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话书信》 早期共产党人高语罕给芜湖商业夜校学生上课用的讲义，初版于民国10年（1921年）1月，后多次再版，第八版于民国12年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刷发行。该书共有106封书信，只有十分之一真实通信，其余是著者自编的。全书分为绪论、家庭、社交、工商、论学等五编，涉及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通俗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在《廖天一给贺独鹤的信》和《蔡戡天给周为人的信》中，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及其学说，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分做三项说明：（A）唯物史观，（B）赢余价值，（C）阶级斗争”。扼要介绍了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主义，可以说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启发人们去研究社会主义，以看看哪一派社会主义更适合我们的社会。可以医我们现在社会的病”。为此，书信还向人们介绍了《社会主义史》、《各国社会思潮》、《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中文译著。此外，该著还就私有制和封建家族制度的危害、封建军阀统治的反动本质、以及工人和一般城市贫民受剥削的根源等问题进行了揭露和剖析。总的来看，该著在宣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当时历史和认识上的种种限制，作者尚未能分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区别，以至认为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同行业社会主义”、美国的I、W、W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化身，认为无政府主义“是极其慈悲的，他们的方法也是极其平和的。不过你真激之过甚，暴烈手段也不能免”，等等。 二、《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 高一涵发表于民国10年6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上的一篇文章。 高一涵（1884～1968年），六安人，民国初年留学日本，民国5年（1916年）回国，民国7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参加《每周评论》的编撰工作，民国8年与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6人轮流主持编辑《新青年》杂志，建国后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该文阐述了共产主义学说的发展史，认为其历史的线索可以分作三派研究，即：从伦理的基础上立论的共产主义；从人道的基础上立论的共产主义；从经济的基础上立论的共产主义。其中，第一派指的是柏拉图在《共和篇》中描述的理想国。第二派的对象较为庞杂，作者又将其分为三类：一类是博爱式的共产主义，主要以基督教徒的共产理想为代表；二类是小说式的共产主义，即把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等人的《乌托邦》一类著作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小说”；三类是新村式的共产主义，主要以英国的欧文、法国的福利埃（即傅立叶）为代表，他们喜欢乌托邦，但却不曾忘记实际社会的改革和实际制度的建设。第三派指的是马克思的科学的共产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立脚点全在‘经济的必要’上边，有了某种经济的必要，总有某种经济的制度；某种经济的必要消灭了，跟某种经济的必要而生的经济的制度也必然要跟着消灭”。“故从劳动收益上着想，不能不推翻私产制度，实行共产制度”。“如果把国家放在劳动者管理之下，如果国家之中没有不劳而得的阶级存在，共产主义就可以完全实现了”。 三、《马克思学说》 陈独秀于民国11年7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上的一篇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论文。该文分四个部分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认为“马克思底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不同之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论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造成大规模产业组织和大规模无产阶级，从而造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革命危机。唯物史观。阐释了“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社会革命是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制度之间关系从助长到障碍的结果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的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同时也论证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与唯物史观的一致性。劳工专政。主要是通过转述《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名著中有关“劳工专政”（后译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来阐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夺取政权、掌握政权来达到争斗目的的重要思想。陈独秀这篇文章虽然因翻译等方面的历史原因（如把阶级斗争译成阶级争斗，把无产阶级专政译成劳工专政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存在一些欠准确的地方，但总是一篇在中国较早从总体上综合介绍和传播马克思学说的文章。 四、《关于社会主义问题》 陈独秀于民国12年5月～6月20日在广东高师的部分演讲汇集而成，原载《陈独秀先生讲演录》，后收入《六大以前》。该文由三个部分组成：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阐释了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依据，指出：“不懂得资本主义，就不会懂得社会主义”。而“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已指教我们：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路了”。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文中对基尔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共产主义即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最精密周到的办法，他具有科学的根据、应有的步骤和革命的方法这三个重要的原则，因而“以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最好”。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事实的，不是主观的。“他不独要有改造的必要，还要有改造的可能”。揭示了外国人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控制，论证了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同时，还对中国劳动阶级的状况作了一番分析，阐释了中国劳动阶级奋斗的内容、奋斗的对象，认为“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五、《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 蒋光慈发表于民国13年8月1日《新青年》季刊第3期的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文章。署名：蒋侠僧。全文由绪言、生产力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筑物与基础、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结论等七个部分组成。 蒋光慈（1901～1931年），金寨人，“五四”运动时在芜湖参加学生运动，民国9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被选派到苏俄学习，后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民国13年初夏回国，民国20年8月在上海病逝。他一生著作颇丰，多为文艺作品，该文是他政论文的代表作之一。但在一些问题的论证中，尤其是不同国家所走道路和论证中，存在一些不准确、不成熟的观点。 六、《王稼祥书信五封》 王稼祥（1906～1974年），泾县人，民国1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旋赴苏联学习，民国17年转为中共党员，民国19年回国后，曾任党中央宣传干事、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任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建国后，曾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1974年病逝。在民国13年～民国15年间，王稼祥先后写给同乡同学王柳华等人的14封书信，现存中央档案馆，该文是从《安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史料选》中选录五封。致王柳华。大约写于民国14年秋。信中阐明，当时的社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峙的社会”，知识阶级只有两条路可走：或帮助资本家去压迫劳动者，以图获一点余润；或帮助工人去与资本家斗争，以图解放无产阶级，同时解放自己。这后一条道路，是知识阶级的唯一出路。致王柳华。是作者赴苏联学习前夕写的，大约在民国14年10月。信中阐明，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两重压迫之下，“我们应以国民革命的手段，联合国内的革命分子和世界上被压迫者，去打倒帝国主义，去铲灭军阀”，去“努力革命”。信中还引用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事实”这一名言。道出了自己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目的和决心。致王柳华、王久长。系作者发自莫斯科的一封信，约写于民国15年1月19日。主要是介绍苏联的一些情况，讲到“苏俄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现在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人民的生活平安、收入平等、工厂福利设施好和工人儿童幸福生活的情况。致王柳华。作者于民国15年3月13日写的复信。信中分析了欧洲工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分析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使群众的生活日坏一日的情形，提出：“我们要从这种侵略下解放出来，只有用革命去推倒帝国主义不可。”致王柳华、王久长。大约写于民国15年夏。信中对两位收信人走上革命道路感到欣喜，并要求柳华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家庭，为了革命，“虽至关系破裂，亦所勿惜”。该信着重分析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趋势，指出真正完全无产阶级的就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第一步是与其他革命阶级联合，以打倒帝国主义，建立独立的国家，而后再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综观以上书信，虽然其中存在若干欠准确之处，但作者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写出这些书信，的确是向安徽的同乡同学寄去了一份份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道理的珍贵资料。 七、《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王稼祥于民国28年9月25日撰写的一篇通俗宣传马列主义及其与三民主义客观关系的论文，刊载于《解放》杂志第86期，主要论述五个方面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与学说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马克思的学说“不仅科学地解说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学”，并由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而得到新的发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民族解放与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具体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宣布拥护三民主义，是否违背了马列主义的立场？文中回答：“不，绝不是的”。这是因为，共产党的全部纲领有两个部分：最高限度的纲领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 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求得阶级彻底解放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纲领；最低限度的纲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它与三民主义的基本口号和要求并没有冲突，因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认为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共同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纲领主张和激进资产阶级的纲领主张之异同。两者在民族问题、民主政治问题和民生主义问题上，主要的口号和要求是一致的，但又并不完全相同。区别在于，无产阶级的纲领主张更为坚决彻底。比如，在民族问题上没有妥协主义和侵略主义的任何成分；在民主政治问题上不是少数人包办，把老百姓当“阿斗”，而是主张广泛发动群众的“平民式”革命，并以彻底反封建的经济纲领为基础；在民生主义问题上，主张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并能明白分清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把前者看作是后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资产阶级修正的假三民主义之比较。文中指出，后者把三民主义变成一民主义（民族独立），取消了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变成独裁主义、军主主义和一党专政主义；将同情工农变成代表剥削阶级仇恨工农；将同情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变成消灭和溶化共产主义；将国共合作政策变成溶化、敌视共产党的一党主义政策。孙中山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同点。在哲学方面，前者是唯心论，后者是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学方面，前者否认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后者正是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创立者；在经济学方面，前者没有脱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范围，后者正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在将来社会的理想上，前者是主观社会主义，后者是科学社会主义，等等。因此，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虽然承认三民主义，但并不因此而接受孙中山学说的世界观、社会观与主观的社会主义。 八、《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王稼祥于民国32年7月5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撰写的一篇重要论文，刊载在同年7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文中，系统总结了抗战6年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所遵循的抗战正确道路与正确政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找得了正确的道路，并且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斗争中找得了正确的道路”，并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该文还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22年来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引证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发展历程的例子，批驳了“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不适合中国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德国人马克思和俄国人列宁的理论，因此不合国情”等错误论调，进而指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历史中已经产生了由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主义——就是毛泽东同志思想。”文中还深刻地讲到，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无疑，这篇文章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史和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