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安徽省境，在春秋战国时期，介于北方齐鲁文化带与南方楚文化带之间。不同文化背景的长期并存和交融互摄，使得安徽历史上的哲学，既有北方文化着眼于现实人生的功利主义精神；又具南方文化重玄想思辨的特点，从而表现出高度的理论思维水平。 安徽古代哲学之发展，既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进程相一致，又表现出若干地域性特点。先秦时期，《管子》之学和老、庄之术肇始于安徽北部地区，为中国数千年法家、道家思想之滥觞。汉至唐代，《淮南子》之自然哲学、桓谭之无神论、嵇康之玄学，均为一时之显学。 安徽地区思想、学术之飞跃发展，是在两宋时期。历代目录书著录及现存之安徽古文献表明，皖人学术著作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出于两宋及其以后，哲学著作亦然。以地域言，两宋以后之著作者，多出自长江沿岸，特别是长江以南。杭州、南京逶逦而西，沿长江、新安江而江西，乃中国南宋以降千余年间的主要文化带。安徽之宣州、徽州，适在其中部。经济之开发，印刷术之推广，促进了文化发展，安徽地区之思想、学术亦呈现十分活跃的局面。宋元，程朱理学于新安地区大盛。明代，阳明心学于安徽广为流行。明末清初，方以智的科学哲学独树一帜，被今人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各种专门之学（如江永的考据学、音韵学，梅文鼎的天文学、数学）并起，“实学”思潮顺时而生。清代中叶，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考据学蔚成“乾嘉汉学”一大流派，并对哲学之思维方式产生深远影响；而戴震尤于新哲理之建设贡献卓然。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西方各种学说逐渐译入，流传日广。西学日盛，古学解体。清末国势危急，思想议论多侧重于时势政治，不遑从事抽象哲理之探讨。然此种时势政治之议论，依其本来之哲学背景，议论、主张亦各自不同。霍山吴廷栋，桐城姚莹，与倭仁、曾国藩等应和，主张“重振理学”。歙县郑观光，谙于物理、机械诸学，主张“以科学技术救国”。桐城陈澹然，著《原人》四卷，主张“以公理治心，以公宪治国，以公法治天下”。合肥蒯文典，曾任欧州留学生监督，光绪甲午（1894年）有《上德宗皇帝书》凡万五千言。论者认为，其宪政、铁路、练兵、理财、办学诸建议，与康有为公车上书之见解不相上下。清季佛学复起，不少学者隐溺其中。石埭杨文会弃儒学佛，于佛教净土、华严、禅宗、唯识诸宗皆有研究。其学近于南北朝中观学派、瑜伽行派。 据光绪年间重修《安徽通志》记载，安徽地区古代哲学著述，计著录经部《易》类二百九十九家，三百五十五部；《五经总义》类一百五十一家，一百五十六部；《四书》类二百四十二家，二百九十四部；子部《儒家》类三百二十八家，四百七十六部；子部《杂家》类三百五十五家，四百五十二部；另道、释两家六十八家，一百零一部。由于古今图书分类法不同，且古人著述，内容庞杂，上述数字，以哲学一科衡量，容有出入。然大体可以反映安徽地区古代哲学研究之活跃。 清代至民国时期，西学涌入，陈独秀、胡适、陶行知、方东美、朱光潜等人的思想，均具兼容中西学术之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于传播中展示其磅礴之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