物(93件)、错改的私房(2970平方米)，全部予以清还。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凡划为右派或受到错误处理的，全部予以平反纠正，其中摘除右派帽子的306人，清理档案的365人；并清退291件查抄的财物和15人的房产，收回受株连的家属子女户口共256人。落实投诚人员政策。对起义、投诚人员被打为右派或“历史反革命”的，一律平反改正。1984年，县政府给所有起、投人员颁发了证明书，其中9人被安排适当工作，死亡的2人亲属给予抚恤，7人给予生活定补；有2人被选为人民代表，2人被安排为政协委员。1985年对散居全县各地的黄埔同学进行调查登记，推荐11人加入了黄埔军校同学会。落实宗教政策。对被划为右派或受其它错误处理的8人，分别给予平反改正。退赔僧尼个人房产50平方米，落实属于宗教团体的房产2533平方米，对11名老僧尼，从1982年起每月发给固定生活费，有3名宗教人士被选为人大代表。1983年，恢复顺安基督教堂，开展正常宗教活动。落实“三胞”政策。1982年后，对“三胞”亲属中政策未落实的问题，逐一作了妥善处理，共落实“三胞”政策42件，其中纠正冤假错案的21人，撤销错误处分的28人，恢复公职的7人，给予救济、抚恤的6人，给予安排工作的5人，退赔私房276.2平方米，计折款5879.8元。并有8人当选为市、县人大代表，10人成为市、县政协委员，本县去台人员132人中，有47人与家乡通信通汇。美籍华人章玉麒教授、曾任卫立煌部某师参谋长的加拿大籍华人廖军夫妇先后回乡探亲。
1987～1989年，本县先后落实统战政策43件。1988～1989年，先后给予82位党外人士及遗孀(包括民族宗教、台胞台属、黄埔同学、起义投诚、政协委员等)以适当的经济补助。1988～1990年先后有141位台胞回乡探亲。1989年本县成立黄埔同学会联络组。1990年又分别筹备成立基督教“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爱国运动委员会及三胞联谊会。
1982年本县列为统战对象的有142人。1986年列为统战对象的有380人。翌年，对全县280名统战管理对象和140名统战推荐对象，均进行建档设卡，并向省政协推荐1名、向市人大推荐4名，向市政协推荐6名党外人士，均当选为代表(委员)或任职。当年县政协六届145名委员中，有102人属统战对象，县人大十届代表中有16人属统战对象。县五至七届政协会议上，均有1名工商业者担任委员和1名少数民族委员当选为副主席。1979年以后，先后有8名非党知识分子担任县人大副主任、县政府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纪律检查建国初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主要是围绕整顿党风、“三反”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粮食统购统销，着重检查党员丧失立场、失密泄密、贪污腐化、强迫命令、勾结私商、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行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在“三反”运动中，共揭露党员贪污26人次，党纪处理18人(开除党籍10人，其他处分8人)，并有3人受到刑事处罚。1951～1955年，共处理党员77人，其中开除党籍7人，留党察看13人，严重警告26人，警告9人，撤职4人，其他处分18人。1956～1966年，主要是围绕整风、反右、“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等运动而开展监察工作，共处理党员725人，其中开除党籍192人，受其他处分533人。这一时期及“文革”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一批党员受到错误处理，造成冤假错案。
1961年9月县委成立平反领导小组及甄别办公室，对1957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职工进行甄别平反。共复查5195人，经过甄别，不再改变处分的1421人；应予改变原结论、恢复名誉、安排工作的2691人；应改正一部分结论的1083人。由于“左”的思想束缚，仍有部分党员未能得到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1978年县成立纠正冤假错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文革”前及“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迄1980年11月，复查“文革”前反右派、反右倾及“四清”中的案件2666件，处理1172件，其中全错全平829件，部分错部分子315件；复查“文革”中各种案件1536件，给予全错全平205件，部分错部分平323件。冤假错案平反纠正后，为45人恢复党籍，为264人恢复公职，为232人办理离、退休和给予抚恤，使建国后各个时期受错误处分的党员、职工，都得到了公正的结论。
1979～1985年，纪委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标准，开展党风党纪教育，狠刹干部住房特殊化、户口“农转非”中弄虚作假、用公款吃请、赌博、搞封建迷信、超计划生育、打架闹事等歪风，并把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农转非”户口和党员干部住房问题作为查处的重点，对不符合政策的7户、24人的“农转非”户口予以退回；对58户住房超标准的作了处理，其中5名科级干部让房，余按超标准的实际面积加收房租，让房和加收房租的住房面积共1130.6平方米。1984年以后，突出对经济案件的查处工作。是年6月县委成立打击经济领域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清帐、查物、清仓、查库等经济清查。至1985年底共揭出各类经济案件177件，结案174件，其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11人。1979～1985年，县纪委共处理违纪党员247人，其中开除党籍25人，留党察看35人，处以警告、严重警告的109人，其他处分83人。受理来信来访315件次。
1986年后，县纪委主要是协助县委抓好党风建设，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加强党风监督，查处党内违纪案件。是年初，县纪委对朱村乡高联村党支部一班人集体贪污公款3.4万余元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处理，该村党支部5名委员被全部开除党籍，并有5人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86～1990年共查处党内违纪案件136件，处分违纪党员149人，其中开除党籍6人，留党察看39人，撤销党内职务14人，党内严重警告39人，党内警告52人。县纪委1990年分别被省、市纪委授予“先进纪检组织”。
信访工作50年代，信访工作由县委办公室及县政府办公室直接受理。1960年2月成立县委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1962年县人委亦设立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1964年这两个信访办公室合并。“文革”初期，信访工作停止。1969年5月县革委会办事组下设信访小组，信访工作逐渐恢复。1976年4月信访工作归县委办公室内设的信访组受理。1980年3月废信访组而置县委、县革委会信访办公室。翌年3月改称县委、县政府信访办公室。1984年5月成立县信访领导小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立了县委常委、正副县长接待群众来访日制度及县党政领导接待处理重要疑难信访问题会议制度等。自1982年起，信访工作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一般信访问题归口处理；须向省、市、县三级报结果的信访件，由信访办公室查办或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查办，重要疑难问题，由县党政领导主持专门会议研究解决。
1969～1971年，共受理人民来信来访890件次。1972年接受来信来访639件次，其中信访部门处理241件次。1973～1977年，共接受来信来访3372件次，年均674件次，其中来信3168件，来访204次；信访部门直接处理1360件次，转各单位处理1903件次，转外地处理5件次。1978年接受来信来访3687件次，是历年接受来信来访次数最多的一年，其中来信3427件，来访260次；信访部门直接处理1404件次，转各单位处理2172件次，转外地处理11件次。1980～1985年共接受来信来访12611件次，年均2102件次，其中来信9257件，来访3354次；信访办公室直接处理2202件次，转各单位处理9551件次，转外地处理12件次。
1986年以后，接受来信来访的件次逐年下降。是年，共接受来信来访1911件次(来信1477件，来访437次)。其中申诉411件次，精简下放遗留问题29件次，检举揭发117次，户口问题113件次，人事劳资问题60件次。办理情况是：省、市、县要报结果的78个信访件，报结的73件，结案率93.6％；一般信访件的结案率为94.1％。1988年元月县委、县政府召开联席会议专题听取信访工作汇报。7月9日，县委领导人分别主持和参加信访接待会议，专题研究了11个上访老户问题。是年，县委，县政府领导直接接待来访群众20人，召开会议研究信访工作11次，解决信访疑难案件13件。1988～1990年，共接受来信来访3133件次，年均1044件次。其中来信2033件，来访1100次。办理结果是：省、市、县要报结果的89件，办结89件，结案率100％。一般信访的结案率达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