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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臣(1541~?),字惟邻,明,潜江人。官至山东布政司参政(从三品,相当于今副省长),但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有关他的宦迹记载却很少,我从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还有《明史列传》《汉阳旧志》等书中,淘出了潜江历史上又一位志向远大、秉性不群、刚正不阿、清廉闻名的名宦。
出使却金
潜江袁氏家族,在明清时期真是宗门赫奕,科甲鹊起。袁国臣的曾祖父是明正统年间在安徽铅山任过九年知县、告老还乡时囊空如洗的清官袁允行,祖父袁珣是明嘉靖年初广西临桂(今广西临桂县)知县,父亲袁纪也是明嘉靖年末的吏科给事。
良好的家庭环境,使袁国臣从小就立志高远,承载梦想,发奋苦读,想成年后干一番事业。明隆庆五年(1571),他三十岁高中进士。在古时三十岁而中进士属年轻有为之人了。中进士后,最初被授予吏部“行人”。明朝的“行人司”的行人一般以优秀的进士充任,凡颁诏、册封、抚谕征聘等皆归其掌管。在京官中地位虽低,而声望较高,升转子极快,初中进士,皆以此为荣。因而他很快擢升吏科给事。
袁国臣所任吏部给事虽然只是一位七品芝麻官,但他是稽查衙门政事的官。这有点像今天中组部某干部处的处长,他们都手握各省区及国家部办委高级干部的升迁、任用考核、考察权,见官都好像高一级。明万历五年(1577),他“奉使楚藩”,即今武昌。明朝时期,皇帝的子孙都给藩地封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分别封为秦、晋、燕、周、楚、鲁等王,亦称“藩国”,并可以世袭、加封、嗣封。后来继位的皇帝又对其子孙封王,因而明朝成了一个亲王(藩国)林立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仅湖北就有明太祖对子封的楚王(第七子朱祯,武昌府)、湘王(荆州府)、郢王(安陆府,今钟祥市);仁宗朱高炽封的襄王(襄阳府)、荆王(蕲州府)八位亲王,世袭加封的就无法统计了。藩王在其封地内可一手遮天,有的甚至凌驾于藩地州府-之上,于是亲王便与州府执政者时常发生矛盾,当出现矛盾后,就得朝廷派员来调查调停了。袁国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使楚藩的。
据《县志》和《汉阳志》(旧志)记载,袁国臣到达楚王府办完公差后,楚王(讳瞻鹄。是一位世袭的王爷)即馈赠他金子,他坚决不受。袁国臣认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无论是为你亲王,还是为平头百姓办事,这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上对不起皇天,下对不起黎民百姓和列祖列宗。楚王对他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十分钦慕,随即给他赠送了一块“君正清风”的匾额。待袁国臣回到京城后,楚王还觉得一块匾不足以表达对这位难能可贵的清官之敬仰,于是又出资在大别山通往京城的道路旁专门为袁国臣建了一座“却金亭”(“却”即拒绝、推谢的意思),并树碑立传,让世人传诵。由此,袁国臣廉洁从政、秉公用权的清正德行被传承至今。
平寇建功
袁国臣受儒家教育,不畏权贵,忠君爱国意识特强。万历十年(1582),他已擢升刑部给事中(五品)。这一年六月,万历皇帝的首辅(即丞相)张居正病逝。张被谥封“文忠”下葬不久,袁国臣出于对皇上的愚忠,对社稷的负责,对张居正在辅政期间诸多施政失策的不满意、不理解,不畏其亲信党羽、权倾朝野的影响,与几位言官一同对张居正提出了-奏疏,使张居正在死后的第二年即被夺其封号,戮其尸骨。
明万历皇帝执政期,政治日趋腐败,民不聊生,各地豪强争霸,盗贼蜂起,社会动荡不安。万历十六年(1588),湖北的黄州、黄梅、蕲春,安徽的宿松、太湖一带天大旱,民大饥,可官府与地方豪强狼狈为奸,对饥民横征暴敛,毫不手软,黄梅、蕲春等地的农民抗粮遭镇压,于是武术教头出生的刘汝国挺身而出,他仿效水浒英雄做法,自称“顺天安民王”,率众起事造反,破仓放粮,接济饥民,跟随者数万人。朝廷先派是安庆指挥陈铖进剿,结果陈铖战死,全军覆灭。后朝廷又从应天(南京)、湖广(湖北)、江西等处派重兵联合进剿,官军仍溃败告退。
危难之时,朝廷任袁国臣为“徽宁(即农民起义军活动的今安徽宿松、太湖、潜山和湖北的黄梅、蕲春等广大地区)兵备佥事”,“督剿巨寇刘汝国”。我从甘鹏云先生的《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中的一篇题为《潜江袁使君平寇碑》(以下简称《碑文》)的文中,得知他在这次“平寇”战役中功绩卓著,人们为他立了一块七尺高(二点一米左右)的“平寇”丰碑,其碑文是时任兵部侍郎(正三品)的汪伯玉所写,并收录到了其所著的《太函集》一书中。
《碑文》先是写了“寇首”刘汝国如何之凶残,官军接连两三次败下阵来,并死伤惨重的情况,慢慢引出“戊子(1588),荆舒吴越遍凶,郢都袁使君则自掖垣出分部”。“先是袁使君发秋浦,直趋太湖,率守备万鹿年、材官郎子机部兵七百先至开府”。这里是说万历十六年,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寇贼四起,郢都人(当时潜江属承天府,府署在钟祥,旧名郢都)袁国臣受皇命从京城来到徽宁督办一部分“剿匪”军务。他从秋浦出发,率七百多机动的精锐军士,经太湖(县),先进发到达了开府(即今安徽的金寨县)。
接着写到“使郡躬率魏丞深入近垒觇(chān,窥视)寇”,他巧妙地安插密探和利用“寇属”劝降,分路防守,各个击破等战术,击败“匪寇”,擒获“寇首”刘汝国的过程。“剿匪”胜利后,碑文又写道:“诸父老郊迎守令,诵使君功,使君谢曰:‘是役也,开府壮猷,诸将士努力,国臣有何焉?’”。碑文还是写道:“东南不岁,殍以泽量……恒恒使郡,文武具足。批亢捣虚,矢不遗镞(zú,箭头)……丰碑七尺,以象太常”。
因其为政清廉,“剿匪”有功,随后迁升江西按察司副使(正四品),后又擢任山东布政司参政(从三品)。
家乡留墨
袁国臣对家乡眷念之情十分浓厚,他无论是在京城身居要职,还是告老还乡后,只要是家乡父母官求其写记、题字之类的事,他都欣然应允。他所留下的《清田记》《重修儒学记》等墨宝,至今在《县志》《旧闻》及《湖北文徵》等史志中都能找到。
明隆庆年间,潜江入儒学读书的生员愈来愈多,原有校舍已人满为患。隆庆六年(1572),知县梁栋在儒学旁新修两间教室,取名“明伦堂”,堂前的面墙上就留下了袁国臣草书的“随处体认天理”的墨宝。后来“勒石于学宫”前,以昭示读书人时时处处要修身慎行,知书达理,忠君爱国。
万历五年(1577),知县朱熙洽(江苏昆山人)在潜江进行清田,重新丈量土地,以便均赋税。这一举措抑制了豪强劣绅不当得利,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当年他出使湖广(古时湖北的称呼),听了朱知县清田均赋有关情况报告后,写下了近两千字的《清田记》一文(收录在《湖北文徵》第二卷。以下简称《文徵》)。今人在研究明朝土地制度时,很多都引用《清田记》的内容。其中写道:“自嘉靖以来,汉水数涨。涨则田没民徙。田没则经界淆,民徙则故业失。猾里豪右,往往乘此蚕食。之间渔田、屯田与民田,犬牙错如。而民田之税,较渔田所输不啻十之七八”。由此形成“乃潜之民,田者不税,税者不田”,“国计之逋,民用之诎”,税赋不均,国家钱粮收不上来的混沌局面。“朱侯破百年积弊,与民更始,-四至”,使“潜民之休,不佞幸矣”!
万历七年((1579),知县朱熙洽重修了儒学(即县里最高学府),请在吏部给事职位上的袁国臣写一篇“重建记”类的文章。当他收到函件后,并没马上动笔,次年,他因公出使湖广,借道回到家乡,亲睹了焕然一新的儒学后,于是热情满怀地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潜江重修儒学记》,被收录在《文徵》《县志》(卷五·学校志)之中。“记”中写道:“国臣适以使事过里门”,得知“朱侯以甲戌(万历二年,即1574年)上第来令,爰谒庙,清田赋,创城守,未之有暇”,很是钦佩。当参观了重修的儒学,感到“侯独雅意殷殷,是邦人之幸也!”“夫国家治安,托重乎人才。学也者,所以养士而待用者”“吾潜故号多贤,其文行往往有闻,惟即所为文,而日敦勉于实行,使国家坐收养士之效”“国臣不佞,谨与多士共勉之,以酬侯云”。
袁国臣死后葬于“县南崔家垸”(今杨市刘岭村一带),时任吏部尚书周嘉谟(天门人)为其撰写了墓葬志铭(可惜志铭没出土,不知其所云)。袁氏一门,前后七世显荣。其长子袁昌,贡士,赣州通判;次子袁昱、三子袁俱太学生。长孙袁调,贡士,怀远知县;次孙袁向谏,举人,公安教谕。曾孙袁俊龙,贡士。
清廉自守、修身慎行、忠君爱国的袁国臣,家乡人民十分敬重他。《县志》多处提及其名,清康熙年间潜江的“乡贤祠”中供奉就有袁国臣。
愿有更多的现代从政者,继承发扬“却金”之美德,扬我潜江名宦之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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