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中国已经完成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安徽地区庐江郡的皖县（今潜山县）是西汉政府以铸造铁制农具为主的“铁官”所在地。考古工作者还在寿县东汉堰坝遗址中发现铁犁、铁锄等多件，在淮南市东汉遗址中发现铁镰、铁锄、铁锸等4件。这些，直接、间接地为汉代安徽使用铁制农具提供了证明。 汉代的耕犁有了显著改进，牛耕技术更加受到重视。东汉王景任庐江郡守时，教民犁耕，提高了耕作效率，使郡内“垦辟倍多，境内丰给”，表明了牛耕方法当时在安徽地区的推广。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粮食加工工具有了新的要求，两汉之际沛国相县（今淮北市人桓谭在他所著的《新论》中说：曾经用作粮食加工的杵臼，到西汉时期逐步改进成为脚力踏碓、畜力碓和水碓，这说明当时淮北人民已经掌握了使用水碓加工粮食的先进技术，取得了对自然力的利用和机械制作技术的重大进步。 嵇含（262～306年），字君道，西晋谯郡钅至县（今宿县西南）人，所著《南方草木状》主要记载中国五岭以南地区的植物，是中国也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一部区系植物志。全书3卷，内容分草、木、果、竹4类，共记植物80种。这在植物分类学上，比之于过去仅把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前进了一步。书中内容大都真实可靠，使用的植物名称多数沿用至今，对不少植物的描述准确生动，具有相当的科学水平。特别宝贵的是该书下卷记有南方人民用“蚁”防治柑桔害虫的资料。这里所说的“蚁”就是能捕食20多种柑桔害虫的黄犭京蚁，表明中国南方人民至迟在公元4世纪初就已经利用黄犭京蚁防治柑桔害虫。这是世界上生物防治害虫的最早记载，西方直到19世纪才有类似记录，比中国晚1500年左右。书中关于在水浮苇筏上栽培蕹菜的方法，也是世界上有关水面（无土）栽培的最早记载。 西汉武帝时，今安徽、河南交界的汝南郡和安徽寿春的九江郡兴修了引淮灌溉工程。后来西汉政府在今阜南县境设置新县，以其“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县”。为了管理、维修九江郡内的水利工程，西汉政府在当地设有“陂官”、“湖官”。当时全国设立这类机构的仅此一处，表明西汉时安徽淮南地区的水利事业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 西汉时期籍隶安徽的文翁、召信臣等人，还在今四川、河南等地主持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文翁，庐江郡舒县人，西汉景帝时任蜀郡太守，除曾经大力创办学校对蜀郡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外，还“穿灌江口，灌溉繁（今四川彭县西北）田千七百顷”。召信臣，九江郡寿春人，西汉元帝时任南阳郡太守，“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 东汉时期，安徽淮河南北仍是水利发达地区。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王景任庐江郡守时，发动群众修复了年久失修的芍陂，使这个著名的古老水利工程重新发挥效益。考古工作者在寿县发现的东汉堰坝遗存，就位于当时芍陂范围内。它建筑在一条泄水沟上，用草土混合物构筑，兼有蓄水、清淤作用，是一座以蓄为主、蓄泄兼顾的水利工程。它的发现，证明早在东汉时期安徽人民已经创造出就地取材、施工便捷的埽工工程。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在汝南太守何敞主持下，修治了鲷阳（今临泉县鲷城）旧渠，垦田3万余顷。 三国时期，安徽是魏吴两国实行屯田的重要地区。为了配合大规模屯田，魏国派刘馥、郑浑、邓艾等人兴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刘馥相县（今淮北市）人，任扬州刺史时“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坤曷以溉稻田”，郑浑任沛郡太守时，“于萧、相二县界，兴陂坤，开稻田，......号曰郑陂。”这些工程除茹陂外，均在安徽。邓艾兴修水利的具体情况虽已难以考辨，但史书记载他大规模屯田时曾“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灌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可见当时淮颍流域的水利建设达到了一个高峰时期。 吴国在江淮地区兴修的水利工程有东兴塘和铜城闸。东兴塘在今巢县境，修筑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魏军，但也起到了扩大灌溉面积的作用。铜城闸在今含山县境，后代曾多次重修，至今仍在发挥效益。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安徽农田水利建设已由江北发展到江南。方志记载，吴国泾县令陈焦、雷府君在县境“开塘潴水，为利甚溥”；曾任吴国庐江、会稽郡守的泾县人洪矩，在其家乡劝率乡人“引水溉田，以时蓄泄，备旱潦”。南朝萧梁新安内史吕文达与郑思在歙县主持修筑南北两渠，“南岩寺，北坤曷田”，名曰吕坤曷。 三国时期，安徽人民还在利用、改造洼地的技术上取得重大成就，在沿江、江南修建了圩田，较重要的有在今芜湖境内的咸保圩和望江境内的西圩，今宣城境内的金宝圩和当涂境内的大公圩，也有可能始建于吴国统治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