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1874－1931)社会活动家。
湖南省湘潭县人,1875年1月10日出生于湘潭县石塘乡姜畲村。1892年捐监生,1894年中举人,是著名学者王闓运的得意门生。从青年时代起就以爱国救世的姿态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在阶级斗争风云变幻中,有奋进,也有倒退,有失败,也有胜利。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他成为了一位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
18岁至28岁期间,他致力于仕途,也关心国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他痛感丧权辱国,随同湖南在京举人上 书清廷,主张拒签《马关条约》,要求参加抗倭战争,呼吁驱逐大奸臣,以挽国家颓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他的忧时救国思想、日益滋长,开始思考对付列强的办法。1902年、1903年两次赴日留学,救国思想得到激扬和发展。第一次在日本学习半年,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的强盛,阅读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论著,政治思想有了明显进步。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与黄兴等筹组《游学译编》,还发表《支那教育问题》等论文,提出了坚持国家独立、民族平等和采取激进手段进行政治革命等主张,在当时留学生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二次在日本生活了4年,结交了革命人士,与孙中山讨论过救国大计,与黄兴等磋商反清革命。他怀着忧患国事的强烈感情,抒写了《湖南少年歌》和《黄河歌》,揭露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罪行,颂扬中国人民特别是湖南人民--的精神,号召人们起来救国。“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些诗句,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和鼓舞作用。他在留日学生中发起成立了鄂湘粤铁路联合会,被推为总代表,为收回粤汉铁路主权奔走呼号。他在欢送湖南第三批留日学生宴会的演说中,号召留学生“讲究科学,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1904年10月返沪时参加了华兴会的活动及外围组织爱国协会。1905年7月介绍黄兴与孙中山相会,成为促成孙、黄合作的中介之一。
此时,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的发展,在“和平的进步主义”与“骚动的进步主义”争论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他的政治思想发生着变化。他在《金铁主义》一文中,虽然表明了强烈的救国愿望,但对于从根本上推翻-制度持保留态度。对革命与改良两种主张,他选择了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并把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施行视作一种试验。1905年,他与孙中山畅谈多次,说“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尽当弃其主张,以助先生”。从此他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1906年,他接受为清廷五大臣考察-代拟报告蓝本的任务,拉开了其政治悲剧的序幕。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完成了《中国-大纲应吸取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程序》。1908年,由张之洞、袁世凯以“精通-、才堪大用”奏保,他以四品京堂候补在-编查馆任职,宣传立宪,开设民选议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成为袁世凯利用的重要棋子之一。他和汪精卫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不久被袁世凯任命为学部副大臣,以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宪法委员、参谋院参政、国史馆副馆长,授爵少卿。1915年,他拟定《君宪救国论》,袁世凯大加赞赏,送给他“旷世逸才”匾额。随后组织筹安会,自任理事长,大肆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称帝四处奔走,出谋划策。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他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从此,避居天津、青岛等地,潜心研究佛学,结束了为君主立宪奔走呼号的政治生涯。从表面上看,他似乎经过失败的挫折之后,看破红尘,过着“文史为吾友,应接在一庐”的归隐生活,而实际上,他的学佛,只是一种酬世的姿态,仍在政治上进行思考和探索,继续寻找新的道路,事实上也没有终止政治活动。
1917年,他在上海发出公电,陈述解决南北纷争的三项主张,放弃君主立宪的调子,对孙中山的共和政体表示了赞许。五四运动后,他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交往密切,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接受了革命救国论的主张。1922年,他受孙中山的委托,往返于京、津、保、沪,出入于军阀之门,施展纵横捭阖之才,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竭尽全力。经过帝制失败的教训、学佛论佛的思考以及受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他的思想发生了飞跃,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他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的活动,积极营救被捕的《北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1927年,无意中获悉驻北京的军阀将搜捕共产党人,他立即告诉胡鄂公转告李大钊。当李大钊被捕后,他奔走营救,直到卖掉寓所以充营救之资。1928年秋,在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清客”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参加了中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31年在上海逝世,终年56岁。临终前自撰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他是中国近代具有学人才质的政治家,诗文并茂,又治经史,一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佛学等方面留下60多万字著述。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度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