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徽在两千余年学术流变中，名家辈出，著述如林，学派迭兴，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长河中，汇入一朵又一朵绚丽的浪花。刘勰《文心雕龙》说：“伯阳序道德以冠百氏”，是讲先秦诸子之学，实多肇始于老子的《道德经》。管仲佐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以经世之学开后世法家先河。所著《管子》内容丰富，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及天文、历数、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阐述经济问题最多的著作，在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和财政等方面均有所论述。庄周兼取孔老，著为《庄子》，其虽有高蹈出尘缺乏进取精神的倾向，而他那种淡泊寡欲、洒脱自适的人生态度，实则又具有化贪去鄙的作用，社会亦因此阴受其益。后世封建王朝将儒、道、法提到并重的位置，互为补充，交替使用，即是其社会功能的最好说明。 西汉前期，淮南国国都寿春人文荟萃，为中国东南地区的文化学术中心。由淮南王刘安主持，众多江淮精英参加撰写的《淮南子》，旨近老庄，而又博采诸子之长以为己用，尤注意汲取儒学中的积极入世精神，被公认为中国学术史重要典籍。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为主的经学，成为封建社会文化学术的正统。当时大师，虽说以齐鲁人居多，唯安徽却颇有与之颉颃鼎立之势。如高相创立高氏《易》经学派，庆普创立《周礼》中的庆氏学派，翟牧光大孟氏《易》经学派，邓彭祖发展梁丘氏《易》经学派，薛广德、褚少孙、陈侠、张邯精于《诗》，闻人通精三礼，朱普、唐林精《尚书》，蔡千秋精《谷梁春秋》。又如训《毛诗》之谢曼卿，习《韩诗》之贲生、召训，尊经非纬之桓谭，习欧阳《尚书》、并以稽古为三老五更的桓荣，著名循吏召信臣，视富贵如浮云的梅福，以兴学闻名的文翁，皆当时所谓的经儒之选，其中有不少人属于宗师级学者。就学术派别而言，他们绝大多数都属于古文经学派。这些学者，或者专门，或于公干余暇，以所学传授生徒，从而推动这一地区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沛国人陈宠，世习法律，主张改革“烦苛之法”，“严明”之后，“济之以宽”。著有《辞讼》七卷、《决事都目》八卷，并曾获准在全国颁布施行。 自东汉末年开始，政局长期动荡，知识分子耽心无端卷入政治仇杀，转而究心于《老子》、《周易》、《庄子》的传疏，玄学便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应运而生了。玄学代表流派为竹林七贤，七贤中又以今安徽人嵇康为中坚。玄学家的初衷在保身避祸，至其蔑视名教，托好老庄，大胆决破礼法束缚，却不自觉的给思想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曹氏父子为建安文坛领袖，不独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赋，还提出了文学史上前人从未涉及到的新课题，曹丕的《典论·论文》，堪称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此后不久，文学批评著作如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桓范的《新书》等相继问世；《典论·论文》等有筚路蓝缕之功。曹操不仅文韬出众，武略方面也超群绝伦，《隋书·经籍志》录有他撰写的《兵书略要》九卷、《魏武帝兵法》一卷、《续孙子兵法》二卷，又有其注解的《孙子兵法》二卷、《太公阴谋》三卷，军事著述之丰富，安徽历代罕有能与之相比者。 晋南北朝时期，庐江何偃注《庄子·逍遥》，何佟之习三礼，何尚之创“南学”学派，俨然一代玄学大师。何之元撰《梁典》三十卷，备述萧梁盛衰兴亡始末；薛莹预修《吴书》，又私撰《后汉纪》一○○卷。人桓伊、戴逵，丹阳人薄绍之，或精音律，或擅绘事，或长于丹青，皆不失为艺坛巨匠。戴氏又著有《释疑论》，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这时期，民间教育也相对繁荣，相人刘、潜人杜夷等，聚徒教授，常至千余人。刘的学生甚至将乃师与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马融、郑玄并称。 唐代文人雅士皆倾心竭虑于诗歌创作，安徽学术上可称述者不多，惟道学因李唐王朝的加意扶持，相比之下，情形稍微好一些。其中亳州真源人陈抟著的《无极图》和《先天图》，对后世影响很大，到了北宋，经过周敦颐、邵雍等人加以推演，遂成为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重文士，学术界发扬蹈励，著作繁彩，一扫唐代沉寂，在许多领域里都作出贡献。常秩以经术见称，尤长于《左氏春秋》。尹拙学问渊博，石晋时与张昭、吕琦等同修《唐史》；后周显德中与张昭合修后唐闵帝、末帝及《周太祖实录》；又与张昭、田敏等共同详定《经典释文》。杨杰、聂冠卿通礼乐，聂氏预修《景祐广乐记》，杨氏自撰《乐记》五卷。王逢、汪精研《易》学，王氏著《易传》十卷、《乾德指说》一卷、《复书》七卷，汪氏参预王安石《三级义传》的撰写，又首传其说。宣城梅尧臣与欧阳修、苏舜钦同为北宋前期诗文革新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他不仅创作了许多与西体风格对立的诗文，而且有着独到的理论。梅尧臣认为诗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而产生的，“国风”是要使下情上达，“雅颂”也须有所刺美。反复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职能。愤慨当时“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的空洞浮艳诗风。他认为写诗既要求形象的鲜明突出，也要求意境的深远含蓄，说：“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梅尧臣的这些论断，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积极影响，至今诗学界犹奉为圭臬。晚年预修《新唐书》，其史才也颇受后人推重。南宋濠州人王万学著《时习编》，主张发言顾行，言然而行，言行一致，颇得心学要领。僧宗杲，游心佛理，遍究诸禅法，创参话头禅法，又著《正眼法藏》、《临济正宗记》，为有宋著名高僧。休宁程大昌学术湛深，于诸经皆有论说，尤长于名物考证及山川舆地之学，可说是皖南考据学先驱。汝阴王王明清父子，熟于掌故，为一代史学名家。尝撰《国朝史述》、《七朝国史》、《祖宗兵制》、《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国老谈苑》、《默记》及反映哲学见解的《太玄经义解》。明清追步先人余绪，撰《挥尘录》。由于其父子力求持正论，详故实，态度严肃，故皆不失史法。由地记、图经发展而来的地方志，到了南宋，著作之盛，也为前代所无。《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收录安徽宋代方志九种；两书未录而见于《宋史·艺文志》的还有二十一种；另《永乐大典》存三种。到了明代，其势不减，兵火之余，现存安徽明代方志尚有七十六种之多。其中不乏佳作，象罗愿的《新安志》，即公认为是一部搜集丰富、考证审慎、体例严谨的好志书。就其分布而言，多集中于沿江江南，这既反映该地区经济文化长足发展，也不失为传统的史学在空谈“性”、“理”空气中为寻求自我发展而开辟的一条新蹊径。宋代州郡学之立，起初规定只在藩镇，支郡不得建学。宝元元年，应知州蔡齐之请，特许颍州作为支郡兴建学校，从此，安徽各州郡相继建立起官办的学校。到了南宋，用作私人读书讲学的书院开始多了起来。安徽书院大多集中在皖南及沿江一带，对繁荣学术，敷扬文教，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的一大转变，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乾淳以后，其学分而为以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学者尊称象山先生）为代表的3派。朱熹实集北宋五子（胡瑗、孙复、张载、程颐、程颢）之大成，在经学、文学、史学、教育、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特别是他建立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以及博览和精密分析的严谨学风，在海内外影响都很大。作为他的桑梓旧居徽州地区，受其影响尤深尤远，宋、元、明3代，可谓家传户习，无非朱子之学。私淑、再传，朱学忠诚卫道者也不乏其人，如胡一桂之于《易》，赵之于《春秋》传，都是后世极为引重的，然能独成门户自为宗派者，却极少。吕祖谦原籍寿州，系北宋仁宗朝名相吕夷简的裔孙，金人入主中原，携家南奔，后定居在今浙江金华。与朱熹、张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为学继承家学渊源，主张“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开浙东学派先声。朱陆相争，各持己见，鹅湖之会，吕氏出面调停，没有成功。至元代，复出现一股调和两派的思潮，歙县人郑玉（号师山）是从朱熹派出发调和两派的代表人物。陆象山、王阳明虽与安徽无涉，但阳明弟子戚贤辟南谯书院为讲社，与罗念庵、王龙溪共证良知之学，实可为安徽的陆王学派嫡传。 受理学的影响，明代安徽兴起编纂家谱热，尤其是受宗法制度束缚严重的徽州地区，商贾大户，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几乎家家修谱，保存至今的仍不下数百种。由于编的过滥，难免良莠不齐，但若沙里淘金，仍可从中挖掘到不少宝贵资料。 （二）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在许多领域里都有出色成绩的思想家、科学家。他接受了明末西方传来的天文、地理、物理、生物、医药等科学知识，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学、书画艺术、音韵训诂也有很深的造诣。特别强调“质测”（实验科学）的知识，主张“寓通几（哲学）于质测，即于言通几”。认为“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反对“离气以言理”、“离器以言道”的宋明理学。提出“天恒动，人生亦恒动”，宇宙间万事万物皆变动不居的观点。在《东西均》中还提出“一在二中，即二用一”，“合二而一”的合理命题。《通雅》五十二卷是讲述文字训诂、古代音韵及方言俗语的专门著作，体例严谨，博证精思，实有资于小学。晚年因躲避清廷搜索，更走上逃禅的道路。其学长期不显。至20世纪50年代，经侯外庐发掘，始受到学界重视，影响也随之日益扩大。 清代朴学，或称作汉学，既分为吴皖两派，皖派开其前茅者，有宣城梅文鼎，精于历算；婺源江永，博通声律音韵、典章、历数、名礼；汪绂学兼汉宋，又雅善格物。到了休宁戴震，遂集诸家之大成。在哲学上，他肯定世界是“气”的变化过程，“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就是“道”或“理”。指出《易·系辞》所谓“形而上”的“道”，就是“未成形质”以前的“气”；“形而下”的“器”，就是“已成形质”以后的物，从而有力地批判了理学家“理在事先”理论。并用“理存于欲”的命题反击理学家“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认为“后儒以理杀人”同“酷吏以法杀人”并无本质区别。又精通古音，立韵类正转旁转之例；从分析《广韵》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与韵类异同；并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戴氏把“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作为治经的根本方法；十分重视从字形、字音与字义的关系考求文字训诂的源流。他怀疑许慎于六书古训未能尽意，主张“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并提出著名的“四体二用”说。戴氏文字学方面的著作虽然留下的不多，但他的理论和方法对后世影响较大。另外，戴氏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也均有深刻研究，卓然为一代考据大师。戴氏而后，皖南学者各得展其性之所近，治音韵学者有洪榜，治三礼者有胡培翚、凌廷堪、金榜、胡匡衷，治数学者有汪莱，治格致测量博物者有程瑶田。至于戴氏的问业弟子，更是遍于海内，其最著名的有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兴化任大椿、曲阜孔广森、仁和卢文弨。再传弟子有仪征阮元、瑞安孙诒让、德清俞樾。私淑弟子甘泉焦循。皆一代名宿硕儒。皖派与吴派在学问上都求博，但皖派的求博不同于吴派的“好博而尊闻”，而是像章太炎讲的，“综形名，任裁断”，是淹博与专精相结合。皖派以求真、辨伪为信条，崇尚严谨和博证，忌讳先入之见与臆断之词，并通过音韵、训诂、辨伪、校勘的途径，扩大了由其先辈所开拓的认识领域，纠正了许多误解曲说，在宋元明以来极端唯心主义的绝境中，为学术思想的向前推进拓宽了道路。但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抛弃了经世致用的要求，与世隔绝开来，也就失掉自己生命的源泉。至其末流余绪，皖学虽然表面上仍很活跃，而多数学者已不再具有创造性的成果，走上式微不振的衰退道路。 桐城派学兼汉宋，标举古文义法，方苞导启于前，刘大櫆光大其后，至姚鼐集其大成，“桐城派”之名遂闻于世。支流余裔，流衍南北诸省；影响所及，绵延二百余年。成员之众，著作之丰，殆近世少有其伦。然毁誉不一，评价大相径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中西文化撞击，犹如巨石投入死水古潭，在安徽学术界激起层层波澜，出现一批象姚莹、包世臣、王茂荫、夏燮、李鸿章等“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他们正视现实，研究现实，反对因循保守，殷切希望通过改良封建统治，使之产生新的生机。姚莹主张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方，以探索制夷之道。包世臣一反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提出“本末皆富”、“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的经济思想，王茂荫“以实运虚”的货币理论，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李鸿章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实际主持人，而且其关于“变革”、“自强”、“求富”、“人才”等方面的主张，基本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要求，成为19世纪后期中国经济史的重要内容。 近代安徽史学界颇著成绩，夏燮为著名经世派史学家，著述很多，尤长于明史，其《明通鉴》至今为研究明史者必读书；又所著《中西纪事》专记两次鸦片战争经过，书中毫无顾忌地揭露和抨击了投降派的罪恶行径，爱国之情，赤子之心，溢于字里行间。俞正燮为著名考据学家，所撰《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各十五卷，其中的《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人恶德论》，见解颇与传统观点相左。汤球专攻晋史，辑有《汉晋春秋》、《十六国春秋辑补》、《九家晋书》、《九家晋纪》。程思泽《国策地名考》论证详确，后世治历史地理和注《战国策》者，每每征引其说。赵畇动议编辑《筹办夷务始末》，又对《清实录》体例发表过很好的意见。方浚益的《吉金录》和《缀遣斋器款识考释》，对青铜铭文资料的搜集保存颇著劳绩，其考释也有精到之处。经学和文学方面，江有诰《音韵十书》，分先秦古韵为二十一部，断定古实有四声，特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耳，被公认为近代古韵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汪文台为阮元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颇著功力，随其流布日广，影响也日益增大。 石埭人杨文会是近现代中国知名佛学家，他学识渊博，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先秦诸子之学，无不精心研究。其论学大旨统以十宗，大要以《大乘起信论》为佛学经典，进之以《楞严正脉》、《成唯识论述记》，则他派佛经均可通了。著述丰富。对佛教典籍的翻译、保存、流布，佛学的传播，都做出积极的贡献。与知识界过从甚密，近世大思想家多受其影响。 封建教育日趋衰落，书院死气沉沉，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教学内容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除保留修身、习经、文学、历史、地理等部分传统课程外，又增加了物理、化学、法制等西式课程，并出现一批具有近代思想的教育家，如孙家鼐、吴汝纶等。 （三）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政府统治，但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此后战乱频仍，封建军阀割据，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还在宣扬尊孔读经，而代表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主义则拼命表现自己，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想在中国上空盘旋激荡，颇有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气象。这一时期的安徽社会科学界，也显得特别活跃，并涌现出一批象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徐谦、许世英、周新民、胡朴安、吴承仕、刘文典、周学熙、梅光迪、方东美、陶行知、陈独秀、胡适等知名人物。尤其是胡适、陈独秀，可说占尽风流。徐谦、史尚宽、许世英、周新民及宿松熊元翰兄弟，在引进及传播西方法律思想和制度，建立中国近代法制方面，做出很大努力。其中的周新民，由于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著述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观点，表达了法律的进步趋向。皖籍学者在经济学领域影响最大的要推周学熙，周氏长期主管最高当局的财政，又是著名的实业家，他的基本经济思想是希望通过整理财政、发展实业，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走上富强之路，带有明显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特点。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旧学根底深厚，曾预修《清史稿》。刘文典、吴承仕于古籍校勘方面颇见功力。胡朴安著述丰富，尤精文字学，著有《文字学ABC》、《中国文字学史》、《校雠学》、《中国训诂学史》。另编有《中华全国风俗志》，也很有影响。方东美在海外哲学界声望颇高。梅光迪对西方文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亦著辛劳。陶行知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竭力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并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是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位教育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者。他一生虽然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从事政治活动，但在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里，造诣也很深。如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及提出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七项办法；又如提倡平民教育，主张男女同校，强调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智、德、力并重，肯定孔子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方法，直到今天仍未过时。他倡导的文学革命，主张用通俗的社会文学代替封建的贵族文学，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另外，陈氏对小学也很感兴趣，且终生不辍，留下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不下二十余种，曾有人评价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胡适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宗教学诸多方面，且均有所成就。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和《胡适文存》等书。尤其是他以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为思想工具，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倡导怀疑的精神，用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在近代知识界影响很大。 建国以后，尤其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先后成立了许多规模不等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了以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为机构的近百个隶属社联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专业学会。创办了《江淮论坛》、《安徽史学》等一批在全国学术界都有相当影响的学术刊物。创办了安徽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黄山书社。设立了地方志办公室、安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学术界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全新的姿态，在宣传、研究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方志编纂与研究，考古发现与研究，以及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教育学、目录学等领域，都取得辉煌夺目的成就。安大哲学系的西方哲学研究，安师大中文系的汉语言学研究、历史系的徽商研究、省文化厅的地方戏剧研究、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安徽地方史研究，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蒋元卿的《皖人书录》，填补了地方文献没有系统目录书籍的空白。这个时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人数之众，出版的社会科学论著之多，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与伦比。皖籍在外省市工作的学者如周一良、吴于之于世界史研究，朱光潜之于美学研究，钱杏邨（阿英）、吴组湘、李何林、叶以群之于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研究，徐中舒之于先秦史研究，或为鼻祖，或执牛耳，都对繁荣祖国社会科学事业作出程度不等的贡献。特别是80年代以后，各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科学界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和繁荣景象，尤其法学、社会学、区域经济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并出现许多与自然科学交叉的新兴边缘学科。 纵观从春秋战国到建国后的各个时期，安徽先贤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往往占居重要位置。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采辑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三千余种，内录安徽人著作四百余种，占总数七分之一。1987年出版的《皖人书录》，收录民国8年（1919年）以前皖人著作一万七千余种，涉及作者六千六百余人，而散佚不彰者，作者受闻见所限失录者、及现代、当代人所撰尚不在其内。社会科学人才荟萃的评价，庶可当之无愧。 （四） 安徽幅员辽阔，地貌类型多样，各地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开发的时间有早有晚，因此文化学术发展水平也极不平衡。总的趋势是按时序自北向南逐步推进，大体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同步。若从具体时间上来划分，可以宋朝为界。宋代以前，安徽学术重心在淮河流域；宋代时期，安徽籍学者见诸《汉书·儒林传》的计有16人，其中12人属淮北的沛国；3人属江淮间的九江郡；皖南无一人入班书。东汉有“汝颍多士”之谓，也是说今淮北地区官宦文人多。魏晋南北朝时期，谯沛多俊彦，大批名流文士的籍贯仍集中在以谯沛为中心的淮北地区。如曹氏父子祖孙、夏侯群贤、嵇康、嵇绍、刘伶、桓伊、戴逵等，皆谯郡人。丁仪、丁、薛综、桓范、郑丰等为沛国人。何氏群彦皆出庐江潜县，只有雅善书法的薄绍之籍贯江南的丹阳。中唐以前，人才分布格局大体依旧，稍有不同的是出现向沿江推移的迹象。如李敬玄、李元素、李绅兄弟祖孙，至德二年（757年）进士戴孚、丁宏道，大历十四年（779年）进士奚陟，宝历二年（826年）进士夏侯孜，擅长画马的曹霸，均亳州人。贾、张彻宿州人。张可象、陈越石为颍州人。江淮之间，庞严、裴古、夏侯端、王良辅为寿春人。李群合肥人，邢文伟全椒人，高子贡历阳人，张籍乌江人，何士干、何长师、郭霸庐江人。迄晚唐五代，淮北了了，沿江江南显著增加，举其彰彰有名者，胡楚宾、卢嗣立秋浦人，罗立言宣州人，林滋、周繇、周繁、顾云、康骈、韦彖、殷文圭、张乔、李昭象、张、王季文、孟迟、熊皎、费冠卿均池州人，曹确、曹汾铜陵人，汪遵、许棠、古震泾县人，曹松舒州人，张友正、王希羽歙县人，顾蒙宛陵人，张惟俭当涂人。演变之迹，斑斑可见。 就学旨而言，宋以前受老庄思想影响较深，无论汉代的《淮南子》，还是魏晋玄学，唐末的陈抟，莫不植根于老庄学说。宋以后，学术重心移至沿江江南，当地学子普遍习尚宋明理学，这也是公认的事实。 在秦汉以降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官学合流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名家传世的著作，多是官僚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处理办法，一般都偏重于实际应用，缺乏理论深度和严密体系。这个特点在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里显得尤为突出。当然不独安徽如此，也是全国的通病。 二十四史及一些私家杂著，在言及江淮地区的人情风俗时，多有“轻”、“巧”、“急”及类似的字样。这说明自古以来，安徽人民就具有标新立异好为人先的巧慧，赋有想象丰富、思辨敏捷的智能，具有顾曲知音的才情。这种素质用之于学术研究，往往能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大胆地提出一些新观点。因此，安徽历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学者相对要多些，在特别需要有灵性的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比较突出。如在哲学方面的学者相对要多些，在特别需要有灵性的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比较突出。如在哲学方面的成就远比史学方面高，嵇康、胡适、陈独秀都是特别耀眼的开风气者。这种强烈的开拓创新精神，也可以说是安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特点。 安徽地处中国南北之交，跨江带淮，大运河从省境东部通过，无论水路还是陆路，历为交通要冲。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安徽学术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品格。既接受来自齐鲁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打上吴越文化、楚文化的烙印，色彩斑斓、儒道法多元并存，带有明显的兼容性特色。不象中国其他一些省份，某种学说根深蒂固，经久不衰，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兼收并蓄，不囿于一说，《淮南子》可为代表著作，胡知可为代表人物。近代西学东渐，安徽地处内陆，而接受西学影响的时间却很早。博采众长，滋养自身，这既是特点，也是安徽学术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助力。吴派、皖派、浙东学派、桐城派，同为以地区得名的文化学术流派，但成员构成却大不相同，吴、浙两派成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而皖派、桐城派成员却多为外省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徽学界的开放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