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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成 ,南阳穰人,为人作为下级时一定要欺负上级,对待下级又苛刻严酷。郅都为济南太守,宁成为都尉。郅都作为汉景帝时的著名酷吏,名声很大,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敢于执法,为人苛刻,下属都惧怕他。这点和宁成很相似,这也是他们能成为好朋友的重要原因。然而史书中又记载虽然宁成的苛刻执法同于郅都,但是廉洁却不如郅都,可以说是贪婪苛刻。景帝召致中尉,负责京城治安,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实际权力还要更大些。到武帝时而为内史,为人又苛刻有贪婪但同时又有能力的宁成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别许多人诋毁。汉武帝同他的曾祖刘邦一样,对待大臣不够礼貌,在洗脚的时候接见大将军,在上厕所的时候接见丞相。宁成大概认为髡钳是对人格的侮辱,就逃跑了,几年之内居然成了大富豪。皇帝想起用得到赦免依然家居的宁成,御史大夫公孙弘劝谏:“我昔日在山东做小吏,宁成为济南都尉,治民就像用狼来放羊一样,不能让宁成来治民。”于是让宁成为关都尉,一年多后,关东郡国的官吏察看郡国0入关口的人都扬言说:“宁肯看到幼崽哺乳的母虎,也不要遇到宁成发怒。”义纵从河内调任南阳太守,听说宁成在南阳家中闲居,等到义纵到达南阳关口,宁成跟随身后,往来迎送,但是义纵盛气凌人,不以礼相待。到了郡府,义纵就审理宁氏家的罪行,完全粉碎了有罪的宁氏家族。宁成也被株连有罪,至于孔姓和暴姓之流的豪门都逃亡而去,南阳的官吏百姓都怕得谨慎行动,不敢有错。
景帝后三年(前141)正月甲子,十六岁的皇太子刘彻在父亲死去的当日即皇帝位,是为武帝,尊祖母窦太后为太皇太后、母亲王皇后为皇太后。在安葬大行皇帝和筹备新皇登基的一片嘈杂繁忙中,掌管京师治安要事的正是中尉宁成。
这位帝国高阶官吏籍贯南阳郡穰县(今河南邓县),入仕的途径亦与郅都相仿,宁成在景帝时期先任郎官后改为谒者,而郎官、谒者同属郎中令的属官。谒者随侍皇帝左右负责礼宾迎送等事务,编制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帝国因这一职位的特殊性,要求担任者必须品行“孝廉”,相貌威严而且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本朝依礼为治,故而典章制度也就格外规范,谒者所谓执掌礼宾即指司仪工作,比如皇帝出行路遇丞相需下车致意,谒者此时即须高声一句“皇帝为丞相下舆”;皇帝坐于宫殿时丞相进来,皇帝应该起立迎接以示尊重,谒者又须同时高声一句“皇帝为丞相起立”。这既是提醒皇帝举止合乎礼数,同时也将皇帝礼敬大臣的美行用声音传达四方①。因此,必须将酷吏两字和宁成这样一位相貌庄严、长须飘飘的中年美男子联系在一起。
中尉需要定期绕行皇宫做例行的安全检查,看着未央宫内忙忙碌碌的宦官大臣,宁成也许常常能够想起他的前任郅都。
对宁成来讲,郅都是那种亦师亦友的人物,他钦佩郅都族灭瞷氏时的严酷狠辣,也一定为郅都横死于雁门郡守任上而深深惋惜。两人同任京官,郅都因在上林苑保护了景帝扬名京师,宁成因为他对上级和下属有名的盛气凌人知名官场。性格作风如此特别又同属郎中令管辖的两人,早在京师应该就彼此熟识,但是真正的搭档共事却是在济南郡。
回忆起这段经历,宁成多半会感到得意。当时郅都的郡守任期已接近尾声,宁成在这个时候出任济南都尉。宁成在赴任之前就已听说,之前几位都尉到郡守府会见郅都,甚至要像济南郡所辖的县令参见郡守那样,事先通过负责接待的官吏通报,获得允许后方可进见,畏惧郅都到这个程度。可宁成到任之后不久,不仅把郅都的名头压了下去,还能得到郅都这个帝国头号酷吏的以礼相待。
郅都调离后的六年时间里,宁成继续任济南都尉。没有了郅都的济南,在宁成的高压之下平静如昔,失去“苍鹰”的长安城,却再次成为宗室权贵横行不法的天堂。
景帝是否会怀念郅都不得而知,现实是他确实需要一个执法严酷的人物。施政效仿郅都、治理济南号称“以狼牧羊”的宁成进入景帝的视野,中六年(前144)宁成升任中尉,接手郅都曾经担任的职务。虽然他不如郅都廉洁,但是严酷的手段绝不输于后者。史传中并未记录宁成具体执法的案例,京师宗室豪强对他的畏惧,却能够证明景帝这次任命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很难判断宁成是否真的明白,他的威严本质上来自景帝的支持。但是,武帝即位后他的遭遇,一定会教给他权力根源于帝王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以十六岁小皇帝名义颁布的诏令背后,是以实际掌握政权的太皇太后窦氏、皇太后王氏为首的两大外戚集团。得势的外戚不会允许宁成这样的皇权卫士存在,武帝登基一年左右的建元元年(前140),担任中尉四年多的宁成调任内史。外戚集团仍不满足,于是宁成任内史不足一年就获罪下狱。
本朝自文帝时期起采纳贾谊的建议,开创了“将相不辱”的传统。大臣获罪后若接到天子命其诣廷尉诏狱的诏令,无论是否冤屈,惯例选择自杀,绝不接受审讯或刑罚加于身体的侮辱②。
这个传统发展到极致,就固化为一种高贵而凄美的默契,丞相一级的官员更是如此。皇帝决定处死丞相,并不明言而只是将丞相的罪行写成策书。一位侍中作为使者持皇帝的节,乘四匹白马,将策书与十斛美酒、一头牛一并送至丞相府。丞相一旦遭遇这种约定俗成的仪式即能明白皇帝的意图,立刻自杀以维护贵族的尊严③。
拒绝自杀只会受到更大的侮辱。典型的一个案例是,哀帝下诏丞相王嘉赴廷尉诏狱。使者到府之后坐于门前,等待确认死讯以回复皇命。丞相属官哭泣着准备好毒酒交给丞相。王嘉却破坏了这个默契,他拒绝自杀,希望审理可以还他清白。哀帝获知丞相自首后大怒,随即调派更多的官员参与审理,王嘉被投入廷尉大狱活活饿死。
最先破坏这一默契的九卿一级高阶官吏正是宁成,他没有自杀,接受了“髡钳”——被剃去头发后用铁制刑具锁上了脖子、服劳役五年——的法律制裁。宁成的性格是刚猛急躁下的雷厉风行,加于己身的冰凉刑具使他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判断的结果是已经没有再被启用的可能,仕宦之梦破灭后的宁成没有片刻的犹豫,他砸开刑具越狱而出。
宁成不会担心从此将毕生亡命,多年为官的他精通帝国的制度。本朝历任皇帝在自己执政期间总会有多次大赦,或者是因为登基而大赦天下罪人,以体现普天同庆之意;或者因为天灾而大赦,以显示与天下臣民更始的决心。赵宋学者徐天麟在《西汉会要》卷六十三《刑法三·大赦》中统计,高帝在位十二年九次大赦天下,惠帝在位七年一赦,吕后临朝八年三赦,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四赦,景帝在位十六年五赦。六十五年二十二次大赦,平均约三年不到就有一次。宁成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不用隐姓埋名太久即可重获自由之身。
本朝严格限制臣民出行,远距离的旅行必须持有专用的身份证明“传”,否则寸步难行。宁成越狱之后决定逃回南阳老家,没有传他就必定无法通过必经之地函谷关。前代的商鞅被秦王追杀即是因为没有传而无法投宿旅店,东京时期的郭丹也曾因为要通过函谷关而购买了一枚符传。④而习惯变通的宁成,干脆私下刻制出一枚“传”,顺利还乡。
宁成的人生哲学是,为官不到二千石,经商赚不到上千万钱,就没有资格夸耀。仕途之路不通便将全部精力投入经商,宁成靠借贷租赁了陂田千余顷,转手以更高的价格租赁给无地的贫民,数千家农户加入他的农庄。叹赏宁成惊人的活力与聪明,也要感慨宁成精于算计,几年之后的大赦果然把他的逃犯身份去掉,此时他已经积累到几千万规模的财力。
宁成在两方面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但这样一个曾出任帝国二千石高官至少达十二年,又用数年时间经商获取巨额财富的人,对地方来说却未必意味着什么好事。豪放任侠的宁成,完全忘记了他任济南都尉时期和郅都打击地方豪强的经历,他将自己变成了南阳的瞷氏,甚至比瞷氏更加危险。宁成掌握着地方官吏的不法犯罪把柄以作要挟,每次出行都以数十骑士相随,他在南阳的权威已经超越了太守。
帝国大臣宁死不辱的气节确实令人景仰,但也不必苛求宁成一定要选择自杀才算志气高洁。前文所及的季布投奔朱家,也是以奴隶的身份苟且偷生,班固认为“彼(季布)自负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说的就是忍辱负重也是生存之道。
丢官之后的宁成将自己变成了地方一霸,那么他显然并不是一个拥有明确政治原则和善恶标准的人。合理的推测便是,为官之时对豪强权贵的打击,并不是因为宁成认定豪强权贵乃是这个社会恶的一面,而仅仅是因为皇权要求他打击;一旦利益使然,宁成并不介意自己变成一个豪强,并充分利用自己为官的经验成功地对抗当地行政系统。就这一点而论,宁成的境界远逊于晁错、郅都。
这就是最开始时的情况。
若干年后武帝又忆起成名于父亲时代的宁成,打算起用他为太守。遭到时任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反对,武帝改任宁成为函谷关都尉。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的时间是在元朔三年(前126)至元朔五年(前124)四月,则宁成的商人生涯至少持续了十四年。
十四年的经商生涯没有磨掉宁成作为酷吏的本性,函谷关都尉一职还将把他的严酷名声传遍帝国。这些都是后话,现在需要提及的是,就在短暂的内史任期内,众多下属中的一位掾引起了宁成的注意。宁成在赏识之余将小掾推荐至丞相府,这个小吏随后出任茂陵尉为武帝修建帝陵,步步高升直至御史大夫。此人就是对帝国的影响仅次于晁错的另一名酷吏——张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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