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升(1912～2001)，历史学家，教育家，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及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新亚书院校长、新亚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应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及日本东洋文库之邀，担任访问学者和研究员。其著作主要有《中国经济史论丛》（包括论文三十三篇）、《中国经济史研究》（包括论文二十一篇）、《汉冶萍公司史略》。其他有专著《元代的纸币》、《明末清初反对西洋文化的言论》、《韩国战争与远东经济》、《中国行会制度史》等。
先生讳汉升，公元1912年11月19日生于广东顺德。
1915年因避水灾，举家迁居佛山镇。先生初就读佛山私塾；1926年移读广州，翌年入读市立第一中学，1931年夏毕业。不久负笈北平，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
在学期间，受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史学系主任兼教授陈受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史学系教授傅斯年影响尤大。陶先生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先生跨系修读，对其极具兴趣，深感该门学问有很多新领域亟待开发，于是决定以此为终生志业。
先生因家境贫困，学业时有中辍之虞；陶先生鼓励先生投稿《食货半月刊》，并出版其习作《中国行会制度史》，凭借笔耕，先生大学三、四年级生活费用方有着落。对此大德，每一忆及，先生还是感念不已。
陈先生推荐先生两篇习作《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及《清末反对西化的言论》于《岭南学报》刊出；有人评论《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一文乃早期国人治晚清思想史者以“单一概念”作中心题旨的仅有的两种论著之一。
傅先生治学求博求深，教导学生认真搜罗史料，不尚空言；此一务实求真之治学态度，日后成为先生之研撰方针。1935年毕业后，蒙陈先生推荐，傅先生拔尖，进入史语所为助理员，自此潜心研究，与史语所结下终身不解之缘。
抗战军兴，先生追随史语所辗转于湖南长沙、云南昆明及四川李庄。一九四一年晋升为助理研究员，一九四三年成为副研究员。期间先生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梁方仲先生交谊至契。先生每有新撰，梁氏必细加校阅，并提出批评意见，由此深获良友砥砺问难之益。
自入史语所至移居李庄，先生研究兴趣集中唐、宋时期，兼及魏晋南北朝及元代，而先从宋代商业着手。唐、宋经济史研究中，《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根据史实，剖析了连结经济重心南方及军事政治重心北方的大运河，其或畅或碍与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成就突出，获国民政府教育部特别颁奖。
先生另一重大贡献为探研商业发展与杭州、汴梁、扬州和广州四个性质不同城市的都市化，尤着眼于交通运输与国际贸易对都市发展的可能影响。
或因战时通货膨胀之经验与体会，货币与物价变动成为先生毕生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先生也因之成为中国物价史研究前驱。1942年先生所撰《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一文发表于《史语所集刊》，备受学界赞誉。
东北史及宋辽金史名家金毓黻先生阅后，于其日记中评价此文“颇致研几之功”，“盖南宋末年史料极为缺乏，全君于宋人文集搜讨至勤，苟有片言只字亦必具录，以成此篇，可谓难矣。”后于翌年正月致傅先生函中谓先生“治学之劬，近所罕见。”
先生另一发表于《集刊》之长文《中古自然经济》，迄今仍为研究魏晋至唐中叶中国货币演变之最重要论著。中国物价之历史研究，因史料缺乏及过去币制与度量衡不统一而不易展开，唯先生仍作出可观成绩。吾人对民前千余年间物价变动有一概略认识，先生实厥功至伟；其于此一领域之卓越成就，亦非他人所能企及。
1944年10月蒙傅先生及社科所所长陶孟和先生提拔，先生获派赴美，先后于哈佛、哥伦比亚及芝加哥三所著名学府进修，从游于 Abbott P. Usher,Shepherd B. Clough 及 John U. Nef 等经济史大师，汲取国外经济史学界新观念及新方法，并与西方经济史家建立联系，奠下日后学术交流基础。
先生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远离贫困家园，亲身体验美国先进富庶之物质文明，又深受 Nef 《英国煤矿工业之崛兴》一书启发，于是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工业化成绩何以迟缓而乏善可陈的重要历史课题。
1947年先生回南京，除史语所本职外，又到中央大学经济系兼课，讲授中国经济史及西洋经济史。
1949年1月先生随史语所迁台，累迁为终身职研究员；并受时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嘱托，任教台大经济系，为培育经济史人才而尽力。1952至1955年间并兼系主任。胡适之先生出掌中研院期间，先生任研究院代总干事，迄1961年9月赴美研究止。其时财源困窘，先生为新所筹备与史语所设备扩充，煞费苦心。
1949年以降，先生研究重心转移至明、清及近代，大致集中于两大课题；近代工业建设及近世货币与物价史研究。
1961年先生赴美前，或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作广泛考察，或对关键企业、地区及问题作深入个案探讨。研究成果中，有关汉阳铁厂及汉冶萍公司、江南制造局、甲午战前中国工业化等论著，俱为力作。
1955年重访哈佛大学后，经欧洲回国，开始探研明、清以还东西经济的交流互动，尤着力于美洲白银流入对中国财政与经济生活的影响此一课题。藉弟子王业键襄助，乃能进一步利用史语所庋藏数据，备尽心力，探究清代物价，发现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结束百年间，粮食及物价呈现长期上升趋势，而此实与其时美洲白银大量进口息息相关。另外先生对地区粮价差异与经济交流也详加考察。
其后，王业键先生利用经济发展及货币学理论，拓展研究范围，对中国经济史研究贡献良多，先生甚感欣慰。
1961年先生第3度赴美，以两年时间访问芝加哥、西雅图华盛顿及哈佛3大学，得阅《菲律宾群岛》此一重要史料，日后先生自中、菲、西班牙商贸互动以析论美洲白银与中国丝货贸易，实以此为契机。
1965年11月先生应聘至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等课程；1975年任新亚书院院长，两年后从中大退休，转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1年。后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兼教务长，1983年起接任为所长凡11年。1984年12月当选为中研院第15届人文组院士。1989年起出任中研院史语所、近代史研究所及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学术咨询委员。1995年9月先生夫妇离港返台，定居新竹。
先生居港30年期间，尤集中于探研明中叶以还，中、西、日、葡、荷的贸易关系及金银比价诸问题。明中叶以降约四百年间，中国币制堪称为银铜复本位制；先生之研究尤着重于其间的货币供给，藉以明了币制发展，曾发表《明季中国与菲律宾贸易》、《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清代云南的铜矿工业》及《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等重要论文多篇。
社会评价
先生治学60年来，著作弘富，上自魏晋以迄抗战前夕，绵长辽阔，经初步统计，凡专著9部、论文115篇、书评10篇、杂著5部；于史料广征博引，于分析细针密线。其学术见解及成就，深受学界同道重视推崇。
先生刚进史语所，就遵照傅斯年先生“闭门读书”之指示，养成习惯，孜孜不息，以扩大史料搜集范围、发掘问题，撰写论著为一生志业与嗜好，并不断吸收西方经济史研究方法及成果，堪称以一己之力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带动新风气，开拓新视野，并提升研究水平，极尽筚路篮缕，拓荒发轫之功。
回顾20世纪此一学术领域之发展，无处不见先生足供后学跟进之耕耘足迹。其研究造诣之深与广，贡献之“多而重要”，以及奖掖后进之殷切，惠泽士林，中外仰止。对先生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哈佛大学已故杨联升教授曾题诗：“妙年唐宋追中古，壮岁明清迈等伦。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实在是至言。
先生木讷寡言，兢兢自守，生活简朴，身体素健。近数年始因年迈，体气渐衰。2001年9月21日因肺炎入台北万芳医院急诊，转加护病房，终以高龄体弱，于11月29日上午10时20分辞世，享年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