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较早的一篇专论。它涉及到文学的价值、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文体、文学的批评态度诸问题。曹丕批评了两汉以来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了文学的独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这对于当时文学的自觉及后世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首先，曹丕本着文以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鼓励作家努力从事创作。这对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其次，关于文气，作者认为“文以气为主”而“气之清浊有体”。他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形成各自的独特的风格。因此，各有所长，难可兼擅。 其三，对于文学体裁的区分。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即文章基本规则相同，而各种文体又有其各自特点。这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从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著作里的文体论述，正是《典论·论文》的进一步发展。 其四，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与“于自见，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错误态度进行批评。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不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问题。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一个新时期。另外，曹丕的《与吴质书》也是有关文学批评的名作，对当时文坛诸子进行了中肯的评价。 北宋初期，诗坛风气浮靡。尤其西昆体统治诗坛数十年，讲究词藻，片面追求形式的华丽。梅尧臣与欧阳修出来，才扭转了这个局面。刘克庄《后村诗话》说：“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洙）之下。”（见《后村大全集》卷一七四）。 梅尧臣称赞《诗三百篇》继承了美学传统。他认为诗歌之作，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诗歌是现实的产物。他在《读邵不疑学士诗卷》里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平淡”是他所极力追求的艺术境界。他主张以极其朴素的语言和高度的写作技术，表现出作品的内容。这种“平淡”风格的特点在于：“意在言外，耐人寻绎。”如吃橄榄，从苦涩之中，咀嚼出不尽的甘腴之味；要洗尽脂粉铅华，给人以“老树着花”的美感。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云：“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斯为至矣。”又说：“圣俞生平苦于吟咏，故其构思极艰。”“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刘克庄也说他“留意于句律”，学梅的人只知道他的诗淡，而不知他“殊不草草”。 梅尧臣的主张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他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是当之无愧的。 南宋的朱熹在文学批评方面有很大贡献。他的《诗经集传》、《楚辞集注》及其他诗文杂著中有些评论文学的见解，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和一定的代表性。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继承并发展了北宋道学家的主张，表现了道学家和古文家文学思想斗争的继续发展。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美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他认为文与质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文质彬彬，就是物相质而适均，相互渗透而又恰到好处，在统一中又有差异。文与质达到和谐的统一才是完美的。他评论了以往对文与道的关系的论述。批评苏轼“吾所谓文，必与道俱”的观点，认为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把文与道当作两个东西，待作文时，再从外面“讨个道”放进去，割裂了文与道的关系。他批评韩愈弟子李汉的“文以贯道”，认为其弊在把文看作是贯道之器，有文先道后，文本道末之病。朱熹主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出”，道是水源，文是从水源中流出来的水。既然文是从道中流出，则文与道便有相通而不可分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圣贤之文便是道。这是文与道的统一，而不是合一。他强调，文之所以为文，是因为它源于道。文不合道，便无以为文。他品评文艺作品时坚持重道轻文的原则，认为屈平之赋，史迁之文，“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宋玉、司马相如、王褒、杨雄崇尚浮华，无实可言；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他教人学诗要从《三百篇》、《离骚》学起，论古诗则重汉魏而薄齐梁，说“齐梁间之诗，读之使人四肢皆懒慢，不收拾。”说李白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自然之好”。他论诗多能从全面来考查，认为陶渊明诗平淡中有豪放，但豪放得使人不觉得，《咏荆轲》一篇露出本相；李太白诗不专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如《古风》头一篇；他生平最不满江西派诗拘泥“出处”和“嵌字”、“使难字”等作风，而独推陆游，说“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又说“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这些对古今作家的利弊评论都颇为中肯。 吕本中是宋代的道学家又是诗家、诗论家，他的评诗的议论见于他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及《紫微诗话》两书。他的《夏均父集序》一文提出“学诗当识活法”的主张，是宋人诗论中一个著名的论点。他序《江西诗社宗派图》也说：“诗有活法，若灵均自得，忽然有人，然后唯意所出，万变不穷。”《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也说：“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度越诸子。”都以悟入为说，近于佛家禅宗的话头，这是江西诗派说诗的习气。 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里解释“活法”是“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是用司空图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及苏轼所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说法，并非尽出于禅家。又他所谓“有意于文者之法”与“无意于文者之法”，也近于苏轼所谓“随物赋形而不可知”，并非玄妙之谈。他在《吕氏童蒙训》里说：“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有工夫中来，非侥悻可得也。”《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也说：“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者，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观舞剑，有何干涉。”《紫微诗话》自述答晁叔用语云：“只熟，便是精妙处。”这把“悟入”而得“活法”的根源，归结到勤用工夫，道理实在，并不玄虚。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论文主张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文章和学问虽不同科，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擅长诗文。可是没有较高的学术修养，却做不好古文。姚鼐生当乾嘉考据风气正盛的时候，他在文学上和学术上都有相当高的造诣，因此在《述庵文钞序》里论述文章和学问息息相通，他认为学问之事有三端，就学问本身言，义理、考证、文章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就人来说，固然才性各有所近，然而博涉旁通，三者兼长，并不是不可能的。三者是否能够互相作用，相辅相成；抑或互相妨害，那就在于如何对待三者之间的关系了。义理是文章的骨干，有义理，文章才有所依附而符合于古人立言之旨；有义理，加上考证的真实精神，文章就不会流于空疏浅陋。当时，汉学和宋学互相对立，理学家和考据家又多轻视词章，浮华不实的文章之士大有人在。三者门户分立，各不相谋。姚鼐的主张能针对时弊，从学术的角度，批判了芜杂俚近、质木无文的语录体和繁碎缴绕，拖泥带水的笺证文字，对当时的学风、文风，都有一定影响。 姚鼐还有《复鲁非书》里阐明文学风格上阴阳刚柔之说，这是他论文精义所在，也是古文家在文学风格理论方面的概括和总结。姚鼐认为文章风格，主要是作者才性和气质的表现。其《答翁学士书》云：“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他认为才性气质禀之于天，天地之道，阴阳相生，阴柔而阳刚，所以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 以阴阳刚柔论文，姚鼐一方面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同时又指出其互相联系的一面。阴和阳对举成文，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体，必须调剂以为用，相辅相成。就自然之理来说是如此，就文章之道来说也是这样。人的气质刚柔之分，偏胜是难以避免的；“偏胜之极”，至于“一有一绝无”和“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一样，“皆不可以言文”。他在《海愚诗钞序》里作了更具体的说明。 姚鼐弟子方东树著有《昭昧詹言》之书。他根据的选本，主要是王士祯《古诗选》、姚鼐《今体诗钞》并参以刘大櫆《历朝诗约选》、《盛唐诗选》等；所采各家说，以姚范、姚鼐为主。他对诗的见解，是以“古文文法”通于诗，但又说：“工妙别有能事”。他在书中还用了大量禅宗语录。他触及到了一些文学的特性，但又被他所标榜的“道统”、“正统”的思想和当时所盛行的制艺、试帖诗所淆乱。例如对曹操，他一方面称赞是“千古诗人第一之祖”，可又说“余尝论曹操……其恶塞于天地”。他还指责谢、庾信“不过句法清新，非但本领义理未深，即文法亦无甚高妙。”在评诗时，用了大量评制艺、试帖诗所用的术语，如“序题”、“点题”、“遥接”、“倒接”之类。钱钟书《谈艺录》评介此书时说：“欲以古文文法，入于声律，实推广以文为诗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