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纸币
一、北洋政府时期纸币 〔中国银行兑换券〕 中国银行于民国元年（1912年）由大清银行改组成立，政府特许发行纸币。民国3年该行即在安徽分设机构，发行纸币。第一版钞票利用原“大清银行兑换券”（有李鸿章像）加盖“中国银行”行名，随后即发行有黄帝像的“中国银行兑换券”。该行初期票券种类繁多，主币有兑换券、国币券，辅币有小银元券、铜元券等，大多印有地名。中国银行的发行制度是集中准备，分散发行，即采用各分支行、庄领用地名券的方法发行。全国分5大发行区，安徽、江苏、浙江为第一区，主要发行沪券（即“上海”地名券）。民国3年《安徽公报》记载：“据安庆中国银行称，本年一月来皖开办，经营半载，信用备著，亟应发行纸币，以利周转而便商民。兹已领到兑换券2万元，币面加盖‘皖’字红戳，借资识别，于10月1日发行。”该券有1、5、10元3种，以后又多次续领。民国9年安徽省长公署训令：“据中国银行函称，本年7月1日起，换发一种‘安徽’地名新钞票，并随将旧钞票（‘皖’字票）收回销毁”。中国银行“安徽”地名券留存下来的极少，已见者如下表： 中国银行安徽地名券一览表  说明：另有20、50、100元“安徽地名券”。 〔交通银行兑换券〕 交通银行于辛亥革命后获准继续营业，是北洋政府特许发行纸币的国家银行。该行民国3年（1914年）正式在安徽分设机构，曾发展到3个支行6个处所。发行的兑换券有银两券、大银元券及国币券、小银元券、铜元券等，各有多种版别。北洋政府时期以地名券为主，“安徽”地名券有民国3年版的大银元券1、5、10元和民国13年版大银元券5、10元券，数量较少。民国3年版大银元券10元券，正面为火车，背面为银行大厦，紫色，票幅为83×140毫米，“安徽”地名印于正面下方。 北洋政府时期，安徽城乡流通的纸币主要是中国、交通两行的兑换券。两行兑换券的流通主要是通过埠际往来，特别是皖与沪、宁之间的金融贸易往来和各行在安徽分设机构的业务经营，以及地方军政当局借款和行庄领用地名券、暗记券等办法组织发行。 〔中央银行兑换券〕 民国13年8月在广州设立的中央银行，发行民国12年版银元兑换券（正面为孙中山像）和民国15年版通用大洋券（正面为孙中山像）、临时流通券（主景为轮船、帆船、亭等）。该行未在安徽分设机构，但其发行的钞券曾随北伐军流入安徽。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军用票〕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初，财政部担保发行军用钞票，以济军需。在安徽流通的主要有两种：“中华民国军用钞票”和“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两种军用票均为民国元年9月发行，有1元、5元两种面额。横式，背面为英文，共发行495万余元。民国初期和“二次革命”时通用，信誉甚好，在安徽芜湖、安庆等地有流通。其后财政部委托中国银行收回销毁。与此同时，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为应付军费困难，曾发行陆军部“军事用票”，有1元、5元两种。此票安徽亦有少量流通。 〔北伐时期军用票〕 民国15年8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为解决军饷，将广州中央银行券加盖“湘赣桂通用券”、“湘赣桂三省通用券”、“鄂湘赣三省通用大洋券”等字样，作军费流通。面额有1、5、10、100元4种。同年10月，又发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券”，有1、2角和1、5元4种。以上四种军用票，北伐军在攻占安庆时，曾持票在市场购物，中国银行安庆办事处曾收回20328元。民国16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原军用纸币不再兑现。 〔芜湖军政分府军用票〕 辛亥革命起义成功后，安徽于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八日宣布独立，十一月九日成立“芜湖军政分府”，发行“皖芜军政分府理财部军用钞票”2万张，以资周转。民国元年8月该票由安徽中华银行纸币替代并收回。仅见1元券一种，石印版，横式，仿南京军用票，正面印有“凭票即付”、“执此为照”和“中华民国元年月日”，“只认票不认人”等字样；背面为英文。 〔安徽中华银行兑换券〕 民国元年6月15日，安徽军政府将原裕皖官钱局改组为“安徽中华银行”。自3月开始，该行先后发行银元券和铜元串票60万元。银元券有1元、5元两种，票面为横式。1元券，正面为安庆振风塔，上额印“安徽中华银行”6个字，并有“皖军都督柏文蔚印”；背面为地球和雄狮图案，并有交叉的铁血十八星旗，上有英文“军用票”等字样。另有加盖黑色“淮北”、“狱”等字样的票券。该票以发放军饷为主要投放渠道，在省内流通。初期流通不畅，都督柏文蔚于民国元年9月通电各县及各关卡，对该票一律照收报解，并令财政司通饬各属：“经收赋税厘金等款，一律解交该行点收，以昭信用”。民国2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该行遗留市面的兑换券经安徽军政当局发行40万元地方公债券收回。并筹措款项委托安庆中国银行分4年8期兑付公债本息。 〔安徽省银号票〕 民国14年设在蚌埠的北洋政府安徽省军政当局，曾以“安徽省银号”名义印行5元和10元钞票两种。该票横式，正面上端横书“安徽省银号”，中间为面值，两侧椭圆形框内印有工厂、轮船和火车、飞机图案，两边有“厘税丁漕，一律通用”字样，下书“中华民国十四年印”；背面上为英文行名，下为英文“可用于完粮纳税”字样，主景为石桥风景图。 〔商业银行票券〕 民国时期，安徽没有具有发行权的商业银行，但外省和全国有发行权的商业银行兑换券很早就有流入，与国家银行券并行流通。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四明银行的兑换券，是民国前期在安徽流通最广的5家商业银行钞票，流通面几乎遍及全省各县。民国3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借币制改革之机，大量发行铜元票，加印各地地名，与铜元等值流通。此票，民国4年至12年由中国、交通两行代发行，流通于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各省，“安徽”地名券仅发现有民国4年的40枚和100枚铜元券。与此同时，在皖北、皖东、皖西部分地区还分别流通过以下几种票券：殖边（有安徽地名券）、金城、中国垦业、盐业、大中、农商、北洋保商、边业等商业银行券。 〔邻省地方银行票券〕安徽邻省的地方银行票券以江苏、江西、河南3省较多，浙、鲁、鄂较少。江苏银行、江苏财政司、徐州平市官钱局都在淮河沿岸和淮北地区推行其银元票及铜元票。皖南及皖西南等县，先后有江西银行、赣省银行的铜元票、银元票及辅币券流通。豫皖交界的阜阳、亳州和砀山地区，在民国初年先后流通河南银行、河南省银行的纸币。浙江、山东、湖北3省的地方银行纸币，在与安徽交界地区也都有流通。 二、国民政府时期纸币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兑换券〕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准许中国、交通两行兑换券继续发行，又于民国17年11月在上海重新成立中央银行，并以《中央银行法》规定其享有发行纸币、铸造硬币等特权。民国22年4月新成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民国24年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也享有发行纸币的特权。这4家银行均通过其在安徽的分支机构推行其兑换券。中央银行依靠政府颁布的金融法规，使其兑换券发行量迅速增长。芜湖、蚌埠两分行，民国21～23年月平均发行5～8万元，旺季15～18万元；民国24～25年月平均80～100万元，旺季200～250万元。安庆分行民国23年月平均发行10万元左右，民国25年增至40万元。中央银行发行的民国17年、19年和24年版银元兑换券，主币由1、5、10元扩大到50、100元，辅币有1角、2角、2角5分、5角及铜元券10、20、50枚。中国农民银行同样依靠政府强制并通过军队用款扩大发行。四省农民银行一开业，即推出早已印制好的1、2角辅币和用“湖北省银行券”改制的1、5、10元银元兑换券。安徽省政府为此发布训令并附布告：“无论何地何业，一律通用，不得抑勒拒绝，妨害信用”。该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后，上项兑换券仍旧行用，并大量发行24年版的1、2角和1、5、10元新钞券，首次发行额即达2300万元。芜湖、安庆、六安3个行在民国24年上期共发行913456元，其中军队用款占65％。 〔法币、关金券、金圆券〕 民国24年11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15日公布《兑换法币办法》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一系列法规。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的钞票为“法币”（三个月后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钞票），一切公私收付均用法币，并不再兑付银元；曾核准发行的商业银行钞票逐渐以中央银行法币换回；凡公私单位或个人持有银元或生金银者，就近换取法币。实行“法币政策”使国民政府加强了货币发行的垄断，把发行权集中于中、中、交、农4家由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银行。民国24年底，中、中、交3行达成推行领用券协定：中国、交通两行以银铺钱庄领用暗记券为主，六成现金、四成证券准备；中央银行以商业银行、地方银行为主，四成现金、六成证券准备。中央银行蚌埠分行在协定前有钱庄领用暗记券85万元；芜湖分行在协定后与安徽地方银行订立合同暗记券500万元，民国25年2月至26年6月，共分17次领用主币券450万元、辅币券50万元。 民国31年（1942年）2月，中央银行将民国20年发行的一种专供交纳海关关税之用的兑换券——“关金券”投放市场，按关金与法币1∶20的比价并行流通。 民国31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法币“统一发行办法”，自7月1日起取消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权，由中央银行独家发行法币。 由于法币贬值，通货膨胀，民国31年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币制改革”，8月19日起以金圆券1∶300万元收回法币。中央银行分拨代兑基金，8月23日至12月底为收兑期。安徽省银行统领10万金券，按甲、乙、丙三等划拨到各县行，甲等县2000元，乙等县1000元，丙等县500元。以芜、蚌、合三央行划分收兑范围，集中收缴法币和金银。 南京政府通过推行法币和金圆券进行两次金银大搜刮，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安徽人民也深受其害。推行法币时收兑比价：法币与银元1∶1，白银每两1．2元，收取3‰手续费。民国24年4月至26年6月，中央银行在安徽集中收兑银元523．92万枚，白银25万两；抗战期间，在皖西和皖南未沦陷的31个县又收兑银元567万枚（每枚1．25～2．45元），白银14293．9两（每两1．5～2．8元），黄金4700两（每两340～400元），铜币18690公斤（约460万枚）。抗战后自民国36年1月至37年6月，收兑黄金3200两，银元25000枚。改行金圆券，又进行强制性收兑，规定1∶300万收兑法币，黄金每两200元，白银每两3元，银元每枚2元。民国37年8月23日至12月底在安徽共收进法币19741．97亿元（含关金券）。抗战期间，安徽属战事频繁地区，法币投放多，失去信誉，市面重新恢复银元、铜元流通。推行金圆券时，安徽当局执行国民政府“8·19限价”命令，但这种命令对乡村市场无效，物价继续猛涨，至解放前夕5000元的大钞都已失去流通价值，商贸交易多用银元、铜元，甚至出现物物交换状态。 〔国家银行小额本票〕 民国31年秋，因受日军封锁，皖南地区货币奇缺。为安定地方金融，8月到10月经皖南行政当局核准，由中国银行屯溪支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屯溪办事处印行小额本票300万元（每行150万元），有1、5、10、20元4种，在屯溪、体宁、歙县、祁门等10县与法币等值流通，次年2月至5月陆续由该两行以法币收回。民国34年抗战结束，中央银行统一印制二千、五千、一万、二万、三万、四万元6种面额的本票，投放苏、浙、皖省收复区市场。安徽水陆交通线的主要城镇都曾有流通。民国38年2月，芜湖在即将解放之前发生钞荒（大额钞票不足）。中央银行芜湖分行印行五千、一万、五万、十万元4种金元券本票，由芜湖县行政当局布告责令在芜湖地区与金元券同值行使。 〔安徽地方银行纸币〕 安徽地方银行成立于民国25年1月，民国35年12月改组为“安徽省银行”。该行在抗战爆发前后的三年多时间里获准印行纸币1250万元，发行期短，以辅币为主。民国26年2月，以“调剂金融，肃清私票”为由，呈准印行辅币券250万元，其中1角券70万元、2角券80万元、5角券100万元。民国28年5月，以“收回破烂辅币，节省法币流通”为由，呈准印行辅币券250万元，其中1分券2万元、5分券18万元、1角和2角券各40万元、5角券150万元。民国28年9月，又以“抵制敌伪以法币套取外汇”为由，呈准印行纸币750万元。其中，1角和2角券各40万元，5角券150万元（均与5月印行的角币同版），1分券2万元，5分券18万元（与5月的分券同版，仅签名有改变）；同时印行主币1元券500万元，分两版；一版冠字“A”为100万元；另一版冠字“B”、“C”、“D”、“E”各100万元（背签名不同）。 安徽地方银行印行的上述3批票券，第一批在省内广泛流通，后两批主要流通于立煌（今金寨县）、六安、霍山和屯溪、歙县、祁门等未沦陷区。 安徽地方银行成立之初没有发行权，主要是领用中央银行暗记券。民国25年初该行成立伊始，即与中央银行订立领用5元券500万元的合同，后来实际领用340．85万元，在中央银行的票面上加印一个微小的“铝”字，作为皖省暗记，尔后发行。 民国28年春，安徽地方银行在第二批辅币券未印竣前，因前后方被日伪阻隔，省政府财政困难，曾委托省印刷局印制定额本票200万元，其中1元券50万元、5元券50万元、10元券100万元。1元、5元券当年上期发行，10元券在民国30年下期发行。民国31年，又续发二千、五千元和一、二、三、四万元共6种面额的定额本票，均在省内流通。 安徽地方银行纸币版别表  附：日伪货币 民国26年（1937年）底日军侵占安徽，至民国34年8月日本投降，安徽境内的沦陷区曾被强制行用日伪票券。其票券种类有： 一、日本军用手票 以日本银行名义印行专供侵华日军使用的钞票（简称“日军票”）。民国27年（1938年）11月发行，主要在华中、华南沦陷地区流通。面额有半钱、1钱、5钱、10钱、50钱和1、5、10元等，民国32年4月1日停止发行，由伪“中储券”代替。 二、华兴银行券 是伪“维新政府”与日本银团联合组建的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钞票（简称“华兴券”）。民国28年5月发行，流通于华东与华中沦陷地区。面额有1、2角和1、5、10元等，民国29年还铸有1分铜币和5、10、20分镍币，流通很少。民国30年1月停止发行，被“中储券”取代。共发行565．5万元。 三、中央储备银行券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钞票（简称“中储券”）。民国30年1月发行，流通于沪宁、沪杭铁路沿线和华中、华南沦陷区。面额有1、5分，1、2、5角和1、5、10、50、100、200、500、1000元等，至日本投降前还发行5000元、10000元巨钞。发行总额达46618．47亿元。 淮北地区原属伪“华北临时政府”管辖，曾流通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简称“联银券”）以及日军带来的日元、朝鲜银行券（俗称“老头票”），民国31年划归汪伪政权管辖后被“中储券”取代。安庆、芜湖、合肥市面还流通过少量“台湾银行”券。 八年抗战时期，安徽沦陷区内除流通上述日伪货币外，国民政府的法币、尤其是中国、交通银行券和安徽地方银行券照旧行用，并杂以银元、铜元。 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伪对法币不加禁阻，任其流通。当时，法币为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华兴券”在1年零8个月中仅发行500余万元，而实际流通只有200余万元；“日军票”只占整个市场货币流通量的1～2％。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扶植汪伪政权在南京建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为使“中储券”站住脚，也为了利用法币套取外汇和到未沦陷区抢购物资，这一时期日伪采取利用法币为主的策略，不论是“华兴券”还是“中储券”都以法币为基础，以1∶1比率并行流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安徽沦陷区开始禁用法币。民国31年3月6日，日本政府公布《华中通货暂行处理纲要》，把法币作为敌对货币，逐步加以限制。先是法币存款不予计息，继又停止法币与“中储券”等值交换，5月27日汪伪政府正式下令禁止法币流通并组织强行收兑。 日伪大量发行伪币和收兑法币，一是掠夺中国的金银；二是大量套取中国外汇；三是向非占领区抢购战略物资，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日本侵略者将中储行收兑的大批法币拨给其军事“物资统制”机关和各种商业“组合”，抢购战略物资，特别是粮食和棉花。中储行蚌埠支行是保管、支付汪伪政府库款的重要基地之一，至民国32年5月21日，该行从各地调拨给当地日本商社和军需机关的法币就达33．96亿元。芜湖办事处民国31年6月至次年9月，付给日本皖南粮管处和三菱、三井株式会社、台湾银行等单位的法币93笔，计1．5亿元。安庆办事处民国31年11月30日一次就付给台湾银行支店法币800万元。 为了支付日本侵华战争的庞大军费开支，伪中储行开业之初就发行50元面额券，次年即发行100元、200元大钞。民国30年12月“中储券”发行额为2．6亿元，到民国34年8月日本投降前已达46618．47亿元（尚不包括后来为抢购黄金和提供投降日军费用而发行的21．401亿元，以及入库还未发行的22600亿元），不到4年发行量增加近2万倍，刺激物价上涨1300倍。在“中储券”的急骤膨胀中，安徽三行处的发行量也逐年增长。蚌行民国30年5月开业，到年底即发行1160万元，次年为9500万元，第三年为4．7亿元，第四年为23．5亿元，第五年8月达46．7亿元。芜处民国31年发行7000万元。庆处民国32年发行8500万元。 民国34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指定中央银行以法币1∶200组织收兑“中储券”，到次年3月共收兑43095亿元，其中安徽收兑“中储券”2269．26亿元，占发行总数近5％，由中央银行安徽分支机构就地组织销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