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位于华东腹地，吴头楚尾，襟江带淮，东连吴越，西接中原，北承齐鲁，南达赣闽，地处南北文化交流之会，自古人文荟萃，名流辈出，教育事业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安徽境内的淮河两岸和长江南北就有古人类活动。据出土文物和史书记载，夏族由东南沿海经安徽向中原腹地分布，并建立了中国第一王朝。商汤发祥于皖北的亳州至河南的商丘一带。西周大封诸侯，安徽境内的封国由淮河流域扩展到皖中和江南。商代安徽人民已相当普遍地使用文字。西周时期，安徽已有学校。春秋时期，安徽境内部族方国林立，文化教育日益发展。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周南》、《召南》，据传就是由安徽境内的“淮夷”、“徐戎”的民歌整理而成。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私学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安徽是管子、老子、庄子的故乡。孔子和农家许行等曾在淮北地区活动和讲学。至今颍上县还保存有“管鲍祠”和“孔子止宿处”的石碑，亳州市内有老子讲过学的“道德中宫”遗址，涡阳有被称为老子故里的“天静宫”，蒙城县有“庄周故里”的古迹。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政治、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进步观点，把“国富而粟多”作为立国的根本。他十分重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全面而具体地奖励科学技术的发展。率先建立士农工商“四民定业分居”的制度，设置官吏，分别对“四民”进行文化、武艺、农技、工艺及经商的知识技能训练，发挥“四民”分业的父子相传与职业群体的彼此影响作用，使安于本业。这一教育措施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医药、艺术得以在民间通过师承家学广泛流传，长盛不衰，也为中国古代教育史增放异彩。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国家形成和确立的时期。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取消学校教育，“以吏为师”。汉朝以秦为鉴，在儒家思想指导下，重视学校，推行教化，并首创太学和郡国学，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在安徽全境建立郡县，社会经济有重大发展，文化教育也有所创建。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其王淮南40年间，使淮南出现了一个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刘安礼贤下士，招致江淮地区知识分子数千人，主持编写了《淮南鸿烈》（亦名《淮南子》）。该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物理、化学等各个领域，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上的一部极为重要的不朽著作，这部巨著也大大推动了安徽科技教育的发展。汉景帝时，以仁爱好教化，致力于兴学育人，大化蜀地，使学于京师者比于齐鲁而著称于世的蜀郡太守文翁（名党、字仲翁），就是安徽庐江郡舒人。汉代安徽境内有9郡国、73县，分属徐、豫、扬3州，郡国学校已较普遍地建立起来。汉代安徽境内各郡县致力于地方官学的官吏见之于史籍的有梅福、何武、李忠、朱浮、徐防、王景等。梅福，寿春人，成帝年间（公元前29年～前7年），为九江郡（治设寿春)文学（郡学教官）。何武，四川人，成帝年间任扬州刺史时，在安徽境内的丹阳郡、九江郡、庐江郡、六安国等4郡国38县广立学校。李忠，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任丹阳太守时，兴办学校，安定社会。朱浮（沛国萧县人）、徐防（沛国铚人），均东汉大臣，很重视教育。王景，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任庐江太守时，教民耕织，并把犁耕和蚕织技术，刻之于石，教民传诵学习。汉代安徽私学也有较大发展。如桓荣，东汉沛郡龙亢（今怀远县）人，授徒于江淮间，学生达数百人。王莽末年，天下大乱，桓抱其经书，与弟子避难山中，虽常遭饥困，仍讲论不辍。后曾为光武帝讲说《尚书》，入宫教授太子。明帝即位，尊以师礼，封关内侯。子桓郁、孙桓焉三代相继为帝师，门生多贵至公卿。 魏晋南北朝，我国由统一转为长期分裂和战乱，安徽境内也长期呈现分裂局面，三国时期，安徽境地由吴、魏南北分领。魏武帝曹操，沛国谯（今亳县）人，注意兴办儒学，于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33年，颁布修学令，“县满五百户，置校官”。并规定，凡随他出征阵亡将士的后代，都“授土田，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曹操很重视家庭教育，其子曹丕、曹植等都是建安文学代表人物。魏文帝曹丕、明帝曹睿，都很重视教育，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贡士“以经学为先”。吴国也提倡地方办学。西晋在安徽境内设有14郡国、70县。东晋偏安江左。安徽北部属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南北朝时期，安徽北部先后属北魏、北齐、北周；南部则属宋、齐、梁、陈。两晋时期地方官学有所倡设。南北朝时期安徽北部，在北魏立国后，采取崇儒政策，重视兴办各级学校。这一时期，学术上出现了儒、道、佛各派思想相互竞争、相互吸取的局面，一定程度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曾出现一些知识分子不满当时黑暗的政治，厌于战乱，不慕名利，提出了进步的教育主张，或专心致力于教育。如魏晋之际，嵇康，谯国（今宿县西南）人，为“竹林七贤”之一，反对司马昭集团利用礼教图谋篡权，作《难自然好学论》抨击六经与经学教育，作《与山巨源绝交书》，“非汤武而薄周孔”。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养德和养生，抛弃虚伪的礼法，摆脱名利的羁绊，并亲身参加采药和锻铁，终于被锤()会构陷而遭杀害。临刑时，有太学生3千人请以为师。西晋名儒夏侯湛，谯（今亳县）人，提倡仁义孝友，认为君子应致力于修德、勤学、徙义、改过。在家庭教育方面，强调修身、爱人。杜夷，庐江人，曾寓居颍汝之间，十载足不出户，年40余，始还乡里，授徒千人。当时举他为贤良方正，皇帝征拜博士，除国子监祭酒，均坚辞不受。这一时期，在安徽境内还出现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和科技人才。音乐家桓伊，晋，谯郡铚人，时称“江左第一”。艺术家戴氏父子（戴逵、戴勃、戴()），谯郡铚人，精于书画、雕塑、音乐，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名医华佗，沛国谯人，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麻沸散”，创造了我国医疗体育史上负有盛名的“五禽戏”。还有青年科学家王蕃，庐江人，“博学多闻，兼通术艺”。所著《浑天象说》，较完整地说明了浑天说的理论。并制作出一种浑天仪，大大提高了测定黄赤交角的精确性。在数学方面，他推算的圆周率，为“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比前人更为精确。这些艺术家、科学家、医学家师徒授受，在安徽的专业教育方面做出了成就，培养了许多人才。当时安徽籍著名教育家有：何尚之，南朝宋庐江()（今庐江西南）人。元嘉十六年（439年）为丹阳尹，立宅南郊外，置玄学，聚生徒，全国名流学者慕名来游，称为南学。玄学列为学校科目，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首开其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刘()，南朝齐教育家，沛国相（今濉溪西北）人。齐高宗时曾拟任为国子博士，兼总明观祭酒，不就。博通五经，早年聚徒教授，常数十人，以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弟于中有不少名流学者。在中国古代哲学史、教育史上有深远影响的《神灭论》的著者范缜曾在其门下多年。何胤，南朝齐庐江()（今庐江西南）人。师事刘()，通儒学、佛学。历任齐黄门侍郎，领国子博士。后隐居会稽山，教授生徒。粱武帝深加敬礼，遣学士6人于东山受学。晚年居苏州虎丘西寺讲经论，生徒追随于后，沿途守宰官员莫不毕至。隋唐即开始流行，历宋、元、明、清广为流传的童蒙读物《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也是南朝粱姑孰（今当涂）人。魏晋以后，安徽北部教育处于兴废无常状态。南部战争较北部少，经济上和文化上仍有较大成就。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教育文化起了继汉开唐的作用。 唐代封建教育的发展达到高峰。唐太宗偃武修文，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科举制度，吸取出身庶族的人参政，实行崇儒政策，大力兴办教育。官学得到迅速发展，建立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形成较完备的教学制度，国子监常住生员增至3200名。新罗、高昌、百济、吐番并遣子弟入学，“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唐代地方官学相继兴办，私学也不断发展。这时，安徽境内设有徽州府学。庐州府学、寿州儒学、亳州儒学，这4所学宫是安徽地方官学中最早的办学设施。唐代，对文化教育事业有极大影响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成为皖南著名的特产。安徽籍著名的学官和诗人张籍，和州乌江人，历官国子博士、国子司业，以诗法授弟子，从学者朱庆余、项斯、韩昶、司空图等，俱中唐有名诗人。与之同时的李绅，谯州亳县人，稍后的杜荀鹤，池州石埭人，他们的作品深刻表达劳动人民的疾苦，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如《野老歌》、《猛虎行》、《牧童词》、《悯农》、《山中寡妇》等诗篇，至今犹选作语文教材，为中小学生所传诵。 宋代是继唐之后，安徽教育又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安徽境内建有学宫42处，书院26所，著名的书院有绩溪桂枝书院、颍州西湖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当涂天门书院等。同时私学也较盛行。宋代安徽地方官员有的非常重视办学，如范仲淹在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就曾亲自办学。欧阳修知颍州时，常聚士人在颍州西湖读书讲学。后来苏轼在其《颍州谢表》中，称颍州“士风备于南北，人文推于古今”。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时，兴建学校，推行其“富民化俗”的政教主张。并曾为太平府学、繁昌县学作志，赞扬把祀孔和办学结合的改革。黄庭坚早年曾在潜山外祖家读书，晚年知宣州时,仍讲学不倦。 宋代，对教育有重大影响的安徽人物首推朱熹，祖籍歙州篁墩。他集理学之大成，平生以讲学、著述为主，从事教育达50年之久。生前曾三度返里扫墓并讲学于紫阳书院，弟子甚众。朱熹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明人伦”，“教人做人”，即“明天理去人欲”。他抨击当时以科举入仕为直接目的的教育为“干禄蹈利，忘本逐末”。 宋代安徽对教育作出贡献，在全省以至全国有影响人物还有诗人梅尧臣，宣城人，曾任国子监直讲。全椒人张()，宋元丰四年（1081年）官至参知政事，参与元丰学令的制订。此外，北宋颍州人焦千之，旌德人汪()，南宋休宁人吴儆，宣州人吴柔胜，休宁人程若庸、汪深，宁国人吴潜，歙县人程元凤、鲍云龙等都是一时的学问家和教育家。南宋著名诗人方岳，祁门人，历任南康军教授，滁州教授和大学正，宗学博士等教育工作。 由于教育的繁荣，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徽州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南宋时，徽州成为与福建建阳并称的全国印刷业两大中心之一。新安医学也形成为医学的新兴流派。宋元之际，安徽名医见于史传者70余人，张杲等徽州人约占其半。世界上最早的一次病理解剖和当时最早的一次病理解剖学专著杨介的《存真图》，则出于安徽淮北的相县和泗州。 宋室南渡，偏安江左，淮北入金，州县多变。自后，安徽教育官学式微，而以民间讲学为主。 宋元之际，安徽著名教育家有：曹泾，休宁人。深研经学，尤精诸子之学，为《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的老师。元初任紫阳书院山长。后于歙南石耳山中创辟初山精舍，招徒讲学。胡炳文，徽州婺源人，书院山长，得父传程朱理学，并攻研诸子百家、聚徒讲学，四方来学者云集，时人称“儒风之盛甲东南”。陈栎，休宁人，学宗朱子，为人“不以势合，不以利迁”，无意为官，教授于家。为元代大教育家吴澄所重，“凡江东士人来就学于吴澄者，尽遣而归栎”。 元代安徽各路、府、州、县均设置学校，共有学宫53处，并建有书院16所。县以下所属村庄以50家为社，各设社学1所。元代安徽著名教育家有：郑玉，歙县人，绝意仕进，而勤于讲学授徒。从学者甚众，居室至不能容，乃相与筑师山书院而肄习。主张培养人才应以德行为本，文艺为末，提倡体用结合和耕读结合。赵汸，休宁人，终身隐居家乡东山教学。他认为，有国家者，化民成俗之方，莫先于学；践履比求知更难，主张“知行交勉”。 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中央集权，重建纲常伦理，以文教治天下，很重视教育。且对他赖以“兴王之地”的安徽，充实劳力，兴修水利，减轻赋役，实行了一系列的倾斜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安徽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同时，称雄明清商界近400年的徽商，足迹遍中国，并远及日本、东南亚以至欧洲葡萄牙等国。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以其雄厚资财，振兴家乡文化教育事业，引进西方科学文明，对促进安徽文化教育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明清两代，安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均位于全国前列，有举足轻重之势。 明清时期，安徽各府、州、县先后均建立起学宫。明代安徽共建有书院104所，讲学之风盛行，而以徽州最盛。南宋、元至明前期，在徽州各书院讲学的大都是程朱理学（代表人物有汪佑、施璜、吴日慎等）；明中期至明末，在徽州书院讲学的大都是陆王心学（代表人物有李圣始、邹守益、洪有本、金声、汪尚和、陈文台等）。汪佑字启我、号星溪、休宁人，明亡归隐，致力于紫阳、还古两书院30年，为学以“实心穷实理，实功成实修”自()，著有《明儒通考》。施璜，字虹玉，休宁人。绝意仕进，屡主紫阳、还古书院会讲。教育主张崇尚程朱，以修身主诚相策励。吴日慎，字徽仲，歙县人。曾讲学东林书院。后归歙，与施璜等在紫阳、还古诸书院会讲不辍，汲引后进甚多。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还有：方以智，桐城人。学术渊博，精通天文、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等。其教育主旨，以“实物”为基础，即在研求自然科学的“质测”之理中，探索哲学理论。认为“道”“艺”互为依存，道寓于艺，“技艺”便是“格致之学的主体内容”。施闰章，宣城人，历任刑部主事等职。康熙时召试博学鸿词，授侍讲，提学山东。有政绩，尤重教育。曾在白鹭洲、景贤等书院讲学，并多次主持会讲。强调学者首辩志，志必向道。认为载道者德也，文人行薄，自古患之。教育生徒先器识而后文章。成性，和县人，历任中书、御史、主事等。强调教育和人才培养，认为“今日无真生员，异日即无真举人、真进士，而天下遂无真事业”。康熙十年（1671年），主持濂溪书院讲会，并亲撰会约数章，宣明治学之旨。治教以躬行实践与讲学并重。 乾隆嘉庆年间，“乾嘉学派”兴起，继顾炎武考据学派一反明末学者“束书不观，浮谈无根”之弊，以训诂、考证之法治经，旁及史籍和诸子。他们治学严谨，学风质朴，对于古代文献整理，很有贡献，并由此而产生小学（语言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史学、天算、地理、金石、校勘、名物制度等专门学问。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朴学与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汉学对称而齐名。戴震是“皖派”朴学集大成者，被誉为“中国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反对宋儒以天理压人欲，而主张用教育的力量“遂民之情，达民之欲”。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皖派”学者不提倡讲会。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讲会制度渐次停止，书院教学转入八股文，为科举服务。 明清两代，安徽经济发展，教育盛兴，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即从科举取士来看，亦可见安徽，特别是徽州、桐城两地人才之盛。据《安徽通志·选举志》（清光绪四年沈葆桢等重修）所载进士名录表统计，清代安徽共录取进士1142人，其中状元21人。另据《徽州府志》（清道光七年夏銮纂）所列徽州进士名录（包括本徽州人和在省内外各地寄籍的徽州人），清代微州府所属6县共录取进士516人，其中状元17人。按此，清代徽州府所有状元，以府计，仅次于苏州府的24人，居全国第二。在徽州府的17名状元中，休宁县为13人；若以县计，则远过吴县的4人，居全国第一。歙县则在明清两朝共取进士623人，为全省之冠。其次，则为桐城县。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徽州、桐城两地，先后形成影响及于全国的新安学派和桐城文派。 封建时代，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及第之前，往往以教书为生，成名之后，又多以讲学、著述为业。新安、桐城二派学者文人，尤多重视教育。如徽州皖派朴学诸大师江永、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等，都十分重视讲学授徒。以歙县“许国石坊”而驰名中外的明代大学士许国，在18岁中秀才以后，38岁中进士之前，近20年主要是在歙县、绩溪、泾县等地乡村设馆授徒。明清时的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可见学风之盛。桐城派名家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方东澍姚莹、刘开、戴均衡、方宗成、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概等12人中，除姚莹、刘开而外，其他10人均先后从事过教育工作，有的教书数十年，有的一生致力于书院事业。据《桐城耆旧传》载：“明清两朝，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明、清500年间，桐城地区县学、书院、私塾、学堂遍布城乡。至今仍有“穷不丢书”的优良传统。桐城派文人潜心求学，并从事著述，其中不少编著为后人学习范本。姚鼐选编的《古文辞类纂》75卷，更为后人奉作古文选本之典范。经民国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中学语文课本中均曾先后选用桐城派文章。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刘大()的《论文偶记》，姚鼐的《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徽州自唐宋以来，因儒学之盛，科举之众，素有“东南邹鲁”之称。特别是自明至清，亦贾亦儒的徽商进入鼎盛时期，出入于儒贾仕宦之间，挟雄厚资财，经营各种经济行业，发展文化科技教育，培养造就大批人才。如元末明初名儒赵汸、郑玉之弟子休宁程维宗，以儒从商，成为巨贾。明弘治嘉靖年间，歙人黄崇德、黄莹、黄琦等因博通经史，熟悉盐法，为盐官所重，成为纲商。清代歙人汪廷璋、江春等也由此而成为总商，富至千万。徽商富而好儒，所经营的纸业、墨业、书业（出版业），本身即与文化教育事业直接相关。如澄心堂纸、李廷()墨，均名重一时。书商吴勉学，刻书之多，竟费资十万。墨商程君房延请书画名家，印成《墨苑》，为艺林珍品。盐商或盛藏书，或多印古籍，明之郑氏、吴氏，清之程、汪、鲍、江，均以此煊赫一时。乾隆三十八年间大藏书家歙人鲍廷博，为修四库全书，进家藏善本多至600余种。清代相国曹振镛、潘世恩，尚书曹文植，侍郎王茂荫等都是徽商子弟。数学家程大位、博物学家汪肇龙、书法家汪梦龙等，也都从事过商业活动。乾隆年间歙县郑村西溪汪梧凤宅的“不疏园”藏书甚富，延才甚多。皖派朴学奠基人江永尝于此著书讲学，戴震、程瑶田、金榜、汪肇龙等都时来就学。郑牧、刘大()、汪中、黄景仁等著名文人学者也都曾聚会于此。戴震入京前两馆于此，“诵习有诗书，切磋有师友”，“不疏园”成为当时的学术研究中心和皖派朴学的发祥地。 在理学、朴学、文化、艺术、医学等方面逐步形成了具有徽州特色的文化学术流派——新安派。除新安理学和皖派朴学以外，有新安画派，开创大师为明清之际的渐江，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并称“新安四家”；徽派版画以歙县虬村为中心，黄、项、张、仇四姓，世代以制版画刻书著称于世，极为鲁迅所推崇；徽派篆刻创始人为休宁何震，名家有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龙，合称“歙中四子”；徽派戏曲有著名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汪道昆、汪庭讷和潘之恒等；新安医学，始于宋元，盛于明清，名医辈出，南宋的张杲，明之汪机、徐春圃、吴昆、江()，清之汪昂、程国彭、吴谦、程文囿（杏轩）等均称国手。新安学派不仅对徽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影响及于全省以至全国。 桐城文派兴于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盛于乾隆。桐城文派的先行者为戴名世，重视实学，反对教习八股，强调文章要“言有物”，主张“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不备而不可谓文也”。方苞提出“义法”的主张，强调文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为桐城文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中继者为刘大()，提出“神气”说，认为，神气相依，构成文章的灵魂。姚鼐则集桐城文派的大成，提出“义理”、“考证”、“文章”相统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相统一的主张，使散文艺术理论更为丰富完整。戴、方、刘、姚合称桐城派“四祖”。姚鼐之后，桐城文派赖以维系正宗的主要是“姚门四杰”——梅曾亮、方东树、管同、姚莹。桐城文派末期的代表人物有严复、林纾、吴汝纶、马其昶等。桐城文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代有传人，数以百计，与整个清王朝相始终，影响一代文风，前后绵延200多年，对安徽以至全国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和贡献，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明清时期，全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缓滞，而安徽却呈现出繁荣景象。这一时期，在科学技术方面，安徽人民中的一些杰出代表人物，对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他们大都影响及于全国，有的还驰名世界。明代数学家程大位，休宁人，早岁经商武汉。著有《算法统宗》17卷，集我国古代珠算之大成，使珠算完全代替了在中国使用了二千年的筹算，并有所创新。不仅风行国内，并且传到日本、东南亚以至欧州。朱载()，祖籍凤阳明宗室。精研乐律，著有《乐律全书》、《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解惑》等，创造了现今世界各国都在应用的“十二平均律”，为音律学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根据“十二平均律”的理论，设计成钟、管、萧、笛、编钟、编管等乐器。后来“十二平均律”传到欧州，欧州乐器制造家据以成功地改造了钢琴。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歙县程君房用彩色改印《墨苑》插图，一版有四、五色。这是我国彩色套版印刷术的先导，约比外国要早一百多年。休宁胡正言结合()版与印刷两法，改进了彩色印刷术，刻印《十竹斋画谱》，画面神韵生动，超越前人，为传世珍品。桐城方以智除在哲学、文学、音韵学、经学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造诣以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较集中地体现在所著的《物理小识》中。该书内容广泛，是我国古代专门论述自然科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郑复光，清歙县人，著名物理学家；所著《镜镜()痴》一书，系统地总结了中外光学研究的成果，对光学原理、光学仪器的性能、望远镜和幻灯机的原理和制造工艺等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是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光学著作。 清代安徽民间形成了一个学术成就极为突出的的数学学派。安徽数学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主要有：宣城梅文鼎及其弟文鼐、文()、孙珏成等梅氏家族和方中通、江永、戴震、汪莱、罗士琳等。从梅文鼎到罗士琳，一个半世纪中，安徽数学学派振兴了中算研究，开创了中西算学相结合、比较研究的正确方向，编写出大量的数学专著，并通过授徒传业将数学天算知识传播全国，掌握17、18世纪中国的数学研究，承上启下，成就卓著，对我国数学乃至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安徽数学学派中还有一位青年女科学家王贞仪，原籍安徽天长县。她精通天文、历算。著有《地圆说》、《月食解》、《星象图解》、《象数窥余》、《德风亭集》等书。她根据中西历法，参以个人测验，批评过去学者对岁差、日差推算的错误。主张女子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驳斥女子只能做酒食缝纫等事的俗见。 清代安徽还出了一位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歙县人。王茂荫为官清廉，直言敢谏。他“历考古来货币利弊，悉心研究”，向清廷提出了货币改革方案，任户部右侍郎，成为清政府主管财政货币的大臣之一。他不仅在内政外交方面提出许多清醒正确的主张，而且特别重视教育，曾上《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提出“治平之道在用人、理财二端，而用人尤重。......用人必贵得人，而得人尤必先赖作人”。认为必须改革科举制度，“专取学识过人之卷”，“使天下之聪明才力咸务于有用之学”。 安徽各种学术流派和技术传统，基本上采取民间讲学授徒形式，或家学渊源，子继父业，或师徒承授，薪火相传，推动了地区、全省乃至全国专业教育的发展。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安徽有几位提倡新教育，积极培养洋务人才的人物。李鸿章，合肥人，任北洋大臣兼文华殿大学士。主持朝政创行了一系列新政，对中国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维新教育中，李鸿章先后主持兴办了广方言馆、武备学堂、电报学堂、医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还主持向美国派出4批留学生，向欧州派了几批进修生、留学生，培养出一批新式人才。孙家鼐，寿县人，咸丰状元，与翁同()同为光绪皇帝师傅。后授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政务大臣。在维新运动中，孙家鼐热情赞助并列名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的强学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京师大学堂，任管学大臣。他拟定京师大学堂的宗旨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建议大学堂分设专科，培养专门人才。强调要选择好教师。教材要“广采百家”。认为：学问应是普天下的公理，不能以一家的学术观点来束缚学术研究。还强调慎重选择生源。主张要人尽其才，学以致用。孙家鼐还对京师大学堂的基建，如教室、藏书楼、博物院建设，乃至校园绿化等都亲自具体规划。吴汝纶，桐城人，桐城派后期著名的文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卓著声望的教育家。他倡学西学，讲洋务，重理财，办学堂，研究富国强兵之道。吴汝纶主张开矿致富，发展商业，提倡兴学育才。他在保定创办了一些西学堂和专为培养皖籍在北子弟的中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五月，赴日本考察教育，历时三月，对日本的教育理论、学校设备及教学之法作了详尽考察。他严肃认真的态度引起了日本朝野重视，明治天皇曾破格接见。归来写成《东游丛录》一书。录有日本文部大臣菊池谈话一则，菊池专门论及日本偏重普通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的教训，希望中国勿蹈日本覆辙。35年后，黄炎培在四川倡导职业教育时，还对当时中国人未重视此议，深为惋惜。吴汝纶回国后，说服当地士绅，克服重重困难，亲手拟定《与桐城令蒋少由》、《创立学堂说帖》、《开办学堂章程》等文稿，并多方筹措经费，终于办起了桐城学堂。该校仿西制办学，除经学外，按日本学制增设外语、数、理、化、博物、中外史地等课程，并聘日本教师任教，让学生接受西欧和日本先进科学知识。吴汝纶为改革和发展我国教育事业，身体力行，奉献了毕生主要精力。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加紧进行了文化侵略。在清末学堂兴办之始，欧美各国的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也开始在安徽创办了教会学校。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统计，外国在安徽共设有天主教堂283个、基督教堂217个。外国教会在安徽各地办有小学（包括义学、育婴堂）104所、教会中学7所。教会小学，以法国天主教会和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为多；教会中学则以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为多。民国时期，教会学校仍有发展。到民国37年，安徽有教会小学200多所，教会中学22所，还有外国教会办的中等职业学校2所。这些教会学校，以宣传教义、发展教徒、培养传教士为宗旨，是文化侵略。但在客观上，也起了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为中国培养了人才。如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就曾于光绪三十一年毕业于英国基督教会在歙县办的崇一学堂。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于民国14年曾就读于美国基督教会在芜湖办的圣雅阁中学。 时至清末，废科举，行新学，安徽文化教育仍位于全国前列。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安庆就曾办有尚文小学堂。安徽第一所高等学堂——安徽省求是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比清政府正式颁布学堂章程还早4年。 从新式学堂的创办到辛亥革命的几十年间，乃是安徽新教育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仍以尊孔、读经为主，吸收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时，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外国教会也在中国办了许多学校。这一时期的教育，基本上保留了封建主义的传统，也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的新学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设施，充分反映了“因袭旧法”和“仪型他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特征。但新式学堂的创办和发展，毕竟为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启迪民主自由、开通民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思想领域，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条件，同时也为安徽新式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奠立了一定基础。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教育部颁布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并制订了新的学制系统，对清末教育进行改革，学堂改称学校，承认男女受教育权利平等，废止读经和奖励出身制度。中学和师范按学区规划设立，中学不再实行文实分科。各类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安徽自光绪二十四年始办新学，到宣统三年（1911年），13年间共办有学校1087所，年均发展83所。而在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李光炯先后任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聘请桐城派大师马其昶（通伯）为校长，陈自兼教务主任。提倡重教之风，在一年多时间里，全省学校共达1457所，年增370所。小学教育发展尤快，民国元年安徽全省小学共达1420多所，在校学生48375人，居全国第十七位。可是，从民国2年到民国16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安徽，政治腐败，战祸连年，经济凋蔽，教育废弛。民国5年，安徽都督倪嗣冲竟将教育经费移办团防，通令全省各级学校与教育机关几乎全部停闭，致安徽教育地位落居于全国倒数第二。直到民国10年，还呈奄奄一息的状态。正如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于民国8年时所说：“安徽民国二年大退步，三、四年稍进矣，唯四年岁出数由五十八万减为三十四万，不可谓非厄运也。”黄炎培非常关心安徽教育，特别是安徽职业教育。民国3年，亲自考察皖南教育，对芜湖刚刚兴起的职业教育热情赞许，对徽州的省立第二师范高度评价。民国9年，调查了当涂地方情况，写成《当涂职业学校计划书》。民国12年，又应安徽省教育厅邀请，参加实施新学制讨论会，并提出了《改进安徽职业教育办法案》。这一方案，对安徽的农、工、商各类职业教育、女子职业教育以及各县职业教育，分别提出改进办法，后为安徽省教育厅采纳施行。 从民国16年北伐胜利，到民国26年抗日战争前的10年间，安徽全省各类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各项规章制度也逐步建立。民国26年，制订实施《中等教育改造方案》。省政当局，将地方教育的进展情况，列为各县政绩考核重要内容之一。并制订教育视导制度，划定视导区，建立视导网。教育厅设督学室，遴选一批具备真才实学、富有教育工作经验，并在教育界负有一定声望的人士担任督学。督学有职有权，对中等学校校长和县市教育局长，可根据视察情况，报请省政府予以奖惩。督学对各地教育机关和学校的视察报告，由省政府或教育厅批转，要求各地各校贯彻执行。为提高师资质量，鼓励教师进修和保障教师稳定，对教学成绩优异、有专门著作，并有特殊贡献的中学教师定为“厅聘教师”；对在校服务3年以上成绩卓著的中学教师按年发给300～500元的“奖助金”；在一校连续服务9年以上成绩卓著的中学教师，得休假一年，从事考察研究或进修工作。这一时期，中等学校由于校数较少，经费相对集中，因而校舍建筑和教学设施相当充实。省立中等学校学生，规定均须住校学习。各省立中学，一般都分别建有教室、自修室和寝室；图书、仪器设备，一般都能适应教学需要。师范学校学生一律享受公费待遇，免缴学杂费，津贴伙食费，并酌予补助书籍、制服等费，另外还设有一定名额的清寒学生奖学金。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徽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除皖南山区少数学校尚能继续维持外，其余学校大多停办，不少学校被毁，校产损失殆尽，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在日本侵略军的空袭中，立煌县（现金寨）流波疃省立一临中和休宁县万安省立徽州中学被炸毁，学生李恩熙和余汉臣被炸死，不少学生被炸伤。原省立安徽大学停办。部分中等学校师生流徙湘川，后分别就读国立八中、九中、十六中和茶洞师范。民国27年春，比较安全的地方原有学校逐步恢复，另设临时中小学和师范学校以收教战区学生。民国30年，呈准设立安徽省临时政治学院，民国31年改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民国32年又改为省立安徽学院。为适应抗战建国需要，安徽省制订颁行《非常时期教育实施纲要》。抗战期间，由于私立学校大量发展和邻近战区学校的内迁以及国民教育计划的实施，安徽中小学的校数和在校学生数都远比战前增多。临时建立的学校大都借用祠堂、庙宇或地方公房为校舍。为适应战争情况，学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有的白天分散自学，夜晚集中上课；或者白天在野外林中席地或防空壕里上课。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都实行军事管理，进行军事训练，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在抗战初期，学校教学风气良好，师生同仇敌忾，爱国热情十分高涨。如陶行知、姚文采办的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在屯溪）就办得朝气蓬勃，教育质量很好。各校都有一批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但自民国28年冬至29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当局，加强对学校的法西斯统治，同时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育经费更为困难，师生颠沛流离，生活极端艰苦，师资缺乏，设备简陋，教学质量远比战前低落。 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全省战后教育复员计划，安徽省政府积极进行教育复员工作。接收沦陷区敌伪所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分别于皖南、皖北增设普通中学5所，女子中学2所，师范学校2所，收容原国立八中、九中、十六中及茶洞师范等校返皖员生；全省重新划分9个中学区、9个师范学区、9个工业职业学区和6个农业职业学区，并按学区划分对原省立中等学校进行通盘调整；省立安徽学院由立煌迁至芜湖，民国35年秋恢复安徽大学并呈准改为国立；民国36年秋增设省立淮南工业专科学校；社会教育和体育、卫生事业也渐次恢复。 抗日战争胜利后，安徽教育事业稍有恢复。至民国35年秋，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安徽教育事业发展到最高峰时，全省有高等学校2所，学生1407人；中等学校206所，学生7．4万人；小学12904所，学生103．6万人；幼稚园44所，在园幼儿1778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仅10％左右，全省90％的人是文盲。民国35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内战，社会混乱，民生凋蔽，教育事业停滞不前，在校学生大量流失。到民国38年5月，安徽全境解放时全省2所高等学校仅有学生1052人；中等学校减至167所，学生仅3．6万人；小学减至12399所，学生仅66．3万人。这时安徽教育事业不仅明显落后于华东各省的教育发展水平，而且落后于全国教育的平均发展水平。1949年，安徽全省有2786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中在校学生数仅有大学生0．38人，高中生1．58人，初中生9．4人，小学生238．37人；而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有大学生2．2人，高中生3．8人，初中生15．4人，小学生450．1人。 民国时期，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各级学校加强实施党化教育，极力进行法西斯统治，残酷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但安徽教育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安徽各地也涌现出一些办得较好的学校和热心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在“五四”运动前后，安徽就有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组织领导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并开展平民教育运动，进行新的教育实践。其后，一些教育界的进步师生不屈不挠地开展爱国民主斗争和坚持不懈地进行新的教育实验。 近代安徽思想理论方面的杰出代表人物首推陈独秀。陈独秀，怀宁人，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教育家。他早年积极参加反清爱国运动，多次留学日本。民国4年，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提倡科学与民主。民国7年，与李大钊主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民国8年（1919年），积极参加并领导“五四”运动。嗣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后任安徽公学教员、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并曾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发表过不少有关教育的文章、讲演和通信。陈独秀早年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教育，主张学习近代西方教育。强调新教育要注意“改造社会”，要适应社会需要，要同社会打成一片，要结合实际，文化要普及，教授方法要用启发式。认为教育要服从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陈独秀反对“教育救国”论，认为当时中国“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可言，终于昏弱削亡而已”。陈独秀在他的教育论著和教育演说中，反复阐明了教育对培养青少年和对改造社会的作用，提出教育是造就人、改造社会的武器。 与陈独秀齐名的胡适，安徽绩溪人，宣统二年（1910年）赴美留学，受业于杜威，自称“受杜威先生实用主义的绝大影响”。民国6年由美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于民国4年在美留学期间，就曾提出“文学革命”。民国6年，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提倡白话文，倡导新文学创作，是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他一生参加学术活动的领域较广泛，在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方面都有专著。历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和校长等职。教育方面提倡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要求学生“安心求学”，反对学生参加革命运动。他非常推崇戴震的学术思想，支持陶行知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支持发展职业教育，促成在绩溪创办徽州农业职业学校。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与胡适同年（1891年），同师事杜威，同于民国6年（1917年）由美留学回国，即立志“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历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和教育科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南京安徽公学校长等职。“五四”运动兴起，陶行知投入反帝爱国斗争的前列，积极配合新文化运动倡导教育改革。他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改造成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中心内容的生活教育理论，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陶行知在中国教育战线上，既反对封建传统教育，又反对殖民主义洋化教育，为中国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和普及教育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推行国难教育、战时教育运动。抗战胜利后，倡导民主教育运动，并曾提出建国教育和创造教育。其核心都是适应时代要求，结合中国实际，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徐特立），“与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江泽民）。“陶先生一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与教育事业，他在教育方面对人民贡献尤为巨大与不可磨灭”（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于1946年8月11日“在延安陶行知先生追悼会上悼词”）。陶行知对安徽教育事业热情关注和积极支持，在安徽教育界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民国7年5月，陶行知应聘在安徽全省教育行政会议上作“新教育”和“职业教育”等专题讲演。“五四”运动发生后，积极支持歙县省立三中师生爱国民主的斗争。民国10年6月，陶行知通电声援安徽学生反对军阀镇压民主运动的“六·二学潮”。民国12年秋，陶行知和安徽旅宁同乡会、同学会创办南京安徽公学，并被推选为校长。同年10月，陶行知赴安庆参加安徽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专题讲演。民国13年2月，陶行知向安徽省教育厅长提出推行平民教育的十项建议。民国16年1月，陶行知发表给徽州同乡的公开信，提出“徽州全体人民的使命，就是要振兴全徽的教育，开采全徽的矿产，革新全徽的农村，发展全徽的交通......以谋全徽人民的幸福，把徽州建设成‘东方瑞士’”。民国22年，陶行知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的艰难情况下，还在上海秘密接见了安徽省立女子中学学生代表，并作了《过五关斩六将》的讲话。民国23年，陶行知应安徽省教育厅邀请，到安庆作《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的专题讲演，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普及教育工作的开展。民国24年初，陶行知应省教育厅长杨廉之约，介绍学生程本海（绩溪人）、朱泽甫（怀宁人）、戴飘等7人担任安徽省教育厅视导和6个师范学区辅导员，并在上海亲自为这些辅导人员举办学习班，进行专门训练。早在抗日战争前，安徽歙县、休宁、怀宁、桐城、巢县等地就办有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小学、工学团、乡村师范和农职业学校。民国24年，陶行知向张治中推荐晓庄师范指导员杨效春任黄麓师范学校校长，晓庄学生马侣贤任黄师附小校长。黄麓师范以晓庄师范为榜样，实践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推动普及教育,影响及于全省。同年程本海、戴飘、潘祖训、汪秋平、汪曼雯、盛震叔、林其英等晓庄学生支持颍上唐润之创办甘罗乡村教育社，并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王光宇等即在此就学，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 著名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安徽枞阳人。毕业于桐城中学。后留学英法，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四川、武汉大学教授，毕生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开拓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新领域。 “五四”运动前（辛亥革命前后）安徽教育界不少政治活动家和进步人士即有倾向于提倡实业，兴办教育，创办报纸，作为改良“风俗政教”的入手。当时安徽各地重要城市，官办或私立的学堂，如雨后春笋，纷纷聘请留学生或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为教员，采取资本主义教育方式，反对科举教育，开始接受新知识。“五四”前夕，沈子修、桂月峰、朱蕴山等于民国8年春在六安创办了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校实行民主办学，废除了一切封建的陈规陋矩，并在教学中传播科学和民主思想。同时在校内组织起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公开讲述“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民国8年（1919年）5月，安徽省各地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奋起响应“五四”运动，纷纷集会游行，通电声援，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高潮。“五四”在安徽也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高潮。当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和其它革命书刊的传入，安徽各地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开始创办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民国9年，朱蕴山、宋竹荪等在安庆创办了《评议报》，蔡晓舟等进步师生主办了《黎明》、《安庆学生》，旅沪皖人创办了《新安徽》，安徽省学联创办了《安徽学生会周刊》。芜湖一些进步中学教师组织“芜湖学社”，出版有《芜湖》半月刊；还有《芜湖学生会旬刊》；原芜湖《皖江日报》开辟了《皖江新潮》副刊。同时还有学生自己办的刊物，如五中的《实践》、二农的《海灯》和《六师周刊》等。芜湖商业夜校教师高语罕编写的介绍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通俗读物——《白话书信》影响尤大。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驱作家蒋光慈于民国8年在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读书时，被推选为学联副会长，成为芜湖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并在《新青年》、《星期评论》、《皖江日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爱国，反对卖国。 “五四”运动后，革新教育，反对旧的、落后的教育制度，成为安徽当时反对封建文化斗争的主要内容。当时学生最普遍的要求是：废除不合理的学校管理制度；改变国文、伦理、修身等课程的内容；男女社交公开；实行男女合校；允许女子剪发；图书馆订置进步书报刊物；改进成绩考核办法等。在革新教育的斗争中，最尖锐的表现是驱逐北洋军阀系的校长，把安庆的法专、一师，芜湖的五中，合肥的六师等校倪嗣冲嫡系的一批校长赶走，另选为学生所拥护的校长。民国9～10年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肖楚女先后在宣城第四师范任教，并应邀到芜湖、安庆等地演讲，宣传革命思想，反对旧教育，提倡新教育，对安徽的教育革新和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国10年6月2日，教育界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反对倪系军阀侵吞教育经费，在省会安庆爆发了震惊省内外的“六·二学潮”。安庆学校师生代表赴省议会请愿，遭到倪系军阀的血腥镇压，一师学生姜高崎、一中学生周肇基等50多名学生受伤，姜高琦、周肇基身受重伤，先后死亡。安庆各界集会抗议，学生罢课，各界罢工、罢市，支持学生运动。“六·二学潮”发生后，芜湖、合肥、宣城、凤阳等地学生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罢课声援。省政府当局被迫答应增加教育经费，并将“六·二”案件交法院审理。这一时期，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开始与工农结合，积极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从民国8年下半年到民国10年，安庆、芜湖、寿县、六安、宿县等地相继办起了工人夜校、工读学校、商业学校、平民学校，帮助工农群众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安徽教育界和社会进步人士，如李光炯、刘希平、光明甫、朱蕴山、沈子修、蔡晓舟等对学生运动深表同情，并与学生一道为革新教育、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为反对贿选、废督裁兵等民主运动共同奋斗。民国14年5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在芜湖圣雅阁中学（今芜湖市第十一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并组织领导芜湖教会学校反对奴化教育、收回教育主权的斗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房秩五于民国13年弃官返乡，在枞阳创办浮山小学，民国17年改为中学。中共党员周新民、黄镇、郑曰仁等应聘到该校任教，进行革命宣传，开展农民运动，学校教育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民国18～21年，浮山中学中共支部先后组织领导了反对当局推行旧教育制度、限制学生民主自由的三次学潮，并直接或间接参加和领导几次革命斗争和武装暴动。房秩五为维护浮山中学，保护中共地下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1951年，房秩五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接见，并当面嘉许他创办教育和襄助革命的可贵精神。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蚌埠江淮中学（现蚌埠二中）学生组成“援黑队”，决心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学生冲破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重重阻挠，到达北平。他们的爱国壮举，声闻全国，并得到张学良将军的接见和称赞。民国21年，应沈子修校长之聘，陶行知的学生程今吾（嘉山人，建国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和操震球（怀宁人，建国后曾任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副主席）来池州师范主持教务，进行教育改革，并在学校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动学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民国27年3月，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张义纯，委员章乃器、常恒芳、光明甫、沈子修、朱蕴山、朱子帆、周新民（中共党员）等。中共安徽工委民运部长张劲夫、宣传部长彭康和狄超白、陈国栋、魏文伯、王光宇、魏心一、吴立奇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参加省动委会和各直属团、各县动委会，为主要负责人或骨干，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革命建设人才。到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和实施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教育，安徽各地学校风潮迭起，进步师生不断开展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卖国投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直至解放前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护校斗争。 建国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安徽省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民国18年5月“立夏节起义”成功后，创建了皖西苏区革命根据地。皖西苏区建立后，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制订了以干部教育为重点，以普及群众教育为方向的教育工作方针。皖西苏区建立了学兵连、随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等多种形式的红军干部教育，党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等党政干部教育和各种专业学校、训练班等专业干部教育。皖西苏区普遍设立了列宁小学，据不完全统计，民国21年皖西苏区各县设有列宁模范学校（设于县苏维埃所在地，相当于高级中心小学）8所，列宁高级小学32所，列宁模范小学（设于乡苏维埃所在地，相当于初级中心小学）170多所，列宁初级小学850所，在校学生共4万多人。当时，皖西苏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57％，而国民党统治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13％。至于后来沦陷区入学儿童数占总人口数好的为1～3％，差的不过1～2‰。皖西苏区还办有大量的工农识字班、业余学校、夜校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教育。民国20～21年，皖西苏区的中心区和巩固区的群众参加学习的占总人口数的20％～40％。 抗日战争时期，安徽先后建立了淮南、淮北、皖中3个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为实施抗战教育，稳定社会秩序，培养急需人才，提高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和文化水平，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类教育事业，并对旧教育进行改革，以适应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抗战时期，安徽各抗日根据地办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设涡阳）、抗大八分校（设天长）、抗大十分校（设无为）和江淮大学（设天长）以及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先后办起了几十所中学，小学更为普遍。民国34年，仅淮北根据地小学就发展到1227所，学生6万7千多人。此外，还办有各种形式的识字班、民校、夜校、冬学等群众业余教育组织。民国33年，淮北根据地就有30万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组织。安徽各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文化教育的改革方针，在恢复、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着手改革旧教育，对旧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解放战争时期，安徽先后创建了苏皖解放区、豫皖解放区、江淮解放区和皖西解放区。从民国38年5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安徽又分为皖北和皖南两大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安徽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受战局影响，经过发展、停顿、恢复和大发展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到民国38年4月，豫皖苏解放区在安徽境内的第三、第四、第六3个专署办有建国学院（界首）、皖北行政学院（阜阳）等干部学校7所，学员3000多人；中学11所，学生近5000人；小学3693所，学生34．5万人。江淮解放区有江淮公学（泗县）、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江淮分校（凤阳）、宿县新民主主义研究班等干部学校3所，学员近3000人；中学8所，学生3000多人。小学大量发展，仅来安、全椒、定远、嘉山4县就有小学413所，学生5．1万人。皖西解放区有鄂豫皖军政大学皖西分校（原设岳西，后迁河南）等军政干部学校5所，学员100多人；中学2所，小学800多所。安徽各解放区的群众教育也有较大发展。 安徽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过各个革命时期的实践，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教育体系，它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和专门人才，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水平和文化水平，并且创造了许多宝贵的教育经验，同时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安徽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民国38年5月，安徽全境解放，皖北、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先后成立。1952年春，皖北、皖南行署合并，8月，成立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在这期间，安徽各级人民政府根据“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接管了旧有的公立学校，接收了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接办了原有的私立学校，同时，积极慎重地对旧有各类学校逐步进行改造，取消了中小学的“党义”、“公民”、“童子军”、“军训”和私塾的“三字经”、“女儿经”以及教会学校的“教义”、“圣经”等课程和反动的教育内容，废除了旧的训育制度和管理制度，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逐步建立起新的教学秩序和教育管理制度。1950年，结合中心任务发展冬学，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开展识字扫盲运动。机关干部业余学校、职工业余学校和市民业余学校也大量发展起来。此后，为贯彻实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还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荣军速成中学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使广大工农干部受到比较正规的教育，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同时在中小学设立公费生，减免学杂费，以后又在中等以上学校设立人民助学金，帮助经济困难的工农子女入学；并且在学校的发展和布局上，优先照顾工矿区和偏僻农村，以利工农子女入学。1952年，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开始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整顿，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逐步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 从1949年秋到1951年，皖北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60％，全区有6449所小学遭灾，占全区小学校72．6％。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发出《关于坚持灾区教育工作的指示》，灾区学校采取多种形式坚持教学，同时结合生产救灾，开展生产劳动，坚持勤工俭学、勤俭办学，克服困难，战胜灾荒，小学教育事业还有所发展。1951年10月，教育部长马叙伦电慰皖北灾区教师，并表彰皖北坚持灾区教育工作的成就。1952年，在省委曾希圣、桂林栖、陆学斌和各地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全省大、中学校教师中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学习，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有些地区和单位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害了一些人，省委指示及时作了纠正。这一时期，全省教育界开始有组织地学习苏联凯洛夫著《教育学》。 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安徽全省各级各类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到1952年，全省共有高等学校3所，在校学生2621人；中等技术学校25所，学生7606人；中等师范学校63所，学生13995人；普通中学147所，学生70390人；小学23093所，学生1934410人；幼儿园588所，在园幼儿22020人；盲哑聋学校2所，学生100人。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达2051784人，比建国初的1949年增长近两倍。同时还有工农群众学习文化的在学数达200万人，为1949年的二点五倍多。 1953～1956年，高等学校继续进行院系调整，统筹安排各类专业的招生比例。对中小学加强领导，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逐步建立和健全组织机构，并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在全省各级学校中开展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各级学校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教学方法也有了初步的改革，教学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对于肃清半封建、半殖民地思想的影响和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使学校教育逐步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有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苏联教育经验中传统教育影响很深，加之学习中，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生搬硬套的毛病，主要问题是：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课程标准偏低，教学方法机械、烦琐，忽视基本训练和因材施教，对教育管理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和正规化，而忽视了革命根据地教育的许多好经验。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过程中，安徽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中一大批教师和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摧残了不少人才，造成了消极的后果。 1958～1965年，是开展教育革命和教育事业调整时期。1958年，安徽省为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纠正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过程中出现的缺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道路，开展了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和教学改革为中心的“教育革命”。许多高等学校调整专业设置，修改教学计划，将生产劳动列入正式课程，创出了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路子。中小学进行缩短学习年限的学制改革试验，将大、中学的部分文化课逐级下放，并适当合并课程门类，精简内容，减少循环，改革教材，改进教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掀起了大办工厂、农场，大搞勤工俭学的高潮。同时，兴办了一大批农业中学和半工半读的职业中学，实行多形式、多规格、多层次办学，加强基础教育，发展职业教育，重视成人教育，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教育革命”中所取得的有益经验，对于改革旧的教育体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有些学校在“教育革命”实践中也做出了显著成绩。但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教育事业盲目发展，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成几倍、几十倍增长，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承受能力。不少新办的大、专学校由于经费、师资、校舍、设备等办学条件过差，教学质量低下，徒具高等学校虚名。在“教育革命”中简单地提出“教育也要大搞群众运动”。有些大、中学校随意调整专业，减并课程，并号召师生自编课本，打乱教材的科学体系，教学要求过高过急；片面强调直接经验，忽视课堂教学，贬低教师的主导作用；并在教育教学中采取评比、竞赛等方式，提出一些过高的指标，因而造成一个时期内学校师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或为单纯应付考试而集中突击学习，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违背了教学规律，影响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在“教育革命”中，不少大、中学校还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运动，对一些教授专家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和斗争，又伤害了一批好人。 1958年1月6日周恩来总理视察肥西县肥光小学，指示学校：“教师要好好教育儿童，学生要好好学习，要参加劳动。”同年9月16日，毛泽东主席来安徽，视察了安庆一中，并题写了安徽大学校名，给学校师生极大的鼓舞。 1959～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重视教育事业，一方面加强对教育工作领导，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一方面强调以教学为中心，合理安排教学、劳动和生活时间，并积极采取措施，保证师生身体健康；对高教讲师以上、中教五级以上、小教三级以上的教师给予生活特需品供应，对城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农村学生给予商品粮供应，从而有效地稳定了教学秩序，保证了教学质量。 由于50年代为提高师资水平，改善教育设施，采取了许多切实有力措施，安徽中小学教育质量逐步提高，1959年安徽高中毕业生高考取得了全国第二的优秀成绩。新华社致电中共安徽省委，认为安徽省“在教育大革命大发展中，教育质量不仅没有降低，而是提高了”，要求总结经验。为总结交流中学教育、教学工作经验，在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的直接领导下，教育厅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连续召开了中学校长工作会议和中学各科教学现场会。这次会议总结出提高教育质量的基本经验是：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积极大胆培养新生力量，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关于各科教学工作的经验，主要是抓好教学过程的三个环节：一是加强备课，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二是加强基本训练，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三是加强课外辅导，贯彻因材施教原则。概括起来，就是“精讲、多练、勤辅导”。但是，当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也曾违背教育教学规律，采取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些错误做法。 1959年，省教育厅决定缩小中小学学制改革的试验面，并停止课程、教材改革的试验。1960年，由于“大跃进”、“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和遭受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中共安徽省委决定，适当改变农村中小学教学制度，适当处理超龄生，以便挤出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 1961～1963年间，安徽省对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必要的压缩，大量裁并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适当控制全日制普通中小学的发展。与此同时，贯彻执行教育部制订的《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省委书记李葆华、刘季平、李丰平的领导下，抓甄别平反，落实政策，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全省教育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吸取1958～1960年“教育革命”中“左”倾错误的教训，由省委常委直接管理全省重点中学校长以上的学校负责干部的配备，恢复和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全省教育工作重新步入正轨，教育质量随之有了切实提高。 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表《春节指示》。4月21日至5月16日，省教育厅、省总工会联合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对教育工作的指示，分别部署工作。教育厅介绍了学习上海育才中学教学改革的经验。同年6月，刘少奇来安徽视察，大力倡导“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省教育厅正式成立半工（农）半读教育局，以加强对半工（农）半读教育事业的领导。1964年～1965年，积极推行和发展“两种教育制度”，并以寿县下塘中学为试点，进行了学制、课程、教材和教法等方面整体改革的试验，探索一条改革农村全日制中学的有效途径。教育部和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领导刘季平、李凡夫、魏心一十分重视并亲自指导下塘中学教改试验，提出“教学和劳动两个高标准”的要求。1966年春，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和教育部长何伟先后视察下塘中学，对该校“面向农村，坚持劳动，勤俭办学”和“少而精，启发式”的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和发展方向予以充分肯定。下塘的经验，为80年代安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到1965年，全省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在调整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全日制学校计有普通高等学校15所，在校学生19328人；普通中学665所，学生269187人；中等专业学校213所，学生40758人；小学105846所，学生4903989人；幼儿园338所，幼儿43184人；聋哑学校5所，学生382人。试办半工（农）半读教育取得了较好成绩，全省有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2所，学生1079人；半工（农）半读中等学校和农业中学2724所，学生13．2万人。业余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全省有业余高等学校学生1．2万人；业余中等学校学生8．1万人；业余初等学校（包括扫盲班）学生达143万人。至此，安徽省教育事业实行全日制、半工（农）半读和业余教育等多种形式并举，开始探索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教育结构。 建国后17年的安徽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折道路，并且有过失误，但总的来说，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正确的，发展和改革的成绩是主要的，同时也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1965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共达538．45万人，比建国初的1949年增长了六点七倍。17年来，安徽省共培养了大专毕业生3．98万人，中专毕业生11．62万人，普通中学和农、职业中学毕业生58．71万人，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建设人才和劳动后备力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省各级教育行政机关陷于瘫痪，学校一片混乱。原教育厅的厅、处级干部，15个地市教育局长，27所重点中学校长，都各只有1人留下工作，其余都被调离或降职。许多学校的干部和教师受到严重打击和残酷迫害，造成大批冤假错案。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部分中小学连续4年未招新生。中学教育一方面遭到严重破坏，一方面又盲目发展。1977年全省普通高中发展到1563所，在校学生38．92万人；与“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相比，高中校数增加了十二点二倍，高中学生数增加了九点八倍。在盲目发展高中的同时，中专、技校、农职业中学和半工（农）半读学校被大量削砍，使中等教育结构单一，中等技术人才供不应求，而大量高中毕业生又难以升学和就业，形成“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的紧张局面。“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人教育基本停顿，普及小学教育受到挫折，复盲和新盲大量回升。1969年，全省9所医学院校，3所合并，1所停办；安徽农学院下迁，校舍被占；3所教育学院只剩1所；200多所城镇全日制中学中的140所被下迁到农村分散办学。这批大、中学校被撤并、下迁后，被其它单位占用的校舍达50多万平方米，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损失殆尽。仅合肥1市价值即达550万元，合肥师范丧失上架编目图书8万册。合肥一中5万册藏书，烧了3大3夜。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管理体制被打乱。各级学校取消了校长负责制，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农村中学改归公社办，农村小学下放生产大队办。城市中学下放给区领导，城市小学下放给街道管理。城市的大、中、小学都由派驻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文化大革命”初期，全省各级学校“停课闹革命”、“大串连”达两年之久。复课后，又大搞“斗、批、改”。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出了错误的“两个估计”，即建国后的17年教育工作基本上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1974年，在批林批孔浪潮中，又制造所谓“马振扶中学事件”，并直接批转安徽师范大学，滁县三官中学、寿县双庙初中等十多个揭发材料要求组织学校师生进行检查，揭露、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批判“智育第一”、“师道尊严”，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反对尊师重教，严重地破坏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打乱了教学秩序，败坏了学校纪律，腐蚀了社会主义学校的良好学风，无政府主义泛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摧残破坏，致使安徽教育事业元气大伤，教育质量急剧下降，严重地影响了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广大干部和教师也曾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当时，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效椿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对批林批孔、马振扶中学事件，学校的撤并、下迁和缩短学制等错误措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破坏。在杨效椿的主持下，妥善处理了有关揭发材料，坚持了中学学制仅缩短了一年，并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普及教育是一项大政的号召，排除了种种干扰，于1972年在临泉县召开了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现场经验交流会，又于1974年在长丰县召开了全省普及小学教育工作会议，对全省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一些学校和教师，坚持正常教学，使学校教育未受到过多的干扰和破坏。1975年，根据邓小平“教育要整顿”的指示精神和教育领导部门的部署，各地着手整顿教育，加强了文化课教学。但不久又被批判为“右倾翻案”、“复辟”、“回潮”。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从1977年夏中共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问题开始，万里、顾卓新、赵守一、胡开明等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着力对各级各类教育进行整顿。安徽省恢复大、中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整顿中小学教学秩序，逐步恢复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开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6月，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全省教育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整顿各级学校领导班子，充实和加强教师队伍，重新确定并努力办好一批重点学校。1979年，省教育厅提出《关于试行中等教育改革意见》，调整中学布局，控制普通高中发展，积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由于张劲夫在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期间的倡导支持，1980年6月，以魏心一为名誉会长，操震球为会长的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全省已有20多个市、县和大专院校成立了陶行知研究会，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1980年起，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普通高中由“文化大革命”中的二年制分批恢复为三年制。1981年，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对全省普及小学教育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和规划，使全省小学教育事业步入健康发展的道路。1982年，省教育厅召开全省勤工俭学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勤工俭学的方向，加强对勤工俭学的领导管理，并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推动了全省勤工俭学活动的发展。1983年，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加强和改革普通教育的决定》，强调要充分重视教育工作，端正办学指导思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切实抓好普及初等教育和大力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改善和加强对普通教育的领导，逐步增加教育投资，改善中、小学教师的地位待遇，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努力开创全省普通教育的新局面。省人民政府还批转了教育厅《关于中教五级、小教三级以上的中、小学教师享受讲师待遇的具体意见》，凡被确定享受讲师待遇的中小学教师，在参加会议、听报告及其家属“农转非”问题等方面，原则上均按讲师对待。同年，省委、省人民政府还作出了《关于加强高等教育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 1984年10月13日，安徽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安徽省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若干规定》，用立法形式切实保证全省初等教育的逐步普及。 1984年10月，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在歙县陶行知少年读书处建成。胡耀邦、王震、胡厥文、陆定一、孙起孟、王昆仑、雷洁琼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陶行知纪念馆题词，李鹏、张劲夫等发来贺信贺电，文化部顾问刘季平、安徽省长王郁昭剪彩，省顾委、人大、政协的领导李世农、张恺帆、魏心一，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健。日本陶研专家斋藤秋男夫妇和17个省、市代表参加了开馆典礼。1985年，安徽承担的国家教委“七五”期间教育科研重点项目《休宁县经济和教育调查》，在陶行知教育思想指导下努力完成，并获得国家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同年酝酿成立“陶行知研究和教育改革徽州实验区”，系统地研究、实践陶行知农村教育思想，探索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1985年是安徽教育进入全面改革的一年。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制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使全省教育事业在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增加教育投资，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并有了新的进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到1985年，安徽省各类教育事业在调整改革中蓬勃发展，初步形成一个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教育体系，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布局、层次、结构渐趋合理。1985年，安徽全省全日制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共有996．78万人，比1949年增长了十三点二五倍。1985年，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发展到36所，在校学生5．67万人；普通高中调整为632所，学生22．89万人；普通初中为3548所，学生189．84万人；小学为36940所，学生727．85万人；幼儿园发展到1665所，入园幼儿34．15万人；特殊教育学校有9所，学生993人。1985～1986年，全省有60个市、县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经省政府组织检查验收合格。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到1985年，全省共有农、职业中学和技工学校491所，学生12．52万人；中等专业学校138所，学生5．86万人。随着函授、广播、电视、业余学校、自学考试等多种办学形式的兴起，成人教育已初步形成网络。1985年，全省有成人高等学校24所，学生60339人；成人中等学校359所，学生77407人；成人初等学校（包括小学和扫盲）23353所（班），学生814989人；全省扫除文盲35．9万人。 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和劳动后备力量，提高了全省人民的文化素质，有力地支援了全省和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49年至1985年，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共培养出各类高、中级专门人才45万人；普通中学和各种农、职业学校，在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的同时，共培养了劳动后备力量850多万人。高等学校还在科研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全省各高等学校分别承担了国家、省、市和大、中型企业单位等多种科研课题，1984年已完成科研项目500多个，其中：获省科研成果奖103项，并已有一批科研成果转化为新的生产力，一些科研成果属国内首创，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落实，建立了一支宏大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师资队伍。建国以来，根据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全省逐步建立起从幼儿师范、中等师范、高等师范到教师进修院校等一系列较为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形成了省、市、县（区）、乡（镇）四级师资培训网络，并制定了一整套教师进修制度和培训规划，初步建成了有相当数量和业务不平的教师队伍。1985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拥有专任教师共410767人，与1949年相比，高等学校为六十一点五倍，中等专业学校为十二点三倍，普通中学为五十九点四倍，小学为十三点三倍，幼儿园为一百四十三点九倍。师资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幼儿园、小学教师学历达到中师、高中毕业的分别为40．4％和57．01％，初中教师达到大学专科毕业的占28．59％，高中、中专教师达到大学本科毕业的分别为59％和53．2％，高等学校教师达到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的占87．8％。广大教师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为安徽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国以来，安徽省在各级各类学校中不断评选优秀教师，予以表彰奖励，并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 1978年以来，安徽省教育事业经费逐年有所增加，改善办学条件。1985年，全省教育事业经费支出共达55850万元，年增长率为20．2％，教育经费支出占全省财政支出总数20％。全年通过国家补助、地方财政拨款、群众集资和学校勤工俭学等多种渠道筹集办学资金11525．95万元。1985年全省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共2730万元，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所办各级各类学校新建校舍总面积共143326平方米，其中：高等学校50525平方米，师范学校20300平方米，中学51074平方米，小学3086平方米，教师进修院校5416平方米，其它学校12925平方米。许多县、区、乡、镇实现了“一无两有”（即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逐步得到充实和改善。1982年，成立了省电化教育馆，对全省电化教育的开展进行统筹规划和积极指导。部分学校已采用电影、电视、录像和微型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有力地促进了教学改革的开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1985年以来，坚持教育改革，巩固和发展教育成果。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的指引下，根据全省实际情况和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断深化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县以下教育继续完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建立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科教兴农的新机制，探索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道路；同时改革办学体制，加强社会参与，多形式、多途径地发展教育。休宁、蒙城、庐江等县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借鉴陶行知“科学下嫁”、“教育与农业携手”、“教育与科学机关充分联络”的思想理论，在农村教育改革上作有益的探索。农科教统筹结合的提出和推广，肥西、徽州等乡村师范教育的改革，对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对全省以至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农科教统筹结合，就是农业、科技、教育3个部门有机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开展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和技术推广，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这是安徽省10年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安徽教育科技、农业等各界人士，热心支持教育事业，坚持改革，坚持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建立教育和经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共同探索的成果，同时也是学习、宣传、研究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一个重大成果。这一重要实验一开始即受到王光宇、魏心一、应宜权的热情支持。由于省委、书记卢荣景的大力倡导，安徽省农科教统筹协调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制订了《安徽省农科教统筹协调实施方案》，由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转发各地贯彻实施。全省各地、市、县相继成立了农科教统筹协调领导机构，着手农科教统筹协调的规划工作，不少地方按照规划要求，制订出配套措施，帮助解决有关经费、师资、生产实习基地等问题，并组织开展实验研究工作。中华职业教育社安徽分社成立后，在组织学习、宣传黄炎培和陶行知教育思想，推广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实施社会力量办学，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开展统战联谊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 建国以来，安徽教育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重视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安徽教育同全国先进地区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教育经费短缺，严重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教育基础薄弱，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还很艰巨；职业教育发展困难较多，教育结构还不够合理；师资数量缺，质量低，不能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所放松，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这些困难和问题，通过总结经验、深化改革，正在谋求逐步克服和解决，为今后安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