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自立(1900～1950)原名高省烦，化名周和生。江西萍乡青山镇(今属萍乡市安源区)人。幼读私塾，后当学徒、店员。1925年在萍乡总工会工作，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奉命招募200余名安源矿工为新兵，带赴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后编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连-表。大革命失败后随连队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第十一连。后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一团连-表、三纵队五支队-表、三纵队政治部政务处处长。1930年10月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政委，1931年9月任红三军政委，同年冬又调任红军总兵站部政委，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5月起任红军后方办事处主任兼政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副部长、土地部部长。1934年6月奉派赴苏联学习，曾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8年初，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高奉命回国，辗转到达延安。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张国焘叛逃，被边区政府通令开除一切职务，由高接任副主席、代主席。1939年2月，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他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2月6日宣誓就职，被推为政府常务委员、副主席兼民政厅厅长。由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担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又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经常不在延安。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在林离职期间，仍由高代理主席。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的政策转向消极抗战、积极-。高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0；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三条斗争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反复教育干部在反摩擦斗争中保持警觉，“随时随地能应付自如，不为一时满城风雨而慌张，不因一时平风息浪又失掉警惕”。他在1940年5月给-的信中强调“要把握大局。因为不把握大局，便会以为摩擦凶了，就是统一战线的全部破裂，以至上了-分子的当。而要在紧张的情况下，站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他要求各分区即使在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有力的还击”时，也“不应与对方的中下级翻脸”，多采取说服、感化的办法。而对杀人越货、抢劫财物、袭击基层党政机关的土匪，他则主张坚决剿灭。1940年5月，他看了安塞县的匪情报告后，于6月1日致函边区保安副司令员王世泰和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周兴，要求“严加痛剿根绝”，“以安地方”。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边区政府的努力下，危害边区的40多股土匪被剿灭，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被遏制，边区政权得到巩固，人民得以安心生产。
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高把发展生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还在1939年4月，他就按照中共中央号召开展生产运动的两大目标，即扩大耕地60万亩使粮食增收百分之二十和所有机关、部队、学校人员一律生产自给，对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作了“初步检查”，提出了“加强对于生产运动的领导，使生产运动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是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先决条件”的观点，促进了边区生产运动的发展。1940年10月边区政府调整干部，建设厅厅长刘景范调任民政厅厅长，高以副主席兼任建设厅厅长。从此，他更以相当精力抓全边区的生产建设。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会议严格贯彻“三三制”原则，选举民主人士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被选为政府委员，仍兼建设厅厅长。1942年5月到1943年4月，还兼任了一年的边区政府秘书长。他总结、推广南区合作社的经验，认为“南区合作社之所以成为模范，是领导的干部起了决定作用的”。说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是真正深入群众的，善于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实事求是，德、才、资具备的合作社主任”。并在《解放日报》撰文，号召全边区“向南区合作社学习”。1944年5月召开陕甘宁边区工厂代表会议，高向大会作报告，阐述边区自给工业发展的特点。他说，边区工业由1938年的十几家小工厂、270名职工到1943年发展到650多家工厂、1.2万名职工，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品自给，除了有赵占魁这样一批爱护工厂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的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新型工人这个决定性因素外，“公营企业，私营企业，合作企业，三种形式并进，政府均予以扶助和支持，这又是边区全部自给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调离陕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和冀察热辽分局委员、财经委员会主任，冀热辽办事处、冀察热辽办事处副主任。1950年1月9日病逝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