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见之于史籍的安徽古代教育家，当推汉代庐江人氏文翁。据《汉书·文翁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期，文翁为蜀郡太守，欲造福于民，尤重教育，在成都兴办学校，教民读书，且采取选派郡县小吏至京都长安受业于博士，广招郡属各县子弟入学，入学者免除徭役，成绩优良者为郡县吏诸多措施，以培养人才，遂成为中国历史上郡县学的发轫者。蜀地此后出现司马相如、杨雄等知名饱学之士，皆得力于文翁兴学。景帝对文翁兴学予以嘉奖，“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至武帝，又下令“天下郡国皆主学校官”。文翁蜀地兴学，实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政府设立学校之始。文翁虽无学术思想留诸后世，却以“首倡郡国学”之功载入中国教育史册。(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东汉初年的桓谭（约前40～约32年），沛国相（今淮北市）人，以经学家、哲学家名闻于世，也是一位教育家。桓谭有关教育的思想和观点均见之于他所著《新论》一书。他提出了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诸子百家均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当采其善，何云尽弃”；他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断言“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他赞同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四科教育学生的做法，主张教学应该分类分科；他竭力反对当时繁琐的说经方法，主张学习儒家经典应重在求大义；他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主张学习应读、观、习、写并重；他反对“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的学风，等等。桓谭有关教育方面的主张，包含着积极进取和鲜明的唯物主义思想成分。稍后于桓谭的桓荣（约前23～约59年），沛郡龙亢（今蒙城县东南）人，有“东汉帝师”之称。桓荣与其子桓郁、其孙桓焉，祖孙三代，迭为帝师，教授东汉明、章、安、顺四帝，并授徒常数百人，其门生弟子备位三公、卿相者多人，任二千石以下者更不知其数。桓荣以其在东汉教育史上的独特功绩跻身于中国名师之列。(何兹全主编：《中国历代名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三国时期的曹操（155～220年），谯（今亳州）人，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封建教育家”。(《社会科学报》，1993年11月4日)作为帝王，他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重视教育，靠教育出人才，激发战力，夺取胜利。同时，曹操又是中国历史上“教子成龙”的成功范例。曹丕和曹植之成为杰出的文学家，皆得力于曹操的家教。曹操的教子实践和他所颁布的《诸儿令》，包涵着深刻而富有成效的家庭教育思想。 魏晋之际，经学和经学教育受到了玄学思潮的冲击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嵇康是这一时期从理论上批判经学教育的重要代表人物。嵇康（223～262年），谯国（今宿县西）人，以文学名世，同时也是一位极力以庄排儒，主张个性解放的教育思想家。他反对经学教育，认为“名教”、经学教育不仅对人和社会没有积极作用，而且损害人性，败坏社会风气，因此主张抛弃六经，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著名教育命题。嵇康的上述思想，在其名作《难自然好学论》中得到了充分表达。《难自然好学论》被誉为“魏晋时期的一篇富有时代批判精神的教育文献”。(毛礼说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家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嵇康的教育思想，就其实质而言，它“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对“礼法”、“名教”的怀疑、否定和对人生内在价值的追求，是魏晋时期追求个性解放思潮的反映。(参阅李泽厚《魏晋风度》一文，《中国哲学》第2辑)正是这一显著特点，使嵇康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