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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可然,原名蒋昌繁,化名蒋君甫、向远等,1915年2月18日出生在四川省武胜三溪乡长深沟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姊妹六人,父亲早年去世,家境十分贫寒。
蒋可然幼年在长深沟东王庙读私塾,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胜县第三小学(沿口小学)读高小。1931年秋,考入岳池县立初级中学,次年,转至遂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后因家庭困难辍学。1933年10月,考入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第三期训练班。结业后被分配到重庆港口任督察员。在此期间,受中共秘密党员陈士奇的启发和影响,他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参加革命活动,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共产党的影响和一些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先后参加了“业余读书会”、“抗日救亡队”等进步团体,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之中。由于对川江航务管理处某些官员0贩私、-受贿、00的丑恶行为不满向上司提出航管工作的改革意见,触犯了上司。1937年9月,蒋可然愤然辞职,离开重庆返回武胜老家。
1938年,蒋可然在重庆野猫溪创办一所民众学校,宣传抗日救亡。他在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做了很多抗日救亡的群众工作,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同年冬,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蒋可然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那时他还不到24岁。他到巴县后,积极开展工作。深入乡村、工厂、学校发动群众,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员。他还创办职工夜校、青年补习班、农民识字班等,宣传革命真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深得称赞。一个农民识字班学员曾作诗夸奖:
“巴县有个小老蒋,
日夜操劳工作忙。
教导群众学文化,
甩掉文盲心里亮。
号召群众救中国,
神州吐沫汇海洋。
同仇敌忾御外侮,
鬼子绝没好下场。”
1940年2月,党组织派蒋可然同志担任梁(山)大(竹)中心县委书记。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方针,整顿梁大中心县委及所属各党组织,深入工农群众和广大师生之中,宣传我党的抗日救亡方针、政策,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汪的投降-活动。1940年初,领导了梁山县中的-斗争,反对学校当局破坏师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全校师生近千人前往县政府-,提出要民主、要抗日、要读书等条件。并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利用学生-事件查捕中共地下党的阴谋,避免了党组织受损失。最后,广大师生赶走了在校的国民党特务,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蒋可然无私无畏、忠于党、爱护同志,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中共梁山县委、达县县委等地下党组织得到妥善转移,避开了敌特的搜捕,保存了革命力量。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梁山、大竹等地的环境险恶。同年7月,蒋可然调任北碚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和组织当地党员长期隐蔽下来,利用公开身份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取得可喜成绩。后因身份暴露,-断掉组织关系,于1945年6月,回到武胜县三溪老家。
蒋可然回到武胜后,其弟蒋怀瑾(中共地下党员)利用伪乡长的职权,安排兄嫂蒋可然、刘文涛(中共党员)到三溪小学教书。在此期间,蒋可然曾先后到重庆、上海等地寻找党组织,但没有联系上。蒋可然毫不气馁,仍然坚持开展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抓伪乡、保政权,建立了不少农会组织。1947年,中共川东临时工委书记王璞对蒋可然作了全面的审查,了解到他组织观念强,与组织失去联系后,仍坚持开展革命工作,并做出了很大成绩。经调查了解后,给他们夫妇恢复了组织关系。1947年秋,成立了中共三溪乡支部,蒋可然夫妇与同志们一道在三溪一带积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8年1月,中共武胜县特支委员会成立,蒋可然任群工委员,1948年2月,又成立中共川东第八工作委员会,蒋可然任委员。
蒋可然与罗永晔等人一道,不分白天黑夜,奔走于武胜、岳池、合川的穷乡僻壤之间,积极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开展地下活动。他白天在三溪小学以教书为掩护,晚上深入到贫苦农民家里去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农民翻身会”的好处,他总是慷慨激昂而又生动形象地说:“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扳不弯,我们农会会员只要抱成团,旧制度、旧政权,没有推不翻的……”在蒋可然等的领导下,三溪乡农-动搞得如火如荼,到1948年秋,全乡十个保就有九个保组织了“农民翻身会”,会员达300多人。蒋可然组织农会会员进行“三抗”(抗丁、抗粮、抗税)斗争,并派地下党员和农会骨干分子进行“三抓”(抓政权、抓武器、抓武装人员)斗争,逐步控制了乡保政权的0弹药,为华蓥山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川东临时工委决定提前举行武装起义。7月下旬,组成“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游击纵队第八支队”,由蒋可然、蔡依渠负责,计划攻取三溪、新场、飞龙后,与第七支队会合,同上华蓥山,建立根据地。
8月17日,三溪乡起义爆发,由于准备不充分,起义暂告失败,原计划未能实现。蒋可然带领部分起义队员去和王璞率领的第三、第四支队会合。
1948年9月2日,王璞带领的第三、第四支队与蒋可然带领的第八支队部分队员,在岳池县三元寨会合。
当晚,王璞召开了起义部队指挥员军事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号召部队要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准备粉碎敌人的围剿。会上决定将部队统编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设三个大队和一个突击队。秦鼎任突击队长,蒋可然任突击队指导员。会议刚结束,由国民党少将樊岭率领的3000多人的联合“清剿”队,追赶至三元寨附近,占领了三元寨四面的要地。司令部根据这一紧急情况,命令三元寨附近的小分队,立即集中于三元寨,作好战斗准备。
9月3日凌晨,司令部下达了战斗命令,各大队立即分头进入战斗岗位,突击队在蒋可然、秦鼎的带领下迅速下寨,坚守住三元寨上的唯一通路。
中午,马鞍山方向来的敌人首先向起义军突击队发起攻击,霎时,机枪、步枪、冲锋枪子弹如暴雨一般向突击队阵地倾泻而来。敌人以强大的火力为掩护,让几十个敢死队员冲在前面,后头大队紧随,向突击队的阵地发起冲锋。突击队员们在蒋可然的指挥下隐蔽埋伏,沉着应敌。敌人见起义军毫无动静,便发出豺狼般的嚎叫,疯狂地向突击队阵地冲锋。当敌人距离50米左右时,蒋可然一声令下“打”,我突击队的机枪、步枪、手枪一齐猛烈射击。这突然的还击,打得敌人丢盔卸甲,滚的滚,爬的爬,喊爹叫娘,尸横遍野。那些所谓的“敢死队”也狼狈地逃回了马鞍山。以后,敌人又多次发动进攻,均被我军击退。
三元寨战斗,从头天上午一直打到第二天晚上。起义军先后打退敌人数十次疯狂进攻,自己无一伤亡,敌人却死伤数十人。直到晚上10点过,敌人害怕起义军夜袭,才不得不龟缩于对面山上。
9月4日晚,王璞召集指挥员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一部分人主张继续打下去,给敌人以重创;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坚守,以逸待劳。这时,蒋可然站起来说:“同志们,目前形势对我们相当不利,敌人数倍于我们,而且重庆、南充等地的敌人正相继赶来,三元寨已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况且三元寨无险可守,继续打下去我们肯定要吃亏。我们应该保存革命力量,迅速甩掉敌人,乘黑夜突围。”经过讨论,王璞决定采纳蒋可然的建议,迅速甩掉敌人,向武胜县石盘乡、合川县金子乡一带转移。
当晚,部队神出鬼没地撤出了三元寨。因天黑下雨,部分起义人员掉队,蒋可然奉命率人前去寻找。9月5日,在南充县兴隆场附近被敌乡丁发现,不幸被捕,押至岳池监狱。后转到重庆,关进震惊中外的杀人魔窟——渣滓洞监狱。
1949年11月,刘邓大军的隆隆炮声震撼着山城,盘踞在重庆的美蒋特务见大势已去,在仓惶逃窜之时,疯狂地开始了大-。蒋可然与江竹筠(江姐)等30多位难友,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民族解放万岁”从容地走向刑场,在电台岚垭英勇就义,用自己光辉的足迹,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赞歌!
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蒋可然为革命烈士。1984年9月1日,-为英烈们题词:“永远纪念千百万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革命烈士!”9月17日,廖志高为英烈们题词:“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的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佩!”
(滕明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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