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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允行,字克修,明,潜江(今浩口镇)人。明正统十年(1447)考中举人,官至铅山(今江西铅山县)知县。
(一)
袁允行任职的铅山位于江西东部,靠近福建,属武夷山脉多山地带,因盛产铅而得名,明朝乃至今日仍属于偏僻较落后地区。据有关史志记载,他到任后,得知铅山贫穷落后,府衙欠外债,民众多贫困。为了减轻黎民百姓负担,他经常脚穿草鞋,身着便服,不坐轿子,更不要衙役们前呼后拥,鸣锣开道,打着“肃静、回避”的牌子下乡察访民情。明朝时期的一个县衙胥吏衙役少则一百来人,多则三四百人。知县出衙门履行公务,坐轿子、鸣锣开道等是必需的。这既是朝廷规定的职级待遇,也是为了体现当官的威严,还有人身安全的考虑。这就相当于现代的县(市)长下乡不要秘书、办公室主任和办委局等陪同,下乡调研视察却脚穿布鞋、不坐小车一样,这份清廉和亲民之举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察访后,他得知胥吏太多,既横行乡里扰民,也增加了府衙和老百姓的负担,于是他从大量裁减辞退衙役胥吏、肃整政务开始治理铅山。他特别亲民,每当他发现老弱病残及孤苦伶仃者,常常拿出自已的俸禄去济贫扶困,弄得自己穿了三年的官服破旧后却无钱更换。对高山深处的山民,他还劝导靠山吃山,多种茶叶;对丘陵平原地带的百姓,他敦促农耕。铅山在他的治理之下,政通人和,民富人安。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五·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对他在铅山的政绩,用“吏习民安”一句话予以了高度概括。
(二)
袁允行在铅山任知县九年后,到了退休养老的年龄,他乞老归里之疏获准,即率妻儿老小乘船举家回潜。当船过鄱阳湖时,遭遇大风,一叶扁舟既轻,而吃水又太浅,面对波涛浩瀚、汹涌澎湃的风浪,他找来了十几片石头放入舱底以增加船的稳定性,战战兢兢地驶过了鄱阳湖。次日,当船行至九江关口,进行税赋征收和稽查的吏员发现他的船荷载异常,要求其靠岸接受检查。当袁允行靠岸拿出告老还乡通关文书后,税吏得知他是一知县后,眼睛一亮,大喜过望,认为舱内肯定装有大量的金银财宝,更是坚持要开舱查验。袁允行解释无效,只得让他们去查舱。税吏们查清船舱的确是十几片镇风浪的石头后,非常愧疚地低下头致歉,灰溜溜地离开了。《县志》是这样记载的:“舟过鄱湖,运大石以压风涛。次九江,榷关者与允知有嫌。见其载重,使人启视,惟大石数十片而已,无他物也,惭谢而退”。
当了九年知县的袁允行囊空如洗地回到了故里,过着隐耕于田、杜门读书、辅教子孙的淡定日子。尤其是自己一生形成清廉简朴,清白立世之风范一刻也没忘记,仍然过着清贫甚至有点苦行僧的生活。《县志》记载:“归田后,杜门读书,萧然若寒士”。同时,他不断将此家风向子孙灌输。这样就有了他任临桂(今广西临桂县)知县的儿子袁珣,在肥沃富裕之地当官,而“所居仅诛茅避风雨”的美谈;后来又有了他的曾孙袁国臣,奉命出使楚藩,对亲王所赠重金而不受,亲王也为之钦佩不已,后为其建了“却金亭”。
(三)
由于袁允行的言传身教,袁氏一族六世显荣。除了上述所说的子袁珣、曾孙袁国臣外,他的孙袁纪是吏部给事;他的玄孙袁昌是赣州通判,袁昱、袁昂是太学生;袁昌之子袁调又任了怀远知县等等。家乡人民对九载知县、廉洁奉公、归里时囊空如洗的袁允行十分敬重,万历元年(1573),时任知县李之珍主持修建“乡贤祠”,祠中供奉潜江有史记载以来的乡贤共二十二人,袁允行就在其中,并排在第三位。为彰显其德行,后来家乡人民又为其在县城西街建了“丹桂坊”牌坊。他去世后,葬入其出生地“县西六十里,广福乡长乐寺”。
袁允行为官之道,不仅传承于子孙,也为中国古时候的官吏树立了榜样。据悉清乾隆期间以诗、书、画(竹)三绝而闻名的知县郑板桥,其巡乡不坐轿,常年草鞋布衣,体察民情,时刻将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这与袁允行同出一辙。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正是袁允行为官的心境;郑板桥罢官辞别潍坊时有一首诗的前两句:“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tuó,袋子)萧萧两袖寒”,这也正是袁允行乞归时的感受和境况。
“一枝一叶总关情”是心系民众、清廉为官者的写照,也是中国民众从古至今的期盼。愿我们这个时代有更多的袁允行式的清正勤廉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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