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报纸版面
第二节 主要栏目演变及现状
安徽自清末有报纸始，其主要栏目即较为完备，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芜湖《皖报馆章程》，《皖报》就设有“论说”、安徽外埠外国“新闻”和“告白”。光绪三十年的《安徽俗话报》，因在上海印刷，栏目更趋完备，计有论说，要紧的新闻，安徽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歌、闲谈、行情、要件、来文和戏曲、兵事、格致、卫生，加上地图、漫画、告白共20个门类。除摄影照片是后来科技进步产物外，现今报纸上的不少栏目，《安徽俗话报》都涉及了。 报纸主要栏目的设置，既与办报的宗旨方针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受到政治形势和报社经济、时代科技进步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纵观安徽近百年报纸，各个主要栏目变化无不具有相当鲜明的时代烙印。各种主要栏目的增减更替，固然是因应时局变化所需，但也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 一、时事新闻 报纸首要任务在于传播新闻。过去，人们常有以“新闻纸”（New spaper）指称报纸的，正是突出了报纸的这一主要特征。 安徽现存最早的报纸《安徽俗话报》，章程列述的13个门类中，即有“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该报创刊时正是日俄战争启端之日，因此，该报把日俄战争的消息列为创刊号的头条新闻，还具体介绍了上一年两国准备开战的过程（新闻背景资料），以帮助读者了解新闻。以后，该报的新闻栏里，总是将日俄战争的消息，放在显著的地位予以报道。该报主编陈独秀说：“这件事关系我们中国很大，所以我们《安徽俗话报》上，一期一期，总把这件事放在新闻前头，这就是叫看报的人，可（要）担心点，不可轻易看过的意思”（第十二期）。此后，全省近百年里，创办的各种报纸，除了少数的文艺性、专业性、消闲性报纸，和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境内初期创办的油印或石印的党内报刊外，几乎都辟有或多或少的版面刊载时事新闻。 报纸刊载时事新闻都有自己的标准。办报人总是根据自己或所属的集团、阶级的政治观点和经济利益，按照对自己（集团、阶级）有利、无害的原则加以选择，编发新闻，力求刊登的时事新闻为自己（集团、阶级）的利益服务。清末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中创办于芜湖的民营《皖江日报》（宣统二年），一开始就倾向反帝、反封建，宣扬救亡图存，报道武昌起义，为该报赢得声誉，也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利益。民国31年在屯溪创办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安徽版）》的新闻版，刊登国内外通讯社的战争电讯稿之外，还经常采用一些来自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南京、上海、杭州的通讯专稿，反映敌伪动态和中国人民在日伪铁蹄蹂躏下的苦难生活，以及对敌斗争的情况，对于民众关心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也着重报道。但是，这张报纸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游击队的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况和战绩，却从不予以报道宣扬。比这张报纸更加等而下之者，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捏造新闻，以达到其宣传目的。例如民国27年，日本侵略军和汉奸傀儡政权在蚌埠办的伪《蚌埠新报》，民国29年曾派记者随日伪军队窜入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区，亲眼目睹日伪军被毙伤600余人，吃了败仗逃回，却在报纸上大吹什么“随军凯旋而归”、“皇军赫赫战果”等等。 清末民初报纸的时事新闻，与现今的标题新闻极为类似。但既无消息来源，也很少交代消息的时间、地点。例如民国纪元正月六号（阴历辛亥十一月十八日）的《皖江日报》（芜湖）第一张第一版“电报”栏目，并列4条电文： ①中华民国新内阁业经选定兹将姓名职任列下，首相兼陆军总长黄兴财政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程德全海军总长黄钟瑛法律总长伍廷芳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工商总长张謇民政总长汤寿潜参谋总长徐绍桢； ②前日滦州民军与清军开战京奉邮信不通； ③闻兰州府反对清廷自愿服从民国业已宣告远近； ④上海来电（议和问题）（以下略）。 上述1～3条时事新闻，既无标题，也无时间，地点，仅在文中字旁加圆圈而无标点。唯第4则消息注明是“上海来电”，标明内容是“议和问题”。另外还有以“民国阳秋”栏名刊登“新闻述议”4则，则近似后来的新闻评述。 进入20年代，安徽一些较大规模的报馆，都在外地设有特约访员或访员，如芜湖的《皖江日报》、《工商日报》就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聘有特约访员，在省内安庆、南陵、湾设有分馆，因此，各地的时事新闻的报道，既加强了时效性又各有特色。为了竞争读者，各报开始将消息分门别类刊登，有的还特别注明消息收到的时间，以表示其信息灵通，快捷。民国11年（1922年）3月的芜湖《工商日报》，时事新闻已有命令、专电、北京来电、紧要新闻和国际新闻、北京特约通信，全省通信。“本省新闻”栏中刊登新闻9则，计安庆6则，宣城1则，和县2则，另外在民国18年5月7日的《皖江日报》还刊登有1则“中央常务会议推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消息，文末注明“六日下午九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可见该报的时事新闻报道面广泛和时效快捷。但是这个时期，其他一些地方小报的时事新闻，大部分是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大报上剪辑编发的，所以一般不注明消息来源和时间。 民国13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设立中央通讯社。直接向全国250多家报纸发稿。安徽一些资深大报的国内外时事新闻遂全部采用中央社电稿，文头加“某地某日电”，并自制标题。 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境内创办报刊虽早，但受到政治、经济、技术设备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初期报纸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地方党的工作，很少有时事新闻。即使到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某些地方，由于通讯条件的落后，也很少能够直接采用中央社电讯稿的。据国民党安徽第六行政督察专署在泗县办的《皖东北日报》民国28年（1939年）3月27日刊登题为“为什么本报会有不正确的消息”的社论说：“日前关于克服淮阴消息，报道失实。”“现将本报消息来源向读者说明：关于国内战事消息，取于中央电台广播，其他军政消息多由官方采访，故本报每一消息，均经官方证实。克服淮阴，亦采自此地最高当局，而当局亦系由苏北国军传来。”既揭露了国民党军政谎报战绩的丑恶行径，得罪了当局，未久报纸被迫停办，也道出了当时通讯条件落后，消息来源困难的实况。至于连收音机也没有的地方，所办的报纸，就更难以及时报道时事新闻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下的安徽报纸，时事新闻基本上继续采用中央社电稿，见报时，普遍冠以（中央社某地某日电）文头，如民国37年（1948年）12月1日芜湖《大江日报》第三版刊有（中央社华盛顿29日专电）、（中央社巴黎29日合众电）、（中央社布拉斯东30日专电）等国外电稿，如（中央社香港30日电）等。 民国38年，安徽各地先后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陆续办起报纸。其中时事新闻则都采用新华通讯社电稿。只是采用的方式有所不同。大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电稿原文照发，加上自拟的标题，或就用电稿原题。收录时事新闻，开始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夜里播发“纪录新闻”时用笔记录，嗣后采用摩尔斯收发报机收录电稿，译出编辑见报。如刚解放城市很快出版的《新闻电讯》之类临时、过渡性报纸。“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报刚被“夺权”后的短暂时间也曾出版过这类过渡性报纸。 第二种情况是用条页式模写机收录电稿后，由编辑选择，改写见报。这是由于地市党报多以本地新闻为主，除国内外重大新闻，原文刊上报纸一版外，一般时事新闻都被编辑加以选择，改写成“要闻简报”、“时事讲话”、“学时事”、“时事问答”、“国际一周综述”等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文章见报。有时还配发“名词解释”、“资料”、“小知识”、“读报常识”等新闻背景的阐释短文，帮助读者了解新闻的来龙去脉。因此，这个时期，各报的时事组一般是人员较多，且编辑水平较高。 第三种情况按需订稿，全文采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改革步伐加快。新华社也适应时势改革时事新闻统一发稿方式，根据中央、省、部级大报、地市日报、晚报周末报等不同类型，不同要求的特点，编发各种内容、写作形式、长短都不尽相同的电稿。分别与相应的报纸签订供稿合同。此外，还可以按照特别的需要，为某一家报纸发独家新闻。因此各报可以按其所需，选用合适的新华社电稿，而不再有大报、小报、时事新闻都一样的现象，从而扩大了读者的眼界，增强了报纸的可读性与竞争活力。 二、言论 安徽报纸与西方报纸的明显不同之处，就是从初创报纸开始，即有论政文章，并由政论而发展成为对新闻进行阐述、解释、辩驳、提示的评论。经过长期业务的演变，使新闻评论成为报纸的基本内容而固定下来。 最先见诸报端的大多是立论性的论政文章，清末民初的安徽报纸，多用言论来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和改革主张，常将言论置于报纸重要显著位置。光绪二十四年芜湖《皖报》章程，即有“前弁论说”条文。《安徽俗话报》章程中，也将“论说”列为该报13个门类之首；该报第一期即以“论说：瓜分中国”置于首篇位置。一直到该报停办，每期首篇几乎均是“论说”文章。《安徽通俗公报》、《安徽白话报》等旨在“开通民智”的革命派报纸，无一不重视撰著“论说”，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即使是清廷的《安徽公报》也刊录“策论”，以期在理论和策略上抗衡革命学说。辛亥革命后，报纸上的“论说”，由立论性的论政文章，一变而为对“南北议和”（南京孙中山革命政府与北平袁世凯内阁）问题进行辩驳性的论争文章。其中激烈反对议和的《安徽船》，在“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替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在报上预告：“辛亥革命为议和所误，留下帝王余毒必为后患”并公然宣称不承认袁世凯总统。这是言论由政论分化发展成为对新闻进行评述的始初阶段。其他报纸，纷纷起而效仿，一时蔚然成风。《皖江日报》民国纪元正月十四日第一张第一版的“论说”题为“今日我军应出之策略”，即是对武昌起义后革命军事行动献策的新闻评述。及至袁世凯窃据总统职位后，安徽报纸尽收言论锋芒，少发或不发新闻评论。直到民国5年袁世凯去世，报禁才逐渐弛松。在由“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两度激发起全国的反帝爱国的同仇敌忾氛围中和提倡科学民主新的思潮推动下，各地反对封建军阀专制，呼吁民主自治革新的报纸逐渐增多，新闻评论已经正式成为当时报纸四大部件之一（其他为新闻、广告、副刊）。这个时期，凡报纸几乎期期都有言论，且都安排在头条或显著位置，栏目名称也日增多样，重大题目的有“论说”、“专论”、“来论”、“选论”，通俗报有“演说”、“讲话”、“讲演”，就某事物某一点进行新闻评述的有“短评”、“社论一”、“社论二”、“时评”、“社会感言”、“街谈巷议”，偶而也见有“编后”、“编者按”的提示性的言论形式，以及“杂说”、“闲谈”、“每日谈话”、“随便谈谈”、“零零碎碎”等。这些冠有琳琅满目名称的各式各样的言论，各报都是由主笔、总编辑，甚至报馆老板亲自执笔撰写。只有少数“专论”和“来论”、“选论”是外来稿件，有的署名，有的不署名，署名也多用笔名。因为安徽省清末民初，政局长期混乱，军阀专制，各种势力互相党同伐异，报纸言论即使是朝秦暮楚也难免惹生事端，如《皖江日报》因转载江苏公报一篇“忠告社会党”，即引来芜湖社会党员持械砸毁报馆之祸；《工商日报》即因被诬“立论偏激，混淆视听”而受到“停止发行”的威胁。是以言论常不署名，以保护作者。 当时有的言论写的很长，只好逐期连载。如《安徽俗话报》论说“亡国论”从第八期起刊载，连续7期才完。“恶俗篇”也连载了5期。《新安报》论说“敬告初选当选人”、选论“教育经费之分配”均各连载四期。《安徽通俗教育报》的“改良农业要从限田起呀”、“救穷的好办法”两篇讲话，各连载二期。嗣后，报纸日多，竞争趋剧，为对新发生的事件迅速作出反映，开始出现“一事一议”的短小言论。如《安徽白话报》的“时评”、《皖江日报》的“民国阳秋”、“新评”、《徽州新闻》的“半山月旦”、“徽事阳秋”、《安徽通俗报》的“随便谈谈”等。这些短小言论，就事说理，开门见山，以小见大。一般只有一二百字一篇。《皖江日报》民国10年11月4日第四版左下版有“新评”一则，题为“不蒙其利先受其害”，署名“植”，是为当日同版刊登的安庆屠户游行抗税消息配写的评论，全文不过一百多字。《新安报》的“时评”，如“敬告警察局长”、“乞丐教育与教育乞丐”，“自治之名安在”等文，每篇也只有一百字左右。 民国16年以后，国民党拥有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和众多的传播媒体，但因其大事宣传推行反动政策，许多国民党报纸、电台的新闻评论，当时就很不得人心。安徽境内共产党办的党报、军报，采用“政治报告”、“社论”、“讲话”等言论文章，阐述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教育党员和革命人民认识真理，动员广大群众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而由于刻印、发行等诸多原因，影响有所局限。这时，一些民营报纸言论转从地方新闻方面选题。民国23年徽州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民营《皖南日报》在同年8月8日到16日，连发社论：“一片荒声敬吁请本省当局”、“亟应禁止酿酒以济粮荒”、“旱灾与民食问题”、“为灾民向富室请赈”等，以配合报纸对旱灾情况报道，向当局和社会提出相应对策。9月底该报因故停刊。民国21年《皖报》副刊发表“死狗教育”，作者曹觉生遭到省政府通缉，《蒙城日报》民国26年发表李茂修“官大自富”，遭到县长勒令停刊，即使石印小报《今天》，民国24年7月因一篇“从大粪谈起”短文，被天长县政府强令停刊。因此这个时期报纸，特别是国统区内的非官方报纸，很少发表言论。 到抗日战争初期，全国一致抗击日本侵略战争时，各报言论又日益增多，基本观点大致相似，这才出现了中共皖东北特支书记江上青，民国28年能以专署秘书的公开身份，经常为国民党第五战区《皖东日报》撰写社论，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主张；阜阳民国28年能有中共党员创办的综合性时事政论杂志《怒潮》，和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当年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前线日报》主笔，为该报撰写了不少社论。 进入40年代，国民党从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导致国民党官办报纸和共产党报纸的新闻评论，立场相反，观点对立，形成针锋相对的辩驳性的论争。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团结还是分裂，是抗战还是投降，是进步还是倒退，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仍在继续。只是争论中心变为是和平还是内战，是民主还是独裁。这个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里的报纸，情况比较复杂。抗战胜利前，以徽州报纸为例，此时仍受到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的钳制，正经的社论不多，而各种名目的小言论，杂文大量涌现于报端，诸如“黉宫透视”、“战地小语”、“夕照散谭”、“无所不谈”、“微风”、“微言”、“小评”、“闲话”等等栏目中，刊登了不少抨击歪风，揭露黑暗的短文：“吃人的社会”、“生活重压下的呼声”、“升官图”、“三种人”、“两种帽子”、“富人为什么吝啬”、“哀哉，今日世道人心”、“必须坏人哭好人笑”等等，大都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揭微显隐，切中时弊。而国民党《中央日报（安徽版）》一段时期的社论，只谈远的不谈近的，回避评析安徽战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地报纸有减有增，一般情况是国民党官办报纸天天有社论。论题因时而异，因报而异。屯溪三青团分部的《思潮导报》民国36年8月25日社论：“绥靖问题”，公然信口雌黄：“抗战胜利后，中共继续在叛乱，破坏，制造分裂，这便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煽惑之下，接着抗战时期伪组织来作卖国求荣底勾当的恶果”。竭尽诬蔑漫骂之能事，而国民党芜湖市党部《大江日报》则略有不同，民国35年社论有“经济建设途径”、“根绝地方之摊派”、“我国边疆问题”，“当前的民族工业”等，偶有来论如同年7月12日署名为“禹诚祥”的来论“宪兵与国军”。到了民国37年，12月1日社论“徐南战役的展望”中，在色厉内荏的言辞里，透露出对内战失败的无奈和寄望于美、英干预的哀鸣。民营报纸这时的社论较少，杂谈颇多。各报言论风格也不尽一致。屯溪《正义报》在发表社论或专论，“我国工业建设的两条路线”、“改善农民生活”、“建立民意机构”等文的时候，也在一篇“接收人心”的社论中尖锐地说，最近收复区中流行这样的话，政府接收了敌伪物资、接收了敌伪工厂，接收了敌伪武器，所没能接收的是人心！同在屯溪的《大众报》主编撰写的社评，有“青黄不接官逼民”、“皖南水深火热的大众请中央速予重视”、“物价狂涨下的中秋”。还在一篇题为“弭匪与剿匪”的社评中说，“财奸官贪，就是资匪的制造者，乱事发源地”，“故移风易俗要从中央做起，要剿匪弭匪，要从正本清源做起，除贪肃奸做起”。在芜湖的《工商报》却有另一番做法。民国37年10月10日第二版，刊登芜湖县肃匪运动委员会的“剿灭共匪纪念国庆”和县长等权要署名的反共文章，第四版《长街》副刊中刊登了一篇“街谈巷议：子年谈鼠”，大谈与鼠作生死搏斗之事。影射隐喻，读者心会，字面词章却又不落把柄。以后陆续在《长街》上刊登的“打”（奉劝少壮的玩火人休息一会），“人贬值”（批评物价飞涨）等借题发挥文章，在那民不聊生的时代小小地让人们得以“长吁三两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地方党报，十分重视言论和理论的宣传，报纸经常针对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现象，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社论（或转载《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和编辑部文章。有的报纸还开辟理论宣传专版。阐述和解释党和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体现舆论引导的影响。40多年来，安徽党报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和理论文章。就这些文章对安徽历史发展的舆论影响而言，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即建国初期，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新的历史时期。 建国初期（1949～1957年）这个时期，安徽党报结合中心任务，组织报道，发表言论，在指导和推动工作，建立党报威信等方面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解放初期，《皖北日报》从民国38年9月到1950年11月，配合剿匪反霸发表社论7篇，专论、短评15篇；《皖南日报》1950年上半年发表关于生产救灾、修圩复堤、干部作风和工人、妇女、公安等方面工作的社论、短评31篇；1951年上半年仅就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工农业生产3个方面发表的社论、时论、短论即达54篇。3日刊的《阜阳报》1955年全年发表社论44篇。其中《皖南日报》评论“大公圩的教训”和《皖北日报》社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短评“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都是为当时批评稿件配写的言论，由于评理透彻，有理有节对工作起到明显的推动。这个时期的评论，一部分能够根据马列主义原理阐述政策，多数由于当时强调通俗化，往往是“就事论事”，未能提到理论上进行分析阐释。这个时期报纸言论普遍得到地方党委负责同志的重视，或亲自撰写、审稿、或组织人员参与写社论。 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时期（1958～1976年）。近20年中，又可分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前者报纸言论以为社会上虚夸成绩推波助澜为特点，后者报纸言论则是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中之重”而备受关注。从大办钢铁、农业“卫星”上天到国民经济调整，从“四人帮”肆虐时期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历史的激烈变动，给报纸的言论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时代烙印，也给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除了《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笔名）和当时的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的理论文章转载之外，《安徽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思想观点极左的言论。如社论《群众罢官好得很》，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所谓“卫星”上天的“言论”，都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地市县的党报在大跃进时期的言论也有许多是缺乏实事求是的。如1960年在已有饿死人的情况下，5月28日《阜阳报》仍发社论“大食堂有更多的好处”即是一例。 新的历史时期（1979～1994年）各级党报的言论有了较大的改革。阐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关方针、政策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基本上有助于正确的舆论形成。《安徽日报》一版的言论专栏有“每周论坛”、“说长道短”、“群言录”，二版有“江淮纵横”等。从1979年到1981年共发表了评论文章47篇（署理论组笔名“宛平”）其中“要振奋民族精神”一文被《人民日报》转载。1983年1月7日《安徽日报》头版发表题为“广大农民的伟大创造——论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编辑部文章，长达9000字。当时对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起了很好的作用。该报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任务，1988年春就“远学闽粤，近学江浙”，加快全省改革开放步伐问题发表评论员文章6篇；1991年4月发表《加快淮北地区农业综合开发和经济发展（一至五论）》评论员文章5篇；同年夏秋发表抗灾救灾的言论和评论员文章6篇。1994年又在一版开辟“地市委书记论坛”。地、市党报一般较少发社论，而常发“本报评论员”、“评论”、“述评”和系列性言论文章。简短明了、言之有物、有感而发的小言论，以各种栏目遍及各版。《拂晓报》的小言论，成为各版的“龙头”和“风标”。该报一版的“大家谈”以读者关切的热门话题，微言大义地予以阐释引导，扬抑褒贬尽在其中。其他各版也都以小言论栏目，带动和幅射相关栏目，充分发挥主辅作用。《合肥晚报》的“随笔”、“淝滨论坛”和“庐州夜话”，一是言论专栏一是杂文专栏，都是每天一篇，分刊于一版、副刊版，针砭时弊，就事论理，谈笑风生，可读性强。《黄山日报》有“新安晓语”、“玉屏茶座”、“滴泉录”、“梦笔生花”、“经济杂谈”、“市场小议”、“红绿灯”。《安庆日报》有“振风论语”、“皖江论坛”、“市声录”、“群言录”、“求是论坛”、“烛光”、“思想杂谈”等。各报的“周末报”、“星期刊”和文艺副刊，还有杂文、随笔、随感之类文章，基本上改变了板起面孔说教和篇幅冗长松散、内容空泛不切实际的现象。各报除设立评论（或言论、或理论）部室，配备专职编辑人员外，还广泛发动本报采编人员为其采写的稿件配写言论，和联系一批言论写作的业余作者队伍，定期或不定期地聚会，讨论选题，通报情况，力求报纸言论有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针对性，令人心服的说理性，行文用语的生动性，牢牢地把握住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运用杂文笔法写成的小言论，旁征博引，纵横开合，谈笑风生，文采斐然，更令人喜闻乐见，而收到潜移默化之效。 三、读者来信 这里的“读者来信”，仅限于概述报纸版面上的“读者来信”栏目的演变与现状。既不全面介绍报社处理群众来信情况，也不涉及作为新闻、评论、副刊等其他栏目用稿的读者来信。 安徽早期报纸，就已设有“来文”、“来件”门类。清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十六日的《皖江日报》附张，即有“来件：学生闹报馆之奇闻”，记述潮州《瀛州报》屡登金山中学堂丑史，该学堂教员唆使学生去砸报馆饭堂事件。民国初年《新安报》设“来鸿去雁”栏目，刊登关于报纸工作的读者来信和编者答复。进入20年代，北京黟籍大学生办的《古黟新语》，设“答问录”，上海阜阳青工创办的《阜阳青年》，设“读者之声”，都是用来与读者沟通情况，交流意见的。30年代初，《皖北日报》、《徽州日报》在报纸上开设“社会服务”专栏，其中有“读者信箱”、“大众呼声”、“申辩理由”等反映读者意见、建议等内容，如“答复来信”、“法律释疑”、“医药顾问”、“兵役信箱”等为读者服务的具体内容。抗日战争时期，多数官办、民营的报纸，都设有“读者来信”栏目，基本上是刊登单篇的读者来信，且并不一定有答复，有结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种报纸也基本上都有“读者来信”或类似的其他名目专栏，刊登读者的呼吁、批评、求助等内容的来信摘编。民国35年（1946年）5月30日《大江日报》三版有“读者之声”栏目，并在栏目“读者之声”下面排有小字：“有话大家来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论事情大小，不可诬陷捏造，不可恶意攻击，只要文责自负，大家请说无妨。”刊登的读者来信，用书信体，另由编者加一单行标题。《中央日报（上海）·安徽增刊》设有“杭夫人信箱”，《幸福报晚刊》设“幸福信箱”，以“杭夫人”和“幸福老人”名义，专就青年人的生活、婚姻、家庭等方面提问作答。其他报纸也都设有“读者之声”、“来信”等名目不同的专栏，刊登读者来信，大多数是个人对社会问题和遭遇的困惑、不满和求助、呼吁等。这时，也有报纸编辑就社会问题撰文，而用“读者来信”名义见报的。如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沈敦义，民国35年在《复兴日报》任编辑时，曾为了声援北平学生发动的抗议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曾以化名，写成题为“中国不是殖民地”的读者来信在报上发表。民国36年的民营《大众报》，“大众呼声”专栏，一次发一篇来信，在3月份先后发表了“百货时时涨，穷人如何过”、“官都富家子，兵都贫民群”，“卖赈粉筑公路是否合理”、“势力超过法律，呼吁继续呼吁”、“吃饭穿衣均成问题，小公务员无心办公”等来信，虽是个人署名（明显都是化名），实际上已是报纸编辑对社会问题的批评揭露。“读者来信”这时已成为表达报纸编者意见的另一种方式和园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为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安徽各级党委机关报都很重视发挥读者来信对政府工作和报纸加强与群众联系的作用，也普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到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民主生活不正常，读者来信从报纸上逐渐减少，直至完全绝迹。 到了80年代，各级党报上的读者来信，才又重新开始增多，处理方式也趋向多样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来信”又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园地，和党报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尤其是读者来信中的批评，揭露性意见，成为党报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民日报》1950年3月15日刊发的“评各地报纸的读者服务版——‘新闻工作’两周刊述评”中就几次表扬了《皖南日报》、《皖北日报》的读者来信处理得好，该文写道：“有不少报纸读者服务版结合当前中心工作或中心问题进行了实际有效的讨论。《皖南日报》、《皖北日报》结合当地生产救灾、修堤防水的中心工作，大量地组织了这一方面的稿件。由于内容与这些实际工作密切结合，也就有了大批从群众中来的实际度荒办法与代食品采制办法等刊出，交流了生产救灾工作的实际经验。”该文在谈到“在读者服务版上刊载读者来信（主要是劳动人民），发表他们的批评稿件，是提高读者政治积极性和加强报纸群众工作的有力手段”时，又表扬了《皖北日报》敢于发表劳动人民对政府和工作干部的批评建议，“《皖北日报》在二月份发表的近50封批评信中，批评县区政府和各级干部或向他们提出建议的占70％。”同一天的《皖南日报》在该报社会服务室的题为“五个半月来我们做些什么”一篇文章中说：“我们对读者的来信，都慎重的分别进行处理，带有一般性和比较重要的问题都在报纸上刊出与答复，或请有关部门答复。个别问题采用信复，有的则留作参考”。这里说明了当时报社处理读者来信的通行的办法。该文还说：“（1949年）10月份刊出（读者来信）63篇，11月份刊出59篇，12月份刊出63篇，（1950年）1月份刊出87篇，2月份刊出85篇，共计刊出357篇。在刊出的稿件上对中心工作起到某种程度的配合作用，克服着被动情况。”“在反映群众意见方面，有些稿件发表后，各有关部门都加以采纳，并适当地改进了工作。”这里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报纸上发表读者来信，建国前后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解放前报纸发表读者来信只是编辑、或是报社的舆论行为，因此实际上的效果微乎其微。而建国后的“读者来信”，由于是在各级党报上发表的，借助于党报的威信，不仅是报社的舆论行为，还蕴含着某种程度的政府行为作用和影响。 1950年4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强调指出，“报纸应当用很大的注意来发表和答复读者的来信，特别是关于政府工作，经济建设事业和其他社会生活的批评、建议和询问的信件。这些信件中最重要的可以编入新闻版，其他的可以编入副刊，作为一般性报纸副刊的主要内容。”安徽各级党的机关报，从当时起，到现在（除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直认真贯彻执行着这个决定的要求。 50年代初期，《安徽日报》编辑部成立了读者园地组，报纸上开设“读者园地”专栏，并不断扩大“读者园地”版面，由开始的日均发稿4000字增加到5000字，在版面内容上由原来的综合版逐步转变为以读者来信为主。《阜阳报》，50年代几乎期期有固定版面（1500～1800字），发表读者来信，1953年3～4月出版的20期《阜阳报》有17期设“读者来信”专栏。《芜湖大众》报1952年7月创刊后，重视发挥读者来信的作用，几乎每期报纸的第二版都有三分之一的版面发表读者来信的批评和建议，编辑部经常编发“读者来信综述”、“对本报批评建议的反应”，1953年2月10日还在报纸上公布了“半年来本报处理读者来信概况”。《徽州报》1953年5～7月发表读者来信56篇，其中6篇是读者来信批评建议的回音。《阜阳报》1954年将读者来信每周发一次，每次发一个整版，较集中地反映群众呼声，表扬好人好事，揭批官僚主义。1956年7～12月共发来信107封。这个时期，各个报社对于反映重大问题的读者来信，在发表之前，都要派人调查、核对事实，并征求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徽州报》1955年接到读者来信，揭露歙县人民政府一领导人和潜口油脂加工厂厂长官僚主义严重，造成一女医务人员非正常死亡和仓库倒塌；反映休宁县渭桥乡副乡长目无法纪、捆绑群众，都认真调查、核实，及时在报纸上披露。1956年8月阜阳专署农产品蔬畜产采购站阜阳县西湖采购站卖给阜阳县西湖农业社农民的小鸭子全部死掉，《阜阳报》发表了读者来信后，出售单位向农民作了赔偿。读者来信反映的事实准确，有关单位处理及时配合，既增强了党报的威信，也有助于改进有关部门的工作，受到了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对来信中反映的带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报社一抓到底，舆论影响更大。1955年5月28日《阜阳报》读者来信专页揭露阜阳县姜堂区委副书记张某某夫妇虐待前妻孩子的错误，6月10日专页又用三分之二版面，公布张某某夫妇虐待前妻孩子的具体事实，并配发社论；1965年冬，群众来信揭发石埭县司法机关负责人刘斌虐待母亲致死的重大事件，《徽州报》记者下县步行几十里，到事发地点调查核实后，发表来信，接着在报上展开“关于刘斌错误行为的讨论”和最后报道了刘斌被依法判决的消息，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57年以后，由于反右派和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民主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报纸的读者来信工作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安徽日报》的“读者园地”改为“读者来信”，各地市的党报和新创办的县委党报，多不设读者来信专栏。偶而发表一些读者来信，也极少有批评的内容。《黟县报》1958年7、8两个月20期报纸，发表读者来信12封，只有2封是对队里生产的批评，其余均是表扬、表态、建议内容。 进入80年代，随着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化，读者来信又重新回到新报纸的版面，由单篇发表，到成组发表，最后定期整版的“读者来信”，便在各级党报先后固定了下来。《安徽日报》由“读者来信”专栏扩大为专版，每周一版，群工部主办。《芜湖报》1982年“读者来信”专栏，每周一次，发信2～6篇不等，已设“表扬”、“批评的回音”等小栏目。1987年改为专版，小栏目有“新风尚”、“监督哨”、“呼声”、“远方来信”、“表扬”等，还新设“街谈巷议”（小评论）、“辣味园”（读者来信配图画）“立此存照”（批评性照片）和“在接待室里”的记者接待读者来访记录等多种形式的“读者来信”。有时还在发表读者来信的同时，配发“调查附记”、“编后”。这个时候，芜湖市人民政府还专门指定人员，对《芜湖报》上的“读者来信”逐件跟踪查问，做到“封封来信有回音”。这样做也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 进入90年代，新闻媒体还经常利用“读者来信”的形式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1994年11月间，《安徽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刊登岳西县白帽镇双畈小学水灾之后，没有校舍教学的读者来信后，引起社会很大反响，一些机关、企业、个人纷纷捐款助教，其中合肥利达公司经理储昭明捐资10万元建造“昭明希望小学”，从而解决了这里山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1993年9月，《安徽日报》的“读者来信”专栏刊登灵璧县辣椒丰收寻求买主的来信，各地客商云集城乡，使该县辣椒在几日之内被购买一空。事后县政府给编辑来信说：《安徽日报》刊登一封农民来信，为全县农民增加了500万元的现金收入。 这个时期，各地市党报也相继扩大“读者来信”的版面，基本上每周一期。重大问题或有普遍意义的来信则放在第一版，或配发言论，或展开讨论。刊出的来信，均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反映问题，坚持核实，与人为善。1984年歙县岩寺供销社职工来信，反映领导刁难承包职工不兑现签订的承包合同。《徽州报》记者到实地调查核实后，写了“调查附记”，编辑写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应当过问到底”，与来信一并在12月29日第一版上发表了，随后又跟踪报道了歙县供销社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这组稿件（包括来信和调查附记）获得1984年底全省好新闻一等奖。80年代末期，安徽师范大学一位教师给芜湖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提出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应该努力重新塑造芜湖人的形象问题，市委书记将信批转到《芜湖日报》一版发表，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市性的大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四、副刊 安徽报纸从一出现，即刊有文学作品，但无正张、副刊之分。最早出版，现存原件的《安徽俗话报》，属于后来称之为“副刊”的，就有小说、诗词、闲谈（杂文）和历史、地理5门类，后来增开的戏曲、兵事、格致、卫生，也都属于“副刊”的范围。与当时《消闲报》不同的是《安徽俗话报》上刊登的文学作品，都是作为政治斗争武器，用来反满、反帝和暴露社会黑暗的，如第一期上刊登陈独秀填写的《醉东江》曲调“愤世俗也”：“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乐的是自了汉，苦的是有心人。好长江，各国要瓜分，怎耐你保国休谈，惜钱如命。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他们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爷奉承，奴才本性。”陈独秀还认为用戏曲来向群众宣传，效果最好。光绪三十四年在上海出版的《安徽白话报》设科学、小说、新戏、词林、杂俎等门类。民国元年安庆《霹雳白话报》，屯溪《新安报》均设小说、诗词、闲谈、杂录。民国2年安庆《民极报》有说部、文苑、杂俎。《新安报》中的杂录，刊登《黄山旅游》、《江浙名胜旅咏》、《西方稗史》则是宣传祖国大好河山，介绍科学新知识的综合性副刊。 这个时期的副刊，一般只有门类之分，而无副刊之名。其内容大部报纸是倾向革命、积极的，也有一些商业性报纸是陈辞旧调，消闲性质的。 民国8年“五四”运动前后到民国19年，安徽报纸副刊，有的开始起有刊名。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多成为发表新思想，开拓新文艺的阵地，有力地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芜湖《皖江日报》率先将副刊辟为《皖江新潮》，芜湖《工商日报》继而开设《工商余兴》副刊，刊登白话文，宣扬科学民主，并开始了长篇小说连载，对当时的青年启蒙运动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安庆《新皖铎》的《小合罗》副刊，也以幽默诙谐而脍炙人口。其他如《古黟新说》（民国12年，北京），《阜阳青年》（民国15年，上海），《皖报》（民国17年，安庆），《皖北时报》（民国18年，蚌埠）等报纸，都有科学浅说，常识丛谈，地方掌故、文史知识等副刊内容栏目。民国18年徽州《黟声报》四版副刊《刁斗》，刊登小说、诗词、游记、笔记等作品，是“五四”运动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园地。这个时期报纸副刊特点是既为报馆老板重视，又受读者支持，不少知名报纸副刊都是报社老板或主笔亲自主办，如《皖江日报》副刊《皖江新潮》是郝耕仁总编辑、《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是老板张九皋、《新皖铎》副刊《小合罗》是老板张跃宣。不少进步的知识分子、青年和革命党人士都积极撰稿支持报纸副刊，宣扬新思想，新文化。 进入30年代以后，安徽境内创办的中共报纸也很重视办好副刊。民国20年有中共安徽省委办的《红旗副刊》。民国27年新四军的《抗敌报》，就有《抗敌副刊》，刊登言论、文学作品、版画和人物介绍。其征稿原则是：“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肃清汉奸倾向的言行，批判歪曲思想，指示正确出路；揭露敌人暴行及战区和敌后人民生活，战斗的速写、通讯报告等”。即使是注重理论宣传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抗战》，也辟有文艺专栏，编印过文艺专号。民国27年，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办的《实报》，辟出第4版为文艺版，刊登文艺活动信息、通讯、诗歌；太平县5名共产党员办的《星火周刊》也有《号声》副刊，刊登通俗易懂的诗歌《起来吧，青年》，散文《应战插曲》，小唱本《说东洋》等作品，以激励民众坚持团结抗战，保卫祖国。民国37年中共江淮区委在泗县王庄创办《江淮日报》，也设有《江淮副刊》。 30年代到建国前，国民党统治区内报纸副刊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国民党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扼杀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和进一步强化新闻检查制度和机构，以致在各种报纸的新闻版面上，只能刊登官方公布的消息，如有违犯，则会受罚。于是各种报纸能够显示自己的特点，增加竞争能力的办法，只有在各自的副刊上出奇致胜。另外，新闻从业人员往往因为新闻版被卡管得太死，有时就设法在副刊上旁敲侧击地透露一点消息，或者对当局搞点小小讽刺，在那民不聊生的时代，替一般人小小地“长吁三两声”。而国民党有关当局为了装潢门面，笼络人心，有时也披上“民主”、“俯就舆情”外衣，容许一些一般性地揭批社会黑暗面的作品见报。这样，就出现了报纸副刊多种多样的繁荣情景，和某些报纸的新闻和副版内容互相矛盾、牾的历史奇特现象。 30年代，安徽报纸副刊相当注重本地历史古迹、人情风俗、名人物产的宣传介绍和办有文艺、知识、生活、服务等专栏。民国21年屯溪民办的《徽州日报》，自办综合性副刊有“徽州公园”、“碎月滩”、“照明弹”、“原子”。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作家、名医、教师、学生、军政人员等，在该报办的妇女、儿童、青年、部队和教育、法学、医药、民俗等专刊，以及各种名目的文艺副刊，每年都有10多种，轮流刊出，以适应不同层面的读者所需。其中“新诗刊”是田间主编的；民国23年的“徽国春秋”，较全面地介绍了黄山和徽州所属各县的风情土产、人文历史。民国23年歙县民营《徽声日报》的副刊有面向大众的综合性日刊《杭育》，文艺性周刊《九龙瀑》，和面向知识界的《紫阳》，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在该报主编的《青年路》、《教育界》、《天真世界》、《民众教育》、《卫生顾问》、《法律讲座》、《读者周刊》、《前哨旬刊》、《民俗半月刊》栏目等。在皖南3年游击战争时期，《徽声日报》往往第三版连篇累牍地刊登反共剿匪的报道，第四版副刊则常常刊载王任之、吴景超和王莹、臧克家等进步青年学生和作家的诗文。 民国28年国民党安徽第六区行政督察专署《皖东北日报》设有小说连载，和军事、动员、青年、妇女、戏剧、音乐6个专刊。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前线日报》副刊有“伤兵园地”、“战地”，并有写实文学连载和张乐平的“浙西战地素描”漫画。其中“战地”副刊主编是张慧剑，它的征稿要求是：“希望多现实生活，少说教，写法能相当地通过艺术成为一种风格的作品，使读者于消纳时能得到一点咀嚼的趣味”。民国31年在屯溪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安徽版）》有《青峰》副刊和经济、教育、文学（学术性）3种周刊，《半月版画》。撰稿人有陈友琴、赵景深、许杰、雷石榆、文怀沙等人，任主编的有苇缨、胡道静、罗洪。民国32年金寨《安徽日报》有名的副刊《红叶》，是中共地下党员、作家沈丛文主编的，为其撰稿的有臧克家、赵景深、姚雪垠、王丹岑等。总的看来，抗战期间，各报副刊大部分以发扬民族精神、激励爱国抗敌热忱为主旨，长篇连载小说几乎各报都有，内容有抗日现实题材，也有借古喻今的历史题材和洋为中用的翻译作品，杂文名目繁多，时有尖锐泼辣，抨击时弊，激浊扬清之佳作。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写实文学和人物特写的新体裁。其中有不少洋溢爱国主义热情，反映人民大众悲惨遭遇和不屈抗争精神和揭批、鞭笞社会的不公正、不合理的作品。但也有相当部分的报纸副刊刊登作品的内容是平庸、消极，甚至是反动的。 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了日本侵占的安徽城市，各种政治势力、派系纷纷办起报纸，互相竞争激烈，促进副刊呈现繁荣景象。据民国35年至民国37年芜湖5家报纸统计：民营《工商报》副刊有“长街”、“陶塘”、“草原周刊”、“芜湖经济旬刊”、“社会儿童”、“西北风”、“垦荒”8种。民营《幸福报晚刊》有“幸福副刊”、“幸福文艺”、“大花园”、“集锦版”、“妇女与家庭”、“幸福信箱”、“读者之声”7种。半官方的《复兴日报》副刊有“大江流”、“十字街头”、“青年生活”、“绿州”、“每周文摘”5种。国民党芜湖市党部《大江日报》副刊有“大江潮”、“芜湖青年”、“社会服务”、“妇女生活”、“五十年代”、“文风”6种。《中央日报（上海）丰子恺的漫画。计6种。同时，合肥《公正报》副刊有“扬子江”、“周末文艺”、“学生园地”、“学术专刊”、“公正画报”和小说连载，蚌埠《长城晚报》有“正平街小趣剧”和“天河”、“霓虹灯”副刊。 这个时期报纸副刊的征稿要求大致差不多，可以《工商报》民国35年10月25日的《草原》周刊第一期“编后附记”为例：“本刊绝对公开，除了反对黄色和低级以外，其余有关冷静而富思想、幽默而得稳重、讽刺而带教训之类的作品固然需要，但文学理论的介绍，名著选择的东西，亦无任欢迎，谈宇宙大观固可，叙述苍蝇打架小事亦不反对，个人传述国家大事，文坛典故、作家轶事、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均为欢迎”。各报的说法不同，中心意思并无多少差别。但是具体刊登的文章内容，则因报而异，差别悬殊。一些民营报纸尚能多少反映民众疾苦、讽喻时弊。芜湖《幸福报晚刊》民国36年6月9日《幸福副刊》头条杂文“羡慕哑叭”中说，“祸从口出，这个年头，多少人就是因为嘴巴闯下滔天大祸。不会说话，不是招不来灾祸。笃定平安了吗！”同期“立此存照”栏内文章标题是“人肉微贱、猪肉价昂”。文章说：“这几天，一打开报纸，翻到地方通讯版，一连串的‘饥荒’、“饿毙’、‘自杀’、‘悲剧’……的字眼，跃然纸上，触目惊心。在今日，中国每一角落，每一天，真不知要搬演多少人间悲剧，全家自杀，卖老婆、卖儿女……这世界就只有人吃人、人卖人……”接着摘录了两则通讯稿件。而国民党芜湖市党部《大江日报》副刊“大江潮”，刊登的却是另一种消闲文字，有介绍剧团上演剧目的本事、剧照，有导演、演员文章，有改编希腊神话的新诗“爱普罗的桂冠”，以及“点绛唇”、“论历史剧”等远离生活现实的文章词诗。合肥《皖报》，虽是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机关报，民国37年该报副刊却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崭彦俊主编，常在副刊上发表进步文学社团文章，进行合法斗争。 民国3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安徽各地党报相继创办，一般都有少量的通俗诗歌、唱词、快板等形式的文艺宣传作品，但版面不固定，也无专、副刊名目。且时有时无，新闻稿件一多，就被挤下了。1950年3月29日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了报纸副刊的地位和编辑指导思想。使副刊从“报屁股”、可有可无的地位，定位成报纸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此，各个党报都辟出相对固定版面（或在三版，或在四版）刊发一些配合中心任务进行宣传的诗歌、散文、故事、小说、说唱文学等作品，或称副刊、或称文艺、或称说说唱唱、或称农村俱乐部。及至1957年前后，各报因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副刊遂普遍呈现繁荣、活跃景象。副刊不仅各有其特定意义的刊名，而且由文学副刊、综合性文艺副刊发展成为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专刊。 50年代安徽报纸部分有特色的专刊一览表  可是这段好景不长，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后，报纸副刊的一批编者、作者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副刊也随之被冷落下来，后刊发在副刊上的大多是批判所谓“毒草”的文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的民谣、诗歌。再后来，报纸副刊就逐渐减少直到消失。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报纸，经常见到的是有关农业生产的科技副刊，文艺副刊难得一见。 1979年底，各地党报先后恢复出刊，副刊也随之重见版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报纸的商品属性被重新认识，各报更加重视副刊。1981年全省报纸副刊座谈会首次在滁县召开之后的10多年来，报纸副刊不仅版面日益增多，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从而成为安徽党报副刊发展的黄金时期。 首先是报纸副刊版面，种类日益增多，分门别类趋向专细，版面由一个版增至二至四个版，甚至单出一张子报而脱离母报版面的。 《安徽日报》有“黄山”文艺副刊和“新时期”、“安徽经济研究”、“自学之友”专刊；1986年创办“周末版”。 《合肥晚报》有“逍遥津”副刊，“旅行家”、“五彩天地”、“女性广场”、“健康之友”专刊；1987年“逍遥津”脱离母报自出一张。 《芜湖日报》有“镜湖”、“青弋江”、“留春”副刊，“大花园”、“知识海”、“周末”、“旅游”、“青春潮”、“文化广场”等专刊；1988年创办《星期刊》。 《黄山日报》有“天都”、“黄山”副刊，“散花坞”、“七彩人生”、“改革潮”、“徽商”、“旅游佳境”增刊；1988年创办“星期天刊”。 《蚌埠日报》有“淮花”、“白乳泉”副刊，“小南山”、“龙湖”、“读书”、“采珠”专刊；1992年创办“星期天刊”。 《滁州日报》有琅琊副刊，文化生活、科学园地、生活服务、法制与道德、生活与家庭专刊；1992年创办“星期天刊”。 《马鞍山日报》在1993年还创办了公开发行的《皖江晚报》。全省其他各地党报、专业报与对象报、企业报和大学校报，也都辟有固定的副刊版面，刊登文艺、科学技术、生活服务等多方面文章，这个时期的副刊，越来越注意适应读者需要，发挥本身优势，内容越加细化。报社领导办报观念的更新，在人员和版面方面都大力支持副刊。使副刊内容越来越广泛，几乎大文化含义中的所有学科，都能在报纸副刊上找到自己的专栏、专版。有的报社设副刊部之外还设有专刊部。文艺副刊也从综合性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例为定期出版文艺创作作品的有《安庆日报》的“大观”，《芜湖日报》的“赭山”。“书刊评介”从原综合性刊中独立成“读书”专版的有《蚌埠日报》、《芜湖日报》。将“游记”从副刊中分出另作专版的有《合肥晚报》的“旅行家”、《芜湖日报》的“旅游”、《黄山日报》的“旅游·佳境”。综合性副刊的优势正在弱化，而包罗万象的各种知识性专刊却得到长足地发展，诸如衣食住行、婚姻恋爱家庭、道德法制、科技教育、健康体育、戏曲影视、美术摄影，甚至国际时事，报刊文摘等等专刊、专栏，名目繁多，其整体影响，已与副刊分庭抗礼。并进一步由读者看好的热门专刊和社会新闻的深度报道共同组成一张子报，脱离母报版面。如各报的“周末版”、“星期刊”等等。尤其是这些专刊、子报，还在不断地增减更替，即保持其传统拳头栏目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又时出新招，别开蹊径，更增强了吸引读者的魅力，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方兴未艾的繁荣兴旺景观。 其次，报纸副刊本身质量有所提高，由直接为中心工作服务，逐步转向为提高全民族素质服务。80年代各报恢复出版初期，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影响，一大批青少年对历史缺乏了解，各地党报副刊大都开设了介绍当地历史、名人胜迹，风情物产。如《安庆日报》的“皖城古今谈”，《芜湖日报》的“历史上芜湖之最”、“鸠史勾沉”、“芜湖人在外地”，《黄山日报》的“徽州古今”、“徽州历史人物”、“今朝徽人”，《皖西日报》的“皖西将军谱”等，丰富了爱国主义的乡土教材，又读来可亲可信。在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拂晓报》的“科技园地”，以传播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推动农民科技致富，农业商品化、市场化和现代化服务为宗旨，设置“科学种田”、“养殖讲科学”、“农民谈种田”、“良种介绍”、“农副产品加工技术”、“开眼界”等栏目，宣传政策，传播市场信息和科学技术，成了全地区农民致富的好帮手。此外，各地党报副刊还普遍开设有介绍生活保健、生产科学技术、道德与法制、社会与家庭，以及书刊介绍、影视戏剧、艺术体育、国际时事等多种多样的专栏、专刊，改变了建国以来副刊直接为中心工作服务，转变为普遍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服务。 第三，在这个时期里，报纸副刊不仅数量众多，质量较高，并且还运用党报的威信，和与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保持联系的优势，走出报社编辑部，参与推动社会前进的各种活动。1980年针对社会上流行靡靡之音和庸俗色情的舞台演出，《芜湖报》副刊除在版面上予以批评外，还与团市委、电台、文化馆合办了《江南春》音乐会，旗帜鲜明地提倡健康、优美的音乐和文艺演出，受到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年的好评。1984年暑期，《安庆日报》开展以青少年为对象的“集邮征文”，得到该市集邮协会支持，活动结束后的好长时间，还收到全国各地集邮者的来信。全省各级党报副刊，都在当地经常不断地与有关单位合作，或举行一年一度的新春联创作竞赛，或举办灯谜创作竞赛，以及各种智力竞赛、专题征文，诗歌朗诵、文艺笔会、各种“杯”赛等等。后来，发展到全省联办、华东地区联办的副刊文章的竞赛，从而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全省报纸副刊座谈会和研究会。1981年春，由《安徽青年报》、《芜湖报》、《安庆新闻报》、《合肥晚报》、《滁州报》、《文化周报》5家报社副刊（文艺）组协商、倡议召开全省报纸副刊座谈会，得到各报积极响应。从1981年4月在滁县举办第一次会议以后，每年一次，由各家报社轮流承办，一直延续至今不辍，这在全国也是比较罕有的。 全省报纸副刊座谈会，每次提出1个或几个问题讨论，1981年是各报互相交流办好副刊的经验体会，和如何处理长篇小说连载问题；1982年是“知识老化更新”、“副刊言论特点”问题；1983年着重研讨了当代杂文的任务、作用和写作诸问题。这样，每年一次的聚会，对各家报社副刊编辑，既交流了新时期办好副刊的经验，又提供了对有关副刊的理论、学术问题进行相互切磋的机会。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专业报，对象报，甚至企业报的副刊编辑积极参加。不少报社的分管总编辑也主动参加会议，支持会议，到1986年在全省报纸副刊年会基础上，选举产生了全省报纸副刊研究会，成为省新闻学会的分支机构；编印了安徽报纸副刊论文选集《副刊初探》，收录了关于副刊的特点，审美价值，发展方向和时效、版面、读者与作者关系等论文20多篇，并自此开始了每年一次的副刊好稿评选，组织每年一次的副刊年会的活动。在以后的副刊年会上，曾就建立“报纸副刊学”的有关问题，展开过讨论，提出了副刊的定义、研究对象和在报纸中的地位、作用、影响等等的具体意见和各种不同见解。由于多种原因这个问题未能继续深入探讨，但这些问题的阐释争论，对清除“副刊可有可无”、“办副刊，运动一来先倒霉”等传统偏见的不良影响，增强副刊编辑的敬业爱岗精神，确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全省报纸副刊的发展，也是一个促进。 五、广告 近代报纸与生俱有广告。安徽报纸也不例外。由于广告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不同，报纸广告的内容和篇幅的差异很大。 安徽早期报纸出现时，正值经济落后，灾祸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际，报纸主要任务是，开通民智，救亡图存、宣传改革、鼓吹革命。因此尽管光绪二十四年芜湖《皖报》章程中，已经列有“另纸附登告白”条文，光绪三十年《安徽俗话报》第一期目次页上，刊有“告白价目表”，但早期的安徽报纸很少有“告白”。到了辛亥革命前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安徽商业性报纸相继创办，“告白”才在报纸上占有固定的版面。特别是广告为报馆带来的盈利，使得报纸广告得到很大的发展，版面占有几近报纸整个版面的一半，内容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制作广告也越来越注意创意设计的出新。这种情况在30年代达到顶峰，一直维持到建国前夕。 建国后，虽然1949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新闻总署“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根据《人民日报》等16家报纸每年亏耗5000万斤小米（约合500万元人民币）的情况，要求让报纸“多登有益的广告”，但由于经济工作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只强调计划的指导，不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和对“有益的广告”理解的片面性，报纸广告被极大的减少了。到1956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经济广告近乎从报纸上绝迹。在十年动乱时期，除了《红旗》杂志出版，样版戏演出的广告外，原来已少得可怜的文化娱乐广告也从报纸上消失了。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报纸才小心翼翼地刊登起文化、书籍广告和个人、团体启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商、金融等经济广告才大举进入报纸版面。同时，伴随着国家对报纸管理由事业管理、单纯办报，转变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主经营，按章纳税，自负盈亏等政策实施，广告收入成了报社财政的主要来源，原来广告不得超过总版面的1／8限制被突破了，整版、增页广告相继出现了。报纸广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已成为报纸联系读者的重要渠道，报社求得本身信誉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建国以前的报纸广告〕 清末民初，报纸广告通称“告白”。安徽早期创办，旨在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政治性报纸，虽有“告白”一栏设置，但见诸报纸的并不多。宣统二年《皖江日报》在芜湖开办，广告才堂而皇之地登上报纸，与新闻、论说、副刊并列成为报纸四大部件之一，且在版面篇幅和位置上，比起论说，新闻、副刊三大部件明显优越得多。 在版面篇幅方面，据芜湖的《皖江日报》、《工商日报》、《新芜湖》、《大江日报》、《幸福报晚刊》，安庆《民极报》、《安庆晚报》、《新皖铎》，合肥的《皖报》3地9种报纸（18天），刊登的广告统计，占当天报纸总版面最高的是62．5％，最少的是25％，其中占50％以上的有9天，占33％以上的5天。以地方分，芜湖报纸仅有1天广告只占总版面的25％，其余13天报纸广告均在40％以上（具体情况见下表）。 民国时期安徽报纸广告占有篇幅一览表  说明：民国元年正月初六，阴历为辛亥年十一月十八日，在1911年内。 在版面位置方面，据上述3地9种报纸，刊有报名，馆址、出版时间、编号，以及报纸注册号、邮件登记号，发行人姓名、电话号等报纸重要资料的第一版，全部刊登启事、广告的有5种报纸，部分刊登启事、广告的有2种报纸，不登启事广告的仅有安庆的2种报纸。 广告在报纸上占有篇幅和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方的社会经济状况，上述3地9种18天的报纸广告，仅是随意收集到的当时资料，但从中也可对3地社会经济状况略见一斑。抗日战争前，安庆是安徽省会、政治经济中心，芜湖则是交通枢纽、商贸文化重镇，两地报纸广告相差无几；抗日战争胜利后，安徽省会迁到合肥，百业待举，合肥一时难有较大发展；安庆则顿显冷落、萧条，唯有芜湖，依旧拥有昔日商贸、交通优势之外，又添地近京畿之便利。反映在报纸广告上，就是合肥、安庆均落后于芜湖的局面。 再从仅有的不完整资料，考察报纸广告的发展演变，虽不能窥其全貌，其大致轨迹仍尚约略可寻。 20世纪初叶，安徽报纸广告，即已注意文字图表的配合，整版刊登广告，混合编排。例如《皖江日报》清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初九的附张，正面为文苑、丛录、来件、专件。背面分上中下三栏，上中两栏为团体、个人启事和广告混合编排，其中镶牙新法广告有假牙图画；销售牛乳有牛乳罐头图画（均为木刻）。下栏有商情表，内列钱市、火柴、米市、洋油、南货、面粉、糖市七类70种商品价格（单位为两、钱、分、厘）和招商局、日清公司、怡和洋行3家上下水的5艘轮船船名、航期公告，从中可见芜湖在清末时，已具有商贸、交通的优势。再从《皖江日报》民国元年（1911年）正月初六，“广告第一张第一版”考察，全版除报名馆址、日期、售价外，共刊告白8则。按其内容区分，团体、个人公务启事与商业广告各占一半。前者有本报馆公务启事2则，中国红十字会芜湖分会公务启事1则，政府官员辞去兼职启事1则，后者有全省银行开业、政府设立招待所各1则，日资芜湖丸三洋行、芜湖商店推销上海商品的广告各1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皖江日报》报名下注有英文“Anhw iGazetta”联系到该报民国10年（1921年）11月4日刊登的“售报例”注明有“外埠与日本、欧美各国，外交邮费”的文字，推测当时该报因有日商（丸三洋行、日清公司）英商（怡和洋行）的广告，可能已有外国客商订阅该报。当时的芜湖社会经济地位，在安徽全省的崭露头角，引人瞩目。 到了30年代，安徽报纸广告，除第一版外，已经将新闻，或副刊与广告合编在一个版面，广告也大致分类，并与团体、个人启事尽量分列。在商品广告中出现了地方工业商品，日本和英国商业广告被美国商业广告所替代，广告的创意设计也日益精致新颖，是这个时期报纸广告的3个较为明显特点。芜湖《工商日报》民国21年（1932）9月1日第5版、第8版，两版报纸总篇幅为2528平方厘米，广告篇幅为2491．5平方厘米，占总篇幅的71％，其余29％篇幅分别为本埠纪事、春草周刊（第182期）。共刊广告17则，餐馆、冰室6则，医生、药品广告5则，饭店、鞋帽公司、地方水泥厂、保险公司、推荐命理学家、美国华盛顿香烟广告各1则。《工商日报》民国26年1月26日第一张第2版全版刊登广告6则，分别为上海电灯泡、上海航空公路建设奖券、百货商场开业、交通银行揽储、美国牙粉和香烟广告。同日第1张第3版头条即为广告，国内外新闻约占版面35％，余均为广告，全版5则广告为雪花膏（1则）药品（2则）香烟（2则）。总观这两天4个版的内容，有3点值得注意：1、除1个版全是广告外，其余3个版均是广告为主，分别与本埠纪事、春草周刊、国内外新闻合组编成一版。2、由于“五四”运动和“五·卅”惨案的影响，安徽报业曾普遍拒登日本、英国的商业广告，所以这两天报纸中不见日本、英国的商业广告。此时，美国的牙粉、香烟广告乘机而入。3、广告设计着意创新。如“双妹牌雪花膏”广告中有全身高达14厘米的美女像，“上海航空公路奖券”广告中有大型螺旋桨式客机图画，牙粉、咳嗽药的广告，有老人向他人介绍的图画。还有借用成语故事如秦商鞅变法时“重金徙木”，制成图画配文以宣传推销香烟的。最为突出的是《徽声日报》采用悬念式广告，民国23年12月19日二版中央开了个“天窗”，排上“请注意20日本报”几个字，以引起阅读者的好奇心。第二日报纸，在同版同位置见报的是“紫阳书局”的业务广告，真可谓别出心裁。这一时期商品广告篇幅趋大走势也较明显。 抗日战争胜利后，报纸广告涉及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为广泛，却很少有生产、建设方面的广告，由于抗日战争造成的家庭、财产、官民等的纠纷增多，诉讼争执频繁，以致律师成为时兴职业。以芜湖《幸福报晚刊》（4开4版）民国36年2月1日报纸为例。这天报纸一至四版共刊广告51则。（一版2则，二版13则，三版27则，4版1则，另外1～4版和2～3版中缝8则），共占当天报纸总版面的46％，其中遗失、结婚、水厂涨价、粮业公会和个人等启事7则，文化教育包括报纸电影、书店、出版社及学校招生广告15则。饮食服务（酒店、茶社、浴室、照像）9则，医生药品9则，钱庄布店10则，律师姓名住址虽是1则，却一次开列了26人的姓名住址。这天报纸广告至少反映了芜湖市当时作为一个商业消费性城市的繁盛时尚，浴室、酒店、茶社和电影、照像等行业广告占当天报纸广告20％，足见消费场所之多，吃穿玩乐之便利。其次，一次律师介绍即多达26人；料想当时芜湖民间诉讼、纠纷之多，各种权益关系之错综复杂。 〔建国以后的报纸广告〕 民国38年，安徽各地先后解放，原有报纸停办。新办的报纸上，除机关团体公告，个人遗失声明等之外，仅有轮船船期公告，和文化娱乐广告，商业广告较为少见，《皖南日报》为便利各地刊登广告，在1950年2月15日刊出启事：“委托皖南区各邮局及本报各地推销处暨办事处代收广告。”这个时期广告大多排在报纸的最后一版的下部。报纸中缝多刊登物价行情表及折实单位计算价格。其余版面基本上未曾见有广告。随着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行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报纸本身也实行了事业管理，花钱靠财政，发行靠邮局、订报靠单位公款。报社内部取消了经营广告、发行的工作部门，经济广告自然地从报纸上消失了。少量的公益事业启事，影剧广告，和物资计划配售安排，有的被作为“消息”予以报道，有的免费刊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政府公告和通知，其他广告全被从报纸上涤荡干净。遇有所谓的“革命样板戏”和“革命的”电影演出，临时以消息的形式报道，报社必须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条战线上纷纷拨乱反正。报纸也逐渐恢复了广告。80年代初期，首先是电影、戏剧的演艺广告纷纷在报纸上重新露面，继而有少量的国营企业部门广告。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报社内部的经营部门重新设置，并配备精兵良将，逐步将经营管理与编报放在同等位置，实行“两个轮子”一起转的方针，报纸的广告遂迅速地得到长足的发展，广告的经营制作也相应地日益精致、新颖。 中共芜湖市委机关报广告发展简况表  原曾有规定广告不得超过报纸总版面的八分之一，即12．5％，从芜湖报来看，1984年前尚能贯彻执行，1984年7月改为日报后，广告数量增多，特别是芜湖港口、开发区、城市三3项获得国家级对外轮开放港口、经济开发区和沿江开放城市之后，工商企业、产品、特别是房地产开发等广告，篇幅越来越大，频率也越来越高，不得超过八分之一的规定被打破之外，报纸有时还不得不为某些企业开业、庆典或开工等繁多名目增出广告专版专页。这在全省其他城市也大致仿佛。只有某些地区以农村读者为主的报纸广告增长速度较低。 广告制作技术创意均有所发展，套色、图画、照片、艺术体字等均应用于广告。公益广告也偶有出现，私人祝贺、启事，甚至讣告等也打破禁区见诸报端（原规定讣告见报必须是县级以上并经组织部门核定）。各项遗失启事数量仍多。各地报社广告部门互相代办广告业务也较普遍。一些现代化的设施（如汽车、通讯、电脑设计等），更增加了各报广告业务的高效率运作，从而更好地为报社赢得了声誉和财源。 |
