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当代文学，是在比较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因为“五四”以来崛起的皖籍作家，几乎没有什么人留在本土，大都在京津乃至海外拓展自己的事业，而在解放区或部队入皖干部队伍中，虽有一些人曾经或正在从事文学创作，但一时间难以形成较大气势。因此，安徽省的当代文学领域，在建国初期50年代，是处于起步阶段，初创阶段。初创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相应的专业组织和团体，发现人才，延揽人才和培育人才。为此，在1949年12月成立了皖北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皖南在1950年9月成立了皖南文联筹委会，开始着手创建当代新文艺的各项工作。1952年8月，皖北、皖南两行署合并成立安徽省后，1954年6月成立了安徽省文艺工作者首次代表大会筹委会，在戴岳主持下，先后将陈登科、鲁彦周、严阵等一批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聚合起来，同时又创办了文艺期刊《安徽文艺》，从而为初创阶段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进行了人才准备。1954年12月召开了安徽省第一次“文代会”，正式成立了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组织建设上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安徽当代文学在全国打响的第一炮是陈登科的《活人塘》。原作发表于1950年由赵树理主编的《说说唱唱》文艺杂志上。它一问世便立即引起国内文学界的极大重视。赵树理热情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周扬高度评价这本书，称之为“生活本身在说话”。该书出版后先后被译成俄、英、日、朝、捷多种文字向国外传播。该书与先前出版的《杜大嫂》是陈登科的文学奠基作，但《活人塘》在思想艺术水准上显然要比《杜大嫂》高出许多。这是一部人民英雄的真实写照，其间有气壮山河的斗争风暴，有军民血肉情深的感人肺腑情景，有活生生的、结结实实的人物形象，有真切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继《活人塘》之后，陈登科又在1954年发表并出版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它似乎是《活人塘》的姐妹篇，环境、背景均有相似之处，作品所体现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也一脉相通，但在把握人物、开展情节和内容变化上有新的进展。由于人物和事件都比较多，显得不够集中，其社会影响也不及《活人塘》。 与此同时，以短篇小说《云芝和云芝娘》步入文坛的鲁彦周，却以独幕话剧《归来》，获全国首届话剧汇演一等奖饮誉全国；紧接着又以电影剧本《凤凰之歌》获文化部第一次电影征文奖而使他成了影剧文学的著名新秀。《归来》和《凤凰之歌》都着力刻画了新中国第一代年轻女性的自尊、自立、自强精神。《归来》从歌颂女主人公道德上的至善至美和精神上的高度自尊的角度，批判和鞭挞了负义郎的卑污灵魂，显示出一种凛然正气；《凤凰之歌》则以生动的笔墨和一系列戏剧性情节，讴歌了女主人公不屈不挠地与封建意识、封建宗法体制顽强抗争的精神，将一个俊美、倔犟又活泼健朗的年轻姑娘，写得可敬可亲。 在电影文学创作中，吕宕的《林则徐》轰动全国。作品以鸦片战争为背景，将虎门销烟的宏伟场景和抗英将士们的壮烈英姿，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在读者面前，栩栩如生的林则徐形象，大义参天的爱国主义情怀，给人们以强烈的感染和永久的激励。 诗歌领域中第一个冲出安徽走向全国的是方君默。他的民歌体长诗《夯歌》，经由诗人田间推荐在1952年1月9日的《光明日报·收获文艺周刊》上全文发表。此后不久，严阵在安徽诗坛脱颖而出。他的《老张的手》一出手，便以一股刚健、清新、明快、优美的诗风，引起全国诗坛的注目。他当时热情奔放，诗才横溢，佳作迭出，很快就成了全国诗坛著名青年诗人之一，而且连续出版了《乡村之歌》、《草原颂》、《红石》等诗集。他的诗抒情叙事并重，以抒情为主，无论描景、状物、写人，都注重以情动人，注重诗情画意的融合，注重以美的诗句、美的画面、美的情思构筑美的意境。 贾梦雷（笔名田上雨）也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登上诗坛的。他歌颂合肥新貌的诗——《合肥，我的城市》，热情洋溢，节奏鲜明，寄托着诗人对祖国的一片眷恋和敬意。在当时固然是唱响了的出众之作，就是今日重读，我们依然会被抒情主人公的真情、豪情、诗情所打动。 这期间，业余文艺大军中也涌现了不少热情的诗歌作者。余照望、郭瑞年、贺羡泉、王兴国、孙、方传政、民歌手殷光兰等就是较为出色的几位。郭瑞年的诗大都是反映淮河两岸人民的生活新貌，质朴真切，有民歌风格，情景交融，语言明快，宜于吟读。后来结集为《村野散歌》出版问世。 在中、短篇小说方面，安徽的专业和业余作家，也以多篇优秀佳作显示了他们的才华。吴晨笳的《互助组的故事》是安徽本土小说作家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力作；耿龙祥的《明镜台》更以艺术上高度凝炼和思想上的批判力度，令许多小说名家赞不绝口，它在《人民文学》上作为头条刊出，引起了一阵轰动效应。曹玉模的《两朵红花》、《芦鸭飞来》都是很有生活实感又富情趣的短篇佳作；不久他又出版了他第一部小说集《七月的长江》，表明他已是一位善于驾驭小说体裁并正在走向成熟的青年作家。在这一时段内还有农民作者王有任的《卖散工》、孙的《再嫁》、边子正的《鞋》、孙君健的《老板和老板娘吵架》等一批引起广大读者关注的小说作品。 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虽然还相当薄弱，但吴文慧（白盾）、黎洪、李冬生、陆德生等人经常参与文艺批评活动，为文坛增添了活力。 为了培育和提高人才素质，有关部门先后将陈登科、缪文渭、谢竟成等人送往文学研究所（后改为文学讲习所）深造、进修，以提高他们文化、历史、理论的素养，并从聆听名家大师的讲学中更深地领会和把握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对业余作者也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辅导和帮助，以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 从以上的简短叙述中，可以看到安徽当代文学的初创期是很有成效的，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出了人才，出了作品，在全国获得一些荣誉，也在当代文坛取得了一定声誉，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由初创阶段过渡为成长阶段。 1957年，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反右扩大化，使正在蓬勃兴起的安徽文坛遭受挫折。一些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被网进了所谓的“戴岳反党集团”之中，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农场劳教或劳动。 鉴于省文联的业务骨干元气大伤，有关部门陆续从外地调进一批专业人员，基本上以换了一套人马的方式，重新开创当代文学的新局面。1960年2月，安徽省召开了全省第二次“文代会”，选举赖少其为主席，钱丹辉、陈登科、那沙、余耘为副主席。同时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选举钱丹辉为主席，陈登科、那沙为副主席，从而完成了新体制的建设。 1958年是大跃进年。此时安徽文坛最走红的是大跃进民歌，像“端起巢湖当水瓢”、“凑着太阳吸袋烟”之类的“名句”均曾红极一时，但由于它毕竟是政治经济大浮夸的畸形文化形态的反映，随着大跃进泡沫的消散，它们自然也就难以继续生存。然而几位民歌手，如张良苏、谢清泉、王满夷等在以后的民歌体诗歌创作中也写出了一些较好的篇章。由于历史的局限，此时的文学创作大都以追潮逐浪、歌颂大跃进为主调，作家一面发表声明“要红旗不要钞票”（取消稿费），一面以大跃进的速度泡制大跃进文学，结果均以虚假、浮夸、粗糙而招致失败。这两年留下的可读作品，多是出自一些老干部之手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由当时的安徽省省长黄岩和作家吴树声合作的两部中篇小说《在狱中》和《到敌后去》，就是真实而生动，平易而不平淡，既能长正气又能得到思想感染的作品。其他如当时的省军区司令员廖容标将军的《黑铁山下的抗日烽火》和李务本的《冲出重围》等等，都是重真实、播真理、讲文采的优秀纪实文学。 1962年春，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周恩来和陈毅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文艺领域工作中的某些不当做法提出了批评和匡正，此前又有《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下达，省内文艺界部分被错打错划的人得到了平反，人们的精神又有所振作，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都得到恢复和发展，有些方面甚至有相当活跃之势。江流的中篇小说《还魂草》的问世，引起省内创作界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这部小说在开掘题材的视角上，在把握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上，都突破了当时流行的观念和手法，从血吸虫病给几代人带来的悲惨命运中，作家深入开掘了女主人公的人性美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将悲喜人生写得真真切切，感人至深。从事创作的人，一般都为之叫好，理论批评则出现了重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小说是真实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之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它是鼓吹人性至上、爱情至上，否定了阶级斗争。争论持续了四、五个月，参与人数多达近百人。尽管双方用语都很激烈，但大家始终都是坚持在文艺思想领域争论，没有在创作界引起什么震荡。作家本人在坚持自己的思考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三个短篇》。 在这一时期内，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萌芽丛书”，出版了安徽作家孙肖平的《前站》、肖马的《哨音》、沙丙德的《彩色的田野》；海涛在安徽出版了《红高粱》；菡子、李纳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老作家于寄愚（笔名杨书云）连续发表了《石头奶奶》、《松子》等短篇力作；谢竟成则推出了两部中篇儿童小说《苗儿青青》和《奇怪的舅舅》；业余作家王兴国、王余九、徐瑛等人的创作也相当活跃。 在诗歌方面，那沙继《英雄岩》后又出版了抒情诗集《你早啊，群山》，严阵连续出了《长江在我窗前流过》、《琴泉》、《江南曲》等多部诗集，老诗人玛金出版了《彩壁集》，新崛起的年轻诗人如绥民、刘祖慈、张万舒、姜秀珍、苗子、葛崇岳、牛广进、陶保玺、刘士光、严成志等等，也都以多彩之笔，为安徽的当代诗歌创作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其中张万舒发表于《诗刊》的《黄山松》，气势磅礴，诗句铿锵且富有张力，成为传颂一时的名作。 姜秀珍的《山歌唱到北京城》是一部叙事抒情交织的长诗，形象鲜活，感情强烈，诗句优美，地方风味极浓，读起来朗朗上口，不少场面写得撼人心弦。她在北京曾被周总理誉为安徽的刘三姐。另一位民歌手殷光兰也以《一支笔》等优秀诗章，受到读者欢迎。 陈登科的《风雷》在1963年的《人民文学》和《安徽文学》上相继发表，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陈登科耗费多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它以内容的真实性、情节的生动性、故事的曲折性、人物的典型性和它所涉及的农村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以及语言的乡间化、个性化、口语化等多方面出色成就，赢得了国内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这部小说迄今仍是陈登科的代表作、巅峰作，尽管书中也具有某些时代思潮的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领域中的精品和力作。 这一时段的理论批评，也呈现出活跃趋势，一批以中青年为主力的理论队伍，团结在《安徽文学》周围，结合安徽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举办了多次理论研讨会、作品研讨会，并对专业和业余作家的有特色的作品，及时进行了评论。其中关于严阵《江南曲》的讨论，关于短篇小说凝炼的讨论，关于江流《还魂草》的讨论，关于抒情诗时代精神的讨论等等，都大大活跃了文坛的空气，增进了理论与创作的相互理解，提出了一些创作上值得关注的问题，并在实践中锻炼了理论队伍。沈明德（沈敏特）、王多治（治芳）、李焕仁、陈育德、章新建、黄季耕、严云绶、王明居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生力军。他们有活力、肯钻研，热心参与当代文学的发展，为这一事业做出了有益贡献。 正当全省的文学在恢复中得到较好发展的时刻，国内政治生活又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北戴河会议”后再一次强化阶级斗争观念，并把反修列为政治思想领域的首要任务，文艺界成了防范和批判的主要对象。菡子的短篇小说《父子》，仅仅因为涉及了亲子之情就遭到了批判。那沙的多幕话剧《这里也是战场》（原名《毒手》）参加华东话剧观摩汇演，因为剧中写了一个被资本家用金钱美女拉下水的中下层党员干部而遭了大忌。柯庆施看了一半戏就拂袖而去，且以这个戏“在暴露敌人的同时暴露了自己”为由，禁止其参演。 与此同时，那沙发表在《安徽文学》1964年第一期上的《在省文联二届二次委员（扩大）会议的报告》，因其中有加强党的领导要注意运用“社会方式”之类的话语，便被视为反对党的领导，二罪并罚。这时《还魂草》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一时间形成了文坛上有名的《毒手》、《报告》、《还魂草》3大要案。在经受报刊围剿的同时，文艺界又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文艺整风”（后改称“四清”）。“四清”结束后，省文联主要作家举家迁往各地安家落户，其他人则下乡去参加“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席卷文艺界，各路人马才重新回到原单位来接受“洗礼”。 “文化大革命”10年，是作家被迫封笔的10年，自然也是当代文学停滞的10年。 由于陈登科被江青点名为“国民党特务”，所以就在省文联打出了个“刘（秀山）陈（登科）那（沙）特务集团”，与他们工作关系较多的业务骨干，则被打成这个集团的“黑班底”。此时安徽文坛最受全国注目的也可以说最轰动全国的事件是揭批《风雷》。这部本来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由于它真实地展现了农村各种人物、各种干部的生存状态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渗透，可读性又强，曾被一些“四清”工作队看中，认为它有助于认识农村形势，所以就一人发了一本让大家看。其实这正说明陈登科也是在那个时代主导思潮的影响下，从阶级斗争角度来开掘主题的。但江青一伙却硬说《风雷》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黑书，是污蔑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黑书，也是昭示陈登科特务罪行和特务心理的黑书，于是组织长篇大论连篇累牍地开展批判，不仅要把《风雷》批倒批臭批透，还要从字里行间细微末节中找出陈的罪行实证。为了在全省人民中肃清《风雷》的“流毒”，安徽甚至召开全省广播大会批《风雷》，可见其规格之高，声势之大，发动之广。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当代文学的空白期，但作家的脑子却不是空白区。他们面对国家民族的灾难进行了思考，重新认识过去，重新认识自我，重新设想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反思文学”的源头。 “四人帮”的覆灭，迎来了文艺的春天，安徽当代文学的发展从此步入黄金时代。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深化，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腾飞，随着邓小平理论日益深入全党全民，随着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日新月异，安徽的文学事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当代文学而言，无论是创作领域还是理论领域，在创作上又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纪实文学、影视剧文学、儿童文学、通俗文学；在理论方面又无论是当代评论或深层的学术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推出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美的作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和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新时期的当代文学是以全新面目走上文坛的。在安徽为这种新文学扫清道路的是文艺思想上的彻底拨乱反正和对若干理论原则的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安徽的文艺理论队伍，最早站出来全面系统地对“四人帮”阴谋文艺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揭、逐个批、重点打、破中立的深入批判，对“四人帮”所树立的阴谋文艺样板、所扶持的帮刊，特别是对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安徽文艺理论工作者是打了第一枪和站在斗争前列的。对于“四人帮”所盗用的“两个批示”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问题，安徽的理论界也较早提出重新认识。同时安徽理论界还是粉碎“四人帮”后最早发起内部争鸣的。由于上海某大报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长篇论文中，在立场上、立论上、例证上都存在突出错误，《安徽文学》便发表了署名李文群（苏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严肃指出不能用“四人帮”的观点批“四人帮”，不能为批姚文元拉上一批优秀作家陪姚挨批，更不能把姚定性为“亦步亦趋追随周扬”的两面派、墙头草，不能在拨乱中制造混乱，此文被视为当时的第一个争鸣声音。之后，针对北京某杂志发表的一组抹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划时代意义的文章，雨东（段儒东）以《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为题，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讨论。 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大大促进了作家的思想解放，也唤起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与时代思潮相适应的所谓“伤痕文学”便应运而生。葛广勇的《解英瑶》和祝兴义的《榴火》，便是较早出现的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悲苦命运的较为出色之作。稍后，乔浮沉的《松涛篇》、王余九的《窗口》和祝兴义的《抱玉岩》，在叙述那段历史中人物的不幸命运时，则更多着眼于人物形象的丰满性和人物性格的真实性，以形象打动读者而不是以事件说明作品的立意。曹玉模的《笑面女》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刻画了一个女人身心的伤痕，读来令人心碎。祝兴义的《杨花似雪》则以深沉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女人身心的伤痕。徐瑛的《并非英雄的故事》情节奇异，结局突兀，闹中藏悲。这些作品克服了早期“伤痕文学”那种单纯重事件、重宣泄的弱点，加强了形象塑造的力度，摆脱了一般性控诉，使作品的思想分量有所增强。但这类作品的持续发展也遇到了难题，那就是它们过分政治化、过分情绪化也难免出现雷同化和观念化的弊端。反思文学的出现，正是作家们在深入反思历史及反思当时文学现状的基础上产生的。反思文学的一般情况是：它的艺术描写不再停留在从现象上揭露“四人帮”罪行，也不再发表一般性的控诉和哀泣，而是追溯制造种种社会悲剧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并从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传统的乃至人性的诸多因素，考察某些悲剧的复杂成因，故使得文学中的人物命运的变迁、人物性格的形成以及人物生存状态的起伏、各种人物关系的交错，具有了更高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同时作家们此时更加理智地抑制情绪化对创作的影响，并且更加注意艺术表现上的美感和真切感，所以使步入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具有了更高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它们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增添了极其光辉的一页，为当时的读者输送了一大批精美的精神食粮，为后代也留下了一大笔高档的精神文化财富。就安徽而言，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系列中篇小说，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系列短篇小说，刘克的《飞天》、肖马的《钢锉将军》等中篇小说，都是属于当时全国性的名篇力作。《天云山传奇》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分别获全国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奖，《天云山传奇》经作者改编电影后，曾囊括金鸡奖、百花奖等项大奖，作者获全国十佳编剧称号。上述一系列优秀作品的诞生，固然是作家勤奋努力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代表中共中央的《祝辞》中，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全新论断，为新时期文艺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和使命感，从而激发了创作上的一次飞跃和突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兴起和日益深化，社会生活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热点蜂起，新景繁多，在大量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的同时，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思想冲突便纷至沓来。作为与时代思潮同步的当代文学，立即把目光从昨天移到今日，把思绪从咀嚼历史转入关注现实。与此同时，文学艺术自身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仍有一大批老年中年作家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坚持以人文精神关注文学；同时又有不少人引进大量的新思潮、新方法，创作上的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理论上的各种体系和各种批评模式，都纷纷涌进了当代文坛，使当代文学领域形成了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下多元化、多样化的格局。 在多元、多样文学日益活跃的大背景下，安徽的青年作家群体，一茬接一茬地走进了当代文坛。其中较早的一批佼佼者有王英琦、潘军、熊尚志、蒋濮、梁小斌等，随后又陆续涌现了陈所巨、梁如云、陈源斌、李平易、许辉、钱玉亮、季宇、严歌平、蒋维扬、沈天鸿、沈小兰等新秀。他们不仅壮大了安徽当代文学的队伍，而且以内容深厚、风格迥异、手法新颖、文采斐然的众多作品，为安徽当代文学增添了可贵财富。熊尚志的山乡情，李平易的徽州味，陈源斌的皖东区域文化风，许辉的慢条斯理叙述，季宇的主人公内心探秘，各有千秋，各有自己长于表现的题材领域，各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且熊尚志、王英琦、陈源斌、季宇、许辉、潘军等又都是高产能手，长、中、短篇层出不穷，年年有新书问世。熊尚志好象总能从大别山的山沟沟里挖出财宝，陈源斌则从法制角度不断开掘他的一场又一场官司，李平易与徽州的民俗文化又似乎有不解之缘。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以《未名丛书》（安徽省文联编）名义，为陈源斌、梁小斌等10人出了作品选集，展示了全省青年作家群体的成长。他们给安徽文坛带来了活力和朝气，他们以自己的多样性文学适应着当代读者的多样文学需求；当然，他们也在经历着社会和读者的考验，要求他们必须不断完善自身才能步入更高境界。 文学的多样发展，在安徽的长篇小说领域也有独特的显示。石楠的传记小说系列，刘先平的大自然探险小说系列，彭拜的多部历史小说，都是有特色、有独创性、有开拓性的力作。石楠的《张玉良传》发表后引起的轰动是不多见的，20多家报纸连载，20多家电台连播，数十篇评论文章问世，使其成为当时文坛的一个突出的文化热点。之后，她又继续捧出了《寒柳》等多部新作，从而获得了“才女写才女”的美称。 刘先平的大自然探险小说，是写少年并以少年为主要对象的长篇儿童小说。其中包括《云海探奇》等5部作品，着重写的是一群少年怀着童心和爱心在大自然中的探险、搜奇、追踪观察动物习性，考察稀有动物踪迹、沟通人与动物感情等故事，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其间融险、奇、苦、乐于一体，将童趣、天趣合而为一，把大自然的美妙奇异与儿童情趣的率真与求知，表现得有声有色，自然得体，颇受读者喜爱，为大自然文学创作开拓出一片新境。 老作家彭拜蒙受冤屈20多年，复出后先后以《李马渡康王》和《三人行》等中篇历史小说展示了他的人生思考，随后又以《潮州梦》、《汉苑血碑》、《红颜幽梦绕香山》、《清泪沉江》等多部长篇和中短篇文集，写了司马迁、李白、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等历史文化名人人生境遇的沧桑、磨难或恋情，借发思古之幽情，传今日文人之思绪。 显示安徽长篇小说多样特色的，还有严阵的诗体长篇《山盟》，它以12000多行长诗组成一部跨越几十年历史长河的有人物、有故事的小说，在形式上很有独创性。 韩瀚的《同窗》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众多的活生生的儒林人物群像，显示了作家的多专、多能、多知才华，对某些心灵扭曲人物的刻画，更表明作家对其描写对象所知的深与透。 张锲的《改革者》和鲁彦周的《彩虹坪》等则是分别描绘城市和农村改革历程的画卷。 陈登科的《三舍本传》，俨然是《风雷》的姐妹篇。他依然把淮北乡镇民风民俗写得真真切切，依然把那些下层小人物写得鲜活如生，依然是故事跌宕，依然是正气浩然，“左”的思潮对人的异化，人造天灾对老百姓的折磨，都在作家的直面人生的笔触中真实流淌出来。 此外，蒋法武的《沈家爷儿们》、边子正的《险途奇遇》、海涛的《硝烟》、高尔品的《少夫人达琳》、熊尚志的《骚乱》等等，也都各具特色，各有所长。 新时期的诗歌，同样有重大发展和突破。特别是在80年代前期，它既有蓬勃之风，又有多采之姿，复有多情之笔，更有多才之士，真可谓占尽风情，故被誉为安徽诗人的“井喷期”。1981年全国诗歌评奖，在全部获奖的35人中，安徽占了6人，其中有公刘的《仙人掌》、韩瀚的《重量》、刘祖慈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梁小斌的《雪白的墙》、梁如云的《湘江夜》、张万舒的《八万里风云录》。那时的安徽诗坛，在全国诗界同行的眼中，确实是人才济济、诗才横溢之地，老中青三代诗人，都各领风骚，佳篇连绵，共同鸣奏了时代的佳音妙曲。公刘、韩瀚加盟于安徽省诗坛以及老一代诗人重新焕发青春，振奋了诗坛也推进了诗歌创作与时代步伐的紧密结合。中年诗人的成长和成熟以及新生代的崛起，不仅进一步壮大了诗坛的实力，又推动了诗风的多形态、多风格、多手法的变化，使诗的色彩、诗的乐感、诗的旋律更加丰富多样，部分年轻诗人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风上也做出了努力和探求。 诗人公刘入皖后，很快推出《仙人掌》、《离离原上草》、《尹灵芝》等多部诗集。他的诗凝重浑厚，意境深邃，以大手笔、大气度、大才力书写大时代。对现实，有深爱也有忧思；对生活，有激情也有愤懑；对美的颂扬，对丑的鞭打和对善的礼赞，时时伴随着他的人生，也时时伴随着他的诗。 那沙的《关于自己的广告》收录的多是抒情短诗，有往昔旧作，也有今日新章，均以激情饱满、唱响时代声音取胜。 严阵继《花海》以后又推出《旗海》，其间有一部分叙事诗较有特色，特别是《渔女》，不仅用重彩浓墨描绘了少女的真情，而且结尾颇有浪漫主义情调。 在中年一代诗人中，刘祖慈在这一期间显示了十分旺盛的创造力。在他的诗集《年轮》、《我们是大运河的子孙》、《五彩梦》、《问云集》中所收录的诗章，都是他在新时期写下的为新时代而歌唱的阳光奏鸣曲，他以热情激励人，也在热情中燃烧自己，让读者从诗中可以窥见诗人心灵。张育、郭瑞年、葛崇岳、贺羡泉等人此时也很活跃，时有佳篇见诸报刊。 后起之秀的青年诗人中，陈所巨和梁如云此时简直像飞奔的快马驰骋于诗坛。两位都是高手快手，短短几年工夫，陈所巨捧出了《在阳光下》、《阳光·土地·人》等5部诗集和大量散文，梁如云也推出《永恒的情笛》等多部诗集。他们两人的诗风虽有所不同，但都长于寄情于秀美山川，关注当代现实变革，以质朴、热情为主调，讴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蒋维扬在致力于抒情短诗的同时，还在苦心经营着《诗歌报》，他团结和扶持了一大批诗歌爱好者和初学者，保护了他们的探索精神，为诗坛储备了后备力量。周志友、沈天鸿、姜诗元等青年诗人也都以朝气、才气、灵气在诗界和读者中备受关注。 旧体诗词在安徽诗坛一向有深厚传统。省内诗社林立，参与者众多，吟咏唱和不断，且有《吟坛》、《太白诗刊》两种专刊不定期出版。张恺帆是一位老革命家，也是一位旧体诗词高手，他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章，并以诗的铭言绝句昭示了他高尚的人格力量。徐味是长于诗、宋亦英是长于词的两位高手，他们旧体诗词功力深厚，格律严谨，诗艺精湛，写出了大量广为流传的诗篇。刘夜烽的深沉凝重，丁宁的精雕细刻，老红军黎光祖的热情奔放，以及宛敏灏、张涤华、吴孟复、祖保泉、冒效鲁、孟醒仁等人的旧体诗词，也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旧体诗词界老人居多，但他们都是人老笔不老，发白诗不白的热血诗人，深信旧体诗坛词苑会越来越热闹。 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在新时期的发展，也是令人振奋的。乔浮沉在解放初期曾以报告文学《海上风暴》著名；孙肖平也在50年代写出过许多反映水利建设的报告文学，并出版了《水的声音》和《黄河之春》两本文集。黎佳、周军、高善礼等许多人都积极参与，作品不断。到新时期，报告文学一复出便和揭露“四人帮”罪行结合在一起，江流的《一枕铜官梦》和徐子芳的《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等便是当时力作，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震撼。此后徐子芳又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写了多篇题材新颖、文笔清新的报告文学，结集为《歌女·天涯》。吴腾凰的《蒋光慈传》、《美的殉道者——吕荧》，都是人物传记性的作品，有叙述、描述、刻画、夹叙夹议，读来对人颇有启示。由于报告文学富有敏锐性、战斗性的功能，与改革共命运的作家们，均以极大的热情撰写报告文学，为改革开放大声欢呼。当凤阳的“大包干”悄然实行尚未得到完全认可的时候，江流等一批作家便先后深入小岗村及皖东许多乡村采访，并写出《春回皖东》（江流）、《重新飞起的凤凰》（刘祖慈）、《笑容》（徐子芳）、《凤凰展翅》（温跃渊）等十余篇报告文学，系列性地向广大读者宣示了“大包干”这一新生事物崛起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它的生命力。特别是江流的《春回皖东》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张锲的《热流》，以全景式的大特写手法，为农村改革发出热情洋溢的强音，对改革的先行者们倾吐了由衷的敬意。活跃于报告文学领域的，还有陈桂棣、季宇、白榕、苏廷海、高正文及许多业余作者等，他们的热情参与精神，他们的崇实秉笔的求真精神，他们的勇于支持正义的批判精神，都为他们在文坛留下美名，当然他们的作品也为我们留下了财富。 散文园地是一块老中青作家都来耕耘并且都有建树的园地。公刘、鲁彦周、江流、韩瀚、刘祖慈、严阵、贾梦雷、白榕、刘庆渝、陈所巨都有大量佳作问世，而王英琦、沈小兰两个年轻女作家，也在同一时期开始在散文界崭露头角。公刘以宏博见长，江流以质朴取胜；白榕继《唢呐曲》、《红灯记》之后，转而以短小、明丽的篇章展示他的散文个性，他取材广，感触深，易于和读者交流。王英琦和沈小兰是两个出手不凡的青年女作家。虽然她们涉世不深，但她们在散文中表达的人生思考都有深重的个人遭际的体验。她们从不悲苦地叨念自己的不幸，她们摆脱了被人们称之为小女人散文的局限性，颇为适度地把握了散文的美学个性，写出了不少品位较高、思想境界较高、文化底蕴较深的精美篇章。王英琦有点风风火火的野劲儿，很小就走南闯北，这使她开阔了视野，丰富了选材领域，也增进了她体验人生的阅历，并为她开垦散文热土打下了良好基础。从《热土》、《情到深处》到《我遗失了什么？》，她的文风和立意都有明显变化，思辩色彩日浓。与她相比，沈小兰显然平和平静得多，《莫笑它无知无觉》、《尘世的安慰》、《掌心上的太阳》等系列散文，以非常平和的心态，和一些早已去世的艺术大师对话，在对话中品评艺术，品评艺术家，也在品评着自己的人生际遇。它是对话，也是独白，深沉的凝思贯穿于各篇之中，但笔调又是轻松自如，没有任何矫饰腔。 黄复彩在散文题材方面开了一条只属于他自己的路，那就是对佛教文化及与佛门有关的诸般生活情景，写下了他的观察、他的感触和他的索解。他写的很多，也很有趣，有别开生面之感。 杂文在安徽一直很活跃，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江流、黎洪、邹人煜（紫千）、李冬生、万绳南、方铭、黎佳等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带刺儿”的文章。新时期以来，杂文更加兴旺起来，并有一大批有志之士加盟这个队伍，淇篁、唐先田、方遒、朱广院、草萌、徐敏等等都是既有思想锋芒又讲究艺术文采的杂文作家，针砭时弊的匕首式杂文仍然是当前杂文创作的主体，特别是在经受商品大潮的冲击，社会道德出现危机、腐败现象猖獗的情形下，杂文显得更加为广大读者所欢迎，也更为社会所重视。但与此同时，书卷气的知识杂文，感悟人生的修养性杂文，聊天式的休闲小品，也都有相应的发展，从而扩展了杂文的社会功能及读者涵盖面。 安徽杂文创作有突出成就的，当首推邹人煜。她的杂文有胆有识，有情有理，有辛辣味也有人情味，有尖锐性又有艺术性，常常涉笔成趣，点石成金。青年杂文家徐敏也是一位高产作家，他的作品取材极广，涉世较深，很有发展势头。 新时期以来，由于有关部门的重视，安徽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有新的发展。刘先平、边子正、戎林、徐瑛、方君默、王拓明、张子仪、海涛、黄国玉、奚立华等都为孩子们奉献过精美的精神食粮。老作家边子正曾是战斗英雄，他的作品多取材于战争年代，《敌后小英雄》、《珍贵的课本》着眼于革命传统教育，故事性很强，孩子们易于接受。徐瑛的《野鸭河》情节生动多变，有幽默氛围，将有益、有趣、有戏结合得较好。戎林是儿童文学方面的多产作家，他长篇短篇、历史现实、小说、童话、寓言都写，涉猎范围颇广。老诗人方君默以爱心和童心为孩子们讲故事、送儿歌，其情可敬。 在前面曾经提及安徽理论界在新时期初的积极作为，不过他们并没有停步在拨乱反正那一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很快就转入了对作家作品的关注，对创作及理论面临新问题的关注。当代文学评论和当代文学创作是同步并进的。积极参与这方面活动的评论家有苏中、张禹、沈敏特、梁长森、胡永年、王多治、徐文玉、余昌谷、段儒东、唐先田、张民权、钱念孙、冯能保、陈育德、王献永、王宗法、吴章胜、赵凯等等。他们一方面敏锐地关注全国文坛重大理论争议并积极参与，一方面对安徽作家的创作成果进行建设性的研讨和评论，热情地支持安徽创作的健康发展。面对新时期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新课题，沈敏特曾一度以主要精力加以研究和分析，并写出一系列颇有独创见地的论文；梁长森在追踪鲁彦周创作历程方面，写下十数篇评论，组成了他研究鲁彦周的专门课题；徐文玉的《胡风文艺思想论稿》是较早客观公正评价胡风文艺观的专著，是重新认识胡风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段儒东、胡永年、唐先田、余昌谷等人都十分关心本省青年作家和他们的创作趋向，一面积极支持，一面又提供建设性的思考，使双方成为共同事业的朋友。 在谈及安徽当代文学的发展时，还应当高度评价文学期刊的作用。从《皖北文艺》到《安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各时期的文学期刊，一方面作为当代文学的基本园地推出了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一方面又把发现新人、推出新人、扶植新人作为工作重点，向文坛输送了一代又一代文学新军。在新时期，刊物不但坚持了固有的良好传统，且在拨乱反正、突破创作禁区、荡涤文艺领域里的极“左”流毒，积极开展学术思想争鸣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省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为适应文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安徽又先后创办了《清明》、《诗歌报》、《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百家》、《太阳》、《作家天地》、《希望》、《大江》、《法制文学选刊》等杂志。大型文学期刊《清明》多次推出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的精品，《诗歌报》广泛团结了新生代诗人，《传奇传记文学选刊》常以慧眼推出传奇传记文学之佳作，一些地市文学期刊也各具自己的特色。一大批默默耕耘的文学编辑，肯于奉献，热心助人，敬业爱岗，他们与作家、理论家及组织工作者一起，积极开展文学活动（如黄山笔会、淮河笔会、改革文学创作座谈会等全国性的文学活动），努力推动文学创作，为共同繁荣安徽当代文学事业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安徽当代文学已走过40年历程，跟着时代的步伐，留下了许多作品，也留下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党和人民在新时期给了文艺家以极大的信赖和鼓励，也赋予了他们极其崇高的光荣使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未来的安徽当代文学，必然会与人民结合得更好，与时代结合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