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安徽医学特别是徽州地区新安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表现是学术思想活跃，医学经典著作研究、诊断学、药物学、方剂学、医案以及临床各科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出现了一大批医学名著。据初步统计，明清时期安徽医家和名医计约1382人，约占清以前有名可考的安徽医家总数的92％，其中新安医家约计545人；明清两代安徽医著计约600多种，约占清以前安徽医籍总数的87．7％，新安一隅计约400余种。 医学思想影响较大的有汪机的“遵古而不泥古”的思想，孙一奎在“命门”、“三焦”争论中的见解和方有执创立的《伤寒论》“错简说”。 汪机明代祁门人，行医数十年，活人以万计，著医著13种，是明代中国著名医家之一。在学术思想上，他崇尚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立论多主丹溪之法，但不限于一家，对于株守丹溪的见解，他还加以批驳，表现了他的“遵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在这种精神指导下，他兼取众家之长，提出了“调气补血，固本培元”的医学思想，强调“补阴以益血，温阳以养气”；“气血调和，邪不为害”，反对单纯强调以寒苦之剂滋阴而忽视温阳。在外科治疗上，他主张调理元气，先固根柢，不轻用寒凉攻解剂，同时强调分别阴阳，戒滥用刀针。 孙一奎明代休宁人，汪机再传弟子，有医著4种，汇为《赤水玄珠全集》。在有关“命门”的争论中，他反对“命门为右肾”、“命门属相火”等见解，引进太极对命门作了阐发，认为“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在“三焦”是有形或无形的争论中，孙一奎主张“三焦无形”，而以人体功能对其进行研讨，认为“三焦”虽分上、中、下，只是“分其功能，亦无形质”。这些见解，在中医学史上颇有影响，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完善化起到一定的作用。 方有执明代歙县人，他认为西晋王叔和编纂的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言简文奥，意义难明，编次混乱，眉目不清。经过20多年的努力，重新编次该书，逐条辨析，著成《伤寒论条辨》，并将太阳病归纳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感营卫俱伤3种，以有关条文予以类归，创“三纲鼎立”学说。方有执的这些创举，大大推动了对《伤寒论》的研究，形成了赞同方有执的“错简派”，与之对立的“维护旧论派”和对二者都不赞同的“辨证学派”等等。 此外，在探讨中医基础理论中，安徽医家还出现了不因袭《内经》等著作的“心主思维”的传统旧说，力主“脑主思维”的见解。兼通医学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明确指出：“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至于我之灵台，包括县寓，记忆今古，安宀真此者果在何处，质而稽之，有生之后，资脑髓以藏受也。”这是中国古籍中关于脑主思维的明确记载。休宁名医程杏轩、汪昂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引用明末抗清英雄休宁金正希的“人之记性皆在脑中”的论述，主张“脑主思维”。 这一时期安徽研究中医经典的著作，除上述《伤寒论条辨》外，还有70余种，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歙县吴昆的《黄帝内经素问吴注》，将《素问》原文分段注解，注文朴实简明，有所阐发，是国内《素问》主要注本之一。明末清初休宁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一反过去多数医家注释《内经》愈注愈多，愈释愈繁的作法，“务令语简义明”，因而内容精简，条理清楚，给后人学习《内经》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药物学、方剂学重要著作有：朱木肃主纂的《普济方》，内容包括总论、脏腑身形、伤寒杂病、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等，收集资料极为广泛，各种疾病的治法十分丰富，既是一部医学研究和临床参考的重要文献，也在保存中国古代医药文献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吴昆撰《医方考》，选有历代常用方700余首，按症分类，每类下集方若干首，每方又“考其方药，考其见证，考其名义，考其事迹，考其变通，考其得失”，是中国第一部注解医方之作，深受国内医家欢迎，并传入朝鲜、日本。明代祁门陈嘉谟撰《本草蒙荃》，偏重于生药研究，论述药物447种，附录药名295种，讲究药材产地，严分药材性质，对药材的保管、气味、炮制方法也论述较详，并“创成对语，以便记诵，间附己意于后，颇有发明，便于初学”。汪昂撰《本草备要》和《医方集解》，前者具有由博返约，既备且要的特点，选适用药物400种，列其归经、气味、主治之由等等，后者共收正方300余，附方过之，分列21门，并附急救良方，二书在医学界影响颇大。此外，汪昂还撰有《汤头歌诀》，以诗歌、韵语将300多首方剂编成歌谣，简明扼要，便于记诵，至今为学习中医的重要入门书籍。 医案的重要著作有明代歙县江..王编《名医类案》，上采《史记》、《三国志》所载扁鹊、淳于意、华佗诸人，下迄元明医家，分201门，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病案颇多，是中国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的著作。明代祁门陈桷编《石山医案》，石山为汪机别号，他的遵古而不泥古、临床诊治随证变通而不拘一格的思想，在其医案中多有体现，本书的问世对于纠正宋、金、元以来或偏于温燥之药，或偏于寒凉之剂的偏向，起到了积极作用。 内科学的重要著作有明代阜阳张鹤腾编《伤暑全书》，全面汇集了各种伤暑病以及与之有关的疾病及其主治方剂，颇有临床指导意义。明代歙县吴澄撰《不居集》，首创“外损”学说，弥补了中医治疗虚门的一大缺陷，并在治疗外损上反对乱用补药而创“托法”和“解法”，炮制了“补托”、“解托”的多种方剂，还提出“理脾阴”的新理论，自制“中和理阴汤”等9个有效良方，对脾胃学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孙一奎的《赤水玄珠》中有内科杂病67门，每证之下所列方药，条分缕析，对辨症施治大有助益。 外科学的重要著作有汪机撰《外科理例》，全面论述了外科病症的证治，并附临床验案和附方265首，提出了“外科必本诸内，知乎内以求于外”的思想，认为治疗外科疾病不能单凭手术，应从整体出发，临床上一方面反对滥用刀针，另一方面对宜于手术者又强调早期手术，持论独特，随证变通，很受医家欢迎。清代芜湖顾世澄撰《疡医大全》，汇集《内经》以下历代外科著述，分类加以编纂，多附作者按语和经验良方，尤其是对唇裂修补术的介绍，在麻醉、手术步骤、缝合止血、术后护理等方面，均接近现代水平，有关肛门闭锁，阴道闭锁等手术的介绍，也符合科学要求。 儿科学的重要著作有清代贵池夏鼎撰《幼科铁镜》，该书根据小儿不能自述病情，切脉问症也有困难等特点和“病于内而形于外”的思想，强调通过“望形色、审窍苗”以提高望诊的准确性，治疗上详细论述了推拿术的应用，在小儿惊风的认识和治疗上也有新见解，所创方剂“天保采薇汤”以及书中不守成法、随证变通的思想，都有参考价值。清代歙县许豫和著《许氏儿科七种》，包括《怡堂散记》、《橡村痘诀》、《痘诀余义》、《重订幼科痘症金镜录》、《小儿诸热辨》、《散记续编》、《橡村治验》等，内容丰富，是许氏行医60余年的经验总结。 喉科学重要著作有清代歙县郑宏纲撰《重楼玉钥》。郑氏为著名喉科专家，其兄弟子侄儿孙辈不少人以喉科为业，至今已有8代。《重楼玉钥》分上下两卷，上卷论述咽喉部位和生理意义，喉科疾患的诊断和预后，36种“喉风”的名称、症状、治法、方药等，卷末附“梅涧（郑氏号梅涧）论症”，对白缠风（类似白喉）的病理、疗法有独到见解，为后人创“养阴清肺汤”治疗白喉奠定了理论基础；下卷专论喉科疾患的针灸疗法。该书由于密切结合临床实际，很受医家欢迎，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眼科学重要著作有清代桐乡（今桐城北）顾锡著《银海指南》，内容详备，除系统阐述眼病理论外，以强调内服药治本的重要性为其主要特点，在中医眼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产科学重要著作有清代休宁汪吉吉著《产科心法》，内分种子、胎前、临床和产后4门，对产科常见病的诊治记述扼要，是一部较好的产科专著。 传染病学重要著作有清代叶桂著《温热论》和余霖著《疫疹一得》。叶桂祖籍歙县，后来迁居苏州，《温热论》为其门人所辑，从理论上概括了温热病的发病途径和传染规律，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送传心包”之说，创卫、气、营、血辨治温病，还总结了察舌、验齿、辨别斑疹和白痞的诊断方法，为温热病学说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余霖桐城人，长于治疫病，倡用石膏重剂泻诸经表里之火，所著《疫疹一得》重点论述了疫疹证治，颇多临床心得，强调“疠气”致疾皆从口鼻而入，疫毒和胃非石膏不足以清解，创治疗热疫名方“清瘟败毒饮”。 针灸学重要著作有汪机撰《针灸问对》，论针法、灸法及经络腧穴，皆据《内经》、《难经》、《甲乙经》及诸家著述，设问对以发明其义，并提出“针能泻有余，不能补不足”的独特见解，极言误灸之害巧立名目之诬，内容简明，论述扼要，流传极广。 综合性医籍重要的有明代祁门徐春甫辑《古今医统大全》，包括明以前历代医籍和经史百家文献中的医学内容，既引录古说，也有徐氏的阐发，对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均有较高参考价值。清代歙县吴谦等编的官修医书《医宗金鉴》，内容论述各科疾病的诊断、辨证、治法、方剂等，虽包罗万象，但叙述简要，且有插图、歌诀，刊行至今一直是初学中医的必读书籍。 除上述各方面的成果外，明代安徽医家还发明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痘接种法，为消灭天花的祸害做出了重要贡献。清初俞茂鲲所著《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这是中国有关发明人痘接种法的最早的较为确凿的记载，证明至迟在16世纪中叶，安徽医家已完成此项发明。至于人痘接种的具体方法，据《医宗金鉴》等书记载，有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水苗法等。这一发明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而且很快传到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