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 （农村、农业、农民）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应对农业发展问题，不仅要着眼于三农本身，而更应注重从“三农”之外即各自对立面采取对策。农业易相发展理论对于化解“三农”问题的意义在于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三个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新型化、功能多元化及人本化；农村城镇化及社区化、均等化、农场化；农民新型非农化、职业化。
新世纪以来第十二个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二次聚焦“三农”，意义重大。
2016年1月28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8份以“三农”为主题的1号文件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1号文件连续第13次聚焦三农。 2019年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中文名:三农
外文名: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定义:农村、农业、农民
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
对策:农业新型化、功能多元化及人本化
目录
1 主要背景
2 三农症结▪ 户籍制度▪ 农民问题▪ 问题根源
3 衍生影响
4 金融问题
5 农村改革
6 美丽乡村
7 财政投入
8 会议解读
9 指导文件
10 最新巨变
主要背景
城镇和乡村的收入差距增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2006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人均纯收入3587元，二者比例为3.28:1（2005年为3.22:1）；而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69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397元，二者差距为1.74:1，20年时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85%。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实行的是充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开始推动农村产业化进程。同时中国农业产品开始面对外国农业大国的竞争，单一的家庭生产单位无力进行市场竞争。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与同期中国总体经济的发展相比，第一产业的发展程度远不及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农民认为种田没有足够的收入，因而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但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从而形成大量集聚在城内而没有工作的农民工群体。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地区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投入开始减少，引发更多的农民进城“找工作”，形成恶性循环。由于农业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而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3/4，他们的总体生活情况是中国总体生活情况的最主要体现。农村的发展将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最大的挑战，从而使三农问题成为当前社会中显著的问题。
三农症结
“三农”易相发展关系图（图1）如右：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本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户籍制度
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新农村建设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旧村改造问题。在当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下，多少不规范的所谓“改造之举”是多么的令人心寒。其中集体土地被非法买卖是一大问题。而这背后又是各方势力的利益之争。农村以土地广阔，发展宽阔而著称。如果土地不保，何以谈发展？即使是发展了，农民也是同样没发展，相反而是在旧村改造中被抹杀掉，农民也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在处理农村土地的时候，多少的不规范行动在众怒睽睽之下被鄙视，而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小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改造，我们是不是还能这样空喊口号而为之呢？政府应当派专人组成考察团队，落实农村土地的使用情况，做到心里有数才行。还有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对农村土地征用办法进行公布，防止不法利益集团钻空子。旧村改造也要做出明确规定，对于侵占宅基地的要做出具体补偿办法，建立必要的服务设施。
当然还有很多方面，它遍及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养老医疗问题和幼儿教育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等等的不规范需要我们去重视，去改正。
农民问题
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参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统筹发展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全局，要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措施都与资金的投入密切相关，但是近几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相对不足。农业产业本身的体制问题也影响金融资本向其流动，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济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加上基础设施差，难于容纳较多的金融资金。
目前我国的农业体制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方式只能容纳少量新农村建设的小额农贷资金。
一是这种经营方式农户的资产较少，不能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
二是这种经营方式限制高效农业和农业深加工的发展，农民不需要较多的贷款。
因此，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三种情况：
一是还有不少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的问题较多，加上当地的金融风险较大的影响，目前还出现支付的困难，没有钱支农；
二是部分农村信用社存款多，但又不敢支农，资金闲置；
三是有的农信社实际上办成了商业银行，在城市里与商业银行争存款，争贷款，不愿支农。
问题根源
概述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朱镕基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农业文明史，有4000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中国，在21世纪的农村处于“苦”、“穷”、“险”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
产业的天然弱质性
种养业，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可能整体改变，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气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国实际整体上是破坏，环境在恶化。这是农业的天然弱质性。
生产资料弱质性
种、养业量的增长，依赖于可耕种土地和草原的面积扩张，从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农地面积的国际比较看：1992—1994年，美国为118.2公顷，加拿大为173.8公顷，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英国为28.2公顷，荷兰为6.4公顷，低收入国家平均也有1.7公顷，而我国仅有1公顷。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农业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均贫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机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没有需要，也没有可能成为农业生产主要手段。因此，我国农业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也是弱质的产业。
劳动主体弱质性
首先,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数失去控制，新中国50年增加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产力提升创造的价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费品相对减少，用15%的GDP养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人才。其次，工业化过程,乡村商品流通政府垄断，阻止了农村市场的形成，农产品商品率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低，没孕育出市场经济人才与机制，农民不具备闯市场的天资。再次，城市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的筛选，吸纳的都是农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最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普遍文化素质低。据200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95%。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1997年~1999年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03%。一线农业技术人员的身份都是乡镇“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雇员，与农民没有利益关系。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农业科学技术，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于方法问题，有的地区甚至抗拒科学技术的推广，更谈不上新的思想、观念了。由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任何一个产业的劳动者素质都没有从事农业的产业大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
农业组织弱质性
几千年以来，社会管理者都没有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实质性组织，新中国，“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实行农民组织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为，二轮承包30年不变，是固化小农经济的行为，单纯从组织管理方面看，是一种社会退步（起码是一种制度复归），阻止了现代农业的内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利益各异的松散群体进行有效管理。
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
第一是40年的资源输出。自统购统销，农业生产资料垄断经营，一直到开始按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止，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40年整体上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向工业输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胀。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至今农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现高素质、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质、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调节政策。第三是10年的横征暴敛。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中释放的热情到84年达到最高峰，国家便出台了“农业特产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高度组织条件下的管理机构不减人反增人。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例，财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义务教育投资、基层官员政绩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风、行贿风等等。20世纪末的10年,在农村基本上是横征暴敛的10年。第四是农业产业链中断。产前产后服务，前40年国家垄断专营，原因是产前和产后有钱可赚，唯独生产环节不赚钱。国家虽然出了钱，但不是给农业生产者，给了经营者，国家受到中间商盘剥，最典型的是粮食系统和供销社生资系统、棉花系统以及农业系统的种子公司。由于产业链中断，导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抛向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五是农村其它产业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社会历史上的其它产业，如手工业，各种作坊等，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自救力，内生产业力尽丧。第六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长了农村封建迷信盛行，养儿防老、家族意识等传统观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层意识歧视农民，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举措收效甚微。在社会二元结构中，呈现出城市居民始终在政府的保护下生存，而农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除保护价一项外）社会福利。打工是盲流，春运加价，克扣农民工工资，大城市设计许多限制外来工的壁垒等。农民在城镇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词。
衍生影响
第一、政策问题
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差异使贫富悬殊差距扩大。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同时加剧了土地兼并问题，一些失去工作或土地的农民转化成流动人口到城镇谋生，从而将问题亦带到城镇。在恶性循环下，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
第二、医疗问题
缺钱是农民的主要问题，但由于近代偏向于发展西方昂贵的西医而疏忽了农民几千年来都依赖的廉价的传统中医的发展，致医药昂贵，使农民因病致贫。
概述
三农问题是社会热点问题。在网上键入“三农问题”搜索，有简体中文网站和网页17000项，三农问题研究已十分深入。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地域广，东西跨越5个时区，南北气候迥异，各地资源禀赋差别大，东、中、西部经济条件悬殊，不可能有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农村的最优方案，靠一个“一号文件”解决农村所有问题。这里，笔者提供两条基本思路，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二是农村地区的一揽子改革思路。
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
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党的16大确定的方针政策，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经历程，是社会人口空间布局变化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协调规律。任何人为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设计都是对规律的违背。农民进城打工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现，谁能阻挡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后是经济规律（比较效益）在起作用，与台商到大陆投资原理一样。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经济行为，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在人口布局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关人口、人才流动的壁垒，给外资、内资企业，国营、民营企业，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国民待遇。首先，取消户籍管制为户籍登记制，变“要不要给你城市户口”为“我愿不愿”登记为城市户口，把权力交给人民自决。同时，把户口与身份证（变更登记身份证以旧换新）、保险、纳税、银行帐号捆绑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与临时工称谓，一律称雇员（公务员本质也是雇员），实行岗位工资制。其次，社会组织分成四大类，军事单位、行政单位（含党、政、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政府只管军事和行政单位的收与支，全额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定员定编；事业和企业单位全权交由市场调节，事业单位财政补贴法制化。最后，对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小企业、个体户，外国人、中国人，城里人、农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实行国民待遇，除法律规定特殊优惠外，所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执行一个标准，不厚此薄彼。
第二件事是规划、引导、诱导、指导，法律规范。首先,就是规划。中国目前的共识是限制特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这是错误的，我国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亿，2013年是劳动力最高峰为10亿，后者比前者提前37年到来，就业高峰在“小康”之前，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必须加快。按最低标准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亿，60%就是9.6亿，70%就是11.2亿，2020年小康目标，取中间值（8—11亿）9.5亿人口计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亿，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占总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计算有5.92亿，取二者平均值是5.33亿。这样2020年中国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于5亿，也就是说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必须有50个以上，现在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万，还不够。然而，我国号称1000万的特大城市没有一个城区人口达到800万，都包括郊区农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来单位成本高，但承载人口多，其实是最节俭的人口居住途径。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特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二者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
中国干任何与人口有关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须拿出世界第一的胆识、第一的谋略、第一的举措。但我们不能盲目发展特大城市，如长江以北（除东北外），成昆线以西就不宜发展特大城市，因为水资源不足，现在可以“南水北调”，将来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条路了。因此，50个特大城市只有长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东北四块地方可供规划了。 其次是引导、诱导、指导问题。所谓引导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农民，进城者必须有一技之长，即大力兴办职业教育；所谓诱导，即城市接收单位应有一定的进入门槛（与目前的限制门槛有本质区别），基本条件不得太高。所谓指导，即告知每一位进城民工，由一个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不是一天的事，有观念与综合素质问题，政府应加强市民教育。目前民工进城打工的负面影响是政府没有做好引导、诱导、指导这三项工作造成的，待国民取下“有色眼镜”看农民工、政府做好“三导”工作，农民变市民不是一件难事。 最后就是政府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过程中，必须作好法制建设，用法律的形式，而非“红头文件”形式来规范。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徙，包括上述规划、“三导”工作，以及取消壁垒和普遍国民待遇等，都应通过人大立法形式予以规范。
农村地区一揽子改革的思路
就是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基本思路是：
1、在长、珠三角洲、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进行撤消省、自治区建制，设立经济大区试点，经济区属中央派出机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市和州，市不再辖县，只管城区和近郊区。国家设立中央、市（州）、县三级财政。其理由有：其一，省级行政区划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的主体是城市，目前形成了城市与农村二元社会结构，干脆把二元分而治之，突出城市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中央直辖市州一级（州是指地域大且没有中心城市的地区，以及为实行民族自治而专设的一级行政建制）。从而可以减少中间环节，便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效性和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城市工业现代化的早日建成。目前省级行政区划，从经济发展实体来看，既有城市、农村，地域又大了，从经济发展区划来看，它又小了。其二，省级机构运行50多年，机构太庞大，改革起来难度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把省级机构的权力一分为二：规划、协调与司法权、农村管理权给大行政区；城市经济运行与管理权交给市。有利于新型市场经济制度设计，节约经费用于发展城市建设。其三，省级作为地方政府，除外交外，与国家职能基本相同，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稳固，也不利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明确。其四，农村管理的实体应为县一级，农村管理形成中央、大区、县三级管理，以县为主；城市形成中央、市两级管理，以市为主。市县两类地方政府，一个管城市，一个管农村，职责明确，经济发展主体清晰，有利于小康目标的实现。其五，长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区已形成三个城市群（长江中下游平原具备建特大城市的品质，农业发达），省建制已成掣肘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现实，通过试点，探索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2、撤销县级市建制，恢复县建制，精简县级（含城市郊区）财政供养人员（含垂直系统），撤销乡镇建制，取消农业税。其理由有：其一，彻底斩断向农民乱收费的根源，庞大的乡镇级机构，在土地承包到户的条件下，没有存在的意义。其二，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中国都是“皇权不下县”，乡镇级设立政府机构，势必增大管理成本。其三，宪法明确规定村民自治，自治单位何需政府事无巨细全权管理？其四，乡镇机构是由区公所演变成人民公社，再由人民公社演变而来的，设立区公所即是上层建筑恢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其五，农业税已经征收5000年，农业产业已成为弱质产业，美欧都实行农业补贴政策，我们对农业不补反征，特产税只能按实际外销金额据实征收，取消农业税，以利于养育农业，发展、引导非粮产业。其六，县级市经济规模小，城市规模小，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非是一个大一点的县城，市建制未必能促进经济发展，倒不如把县城经济作为一个城乡结合点，带动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来经营运作。
3、选派大批青年（含优秀大学毕业生）干部，长驻村、镇帮助农村奔小康，长期与农民“三同”，不达小康不归队。其理由有：其一，整体小康目标，农村是难点和重点，没有党和政府的引导、诱导和指导，很难突破。其二，农村、农业、农民处于弱质状态，没有党的强有力领导，现状难以改变。其三，农村产业调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正确的理论指导，势必造成浪费和土地抛荒。其四，农民素质的弱质性与朴素的爱党、爱国情结，呼唤着党和政府的代表与他们朝夕相处，共同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的干部有必要深入人民生产、生活的最底层，在实践中摔打，培养出新一代的既懂现代科学知识，又深知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情感的社会中坚。其五，乡镇机构的撤销，农村党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有必要培养锻炼出一批农村新生领导力量。其六，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必然在实践产生，全国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任何模式必须适应客观需要。
金融问题
金融体制对农业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的支持相对来讲严重不足，那么，从金融的角度看，如何解决“三农”的问题？
（一）要尽快恢复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业务，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既想发展农村经济、启动农村市场，又不想付出代价，这是不现实的，农业只不过我们如果对政策性金融管理好一点，减少人为的失误和腐败，我们的损失就会少一点，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对支持“三农”的政策性投入，国家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在国家的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及时向政策性金融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的弥补，以及时化解政策性金融的风险，不要让风险积聚过大。
（二）在政策性金融的带动下，积极引导商业金融加大支农力度。一些农业高科技、规模化、产业化和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在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以后，商业金融要及时给予配套资金。对于长期只存不贷或达不到存贷比例的商业金融营业网点，要强行退出市场，遏制从农村大量抽走资金的做法。
（三）扶持农村信用社健康发展，提高支农能力。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责。那些认为农村信用社不是国营的金融机构，就不能享受同样待遇的思想是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不了解，其结果是导致农村信用社的风险越来越大，不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出现全国性的金融灾难。
（四）邮政储蓄组织的资金，大部分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反哺“三农”。由于邮政储蓄的存款大部分来自县以下，主要是农村，这部分资金应通过政策性金融用于支持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同时增加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提高其支农能力。这样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进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适当改变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这样才能吸纳三农问题较多的资金，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小康问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以下弊端：一是不利于机械化生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二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没有资金投入搞科研，即使有科研机构研究出新的技术，推广也困难；三是难于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现在农民的生产往往是生产出产品找不到市场，虽然有公司加农户这样的模式，但毕竟多了一个环节。当市场出现变化时，要么是公司不讲信用，要么是农户不讲信用；四是不利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难于有稳定的质量和数量的原料来源，一家一户的农户来生产，要么是质量难于保证，要么是数量难于保证。上述的四个问题，都是在市场经济中生产遇到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经济是不可能有质的突破，即使金融的改革能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村也没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吸纳较多的资金。硬性地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也只是没有多大效益的投入，最终又形成更多的不良资产。因此，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的再承包，使土地集中在懂经营的农业企业家手中，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大生产。农民既得到一定土地承包费，又可以干其他的副业，可以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生产率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农村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农村改革近30年来，我们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我们建立起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第二步，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我们开辟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途径；从2006年开始。进入到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三步改革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失时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是历史关节点上巩固改革发展成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首要任务。
美丽乡村
由杭报集团三报一网组成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统筹城乡”联合采访团，来到了桐庐。作为“进乡镇、进村庄、进农户、进企业、进田间”的系列采访活动，我们通过一天的时间，走访了桐庐境内的四个美丽乡村——永安、芦茨、狄浦、环溪。可以说，统筹城乡，村村各有特色。
桐庐县的第一站是永安村。永安村是桐庐县“5+4”重点中心村之一——富丽永安，也是瑶琳镇域内主要的中心村，说永安“富丽”，原因有二。其一，该村是桐庐县有名的“华侨村”。全村有侨眷200余人在外。“永安村有不少村民在欧洲经营餐饮店，是远近闻名的事。”
其二，永安发展了生态农庄型新农村模式。永安村以桑蚕产业为特色，村里的领导说，过去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家里养蚕，生活环境较乱。如今，村里规划将建造专门的养蚕场，实现生活、生产分离。未来的永安村将保持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的优美，积极开发休闲、养生、观光、度假等农家旅游经济，建设永安“生态庄园”。
走访的第二站是芦茨村。比起永安，芦茨是另外一番景象。芦茨境内山川秀美，风光旖旎。为了打造出别具韵味的风情小镇，芦茨村的民居统一改造成白墙黑瓦，村里的地面全都铺成了青石板路。
良好的生态环境、优美的山水风光、丰富的土特产，以野生的石蛙、石笋、石斑鱼、土鸡为“三石一鸡”美味特色，成为发展“农家乐”特色旅游的重要原因。村里有一条溪，据村委主任介绍，一到夏天，这里便成了天然的浴场。游客都会慕名而来，在这里住上三五天。村里的民宿也很便宜，80元左右就能住上一天，还包三餐。
在未来，芦茨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规划结合农房改造，在芦茨湾地带的大母山、严陵坞，凭借地域的自然、人文优势，形成一个独具原乡特色的创意产业基地，着力打造一个集合艺术创作、诗画文化、创意品牌、展览展示、时尚发布、娱乐消费、旅游休闲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创意平台。
如果说芦茨给人的印象是诗情画意，那么荻浦则充满了文化底蕴。
荻浦是一座古村，位于桐庐的东大门。荻浦建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村内尚存明清古建筑堂屋约20余幢(最早的咸和堂，建于1489年)，其中申屠宗祠(家正堂)和古戏厅(保庆堂)，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荻浦村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突出“乡风文明身心美”，重点挖掘古孝义、古戏曲、古树林、古造纸等特色古文化，全力培育“古风荻浦”，可谓“古风民俗第一村”。
荻浦的古造纸业，在清代时最为旺盛，工艺成熟、规模很大，一度是百姓经济的主要来源。建国前后，荻浦村尚存草屋头六处，料场七处，纸槽达120只之多，家家户户都有人从事造纸生产、销售。现存古纸槽的遗迹，正是荻浦村古造纸文化曾经繁荣的见证。为了纪念这个曾经给荻浦村带来繁荣富裕的手工业，该村专门挖掘整理了手工造纸业的工艺程序，并在新农村建设中对这个遗址保护维修。接下来该村还计划结合整村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在古造纸坊遗址开设一个手工造纸技术游客体验点，让游客在了解古村文化的同时，对古造纸技术流程有更深刻直观的印象。
身处在荻浦，古代遗迹密集，随意走上三两步，就可能看到一处古建筑、一片古树林。
而环溪村给人的印象则是适宜居住的小康村。环溪村是理学鼻祖周敦颐后裔族居地，这是一座清洁欢悦的小乡村。在村里，有一支由9人组成的保洁队伍，实行“户集、组收、村运、镇处理”的管理模式，严格按“五个一”(即一辆板车、一把扫帚、一把铁锹、一只袖标、一件红马甲)标准规范化保洁。这支小分队，每天的上午、下午都会对全村打扫一遍，下班前再巡查一次，确保条条道路有人扫、处处垃圾有人清。为建设新农村，村里把硬化道路、应家溪治理、建景观公园、建农贸市场、公厕、污水处理池等村庄硬件设施建设作为主打项目。
据了解，环溪至临村深澳、青源、屏源的主要干道及村内支路都已硬化，面积38000平方米，全村道路硬化率96%；在村口建造了景观公园，融明清古建筑、爱莲堂、百年古桥、千年银杏等历史文化古迹及自然风景名胜于一体。同时，还对菜市场进行迁建，新建1200平方米的高标准农贸市场，加强公共场所卫生设施建设。
财政投入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财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调整支出结构，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为赢得“三农”发展黄金期做出了重要贡献。2003-2012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超过6万亿元（2012年数据为年初预算数，下同）。总量上，中央财政“三农”投入从2144亿元增加到12286.6亿元，翻了两番还要多；速度上，中央财政“三农”投入年均增长21%，高于同期财政支出年均增长4.5个百分点；比重上，中央财政“三农”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3.7%提高到19.2%，达到将近五分之一。从千亿到万亿，数量级跨越的背后，是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稳定增长保障机制的逐步形成完善。
稳定增加涉农补贴规模从2002年安排1亿元设立良种补贴开始，中央财政涉农补贴种类不断增加，范围逐渐扩大，标准日益提高，到2012年已经形成了包含四项直接补贴、造林补贴、家电下乡补贴等在内较为完整的补贴政策体系，补贴规模达到2000多亿元，大大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直接的利益分配关系。
一是实施四项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从最初大豆1个品种扩大到水稻、玉米、小麦等10个品种，基本实现主要产区全覆盖。农机购置补贴单机补贴限额多次大幅提高，种类扩大到12大类46小类180个品目，共补贴各类农机具约564万台（套），受益农户约439万户。实施粮食直补政策，首次建立国家对数亿农民的直接补贴渠道。不断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有效弥补农资价格上涨造成的种粮成本增支。
二是实施农林生态保护和畜牧良种补贴。建立健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逐步覆盖到国家确定的牧区半牧区县（市、旗）。探索实行符合国情的造林补贴政策，补贴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省份。陆续出台生猪、奶牛、肉牛、绵羊等良种补贴政策，全国共有300多万农户直接受益。
三是建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险种增加到玉米、水稻、小麦等15个，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平均达到80%左右，累计带动农业保险累计实现保费约600亿元，为5.8亿户次投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78万亿元。
四是实施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自2006年7月1日起，对经核定的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按照每人每年600元的标准，统一扶持20年。截至2011年底，全国纳入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政策范围的移民共计2394万人。
五是实施消费补贴。以直补方式对农民购买家电给予销售价格13%补贴，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逾2.5亿件，实现销售额6000多亿元。
着力加大现代农业投入力度
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中央财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政策措施，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硬件”，提升农业科技水平“软件”，改善农林生态“环境”，为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十年间，中央财政用于这一方面的投入始终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一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支持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先后实施三批共1250个小农水重点县建设，基本覆盖了农业大县和产粮大县。启动2209条重点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累计治理河长1.25万公里。安排小型病险水库完成除险加固任务5.27万座，占到现有小型水库一半以上。支持耕地开发和土地整理、整治、复垦，加快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开展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重点商品粮棉油基地建设，促进粮食等优势特色农业主导产业发展。
二是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积极支持农业领域科研工作，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农业技术推广，实行测土配方施肥，推进粮棉油高产创建示范，启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初步建立起了符合农业科研活动规律、农业科技工作特点和财政预算管理要求的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体系。
三是调动主要农副产品生产大县积极性。出台产粮大县奖励政策，逐步创新推出产油大县、超级产粮大县和超级产粮大省奖励政策，有效缓解产粮（油）大县的财政困难。设立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累计支持生猪调出大县1799个。
四是大力支持农林生态保护和建设。分期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累计减少森林资源消耗10.39亿立方米。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正式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结束了森林生态效益无偿使用的历史。严格规范育林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支持实施国家重点水土保持建设工程，完成治理面积7.63万平方公里。
五是支持农业抗灾减灾救灾。陆续出台粮食主产区抗旱浇水、冬小麦“一喷三防”等措施，支持防汛抗旱抢险、应急度汛及水毁水利设施修复，开展重大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基层动物防疫，推动气象直接服务“三农”，实施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落实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政策，多次提高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标准。
大幅度增加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
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十年间，中央财政通过大规模、超常规的投入，逐步将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纳入公共财政支出范围，构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到2012年，中央财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已经将近占到“三农”支出的半壁江山。
一是优先促进农村教育均衡发展。从2006年春季学期起，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国约1.3亿学生全部享受免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政策，中西部地区约1228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获得资助。陆续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支持改善农村教育条件。
二是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试点五年内，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面覆盖，各级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由2003年20元/人·年提高到2012年240元/人·年。截至2011年底，参合人数达到8.32亿人，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0%左右，门诊统筹普遍推开。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立后，困难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进一步减轻。
三是推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过3年试点，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制度全覆盖，1亿多城乡老人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基础养老金。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提高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和月人均补助水平。
四是大力促进农村文化计生事业发展。支持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农民体育健身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推进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支持实施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等，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
五是统筹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和基础设施改善。积极完善财政综合扶贫政策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引导专项转移支付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保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稳定增长。将农村危房改造试点覆盖到中西部地区所有县和部分东部地区陆地边境县，超过2/3省份开展了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作，支持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272万公里，逐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项目在中央基建投资中所占比重。
勇于承担改革必要成本
为增添“三农”发展活力，推动体制机制改革顺利进行，中央财政积极安排相关支出，勇于承担取消农业税收制度、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等所带来的必要成本，构建了促进农业农村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推进减轻大湖区农民负担综合改革。从2006年起，提前3年时间全面取消农业税，终结了延续2600年历史的“皇粮国税”。
二是推进县乡机构改革。到2011年底，全国33631个乡镇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机构改革，占总数的98%，初步建立了符合农村实际和乡镇工作特点，精干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三是建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以农民民主议事为前提，以农民自愿筹资筹劳为基础，通过民办公助的方式，对符合规定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项目给予适当奖补，累计建成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98.5万个，惠及亿万农民。
四是支持农村金融改革。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农村信用社保值储蓄补贴等政策，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推进涉农金融机构改革发展。五是支持涉农体制改革。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推开，将家庭承包经营从耕地扩大到林地，丰富和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此外，还积极支持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农林水气事业管理体制等改革，推动建立促进农林水气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在不断加大直接投入的同时，中央财政还综合运用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财税杠杆，积极开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力引导和激励企业、民间团体、金融机构和农民群众等增加投入，充分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外国政府贷款，初步形成了支持“三农”发展的多元化投入格局。
从千亿到万亿，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是出发而不是到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财政将积极贯彻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继续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续写“三农”发展新的辉煌。
会议解读
"三农"发展迎来又一"黄金期"
2012年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10年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克服多种困难和风险挑战，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期”。对此，部分“三农”专家表示，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刚刚过去的2012年，我国实现粮食产量11791亿斤，连续九年增产、连续五年稳定在10500亿斤以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九连增”表明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历史性地站稳了1万亿斤大台阶。在国际社会普遍担忧新一轮粮食危机的情况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13亿人口大国来说极为难得和重要 。
10年间，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水产品也全面增产。农业规模化种养、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加快推进，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高。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不仅为稳物价、保增长、惠民生、促和谐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有力地保障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同时，农民增收也实现了“九连快”，增幅连续三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农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成果。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年均超过8%。特别是近两年，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速普遍超过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出现了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缩小的可喜迹象。
10年来，在改变农村面貌方面更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数倍甚至数十倍，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农村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全面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97%的农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5300多万人。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三农”发展能够迎来又一个“黄金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央在制定农村政策时始终把保障农民经济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作为基本原则，着眼于使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因而持续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
陈锡文说，10年间，依托国家财力的增长，一项项过去不敢想象的重大政策陆续出台：一是“免”，免除了已持续2600年之久的专对农民征收的农业税；二是“补”，实行了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补贴的政策；三是“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等等；四是“建”，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到农村；五是“立”，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朝着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方向建立起了一系列新制度：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指导文件
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全文约10000字，共分7个部分26条，包括建立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机制，努力夯实现代农业物质基础；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稳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大力培育发展多元服务主体；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有效保障农民财产权利；改进农村公共服务机制，积极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切实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文件要求，按照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的工作目标，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政策扶持力度、科技驱动力度，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大好形势。
文件指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分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文件强调，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必须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9年1月3日）
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三农”领域有不少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党中央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做好“三农”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落实工作，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为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为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基础。
做好“三农”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适应国内外复杂形势变化对农村改革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顺利完成到2020年承诺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
最新巨变
2015年在我国“三农”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连串亮眼的数字背后，映射出我国农业“千年未有之变”。
巨变一：摆脱“粮食生产周期之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2143．5万吨，比2014年增长2．4%。这是自2004年以来，全国粮食连续第十二年获得丰收。“十二连丰”，说明我国农业生产能力和水平有了根本性提高，彻底摆脱了以往“二丰一平一歉”粮食生产周期，堪称“千年之变”。
巨变二：“南粮北运”格局逆转为“北粮南运”
东北地区曾是历史上的关外“不毛之地”，如今已演变为我国粮食最主要产区。目前，东北四省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秋粮产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北大仓”黑龙江，自2011年起连续四年成为我国产粮“状元”，年粮食总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强。这也使得中国几千年来“南粮北运”格局逆转为“北粮南运”。史书记载，明朝京杭大运河从南向北运粮的漕船达9000多艘，清朝每年从南方征收北运的漕粮多达400万石。如今，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等全国5个粮食调出省（区）中，东北地区就占了3个。
巨变三：从“牛耕马犁”到“机声隆隆”
“牛耕马犁”是我国数千年来传统农业的真实写照，如今已经难觅踪迹。在广袤农田里，“高大威猛”的农业机械大显身手。目前我国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过程机械化，水稻机械种植、收获水平分别从十年前的6%、27%，提高到现在的38%、81%，玉米机收水平从2%提高到55%。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当农机化水平达到40%时，农机化就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农业部预计，2015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2%，正在快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巨变四：从滥施滥用到化肥农药零增长
我国已经启动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这意味着我国农业将努力告别以往“大水大肥”粗放式增长模式，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也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打下坚实基础。从化肥农药利用率看，2015年我国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粮食作物的化肥利用率为35．2%，比2013年提高2．2个百分点；农药利用率为36．6%，比2013年提高1．6个百分点。化肥利用率提高2．2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氮排放47．8万吨、节省100万吨燃煤。
巨变五：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望破万元大关
农民要小康，关键看钱袋子鼓不鼓。“十二五”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1%，2014年达到9892元，2015年更有望突破万元大关。农民生活水平变化，从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就可看出端倪。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1．1%，2013年下降至37．7%，食品消费支出比重明显降低，文教娱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消费支出不断增长。
巨变六：农业电子商务时代到来
社员网是契合国家“三农”发展战略和要求。依托手机APP社员汇，链接国内优质农庄和消费者。从源头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让绿色农产品一键到餐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