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缘

明、清以来，九华山部分僧人有外出化缘的传统。一般是开春外出，一个和尚带一个脚夫(随行)，挑着担子，一头装地藏菩萨铜像和化缘簿，一头装着九华山土特产品，如黄精、冰姜、筷子、饭筒等。每到一村，担子放在宗祠前，先拜有威望的族长和士绅，送上一些礼品，再由族长或士绅带领走村串户，登记化缘。有钱的当时交钱，多少不限；无钱的在化缘簿上登记稻谷数，下半年折钱送到寺庙或由和尚下山收取。清末至民国期间，九华山外出化缘的主要是通慧庵、九莲庵、大厦庵、旃檀林、龙庵、立庵、长生庵等12所寺庙的和尚，一般都到外县、外省，很少在九华山附近化缘。每个寺庙年化缘收入相当于200至300担稻谷钱，全山化缘年收入可达1000至2000担稻谷钱。百岁宫等“四大丛林”逐步形成了固定施主，施主和寺庙关系密切，他们经常接济寺庙。如百岁宫施主是江苏高淳县和上海几家富户；东崖寺施主为广东的朱姓大户；祇园寺施主是安徽郎溪的大户，后为上海的一些富户；甘露寺施主在江西。其它一些寺庙也有固定的施主，每年派和尚到施主辖地化缘，承办香会活动。建国后，九华山寺庙基本上停止了化缘活动。

二、结缘

以个人名义向僧尼赠送钱物、接济僧尼叫结缘。九华山结缘活动始于明代，清代至民国期间颇为盛行，建国后仍沿袭未变。

1935年，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朝九华山，做了一堂“千僧斋”，为全山僧尼每个结缘1双力士鞋、一件衣料、2元银币，共结缘力士鞋1000双、衣料1000余件，银币2000元。

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来九华，结缘人民币300元，平均每个僧尼1元。

1978年，海灯法师朝山，结缘人民币600元，平均每人2元。

1981年，四川昭觉寺清定法师朝山，结缘人民币1000元，平均每个僧尼2元。

1987年，新加坡大雄法师朝山，结缘人民币8000元，平均每个僧尼20元。

1987年，香港永联银行贸易有限公司闻汝根向九华山佛教协会捐黄金5两。

1979至1987年，外地来九华山结缘200余人次，共接济人民币10万余元。

三、功德

在九华山寺院经济中，功德钱仅次于香火钱，是一项重要收入。据旧志和碑记资料，九华山历代寺庙，除少量朝廷赐银和官助修复外，大多数是利用功德钱修建的。寺庙内的大型钟、鼎、鼓、磬等法器，也是信士捐献或是用功德钱购置的。九华山的功德活动，以清代和民国时期最盛，现存的60多块“功德碑”，记载了昔日数以万计信士的“功德芳名”。比较有名的有：

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修化城寺，15家信士捐助铜币九十八万七千文。嘉庆五年(1800)修化城寺，“姜姓公堂”138人共捐助银389两。光绪十五年至十七年，为修建化城寺，贵池信士刘含芳捐银7500两，并经手募缘的钱币共达16300余缗(1缗为古币1千文)。光绪七年、二十九年两次修复百岁宫，共有79人助田49亩，捐平银4802两，大洋600元，捐银元5884元。宣统三年(1911)，修缮肉身殿，信士589名共捐大洋1519元。

建国后，九华山功德活动一度停止。1979年对外开放后，功德活动逐步恢复，并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从1979至1987年，海内外高僧大德、居士以及本山僧尼，纷纷为九华山佛教做功德。据不完全统计，现金和实物折款共达300余万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海外爱国华侨、宗教界知名人士，通过各种形式，为九华山做功德的达80人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200万元。其中，香港宝莲寺圣一法师为九华山修佛像捐金铂10万张(每张约合人民币1元)，捐款20万元；世界僧伽协会副主席、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和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会长广洽法师，于1984年至九华山，捐助修寺款7万元；新加坡维坚法师捐助九华山佛教协会日产空调旅行车一辆，金铂约55万张。

(二)1985年下半年，九华山佛教协会决定修复十王殿，张榜告示：公开募建。从1985年底至1987年底，有国内外各界人士 4000人捐助，计募功德款约20万元。其中有现在台湾的居士李效廉等，二人认捐8万元。

(三)本山僧尼做功德，1979至1987年为修寺、修路、救灾等捐款约30万元。其中，1983年南陵、宣城一带遭受特大水灾，九华山僧尼捐款5000元，赠衣物152件；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九华山僧尼又捐款3689元。释应观于1984年捐资9000元维修百岁宫至回香阁石级路；1985至1986年，又捐款67000元，修复百岁宫佛像67尊。晓悟法师于1987年为九华山学校购图书捐款5000元，为肉身殿绿化捐款2000元。尼常洁从1984至 1986年将积蓄多年的6万余元，用于修复百子堂(今为净洁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