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是用铜或铜的合金为原料制作的器具。在安徽境内发现的古代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的锡青铜和少量掺入铅的铅青铜以及铜、锡、铅合金的青铜。青铜器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迈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安徽省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器是肥西大墩孜遗址中出土的一件素面单扉铜铃，弓形钮，平舞，其形制特点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几乎完全相同，其年代约在夏代时期。在含山大城墩和安庆张四墩遗址相当于夏代的文化层中还出土过铜刀、削等小件器物。进入商代，安徽铜器分布地域广泛，出土数量也增多了，铜器的造型、风格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铜器基本相同，鲜见地方文化特色。比较重要的有两处，一处是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鬲、尊、爵、觚等13件；另一处是肥西馆驿出土的爵、觚等5件。西周时期，安徽已开始开采铜矿，青铜器不仅数量和器类增加，而且还产生了明显的地方文化风格。集中成群出土的主要有颍上王岗的鼎、爵、卣、尊等9件，肥西小八里的鼎、簋、盉、盘等7件，屯溪奕棋土墩墓群发掘出土的100多件铜器。其中屯溪奕棋铜器群多数形制奇特，纹饰神秘，别具一格，为其它地方所未见，十分引人瞩目。 春秋时期，青铜器分布越来越广泛，出土地点几乎遍及全省各地，且较多成群组出现。江淮地区主要有舒城五里墩5件，凤凰嘴21件，九里墩170余件和怀宁杨家牌10件，其基本组合为鼎、鬲、盉等。鼎有牺首鼎、重环纹鼎、蝉纹鼎等多种式样，盉上部作盘口束颈式，下为鬲形，并有曲状兽首柄。由于这些铜器造型新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又出土于群舒故地，所以被认为是群舒之器，为研究春秋时期江淮之间的历史提供了宝贵实物。皖南春秋铜器主要有青阳庙前出土的鼎、尊、盘、戈、矛等数十件，贵池徽家冲出土的鼎、盘、剑、戈等40余件和繁昌汤家山等地出土的鼎、盉、簋、甗、等20余件，从总体风格上分析，应属吴文化之器。但安徽春秋青铜器最著名的还是寿县蔡侯墓中出土的557件青铜器。其中有铭文的就有60多件，礼器成套，乐器成组，铸造精致，纹饰瑰丽多彩，对春秋晚期历史和蔡、楚、吴等国关系以及青铜器的器物名制、音乐、工艺等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到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占据了主导地位，最重要的是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楚王墓铜器群。该墓虽经多次盗掘，现存下来的青铜器仍有700多件，其中有铭文的约30多件。器型雄壮厚重，种类齐全，是安徽最早发现的一批青铜器。在寿县、长丰、舒城、六安等地的战国楚墓中，也出土了不少楚国铜器。此外，在皖南和其他地区，也零星有战国青铜器出土。 自汉代以后，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落千丈，铜器的制造和使用也大大减少，礼乐重器已经消失，仅有一些日常用的器皿如壶、盆、鐎斗等仍在使用。唯一例外的是青铜镜一枝独秀，得到长足发展。安徽境内出土有大量铜镜，据考证，著名的汉丹阳镜即出产于安徽。 安徽青铜器在我国青铜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从铸造工艺上看，由早期合范通体浑铸法到应用分铸、焊接法，战国时期还出现镶嵌、铆接和鎏金等工艺技术，纹饰也经历了从雕铸到模印的过程。从总体风格上看，由夏商时期与中原文化的大体一致，到西周春秋时期呈现出多样化的安徽地方文化面貌，到战国时期基本上统一于楚文化风格，汉以后，又完全融入华夏文化之中。可以说，安徽省青铜器发展的历史，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